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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券商与投资者的法律关系——兼析投资者和证券商之间常见证券交易纠纷的处理
摘要： 证券商与投资者间法律关系的性质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都是见仁见智。本文根据我国合同法对间接代理的创新性规定，对传统代理说进行修正，厘清了证券商与投资者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并以此对常见证券交易纠纷进行分析，为实务处理上作了理论贮备和实践示范。关键字： 证券商 投资者 间接代理 交易纠纷
我国证券法规定证券交易所采用会员制，投资者不能直接进入证券交易市场，要在证券交易所进行证券买卖需要以具有会员身份的证券商即证券法上的证券公司为媒介。许多投资者进入证券市场前并不知道自己与证券商具有何种法律关系，证券商对自己在此法律关系中具有什么样的法律地位也不是非常清楚，因而在买卖证券过程中出现纠纷时以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处理，进而明确双方法律责任，非常之模糊。近年来此类因双方法律关系不明确引起的纠纷有上升趋势，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也常感棘手。如何界定证券商与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
证券商与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
证券商按其从事业务的性质不同可分证券承销商、证券经纪商和证券自营商，由此形成与投资者之间的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文所称的证券商与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指证券商作为经纪人与投资者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
目前，对于这一问题，主要有四种不同的观点：
1、代理说。这一观点认为证券商与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代理关系。因为“从实际运作来看，经纪行为从本质上具有代理行为的基本特征，确切指民事行为中的委托代理行为。”[1]在我国有关行政法规和地方证券交易立法中，例如《上海证券交易管理办法》第42条，《深圳市股票发行和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第49条，《证券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12条等，都采用“代理证券买卖”这一说法，甚至证券法第137条也规定了“在证券交易中，代理客户买卖证券，从事中介业务的证券公司，为具有法人资格的证券经纪人”。等等。也有学者撰文提出这一观点。[2]可见代理说在我国具有广泛代表性。
2、行纪说。这一观点认为证券商与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是行纪关系。该观点也有很多学者认同。[3]他们认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均采用狭义代理概念，即代理仅指以被代理人名义的法律关系，法律行为后果直接归属被代理人。而“在证券交易过程中，证券商执行客户委托须以自己名义进行。”[4]因此，代理说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而行纪则是行纪人受委托人委托，以自己名义，用委托人的费用，为委托人办理购、销和寄售等业务，并收取佣金的协议。据此推论，我国证券商接受投资者委托，以其名义入市交易，当属行纪性质，非为委托代理。
3、居间说。这一观点认为证券商与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居间关系。该观点认为，证券商为客户提供信息，报告签订证券买卖合同的机会或充当签订合同的媒介，而由客户付给报酬。其法律依据是证券法第137条的规定：“在证券交易中，代理客户买卖证券，从事中介业务的证券公司，为具有法人资格的证券经纪人。”从事“中介”确实可以理解为居间，虽然不无道理，但证券公司和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的主要的、实质的关系看，是为投资者买卖证券、结算、交割、过户等关系，在这些关系中，证券商很难说是以居间人的身份出现的，因此，证券经纪商是居间人的观点与我国证券交易的实际情况不甚相符。[5]所以此说已被学术界和实务界所不采。
4、经纪说。这一观点认为证券商与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是经纪法律关系。具体又分二说。一说认为经纪法律关系即特殊的合同—代理关系。这一观点认为代理说没有认识到委托代理关系须以合同关系为前提，是不够全面的，只有特殊的合同-代理关系才能全面地把握其实质。[6]其认为，在经纪法律关系中，合同的标的-代理证券买卖服务是一种特殊业务，须经过国家特别许可。同样，代理权是一种特许权，这种特许权是一种独占权，即行业垄断权。只有国家认可的证券商才可以从事这类业务，享有代理权。这是证券商与投资者之间合同-代理关系区别于一般委托代理关系和商事代理关系的本质所在。据此认为证券商与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特殊、新型的法律关系，称之为经纪法律关系。