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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语言交际格局的动态研究
双语家庭是双语社会相对稳定的最小运作单位。在这个“最小单位”中，包含了社会双语运作的一般模式和基本规律，所以，家庭双语的研究对社会双语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我国双语双方言的研究起步较晚，始自20世纪80年代末，其代表性的成果有陈恩泉《双语双方言》系列论文集、李如龙《福建双方言研究》等成果。这些研究主要偏重于社会双语的接触与渗透、双语政策及地区双语现象的静态描写。90年代，陈章太先生发表《四代同堂的语言生活》(1990)，祝畹瑾先生发表《家庭谈话语码转换剖析》(1997)，将双语的研究深入到我国的汉语家庭。在家庭共时双语生活的平面上开始涉及双语交际语码的结构形式、双语语码转换等动态的研究。
汉语家庭语言交际目前尚缺少历时的动态研究。横向的观察，家庭语言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纵向的观察，家庭语言的格局并不是一个定式，个别家庭成员的变动往往会引起家庭语言交际格局的改变。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本人分别对两个家庭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追踪调查研究。我将两个家庭的语言生活面貌分别按不同时段切割成若干个相对静止的断面，以便对每个断面作静态的观察与分析，再将不同的断面按时间的顺序一个个连接起来以分别显示这两个家庭语言生活历时的变化轨迹。两个家庭所反映的共同轨迹与规律即是本文的结论。
为方便起见，“双言”“双方言”本文一律统称作“双语”；“语言”一词在不同的地方分别指“言语”或“语言”两个概念。所谓的“第一语言”“第二语言”，实为汉语范畴内的普通话或不同方言，“语种”一词实指不同方言。个人语言习得依排列顺序的先后，标志其熟练程度。调查材料以“时段”标志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每一个阶段。
一 两个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追踪调查
家庭甲（追踪时间：1979年—1999年）
家庭甲先后有5位家庭成员，他们分别是男主人（干部）、女主人（教师）、父亲（商人）、岳母（无职业）、女儿（小学生），在20年的时间里，该家庭语言格局发展变化的情况如下：
第一时段（1979年—1981年）
因为操不同方言的女主人的加入，家庭语言由单语（粤语）变为双语（上海话、粤语）。
男主人自幼生活于广东老家番禺农村，说粤语。小学四年级时，因母亲病故，随在上海工作的父亲读书，在学校习得第二语言上海话和第三语言普通话。起初，父子间的家庭常用语多为粤语，偶尔兼用上海话；数年后，粤语与上海话在父子间任意操用，分不出彼此。有时在同一段对话中，父子俩的语码会经历数次转换，彼此没有自觉的意识。1979年，以上海话为母语的女主人嫁入该家庭，上海话、粤语操用成员的比例为3:2，上海话立即成为这一家庭的第一语言，通行于一家三口，粤语只通行于父子之间。1981年，女儿出生，只会说上海话的岳母加入这一家庭，上海话、粤语操用成员的比例为4:2，强化了上海话在这一家庭双语中的地位。
第二时段（1982年—1986年）
会说粤语的父亲病故，家庭由双语（上海话、粤语）变为单语（上海话）。
1982年底，说粤语的父亲病故，男主人的粤语失去交际对象，于是粤语立即退出家庭双语圈，家庭由双语变为单语，成了上海话的一统天下。数年后，女儿在这一环境中习得上海话。
第三时段（1986年—1991年）
全家移居北京，因为大环境的影响，普通话正式进入该家庭，家庭语言由单语（上海话）变为双语（上海话、普通话）。
1986年下半年，男主人调北京工作，举家北迁，女儿入北京某幼儿园。一年后，女儿习得一口普通话，此后，普通话逐渐进入家庭双语圈。这时家庭双语的第一语言仍是上海话。1991年，岳母去世，上海话在家庭双语圈中的势力减弱。四年的北京生活，作为中学教师的女主人因职业的关系，普通话水平明显提高。又因外部语言大环境的影响，普通话上升为家庭第一语言，上海话下降为家庭第二语言。
第四时段（1992年—1999年）
全家移居广州，数年后，粤语在该家庭复活，家庭由双语（上海话、普通话）变为三语（上海话、普通话、粤语）。
