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阐发和现代转换

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阐发和现代转换

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阐发和现代转换
　　
　　魏义霞
　　
　　（黑龙江大学 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摘要：康有为认定孟子得孔子大道，并且光大了孔子学说，具体表现为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发，弘扬仁和不忍人之心，提倡民主政治，传承大同之教等等。按照他的说法，孟子思想原本就是孔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使《孟子》成为领悟孔子之道的入门书和必经之路。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阐发与其孔教观一脉相承，是以孔子的名义进行的，实质上则是对孟子思想的现代转换。
　　
　　关键词：康有为；孟子；孔学嫡传；思想阐发和现代转换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 723Xl 2012）10 - 0097 - 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规划项目(IOBZX039)
　　
　　作者简介：魏义霞（1965 -），女，黑龙江鹤康人，黑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近代哲学
　　
　　与文化，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
　　
　　在康有为的思想中，孟子的地位与其对孔子之学的传承内容有关，对孔子大道的传承不仅决定了孟子在孔学中的地位，而且匡定了孟子思想的主体内容。因此，早在强调孟子得孑L子大道之本、系孔门嫡传之时，康有为就在追溯孟子学术谱系的过程中道出了孟子传承的内容。在稍晚出现的《孟子微》中，康有为从不同方面反复阐释了孟子思想的内容，道出了孟子对孔子之学的具体传承。按照康有为的说法，正是这些内容使《孟子》一书远胜于“中国之百亿万群书”，故而才作《孟子微》专门对孟子的思想予以阐释。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强调孟子思想“非孟子之所创”，只是从有子、子游和子思等人那里传承了孔子的思想而已。不可否认的是，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阐发与其孔教观一脉相承，是以孔子的名义进行的，实质上则是对孟子思想的现代转换。
　　
　　一、《春秋》之微言大义
　　
　　康有为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彼此之间的地位却并不相同，《春秋》是六经的金钥匙。与强调《春秋》对于孔子的至关重要相一致，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解释围绕着传承《春秋》的微言大义而展开。正如传《春秋》奠定了孟子在孔子后学中的崇高地位一样，传《春秋》微言大义是孟子思想的主要内容。按照他的说法，《春秋》之所以尊贵，原因在于：作为孔子晚年的成熟之作，《春秋》不是历史陈迹的记载而是无所不备的孔学大道。孟子的价值和贡献在于：最能体悟孔子作《春秋》的良苦用心，深谙《春秋》的微言大义，对《春秋》的理解深中肯綮。不仅如此，孟子在孔学中的尊贵地位取决于传承并且发挥了孔子的微言大义．集中表现为以今文经的方式对《春秋》予以传承和发微。
　　
　　举中国之百亿万群书，莫如《孟子》矣。传孔子《春秋》之奥说，明太平大同之微言，发平等同民之公理，著隶天独立之伟义，以拯普天生民于卑下钳制之中，莫如孟子矣！
　　