证券商与投资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因其行业有其特殊性，但这并非与一般委托代理有实质的区别，因此，此说严格说来并没有脱离代理说窠臼，不过新瓶装旧酒而已。另一说认为，证券商在接受投资者委托进行证券买卖时与投资者形成的法律关系就是经纪法律关系。[7]但从其对经纪的概念阐述观之即为我们所称之行纪。“经纪是指一方（经纪人）接受他方（委托人）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为他方利益从事物品的卖出和买入等行为并收取报酬的行为。”[8]因此，此说实际是行纪说。[9]由此说来，上述二说并不具有独立地位，或为代理说或为行纪说。况且，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和司法实践中，并没有经纪法律关系之说，如此杜撰法律概念，易引起不必要的混乱和麻烦。所以，所谓经纪法律关系说不提也罢。
综上所述，目前理论界在证券商与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方面主要存在代理说与行纪说。现分别检讨二说，以厘清证券商与投资者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
众所周知，所谓行纪是指一方当事人接受他方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实施一定的法律行为并获得报酬的行为。把证券商代客户买卖证券的活动看作是一种行纪行为，是沿袭大陆法系的理念，即不披露委托人的姓名，也不表明自己是代理人，并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进行活动。理论界有人将行纪行为称作“间接代理”，即委托人通过行纪人可以间接地达到代理的功能；而将基于委托合同的代理称之为直接代理。无论是间接代理或是直接代理，均涉及第三方当事人，两层合同关系，都是一人为他人利益而为民事法律行为。不同的是，在直接代理关系中，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而为民事行为，代理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直接由被代理人承受；而在间接代理关系中，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而为民事法律行为，行纪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不直接由委托人承受，而是由行纪人将委托结果转移给委托人，委托人与第三人间接的存在某种关系（非法律的关系）。再者，代理人无介入权，即代理人本身无权介入代理，不得自己代理或双方代理，否则，所为民事行为无效。而行纪人有介入权，即在一定的前提下，行纪人可以合法介入交易，成为与委托其从事交易的委托人的相对方。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将证券公司经纪人定位于行纪人较为贴切，与我国证券法的其他规定比较吻合[10].因为，从我国现有的证券法律体系及证券交易实践看，证券商与投资者之间的委托关系比较符合民事法律关系中有关行纪关系的基本要素，即证券公司作为行纪人接受投资者指令，以自己的名义，用委托人的资金和费用，为委托人办理证券买卖等业务，按照证券交易所核定的标准收取佣金，由其直接承担法律后果，并间接归于委托人。
笔者认为，行纪说至少存在两个难于自圆其说的问题。
一是“以谁的名义”问题。行纪说认为证券商是以自己的名义为投资者买卖证券，并由其直接承担法律后果，并间接归于投资者。其实，在
证券市场中，证券交易是采用集中竞价交易的制度，而集中交易受场内设施限制，不可能每一个投资者都进场交易，因此建立了经纪人制度，由证券商接受投资者委托在场内进行交易。对此，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规则都有明确、详尽的规定。现行的交易办法主要有上板竞价交易、口头唱板交易、电脑自动交易三种。在采用前二种交易办法的情况下，证券商出市代表在板上登录价位或喊价，确实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但在采用电脑自动交易办法的情况下，出市代表应依委托顺序逐笔输入证券商代号、委托书编号、委托种类、证券代号、单价、数量、买卖类别、输入时间及代理或自营。一经成交，即列印成交回报单。成交回报单亦应包括上述内容。显然，在现行的电脑自动交易的情况下，证券经纪商在报价时应列明“委托书编号”，并且须表明代理人身份，因而其以投资者名义进行交易的事实是比较清楚的。并非如有学者所称“根据我国证券法规定，证券公司经纪人接受投资者委托后，是以自己名义入市交易、清算、交割并承担责任”。[11]当然，不管采用何种交易办法，每一笔交易都是特定的，其权利义务直接归属委托人。[12]
二是介入权问题。我国合同法第419条规定：“行纪人卖出或者买入具有市场定价的商品，除委托人有相反的意思表示的以外，行纪人自己可以作为买受人或者出卖人。”本条规定了行纪人的介入权，即作为行纪人的证券商在作为委托人的投资者没有相反意思表示时，可以自己作为投资者的相对人买入或者卖出证券。这与证券法第132条相悖，该条规定：“综合类证券公司必须将其经纪业务和自营业务公开办理，业务人员、财务帐户均应分开，不得混合操作。”所谓混合操作，是指证券商将自营业务和经纪业务混合操作，即证券商在有价证券买卖中，既是交易一方的被委托人（经纪商），又是该项交易的当事人（自营商），换言之，证券商既是投资者的被委托人，又是投资者的相对人，一方面接受客户的委托，另一方面又代理客户与自己进行交易。在混合交易中，因利益的冲突，很难使委托的利益能得到维护。因此，法律禁止混合操作。也即行纪说定位证券公司经纪人的为行纪人之主张，与法律规定冲突，值得商榷。若采此说，在实务上恐怕为混合操作规程行为提供抗辩的理由[13].
