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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记忆理论和研究述评

时间：2023-02-27 09:35:30 社会学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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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记忆理论和研究述评

——自哈布瓦奇以来

社会记忆理论和研究述评

摘要：本文以社会记忆理论和相关研究为主要关注点，分析了社会记忆理论争论的基本问题和社会记忆的过程。本文指出，尽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和公众开始对集体和社会记忆予以很大关注，但是社会记忆研究仍然是一个缺乏固定范式的、没有中心的、跨学科的领域。大量的社会记忆研究和社会理论中对社会记忆关注的缺乏构成了鲜明对比，社会记忆在社会学的主流话语中似乎没有留下太明显的痕迹。尽管知识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做了一些工作，但社会记忆基本上是一个被解释变量，而没有成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中的基本概念。一些好的个案研究所探讨的实践逻辑问题没有能够真正进入主流社会学的视野，社会记忆自身没有体系化的记忆。对社会记忆相关研究和理论的回顾表明，社会记忆不是知识社会学一个狭窄的分支，它是社会学这个整体的强有力的组成部分，为社会学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传统和视角。

关键词：社会记忆，认同，集体记忆

迄今为止，社会记忆研究仍然是一个缺乏固定范式的、没有中心的、跨学科的领域。大量的社会记忆研究和社会理论中对社会记忆关注的缺乏构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各学科都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记忆自身没有体系化的记忆。本文试图通过对社会记忆相关研究和理论的回顾，把社会记忆看成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传统，并为未来的社会记忆研究提供一个基础。

一、社会记忆研究的兴起

关于记忆的社会视角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凸显出来。巴特莱特（Bartlett，1932）分析了个人记忆的群体动力，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1940）提出了“结构性健忘症”（structural　amnesia）的概念，简（Jane，1927）注意到了时间概念和记忆的进化的关系，维高斯基（Vygotsky，1929）指出记忆的叙事形式整体地受到文化影响［1］。

但在社会学的领域中，经典作家们对社会记忆涉及甚少，涂尔干只在纪念仪式的简短讨论中直接强调了记忆，认为它只是原初社会的一个特点。而马克思强调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自主性和无意识性，有意识的对过去的关注被当成是此前社会的非理性的遗留物。齐美尔把记忆看成是缺失的证据，但未发展其理论。韦伯关注传统的合法性，也对记忆关注太少［2］。后来库利（Coolly，CH.，1918）和米德（Mead，GH.，1959，1932）对记忆的社会情境的进行了理论化，但却超出了社会学的旨趣。总之，学者要么把社会记忆狭义地看成是知识社会学的分支，要门广义的看成是“社会的连接结构”。希尔斯（Shils，1981）指出这种状况的出现是经典理论过多强调两分法的牺牲品，经典理论遵从的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一的视角，强调的是过去与现在的对比。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和公众开始对集体和社会记忆予以很大关注，这是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失败及欺骗和悔恨的政治、后现代性的出现分不开的。记忆分析的范式已经开始具有半自主的动力。施瓦兹（Schwartz，1996）分析了多元文化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和霸权理论家对“过去”进行社会建构的讨论，尤其是霸权理论家对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记忆、记忆的争论、大众记忆和对过去的工具化分析。布迪厄（Bourdieu）　和奥特纳（Ortner，1984）指出，社会学应该从社会结果和规范系统转到实践，文化不但是功能主义者所认为的规范、价值和态度，而且也是所有社会过程构建出来的符号维度。各种意义框架都有其历史。这种过去导向使社会记忆关注于意义框架的传播、保存和改变。而与此同时，大量社会记忆的研究也在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转型研究［3］中出现。

二、社会记忆理论争论的一个基本问题

涂尔干的学生哈布瓦奇（Halbwachs）首次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他实际上指出，社会记忆关注的是人们的想法怎样在社会中整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协商和调解，而是受到社会安排的结构性限制。纯粹的个人性记忆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现象，人类记忆所依赖的语言、逻辑和概念都是在社会交往中实现的。他的社会记忆的概念不仅超越了哲学，而且也与心理学取向相对。在《个人心理学和集体心理学》（1938）一文中，他指出，定义“集体心理”，首先要区分它与社会心理学和心理社会学的不同。心理社会学的目的是表明社会的法律、制度和习惯可以用意图或信仰（tendencies　or　beliefs）来解释。心理社会学不分析这些意图和信仰的性质。相反，社会心理学把意识的状态与社会群体的生活相联系，这种意识的状态被描述成一个自足的现实，尽管事实上是社会所引起的，它们却被假定成具有独立的起源。而集体心理这个概念是用来处理心理事实（Psychic　facts）的（某种程度上与社会事实相对），既考虑到它们自身内在的特征、性质和相互关系，也考虑到它们源于群体中的个人的社会交际。在《个人意识和集体心理》（1939）中，他进一步指出，集体心理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实体，而只存在于个人意识中，并构成对群体中的个人之间意识互动状态的表述。通过区分思想感情和它们具体的外在的表现，或者通过区分制度的心理和物质的层面，社会学的领域可以得到确认。集体表象的典型特征总是以物质形式表现它们自身，社会学的对社会现象的看法是通过集体心理的参照框架来完成的。指出这一点，意在说明我们后来对哈布瓦奇的批评过多的强调“社会建构”的一面，而忽视他对于心理学的讨论和对集体表象物质形式的关注。