　　在这个视界中，孟子传承了孔子的《诗》、《书》、《春秋》等多部经典，并且以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为主。传承《春秋》不仅决定了孟子在孔学中至关重要的地位，而且注定了孟子思想的中心和主旨。孟子对孔子思想的传扬以《春秋》为主，抓住了孔子思想的精髓，同时以《春秋公羊传》为经典，通过今文经的方式发挥孔子的微言大义。这决定了孟子的思想最接近孔子，《孟子》也成为学习《春秋》以及孔子之道的入门书。正因为如此，早在《孟子微》之前的《桂学答问》中，他便多次指出：“天下之所宗师者，孔子也。义理、制度皆出于孔子，故经者学孔子而已。孔子去今三千年，其学何在？……由孟子而学孔子，其时至近，其传授至不远，其道至正，宜不歧误也。孟子于孔子无不学矣。”“学《春秋》当从何人？有左氏者，有公羊、毂梁者，有以‘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者，果谁氏之从也？日：上折之于孟子，下折之于董子可乎！”事情至此并没有结束。在专门阐释《春秋》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中，康有为不仅重申了孟子得孔子大道之本，而且指出“善言孔子者，莫如孟子”。对此，他解释说：“然则求孔子之道者，于六艺其可乎？子思日：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如四时之错行，日月之代明。孟子者，得子思升平之传；故善言孔子者，莫如孟子……然孟子者，去孔子不远，得《春秋》之传，应比后儒可信也。”至此可见，如果说孔子的思想都浓缩在《春秋》中的话，那么，孟子对孔子思想的传承则是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发。阐发《春秋》表明了孟子的思想皆由孔子而来，同时奠定了孟子在孔学中的重要地位。
　　
　　二、天、性、心三位一体
　　
　　康有为认为，孔子之道本天，孔子所讲的人道皆因循人性，孟子则侧重从天、性、心的角度来诠释、发扬孔子之道，致使天、性、心三位一体，相互印证：第一，从天的角度看，孔子的思想源于天，即“孔子之道本天，以元统天。”“孔子之制度必本于天。”《易》和《春秋》之所以重要和高深，就是因为两书探究天人之精微，孟子传《春秋》便传承了孔子的天人之学。“然《诗》、《书》、《礼》皆为拨乱世而作，若天人之精微，则在《易》与《春秋》。孔子之道，本末精粗，无乎不在；若求晚年定论，则以《易》、《春秋》为至也。其后学，荀子传《诗》、《书》、《礼》，孟子传《春秋》，庄子传《易》，其浅深即由此而分焉。”在阐发孔子天人之学方面，孟子的贡献是：“著隶天独立之伟义，以拯普天生民于卑下钳制之中，莫如孟子矣！探冥冥之本原于天生之性，许其为善而超擢之；著灵明之魂于万物皆备之身，信其诚有而自乐之；秩天爵于人人自有而贵显之，以普救生人神明之昏浊污蔽之中。”第二，从性的角度看，人性是孔子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言孔子教之始于人道，孔子道之出于人性，而人性之本于天生，以明孔教之原于天，而宜于人也。”孟子的思想从子思而来，沿袭了《中庸》从人性的角度发扬孔子之道的致思方向。 (范文先生网　fanwen.weiyujianbao.cn) 具体地说，孟子宣称不忍人之心是人与生俱来的善性，使性与天一脉相承。这一点非常重要，由此推出了民主思想。在此基础上，孟子对性的看法贡献尤其重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性善中引申出扩充、修养等道德实践功夫——“孟子言养，言扩充，皆自性命推出”；一是在对性善的彰显中找到了救世之方，从仁政到教化皆由仁而来：“盖孟子之道，不在防守礼法之严，而在扩充善性之本，其道已极直捷，人人固有，人人可学，人人能逮。”。“性善者，孟子得救世之言。”第三，从心的角度看，《春秋》“上本天心”，孟子则由天心讲到人心，并且注重心的作用。
　　
　　经过康有为的诠释，天、性、心的三位一体既成为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挥，又是孟子对于孔学的独特贡献。进而言之，就天、性、心三者比较来说，康有为尤其突出孟子对心的彰显，肯定孟子之学从根本上说就是心学：“孟子提倡良心、良知、良能。”《孟子》书中的《告子篇》直指本心，是专门的心学经典：“全部《告子》直指本心。”在他看来，作为心学的一个方面，孟子关注养心，其学说可谓是一种“养神之学”。与确认孟子注重养神、养心密切相关，康有为指出孟子重视“知言养气”，“知言养气”与孟子所讲的“万物皆备于我”一样既与修身养性相关，又是心学的功失。于是，他反复断言：“孟子独得功夫，在知言养气。”“确乎不拔，独立不惧，遁世无闷，不动也。孟子亦有此学。”
　　