再来看看代理说。在上文分析中，我们知道，传统的代理说认为证券商接受委托进行证券买卖时与投资者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是一种代理关系，即证券公司接受投资者的委托，在代理权限内为投资者买卖证券。由于传统代理说没有区分英美法系的代理概念和大陆法系的代理概念，也没有细分直接代理和间接代理，在一个较宽泛的概念域里使用代理的概念，而且在界定证券商与投资者的法律关系时，常混同使用英美法系的代理概念和大陆法系的代理概念，以解决其论说上的矛盾，因而常为行纪说所诟病[14].
我们知道，代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代理的内涵与外延并不一致。英美法系国家采用广义代理概念，即代理人不论是以被代理人名义，还是以代理人名义，不论其法律行为效果直接归属被代理人，还是间接归属被代理人，均看作是代理人。因而英美法系国家的居间人、行纪人、代销人、拍卖人等都具有代理人地位。相反，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法国、德国，均采有用狭义代理概念。代理仅指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为法律行为，法律行为后果直接归属被代理人。如德国法学家耶林认为，代理纯属代理人自己的行为，不过因其明示以本人名义，表明了旨在使法律效果直接归属于本人的意思。法国民法典第1984条规定：“委托或代理，为一方授权他方以委托人的名义为委托人处理事务的行为。”日本商法典第551条规定：“所称行纪人，指以自己名义为他人出卖或买入物品为业的人”。强调以被代理人（本人）名义进行活动是代理的主要特征。我国民法通则主要继受大陆法系，第63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显然，我国民法通则所指的代理仅限于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而不包括以自己名义为委托人进行活动的行为类型。因此，对证券商与投资者之间委托买卖关系性质以传统代理说来解释显然是不妥的。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循环的论说上的困境。如何界定证券商与投资者间法律关系的性质突现了现有法律概念的窘境。另辟蹊径乃为题中之义。其实上文已述，我国民法通则主要继受大陆法系，采狭义代理说，也即直接代理。但我国合同法第402、403条突破了民法通则的规定，首次在法律上承认了间接代理制度。[15]所谓间接代理，是指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法律行为，并符合合同法关于间接代理构成要件的规定，它是与直接代理相对应的。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一般将间接代理规定为行纪，民事代理原则上以显名主义为准，但我国合同法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承认符合间接代理要件的属于传统民法的行纪行为可构成间接代理，此种代理也为代理的一种。例如，合同法第402条和403条都规定“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都确认此种符合间接代理要件的传统上的行纪行为为代理。当然，在间接代理中，由于代理人是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行为的，所以按照传统的大陆法关于代理必须显名的要求，此种代理在性质上不属于真正的代理。对于间接代理，大陆法传统上称为行纪，而不称为代理。[16]也有学者将其称为类似代理的制度。[17]我国台湾著名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认为“对于间接代理，民法仅于行纪设有特别规定，于其他情形，则依其内部法律关系处理之”。[18]这也隐含了我国合同法采间接代理的合理性。所以对证券商与投资人间的法律关系定位为代理说是不十分妥当的，根据证券商与投资者在证券买卖中的关系，显然更符合我国合同法所确立的间接代理构成要件。因此，证券商与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为我国合同法所确立的间接代理关系。
投资者与证券商在间接代理关系中常发生的纠纷及其处理
1、合意透支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处理
透支行为是指以超出投资者帐上资金进行证券买卖的行为。从投资者角度可分为善意透支、恶意透支和合意透支；从证券商角度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证券商过失提供了透支，这是指投资者一方不当授权，证券商审核不严造成透支；另一种是证券商故意提供透支，这是指证券商与投资者明示或默示地达成透支协议，即所谓的“合意透支”。因为证券商与投资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是间接代理关系，所以从本质上说透支是证券商的行为。
