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的特质问题的理论探讨——兼谈国家对9亿农民政策调整的

中国农民的特质问题的理论探讨——兼谈国家对9亿农民政策调整的

摘　要：中国历代农民都具有较强的可塑性，这可以看成是它的特质。“农民的可塑性”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作用下，农民受外部因素影响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的应变能力，特别是它的主动适应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在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农民表现出积极主动的适应能力，近代的农民更表现出适应当时的特殊社会环境顽强的生存能力，当代的农民则表现出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自主创新能力。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着乡土“地方性知识”，它具有实用性、广泛性、普适性和再生性等特点，农民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种微妙难言的“体验性知识”，并由此带来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我们认真总结和吸取中国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党和国家对9亿农民的农村改革政策应该是疏导而不是强制。今后一定要从有利于农民的自身解放和自由发展出发，给农民“正名”，让他们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给农民“松绑”，让他们自主地创造美好的小康生活；给农民“援助”，让他们尽快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时代步伐。

关键词：中国农民；可塑性；地方性知识；主动适应能力；自主创新能力；政策含义　中国是个古老的农民大国。我国至今仍有60%以上的人口长期居住在农村，仍有40%左右的农村劳动力常年从事农业生产。中国农村人口大约占当今世界农民总人数的1/3，农村劳动力人数则相当于欧美所有发达国家全部劳动力人数的总和，但9亿农民每年创造的农业总产值仅占到中国GDP的15%左右。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低收入者大约有9000多万人，大约占全球贫困人口总数的1/10。这就是中国现实的最大国情。

党的十六大提出，21世纪的头2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我们究竟应如何去认识农民、理解农民、善待农民？如何从政治上去把握9亿农民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并做出相应的价值判断？如何从经济上去关心农民且能够给他们不断地带来更多的经济实惠？可以说，这已经成为我们党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所面对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课题。

农民究竟是什么？我认为，从历史发展上看，中国近代以前，凡长期居住在城镇以外的村落人口都可以看成农民，这是一种社会身份概念；中国近代以后，农民在职业上明显加速分化，农民的职业化概念日渐形成。根据这种发展的总脉络，我主张用“可塑性”这一新概念来揭示中国农民的特质。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正确地认识中国农民的特质问题

中国农民的特质到底是什么？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实际上早在我国古代社会就已经开始认识了。但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农民总是抱着极大的阶级偏见、甚至刻意贬低农民，其认识肯定是极不正确的。而近代的启蒙思想家们所关注的焦点是，对传统中国农民的双重性格进行批判与改造。他们常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观态度，来揭露中国传统的小农自私自利、封闭保守、愚昧无知、因循守旧、胆小怕事等弱点或缺点，并把它们暴露得淋漓尽致、加以贬斥和讽刺。这种做法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和认识片面性。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特别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央三代领导集体，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农民问题。这为我们正确地认识中国农民的特质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中国的古代农业文明史实际上是农民的可塑性发展进步史

中华民族有世界上长达五千年的古代文明史。这只是就我国广大的劳动人民、尤其是绝大多数的农民生产技能不断地提高而言的。就其社会性质来说，它是既不文明的、又不自由的、也不道德的。在中国的古代农业文明发展史上，“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1](p585-588)，正是他们才把封建经济推向世界上最发达的水平。据有关专家估算，170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23.1%，而当时的整个欧洲只占23.3%；182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提高到32.4%，整个欧洲却下降到26.6%。这时，我国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程度已相当发达，工业水平居世界之冠，外贸具有顺差优势，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19世纪初[2]（p34）。特别是明清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浸入，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p589)。从中国内部的政治力量对比看，广大农民乃是决定国家政治命运的基本力量。“从秦朝的陈胜、吴广起义……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p588）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积淀型文化，它主要是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经过长期实践经验积累，逐步把不成文的潜意识转化成为一种民族精神（即重德、务实、自强、宽容、爱国），而其精神实质则是对真善美理想的执着追求[3]（p4）。因此我们“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1]（p668）。在中华民族的文明进化过程中，农民的可塑性是一种从未出现过中断、且具有自身活力的潜在本能。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言，中华文明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其实质就在于中国文明具有的不断自我更新、自我代谢的能力[4]（p353）。可以说“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

（二）农民的可塑性发展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

1.古代中国农民的可塑性集中地体现在乡村社区的某个“农业文明点”上。这与我国农民几千年始终没有突破封闭狭小的生存环境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我国古代的传统农业社会里，农民耕种小块土地是维持生存的惟一途径，农民终身都不会脱离自然村落的居住地，他们平时与外界发生接触和交际的最大边界就是农村集镇。在这种生存环境下，农民长年从事着单一的农业生产和重复性手工劳动。哲学家波兰尼说：“世界上有多少种‘亚文化’或‘亚亚文化’，便会有多少种放之彼地而准的‘地方性知识’；有多少个不同经验和个性的个体，就会有多少种微妙难言的‘体验性知识’”。[5]中国式智慧的源泉正是这种分散的而又众多的“农业文明点”构成的。它最早以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为发源地，然后逐步扩展到华北平原以及长江中下游流域、直到整个中华大地。zT]&$U4.1Ns.6K|, r! n ch`7)C"Eu旅游毕业论文2[?FT9TBv4a=5v#;nY$YM5Fj