　　在肯定孟子学说以心学为主的基础上，康有为进一步指出，孟子心学出身正统，在孔门的传承谱系中上而承接孔子，下而传续陆王，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对于这一点，他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说明和论证：“孟子之学，心学也。宋儒陆象山与明儒王阳明之学，皆出自孟子。”正是对心的侧重使孟子在宋明理学中大行其道；或者说，重视心使孟子成为陆王心学最直接的理论来源，也成为孟子和宋明理学尤其是陆九渊、王守仁哲学的共同特征。在阐发孟子心学的过程中，康有为不仅将之与中国本土的陆王心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相对接，而且与西方传人的心理学相提并论。他在《日本书目志》中指出，日本的心理学者中江原、伊藤维桢等人的思想源自王守仁，他们所讲的心理学却是纯然西方的，这是一种怪现象。其实，中国本土心理学昌盛，《孟子》书中的“养心”就是心理学，孟子的养心之学被包括陆九渊、王守仁在内的宋明理学家发扬光大。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和日本学者的错误在于不懂得中国的心学其实就是心理学，造成这一错误的重要原因就是不理解——至少是忽视了孟子的心学思想。
　　
　　三、仁和不忍人之心
　　
　　康有为认为尽管孔子的思想无所不包，却以仁为主，孟子的思想便是对孔子之仁的发挥。与此相联系，从追溯孟子思想的学术谱系开始，他一直突出孟子对仁的阐发，认定孟子的思想与孔子一样以仁为宗旨，不仅对仁的阐释最通达、简洁，而且所有主张都围绕着仁而展开——“其道一于仁而已”。于是，康有为再三断言：
　　
　　一者仁也，无论乱世平世，只归于仁而已。此孟子第一义。孟子之道，本末分明，如大树之有根本枝叶，此其根本也。得此根本，余枝叶皆可推寻矣，学者宜留意焉。
　　
　　而孟子讲仁义最精。
　　
　　孟子谓：人者，仁也。此解最直接通达。
　　
　　康有为强调，孟子对仁的阐释浅深远近、本末精粗无所不备，“深造自得于孔子仁之至理”。孟子对孔子之仁的阐发简洁明快，具体表现是将仁诠释为“不忍人之心”；《春秋》本仁，“上本天心”，孟子则用人的不忍人之心诠释孔子所讲的仁，不仅彰显了心的作用，而且用心将仁与天联系起来，用人之性、心贯通天道与人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止一次地指出：“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之……为万化之海，为一切根，为一切源。一核而成参天之树，一滴而成大海之水。人道之仁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于太平大同，皆从此出。孟子直指出圣人用心，为儒家治教之本，霹雳震雷，大声抉发。”“孟子传子思之道，故直指日：仁者人也。以人行仁，人人有相爱之心，人人有相为之事，推之人人皆同，故谓合人与仁即为道也。”康有为认为，孔子尚仁，不仅在治国路线上贵德而贱刑，而且将仁推广到政治、经济、伦理和教化等各个领域，即“封建、学校、井田，皆孔子制，皆由‘仁’字推出”。孔子内在于仁的这套思想被孟子发扬光大：在政治上，“民贵君轻，乃孔子升平之说耳”；在经济上，注重封建井田之制；在人性上，弘扬孝悌之道；在教化上，依凭发端于不忍人之心的仁政。这表明，仁是孟子思想的本质，仁政是仁的延续；孝悌、井田是仁在交往和经济方面的具体表现，也是仁的题中应有之义。
　　
　　康有为十分重视孟子所讲的仁和不忍人之心，肯定其在孟子思想中的重要作用。他将孟子的仁学思想概括为“论治法，则本于不忍之仁，推心于亲亲、仁民、爱物，法乎尧舜之平世”。孟子对仁的解释不仅捍卫了孔教宗旨，而且由于不忍人之心的加入而使仁在政教等各方面得以贯彻。
　　
　　四、民主思想
　　
　　在康有为看来，孟子直接传承了孔子的民主思想，并且发扬光大，于是成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民主思想家。在他对孟子民主思想的解读中，可以发现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明，更可以体悟孟子的民本思想与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息息相通。在《日本书目志》中，他将西方的政治学与孔子之学——六经联系起来，在强调西方的政治学不出孔子范围，孔子所作的六经可以与西方的政治学相媲美的同时，指出西方政治学的核心理念与孟子的思想别无二致——从“教民、养民、保民、通民气”到“同民乐”与孟子所讲的“与民同欲，乐民乐，忧民忧，保民而王”说的都是一个意思：“政治之学最美者，莫如吾六经也。尝考泰西所以强者，皆暗合吾经义者也。泰西自强之本，在教民、养民、保民、通民气、同民乐，此《春秋》重人、《孟子》所谓‘与民同欲，乐民乐，忧民忧，保民而王’也。”
　　