第一种透支行为较为单纯，本文不作讨论。合意透支行为是目前证券市场普遍存在的现象，其关系错综复杂。本文着力于合意透支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法律适用与处理。
透支行为的法律性质是什么呢？透支行为属信用交易范畴，但我国现阶段既不允许信用交易，也未开放证券商借贷业务，因而透支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那么，到底违反什么法呢？有人认为，认定透支行为违法的依据是《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43条关于“金融机构不得为股票交易提供融资”的规定。但也有人认为，认定透支行为违法的依据是我国《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2 款明确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
行业务”，第3 条规定：“商业银行可经营下列部分或者全部业务：（一）吸收公众存款：（二）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19]
笔者认为，这两种认定依据都是值得商榷的。诚如第二种意见批评第一种意见所言，《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在法律渊源上属于行政法规，《商业银行法》则是法律，前者的法律效力自然不如后者，因而在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就应先适用法律的规定。此外，仔细考察《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43条的这一规定，可以发现其立法原意并不是禁止证券商的透支行为，而是旨在禁止商业银行等贷款机构向证券商和投资者提供用于股票交易的贷款。从第43条这一法律规定的表述，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法律规定隐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即有融资功能的金融机构，而证券公司根本就没有融资功能，因而也不应属于这一规定所指的金融机构。就第二种认为的法律依据所言，《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2 款的规定并没有禁止单位和个人的贷款行为，而第3条规定也没有其他单位从事贷款业务的禁止性规定。所以不能认定其为透支行为的违法性依据。笔者认为，在《证券法》出台以前，透支行为违法性的依据应该是公司法第60条规定：“董事、经理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和证交所的一些交易规则如上海证券交易所1993年10月《关于继续查处信用交易的通知》规定：“各会员单位在受理委托中发现客户信用透支要求应坚持拒绝”等。《证券法》出台以后，特别对透支行为作了禁止性的规定，即《证券法》第36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从事向客户融资或者融券的证券交易活动。”第141条规定：“……证券公司接受委托买入证券必须以客户资金账户上实有的资金支付，不得为客户融资交易。”第186条规定：“证券公司违反本法规定，为客户卖出其账户上未实有的证券或者为客户融资买入证券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非法买卖证券等值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合意透支行为的处理，有人认为，委托合同的标的是代理证券买卖服务，证券商同意提供透支，应该认定证券商提供违法服务即标的违法，这是一种单方违法行为，而不是双方违法行为，或者说，证券商的主观故意即构成表面违法，即使透支行为并没有实际发生，违法行为也告成立。[20]此说符合我国证券法第186条规定，可值赞同。因此，笔者主张，在证券商故意提供透支的情况下，应当认定由证券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不仅如此，证券商还可能导致其他民事责任，如杭州一股民因证券商故意提供透支导致巨额亏损，而跳楼自杀，证券商不仅应承担全部亏损，还应承担由此引起的其他民事赔偿责任。当然，现行司法实践中，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由证券商承担主要责任，投资者也适当承担责任，笔者认为也未尝不可。
需要指出的是，透支在中国证券市场已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违法行为，当一种法律规则被普遍违反的时候，我们就有必要检讨这种规则的合理性了。
2、“红字委托”责任承担问题
所谓“红字委托”是指在证券交易中由于当事人的疏忽或其他过失，所委托买进股票的数额超过其资金额度，或所委托卖出股票的数额超出其所持有之股票数，因而造成须由证券商先行垫付股款或股票的委托行为。红字委托与合意透支的信用委托不同，红字委托虽然有借钱买股票或借股票卖钱的特征，但是双方当事人均无融资或融券的故意。此处需指出的是，如果证券商与投资者的法律关系是行纪关系，那么“红字委托”现象就不可能存在。因此，“红字委托”现象的司法实务也昭示了证券商与投资者的法律关系并非行纪关系。