那么，这种相对分散的“农业文明点”又是如何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呢？首先，我国古代的农民始终是依托家庭存在的个体农民，他们耕种小块土地以维持生存，形成了众多的小规模经营的家庭式农场。它既适合传统的农业生产的自然特点，又具有最可靠的激励机制（家庭成员的亲和力），完全能够激发起农民劳动的热情和干劲。《管子•乘马》中说：“是故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憚劳苦”。可见我国的传统农艺是以经验和手工劳动为基础、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它比起欧洲庄园制的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和单位面积产量要优越得多。在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粮食平均亩产属唐朝为334市斤/亩，人均占有原粮也最多为1256市斤/人[6]。因此，中国历史上真正重要的农业生产技术之发明不是在明代以后，而是在明代以前[7]（P80）。其次，中国历史上多次爆发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又显示出农民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这种集体行动似乎超出了个体农民的可塑性极限。像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被毛泽东称为“老粗能办大事”的典型人物。他原本是地位十分低下的租佃农民，后来却成为一国之君。他的文化素养从何而来？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从何而来？他的治国雄才大略从何而来？等等。这些问题一直是理论学术界不断地追问和争论的焦点。若不用“农民的可塑性”这一新概念来进行解读，像这样的“历史之迷”就很难解开。不过从总体上看，传统中国农民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反创造性”的思维。其特征是：（1）封闭性；（2）求同性；（3）单一性；（4）直观性；（5）模仿性；（6）安全性。这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它甚至成为农民个性化发展的异己力量，具有很大的历史惯性。而传统中国农民的可塑性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主要特点则是：个体与整体相统一、内聚与扩散相统一、内弱与外强相统一、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论文中国农民的特质问题的理论探讨——兼谈国家对9亿农民政策调整的问题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2.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迫使农民的可塑性由“点”到“面”逐渐地向外拓展，呈现出一种无序发展的混乱状态。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使中国封建社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就总体而言，近代的中国农民还很少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影响。在当时的特殊社会背景下，中国广大的农民迫于生存压力表现出了顽强的应变能力，这主要是国内的社会经济因素发生重大地变化所引起的。首先，近代中国农村的人地矛盾日益恶化，迫使大批的内地居民迁移和流动到边远地区寻找生活出路。据中外史学家估计，到19世纪中叶左右，中国主要粮食产区已经达到饱和点，但长江流域以及北方的干旱丘陵、山区还未加开垦。随着全球第二次“农业革命”兴起，美洲的粮食作物如玉米、花生、马铃薯、土豆等高产耐旱农作物新品种传入我国，这为内地居民到边远地区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作物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当时我国西南地区是接纳内地移民最多的地区，仅四川省从1786年到1850年的70多年间，全省登记人口由842.9万人猛增到4416.4万人；而湖北省又处于地区间移民的中心位置，全省登记人口由1855.6万人猛增到3373.8万人。19世纪中期以后，太平天国战争又造成长江中下游的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等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1930万人。这使大批农民得以从边远山区和人口稠密地区向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回流。到20世纪初期，东北地区成为华北平原和山东半岛人口外流的新去处，这时还出现向海外移民1000～1300万人左右[8]（P117-302）的高潮。这不仅缓解了近代中国的农民生存压力，而且还把他们在各地长期积累起来的农业生产常识、经验、技术以及生活习俗、优秀的文化传统等向外地传播，又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和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其次，近代中国的广大农民为了维持生存、养家糊口，不得不增加耐旱的高产农作物以获取口粮。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主要的粮食作物稻米在全国粮食总产量中所占百分比可能已下降了近一半，即从17世纪前期的约70%下降到1931～1937年间的约36%。……各种新旧旱地农作物在全国粮食总产量中的比率大约增加了64%，仅美洲粮食作物就达到20%左右[8]（P206-228）。可以说，中国近代农业史的大部分是适当的作物征服低劣的土地写成的；也正因为农民这样做，近代中国的粮食进口从未达到令人惊讶的地步。不过这是以全国生态环境遭受到巨大的破坏为高昂代价的，仅就农民糊口而言，当时的绝大多数农民生活水准都普遍下降了。第三，近代中国的农民通过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比重，依靠数百年来的农业密集化经营方式和发展家庭副业生产等，又使传统的小农经济得以在高度的商品化条件下持续下去[9]（P5）。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近代中国农民的可塑性并没有丝毫的减弱。如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到19世纪，也许更早些，那里的粮食作物已经无足轻重，而新的大宗作物都是像烟草、茶油、一种烤制烟草必不可少的配料、花生和生姜这些经济作物[8]（P238-239）。第四，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和农民的职业分化都是畸形发生的。其主要表现是：一方面，随着土地兼并加剧，在我国农村地区首次游离出一个特殊的“不在地主”阶层，他们纷纷脱离乡土社会后，又很快地融入到城市生活，成为与资本家互相勾结的食利者阶层；另一方面，广大农村地区的大批农民被迫破产后开始沦为流氓无产者，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1]（P609）。这说明，在近代中国的特殊社会环境下，当时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存条件也可以迫使少数农民的可塑性发生在短期内的塑性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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