　　进而言之，康有为将孟子的民主思想具体解释为以仁为本、养民保民，无论是孟子提倡的孝悌之道还是井田制都是仁政的具体内容，表现在政治上都是“与民同之”，这与西方的议院、选举制度完全相同。基于这种理解，康有为得出了如下结论：“孟子言治天下，皆由与民同之。此真孟子非常异议，全与西人议院民主之制同。”“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盖国之为国，聚民而成之，天生民而利乐之。民聚则谋公共安全之事，故一切礼乐政法皆以为民也。但民事众多，不能人人自为公共之事，必公举人任之。所谓君者，代众民任此公共保全安乐之事。为众民之所公举，即为众民之所公用。民者如店肆之东人，君者乃聘雇之司理人耳。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故民贵而君贱易明也。众民所归，乃举为民主，如美、法之总统。然总统得任群官，群官得任庶僚，所谓得乎丘民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也。今法、美、瑞士及南美各国皆行之，近于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也。孟子已早发明之。”
　　
　　与此同时，康有为指出，孟子具有革命思想，孟子的革命思想与孔子是一脉相承的：“孔子立君臣之义，而《革》卦又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非常大义。孟子传孔子之学，故论每如此。”民主与革命密切相关，孔子基于民意立君臣之义，旨在表明一切制度、法令和举措都应该以民意为本，这正如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一样；深谙孔子微言大义的孟子自然能够领会孔子思想的“非常大义”，并且加以阐释和发挥。于是，革命思想便成为孟子民主思想的一部分。
　　
　　五、大同之教
　　
　　康有为认为，孔子的思想无所不包，既有由据乱世至升平世的小康之教，也有通往太平世的大同之教。大同之教以仁为主，孟子从有子、子游那里传承了孔子的大同之教。对此，他强调：“孟子多言仁，少言礼，大同也。苟子多言礼，少言仁，小康也。”康有为强调，孔子的思想以救世为初衷，根据具体情况随时变通，故而远近大小精粗无所不包，三世皆在其中。孔子的后学却各自偏于一隅，孔子的亲授弟子就已经分裂为两派，有子、子游传统大同之教，曾子则传小康之教。作为战国孔门“二伯”的孟子、苟子则分别成为这两派的代表。对于康有为认定孟子传孔子的大同之教，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介绍说：“则大同教派之大师，庄子、孟子也。小康教派之大师，苟子也。”陆乃翔、陆敦骥的介绍也提供了证明：“孟子称尧、舜以民为贵，君为轻，又听国人之公议，一切与民同之，乃大同天下为公之法。先秦、西汉之儒，皆传荀子之学。荀子大攻子思、孟子者，故孟子之学不著，于是大同之道不明矣。”这个说法不仅证明了孟子作为大同派是孔学嫡传，而且在大同与小康之教的对立中佐证了孟子对于孔子之学的重要作用。由此便不难理解康有为极力推崇孟子，屡次盛赞孟子是孔门之龙树、保罗和捍卫师说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了。
　　
　　康有为进而指出，小康之教是专制主义，大同之教是平等主义；孟子传承了孔子的太平、大同之教，自由、平等便成为孟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他解释并论证说：“孟子探原于天，尊其魂而贱其魄，以人性之灵明皆善，此出于天生，而非禀于父母者。厚待于人，舍其恶而称其善，以人性之质点可为善，则可谓性为善，推之青云之上，而人不可甘隳于尘土也。盖天之生物，人为最贵，有物有则，天赋定理，人人得之，人人皆可平等自立。”作为孔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孟子思想以仁为主，侧重民主政治。这些都与自主、平等密不可分。仁最基本的内容是自主、平等，自主、平等是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在这些内容中，康有为特别强调孟子的所有思想都接续了孔子《春秋》大一统的衣钵，传承了大同学说。因为大同社会是“所愿皆获”的极乐世界，是全球共享自由、平等的乐园，也是自主、平等的实现。至此可见，如果说仁是孟子思想的主旨的话，那么，这一主旨则决定了自主、平等、大同是其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六、对孟子思想的现代转换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以孔释孟的典型，他对孟子的身份定位和思想阐释皆受制于对孔子的推崇和对孔子思想内涵的界定。