实务处理上常认为产生“红字委托”的主要责任在于投资人。其所持理由是，投资者与证券商是委托代理关系，投资者一旦填写委托单交证券商进行证券交易，他们之间就产生一种合同，形成了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证券商必须忠实地按委托人的要求买卖证券，投资者则必须持有足够的资金或证券交纳一定的费用。如果投资者填写委托单的数额超出其资金总额，证券商有权拒绝接受委托；如果证券商疏忽接受了委托，那么证券公司有义务用自己的资金为投资者垫付，然后证券公司有权再向投资者全部追回其垫付。
笔者认为，这种处理方式既违背代理的法律精神也歪曲了代理的事实。从法律上讲，首先在合同的成立方面，投资者填写委托单相当于合同缔结的要约，而证券商同意而代理证券交易是承诺。我们都知道，合同成立是以相对人对要约的承诺之时开始的。在红字委托中，投资者由于失误填错委托单，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法律规定负有注意义务的证券商本该审查投资者的要约后而为承诺却由于疏忽大意，没有尽其注意义务为承诺，显然，造成红字委托事实的主要责任在于证券商而非投资者；在民事法律行为方面，投资者填错委托单，应视为意思表示不真实，鉴于目前我国民法典仍未出台，意思表示瑕疵尚付阙如，但民法通则有具体的民事法律行为瑕疵的规定，故可类推适用民法通则第59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重大误解行为的规定，属于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如果投资者行使撤销权，其行为自始绝对无效，因此就算红字委托事实出现，投资者也可行使撤销权保护自己，所以在红字委托中认定投资者负主要责任殊为不公；在代理关系中，被代理人常是限于自己的知识、专业、时间和精力而委托可弥补自己能力不足之代理人为法律行为，在证券买卖代理中，代理是有偿的，故代理人应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为本人利益服务，以具有抽象轻过失视为责任承担之过错。因此，在证券交易中，当投资者出现失误时，证券商本其善良管理人职责，本该阻却红字委托的事实出现，证券商听任被代理人的失误，显然没有尽善良管理人义务，具有过失，应承担法律责任。在事实方面，当投资者填错了委托单时，证券商在接到此单时，理应按有关法律法规和证券交易所规则行事，对委托单进行审查后才可进行交易。但证券商并未按有关规定办理，而直接向交易场内申报，造成透支事实产生，因此，对造成“红字委托”，虽然不能排除投资者的责任，但证券商应负主要责任。
3、强行平仓及其相关问题的认定和处理
所谓强行平仓是指在发生透支后证券商未经投资者同意，自行下单卖掉投资者帐户上股票并强行扣划资金的行为。对于证券商是否可以实行强行平仓，目前存在着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证券商无权实行强行平仓，因为投资者对用透支资金买来的股票享有所有权，未经所有权人允许卖掉其股票的行为，即是侵权行为。这一观点认为透支和购股是两种独立的行为，“股民与证券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的效力不影响股票买卖行为的效力和股票所有权的转移，正如企业之间的借贷无效也不影响该企业用借来的资金对外发生购销关系的效力一样。”[21]总之，这一观点的前提是认为股民对用透支资金购入的股票享有合法所有权，因而证券商无权强行平仓。司法实践中也认同这种观点。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的一份答复中明确表示：“证券交易经营部为客户在股票交易中提供融资借款并收取高额利息，是违反我国金融和股票管理法规的行为，应认定无效。融资借款与客户买卖股票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借款行为无效并不影响客户股票交易行为的合法性。证券经
营部未经客户同意，强行平仓，造成客户资金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客户透支进行股票交易，在股市持续下跌的情况下，可能将交易风险转移到证券经营部，其拒绝接受证券经营部平仓还款的通知，也有过错。因此，应认定双方当事人对造成的损失均有过错，主要过错在证券营业部。”
第二种观点认为，证券商有权强行平仓，因为股民用透支的资金购入的股票系无效的民事行为，对购入的股票不享有所有权，而对透支的资金也应予返还，证券商强行平仓是保护自己权利的一种必要手段。也有人认为，证券商虽有权强行平仓，但应通知投资者并给予其一定的期限。