1992年，女主人以中学特级教师的身份调入广州某中学任教，一年后，举家迁入广州，女儿入母亲任教的中学读书。三年后，女儿在学校习得一口广州话，从此，粤语在该家庭双语圈中复活。这时家庭双语地位的排列是：一、上海话，二、普通话，三、粤语。因失去普通话的外部大环境，普通话降为上海话之次。粤语只通行于父女之间。在此后数年的广州生活里，家庭成员没有变动，外部语言环境没有变动，家庭语言格局亦保持相对的稳定。
家庭甲语言格局变动小结：
20余年中，该家庭随家庭成员、外部语言大环境的变动，语言格局先后发生了四次变化，大体情况是：
附图
家庭乙（追踪时间：1978年—1998年）
家庭乙先后拥有5位家庭成员，他们是男主人（教师）、女主人（干部）、母亲（无职业）、岳母（无职业）、孩子（小学生）。20年中，该家庭语言格局发展变化的情况如下：
第一时段（1978年以前）
该家庭起初由农村迁入城市，数年中一直使用江淮官话（单语）（以下简称“官话”）。
早期，这个家庭的前辈世居于封闭的江淮农村，数十年中，一个大家庭变为几个小家庭，人口发生数次变动，但语言始终如一，沿用江淮官话。60年代后期，男主人与母亲迁入江南某城市。尽管外界语言环境发生了变化，因母亲不会说其他方言，十余年间，家庭内只通行江淮官话。母亲在情感上仍对其他方言持排斥态度。
第二时段（1978年—1979年）
因女主人的加入，家庭打破单语（官话）格局，变为双语（普通话、官话）。一年后母亲回乡下，家庭恢复为单语，但却由普通话代替了官话。
1978年，女主人嫁入该家庭，她不会江淮官话，只能说上海话和普通话，故将普通话引入家庭双语交际圈。男主人与母亲交际仍用江淮官话。女主人与母亲交际分别用普通话和江淮官话。因交际需要，婆媳间逐渐能听识一些对方的语言。三人在一起交际时，男女主人用普通话，母亲用江淮官话，偶有不懂的词语，男主人作翻译。这一阶段，除女主人之外，无人会说上海话，故上海话并未进人家庭交际圈；母亲在语言情感上有所改变，从对普通话的排斥转为逐渐认同。1979年，母亲回老家，江淮官话立即退出家庭交际圈，只通行普通话。
第三时段（1979年—1984年）
操上海话的岳母加入，家庭立即由单语（普通话）变为双语（上海话、普通话）。
1979年孩子出生，只会上海话的岳母来到该家庭，随即将上海话引入家庭交际圈。母女间交际完全用上海话。岳母对男主人交际亦纯用上海话，起初男主人很不习惯，因交际需要，迫使男主人学听上海话。一家人在一起交际时，普通话、上海话交叉使用，各说各的，偶有不懂的词语，女主人作翻译。此后，男主人逐渐能听一些上海话，岳母亦能听一些普通话。这时，上海话在该家庭双语圈中占绝对优势，5岁的孩子在这一语言环境中习得上海话与普通话。
第四时段（1985年—1986年）
岳母离开该家庭，家庭语言立即由双语（上海话、普通话）恢复为单
语（普通话）。
1985年，岳母离开该家庭，上海话立即退出家庭交际圈，家庭常用语恢复为普通话。
第五时段（1987年—1990年）
操不同方言的母亲、岳母同时进入该家庭，家庭语言马上由单语（普通话）变成三语（普通话、官话、上海话）。后随着岳母的去世，上海话再度退出该家庭。
1987年，母亲、岳母先后来到该家庭，江淮官话、上海话分别复活于该家庭双语圈。母亲仍是一口江淮官话，岳母仍是一口上海话，两位老人在一起单独交际时有一定困难，各说各的，只能彼此边说边听边猜，语言误会是常有的事。1988年年底岳母去世，上海话第二次退出家庭双语交际圈。
第六时段（1991年—1994年）
因男主人外出，家庭双语除普通话外、官话由双向使用改为单向使用。
官话先前在男主人与母亲间双向使用，1989年，男主人赴广州进修，母亲的江淮官话失去双向交际对象，孩子与女主人均说普通话，母亲仍说江淮官话，彼此只能单向使用（各说各的）。因长期生活在一起，彼此对对方语言的辨识能力均有明显的提高，交际基本无碍。
第七时段（1994年—1998年）
家庭人口稳定，家庭双语相对稳定（普通话、间或使用的上海话）。
1994年年底，男主人迁调广东珠江三角洲某市工作，次年，女主人与孩子迁入该市，母亲回老家，江淮官话退出家庭交际圈。此后，孩子习得粤语，男主人亦稍稍学得一些粤语，但粤语却并未进入家庭双语圈。家庭成员稳定，语言格局相对稳定。
家庭乙语言格局变动小结：
20多年中，该家庭的语言格局先后经历了七次变动：
附图