这一立场决定了康有为基本上是在孔学范畴内理解和阐释孟子思想的，正如他依据自己的孔教观对其他先秦诸子予以不同的学术归属和褒贬一样。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康有为推崇孟子的过程也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孟子的思想予以重新发掘和诠释的过程，这使孟子具有了显著的近代特征和不同以往的崭新内容。在始终强调孟子是孔学嫡传的前提下，康有为关注孟子与其他思想的相通性和兼容性，这主要表现为孟子与墨子、庄子、佛学以及西方思想的圆融、相通。康有为十分重视孟子思想的开放性，尤其突出孟子与佛教思想的相通。其实，与佛教相通并非孟子思想的独特性，康有为视界中的孔子以及儒家思想大都如此。所不同的是，孟子的思想直指本心，与佛教的禅宗更近：“孟子用六祖之法，直指本心，即心是佛也。”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孟子长于心学的认识，康有为在指出孟子与宋明理学密切相关的同时强调孟子与佛教——特别是与即心即佛的禅宗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甚至断定孟子得以在宋明理学中盛行是由于佛教的原因——孟子所讲的心、性善说与佛教所讲的佛和佛性别无二致。于是，他反复宣称：“宋学皆兼禅学，即本于孟子之心学。”“孟子性善之说，所以大行于宋儒者，皆由佛氏之故。盖宋儒佛学大行，专言即心即佛，与孟子性善暗合。”康有为强调孟子与佛学相关，宋明理学人佛与孟子不无关系。就孟子的性善说与佛教所讲的佛性密切相关而言，孟子对宋明理学的影响是全面的。
　　
　　与此同时，康有为将孟子置于全球多元文化的语境中，在将孟子喻为孔门龙树、保罗的同时，比喻为传扬老师苏格拉底学说的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
　　
　　及索格底出，则为道德之宗。其弟子伯拉多，再传亚利士滔图，皆守其说。而亚利士滔图兼及物理学，而攻诡辩之教，怀疑之教，与孟子略同矣。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相去甚远。康有为一再从道德之宗的角度指出孔子与苏格拉底相似，对作为孔子后学的孟子则一会儿比喻为柏拉图，一会儿比喻为亚里士多德。在此，康有为将孟子与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联系起来，旨在突出孟子是“孔子后学之大宗”。其实，无论比喻为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是从力辟他学，捍卫而坚守师说的角度立论的，这证明了孟子力辟异端的巨大作用，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孟子的思想与西方思想相通。
　　
　　强调孟子与非儒思想的相通性也就肯定了孟子思想的开放性，这是孟子面对全球化走向世界的前提，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孟子与西方思想的相通、相合。在这方面，康有为明确指出，孟子的心学就是西方的心理学，孟子的与民同乐就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议会制等等便是明证。进而言之，在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阐释中，无论是理论的视界融合还是自由、平等、民主理念的注入都预示了孟子思想的现代转换。
　　
　　综上所述，康有为对孟子予以诠释的过程是对孟子思想进行深入挖掘和重新解释的过程，也是赋予其全新内容的过程。因此，在肯定孟子思想出自孔子的同时，他对孟子思想的阐发并不囿于孔子、儒家或中国本土文化，而是以发挥微言大义为主，融合了多种思想要素，如自由、平等和大同学说、心学和民主思想等等。可以看到，康有为视界中的孟子无论形象还是思想都与以往具有明显差异，这些也可以理解为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创新。这推动了孟子以及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是孟子走向近代、面向世界的最初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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