第三种观点认为，强行平仓不是证券商有权无权的问题，而是证券商的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基于证券商的特许权而发生，具体而言，是维护证券市场正常秩序的责任。透支行为的违法性，并不仅仅在于其行为本身，还包括这种行为的危害后果，即证券市场的交易机制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之中。法律禁止透支，其目的是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因而，强行平仓是证券商中止违法行为，恢复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是证券商的一种必须履行的责任。
正如第三种观点在反对前两种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前述第一种观点对透支的违法性认识不足，片面地割裂两种相关行为，把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混为一谈，其错误是不言而喻的。举例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骗取的货款被银行扣划归还了货款的，只要银行并未参予骗取货款的行为，即为有效，那么，笔者试问，如果骗取的不是货款，而是国家的专项救灾款呢？也会有效吗？[22]第二种观点从维护证券商的利益出发，显然有悖公平，难以令人信服。而第三种观点从宏观角度出发，强调证券市场秩序的稳定，这在当前我国证券市场还很不发达，立法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作此考虑是必要的，但失之于过于政策化且缺乏责任的明确主体，有各打三大板之嫌。笔者认为，强行平仓往往是透支行为发生的后果（不是基于透支行为的强行平仓显然是违约行为或侵权行为，认定当事人的责任较为单纯，在此不赘述），在上述关于透支行为的讨论中已点明了应由证券商承担全部或主要责任。也因为投资者与证券商之间是间接代理关系，适用代理规定，具体到证券交易中，没有作为代理人的证券商的授意与运作，投资者不可能进行透支交易，且投资者往往成为透支行为的弱者。在透支行为中证券商强行平仓并不是第三种观点所认为“中止违法行为”，实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基于公平正义的价值标准，采用第一种观点进行处理是合理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第一种观点所持的理由是正确的。
4、证券商误“买”或误“卖”行为的法律责任
投资者与证券商之间的关系从法律上讲是一种间接代理关系，已如上文所述。因此，在证券交易过程中，证券商必须按照投资者具体的、有制约的指令买进或卖出证券。证券商对投资者委托买卖证券具有忠实和尽善良管理人的信赖义务。如果违背这种信赖义务就得承担法律责任。在证券商代理投资者买卖证券过程中，证券商误“买”或误“卖”显然违背了这种信赖义务，但是这种行为的法律性质如何呢？有人基于投资者与证券商间的代理关系，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认为证券商的误“买”或误“卖”行为构成无权代理。[23]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定性不完全准确。因为无权代理的构成要件是《民法通则》第66条所说的“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的情形，而证券商的误“买”或误“卖”的前提是证券商接受了投资者的委托，也即得到了投资者的授权，难说没有代理权，因而不符合《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的无权代理的构成要件。证券商的误“买”或误“卖”是证券商在接受投资者的证券交易委托后，在证券买卖过程中由于自身的失误而发生的。这种行为是在投资者的委托授权下发生的，难以想象在没有投资者的授权的情况下证券商会代理投资者进行证券买卖（如果有则构成侵权行为），因而证券商的误“买”或误“卖”行为是基于投资的委托授权发生的，在法律上应构成代理权的滥用。传统民法上滥用代理权的构成要件为：（1）行为人有代理权；（2）行为人行使代理权违背本人意愿；（3）由于行为人滥用代理权的行为给本人造成损害。由于证券交易的专业性、时间性非常强，此种特殊性可能造成证券商的滥用代理权的行为反而可能给本人带来利益。因而在证券交易中滥用代理权的行为可不以第（3）点为要件。
如上所述，证券商的误“买”或误“卖”行构成代理权的滥用。滥用代理权的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行为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就外部责任而言，由于证券商是投资者的代理人，应由本人承担对第三人的责任，即是投资者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受领证券，给付证券价款）。这样可避免如《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市场业务规则》第108条第2款“如买卖申报反向，由证券公司在场内自行补正”的规定。以防证券商规避经营证券经纪业务不可进行自营的法律禁止性规定。