二 促使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原因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引起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家庭内部原因 家庭内部原因主要是家庭人员的变动，尤其操不同语言的家庭成员的更替是引起家庭双语格局变动的直接原因。如家庭甲之一时段、家庭乙之二时段，均因操另一母语的女主人的嫁入而立即引起家庭语言格局的变化。又如家庭乙之四、五时段，操上海话的岳母先后两度离开该家庭，上海话亦随之两度退出家庭交际圈，几乎是立竿见影。这一道理不难理解，从平面的角度观察，特定时段内的家庭语言交际圈是一个有机、完整的结构体，家庭的每一个言语成员均是这一结构体中密不可分的组合部件，他（她）要与这一交际圈中的每一个成员建立相对固定的言语交际关系，家庭成员之间构成了一个平面的言语交际网络。在双语或多语家庭中，这一相对固定的网络（即“语言格局”）一旦形成，整个家庭的语言生活就要按一种相对固定的模式运转。变动这一“结构体”中的某些成员就往往要牵动整个“结构体”，如果影响到这“结构体”的组合，自然要引起家庭交际“网络”的重组。这一规律在两个家庭语言格局的数次变动中都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二）家庭外部原因 外部原因主要指家庭外部的语言大环境，这是引起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副导因素，外部原因能否引起家庭语言格局的变动要看两个方面：一、家庭内部有无产生变动的内应机制，简单地说就是有无变动的条件。如果家庭内部不存在变动的内应机制，外部原因就无法起作用。如家庭乙之一时段：母子两人组成的家庭已由农村迁到城市，外部语言大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没有文化的母亲只懂江淮官话，且江淮官话完全能满足家庭内母子间的交际需要，故外部因素在这一时段里就无法对该家庭的语言格局产生影响。与此相反的是家庭甲之三时段，在原先的家庭双语圈中就并用上海话与普通话，不过上海话为第一语言，普通话为第二语言。迁居北京后，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所有家庭成员应用普通话的机率大大增加，又因女主人教师的职业的需要，她的普通话水平有了较明显的提高，女儿亦习得一口普通话。外部的整个大语言环境对家庭语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普通话上升为该家庭第一语言，上海话退守为第二语言。两种语言原先就在这一家庭中并用，这是此一时段中外部原因能够发生作用的“内应机制”。二、外部因素影响力的大小也是外部原因能否引起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条件。在“内应机制”具备的前提下，如果外部的副导因素的影响力小，也不能引起家庭语言格局的变动。如家庭乙之七时段：一家人虽都生活在粤语区的大环境中，男主人与孩子均有一定的粤语习得，但是居住环境与工作环境均在大学校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之间通行各种风格的普通话，小环境中粤语的直接影响力也就相对弱得多，所以，粤语至今未进入该家庭的双语圈。在相同的内应条件下，家庭甲之三时段的情况恰恰相反，在北京，普通话不但通过家庭成员的职业、学业对该家庭产生影响，居住区的语言环境、市面语言环境无处不对该家庭产生影响，引起该家庭语言格局的变动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三 几点启示
两个家庭语言交际调查的事实给我们三点启示：一、历时的观察，家庭语言格局往往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促成家庭语言格局变化的主导因素是操不同语言的家庭成员的变动，其副导因素是外部语言大环境的影响。二、家庭双语一般都发生在语言观念不保守或不太保守、家庭成员具备相应的双语能力的家庭中，一般以城市家庭为多。上例两个家庭由单语发展到双语均是由农村迁入城市后发生的变化。三、家庭也是一个语言的小社会，所以双语行为绝不是个人行为，个人的双语习得若不能进入社会双语圈，只能属于个人的双语能力而不会产生双语现象。如家庭甲，男主人具备娴熟的粤语与上海话两种语言习得，在二时段中，操粤语的父亲去世，男主人亦在家庭内失去了粤语交际圈。
［收稿日期］2002-03-23
【参考文献】
[1] 陈章太.四代同堂的语言生活[J].语文建设，1990,(3).
[2] 李如龙.福建双方言研究[M].汉学出版社，1995.
[3] 徐大明等.当代社会语言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 祝畹瑾.王润经.家庭谈话语码转换剖析[J].语言文字应用，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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