应当指出，哈布瓦奇的集体记忆理论特别强调记忆的当下性。他认为，人们头脑中的“过去”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回忆永远是在回忆的对象成为过去之后。不同时代、时期的人们不可能对同一段“过去”形成同样的想法。人们如何构建和叙述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回忆是为现在时刻的需要服务的，因而也是断裂的。哈布瓦奇的集体记忆说见解独特，但也有其局限性。哈布瓦奇所关注的是一种和谐统一的集体，在这样的集体中，人们分享同一的记忆。但实际社会环境中的记忆并不总是同类同质的。恰恰相反，记忆是社会中不同人群争夺的对象，也是他们之间权力关系的指标。主流文化往往控制记忆资源，而对异文化采取压制态度，因而异文化抗争的重要手段便是保存一种相对于主流文化记忆的它类记忆或者福柯所说的“反记忆”（COUNTER-MEMORY）。

哈布瓦奇区分了自传记忆、历史记忆、历史和集体记忆四个概念，自传记忆是由我们自身所经历的事件构成的记忆，历史记忆是我们只通过历史记录获得的记忆，历史是我们所记住的但是和我们没有有机关系的过去、集体记忆是构成我们认同的活生生的过去。.@^$-[l(a-cDGsdk"AsIb+hy;u?[企业管理论文/"S5=-2`Mu+Th^|]^i5GtQS

哈布瓦奇实际上指出历史是死的记忆，和我们不再有有机的经验上的联系，但是这显然否定了编史的自我形象。在他看来，由于各个时代的人群的信念、利益和追求不同，历史只拼合了在无数不同时刻和角度拍摄的即兴之景。一些学者指出，经验总是嵌入在叙事的框架中，没有最初的、不经过中介的经验，记忆和历史的区别实际上是学科上的区别，而非认识论上的区别。哈布瓦奇的这种历史观虽然能解释当今主流历史意识对某些过去事件的冷漠，但却不能解释为何还会存在抵制这种冷漠的非主流记忆，更不能恰当评估这种非主流记忆的批判价值。论文社会记忆理论和研究述评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如果说哈布瓦奇强调的是记忆的社会建构，那么康纳顿（CONNERTON，P.）强调的更多的是记忆的惯性（INERTIAL），关注的是记忆与身体实践的关系，他区分了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记忆（指行动者具有某种操演的能力）三种记忆。他注意的是规则和运用之间的差距，我们不但需要记住规则，而且需要有关操演这种规则的记忆。在哈布瓦奇那里，集体记忆是通过社会交际来维持的，在康纳顿这里，社会记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4］，他更多关注的是社会记忆的传递性和持续性。

施瓦兹（1991）认为集体记忆研究可以分为两种视角，但是这两种视角都过于狭窄和教条化。第一种观点认为，过去是按照现在的需要，通过社会建构来形塑的。他引述米德和哈布瓦奇的观点，指出这种视角认为过去的概念可以通过现在的立场来解释。集体记忆是对过去的重构，使过去的形象适合于现在的信仰和精神需求。另一种观点认为过去形塑了我们对现在的理解，而不是相反。每一个社会不管它的意识形态环境如何，都要保持一种关于过去的连续感。如果关于过去的信仰不能经历社会变迁的考验，社会的团结和连续就会受到损害。

萧阿勤（1997）对社会学研究记忆的取向也做了两类区分：即解剖的方法和拯救的方法。解剖的方法强调，人们记忆中的过去，受他们当前的关怀、利益和期望所左右，认为人们对过去的意象，容易受掌权者的操纵。一般而言，这类研究取向多揭露人们所记忆的过去是社会建构的。拯救的研究方法则注意到历史的延续性，强调过去对当下情境定义和社会行动的重大影响力，认为集体记忆不完全受利益和权力左右，并强调自由的公共空间对各种集体记忆存活的重要。

由此看来，社会记忆连续和断裂成为一个基本的问题，通过对社会记忆过程的分析，我们也许可以弥合这两种争论。

三、记忆的过程：认同与争论、延展性和持续性

如果把记忆看成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把过去带到现在的不变的导管和容器，那么记忆怎样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中运作，就不可避免的包含了社会学的一些基本命题，比如权力、分层、争论（CONTESTATION）等。

艾里克森（ERIKSON　E.）把认同概念引入到心理发展过程，开始关注自我的同一性问题。近来出现了认同的叙事转向，把认同看成是在叙事形式上正在进行的建构的过程，在叙事这个概念下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是不可分离的，认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它是一项事业和实践，而不是道具。认同向社会水平的扩展，直接导致了历史认同和社会认同占有的一致性。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72）指出定位自身所处的群体其实也是定位这个群体的过去。泽如巴维尔（ZERUBAVEL，1996）［5］讨论了从记忆社会化到记忆共同体的过程，他指出我们所记住的更多不是我们作为个人所经历的，而实际上是关于社会预先假定我们在群体和共同体中的应该具有的处事能力的记忆，这就是“社会自传学的记忆”（“SOCIOBIOGRAPHICAL　MEMORY”）机制。应该指出，他的这一概念明显带有“知识库存”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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