因为如由证券商对误买的证券承担自己购入的责任，一不符合代理法律行为责任承担的规定；二会使法律关系复杂化；三将使经纪证券商实际上具有自营证券的行为，从而导致证券商置其代理的投资者的利益于不顾，投资者成为其营利的工具。因此，外部责任由本人即投资者承担法律适用更单纯、操作性更强也更合理。就内部责任而言，代理人即证券商须就其滥用代理权行为对本人即投资者承担责任。须指出的是，这种责任承担在实践中操作起来并不容易，由于证券交易专业性、技术性和时间性都很强，有可能证券商在接受投资者指令时证券商操作失误而没有买进或卖出证券反而使投资者获利。此情况下，投资者并未受有损害，而证券商也确实存在违约情况即没有及时遵照投资者的指令的行为，即证券商存在过错，有过错就有责任，有损害才有赔偿，实践中法院常责令证券商向投资者道歉。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因为道歉此一民事责任方式一般是在人身关系纠纷中才出现，在财产关系纠纷中以道歉方式承担责任似乎不可取。其实，证券商与投资者之间是基于委托合同的间接代理关系，尽管在实质上证券商误“买”或误“卖”行为构成滥用代理权，但形式上，毕竟证券商与投资者之间有个基础法律关系即委托合同关系，且证券商滥用代理权并不当然导致委托合同无效，因而可以认定证券商违背委托合同，构成违约行为，须在证券商补正证券交易中即下次代理交易中承担失去报酬（佣金）的不利后果。
注释：
[1] 陈学荣：《中国证券经纪制度》，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页。
[2] 邵坚儿：《浅论透支购股损失的责任承担》， 载《法学》1997年第5期。
[3] 韩松：《证券法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191页；杨志华：《证券法律制度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3—193页；
[4]薛峰：《论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的法律关系》，载《中国法学》第5期。
[5]杨志华：《证券法律制度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4页。
[6] 吴弘主编：《证券法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55页。
[7] 陆泽峰：《股票透支纠纷的处理之我见》，载《当代法学》1998年第1期。
[8] 徐国栋：《股票和债券的若干法律问题》，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5期。
[9] 周小明：《信托制度比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10] 薛峰：《论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的法律关系》，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5期。
[11] 薛峰：《论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的法律关系》，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5期。
[12] 薛峰：《论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的法律关系》，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5期。
[13] 参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50—71页。
[14] 万可佳：《证券商与投资者的法律关系》载《行政与法》2000年第5期。
[15] 沈厚福：《投资者与证券商之间的法律关系》，载《人民司法》1996年第9期。
[16] 王利明编著：《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物权篇）》，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
[17] 郑自文：《国际代理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8] 史尚宽：《民法总论》，正大印书馆，1980年第三版，第465页。
[19] 王泽鉴：《民法实例研习之民法总则》，台湾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364页。
[20] 陆泽峰：《股票透支纠纷的处理之我见》，载《当代法学》1998年第1期。
[21] 邵坚儿：《浅论透支购股损失的责任承担》， 载《法学》1997年第5期。
[22] 陆泽峰，《股票透支纠纷的处理之我见》，载《当代法学》1998年第1期。
[23] 王乐新：《券商“误买”行为的法律责任》，载《中国律师》199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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