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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严谨·历久弥坚——读高放教授《苏联兴亡通鉴》有感
执着·严谨·历久弥坚——读高放教授《苏联兴亡通鉴》有感作者/周尚文
内容摘要《苏联兴亡通鉴》有一个特点，能从人们习以为常、普遍流行的一些概念解读、史实考证中提出自己独有的见解，或者纠正某种误解和误传。对一些学术上的疑难问题，旁征博引，寻根究底，力求得出较为合理的解释，这是《通鉴》又一个特点。《通鉴》不但反映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也反映一个研究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苏联兴亡通鉴》治学精神心路历程时代变迁苏联历史
作者周尚文，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062）
不久前，有幸读到高放教授的《苏联兴亡通鉴——六十年跟踪研究评析》（以下简称《通鉴》）一书。我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苏联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后来者，自然感到十分欣喜。高放先生是我国科社、国际共运史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也是著述丰硕的知名专家。上世纪60年代初，我刚留校任教，在本专业的学科领域内，就读过他的文章，知道他的大名。但直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我才有机会在一些学术研讨会上聆听他的见解，也有机会参与他主持的科研项目，得以当面聆听他的教诲。由于专业相同，收录入《通鉴》的许多篇章我曾经拜读过，也有许多篇初次读到。粗读本书，深感一个学者能对同一专题进行60年的跟踪研究，其执着、严谨、历久弥坚，实属难能可贵。从一定意义上说，《通鉴》不但反映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也反映一个研究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我从《通鉴》中撷取一枝半叶，略作评价，以就教于先生和读者。
一
在《通鉴》收录的66篇文稿中，5篇是“文革”前的论文，其余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作品。这表明，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党中央解放思想的号召为社会科学研究开辟了新天地，也勃发了一个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的写作热情。我注意到，青年时期的高放就是一个勤于思考和写作的学者，“文革”前的论文也不会很少。他在“自序”中说，60年来，除出版多部著作外，发表论文400多篇，其中有关苏联问题的近百篇。这样说来，还有1／3的文章未收录进这本文集。原因是什么呢？我饶有兴味地读了他“文革”前发表的几篇论文，从中看到一个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的曲折和艰辛。
什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怎样镇压反革命》一文，是作者24岁时的处女作，发表在1951年《学习》第6期上。当年我刚踏上社会，还依稀记得这本杂志是当时国内最权威的理论刊物。今天读这篇60年前的论文，依然可以感受到高放先生青年时代的才华：论证严密，文笔流畅。当然，任何科学研究都不能不受时代和认识的局限。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内外环境都相当严峻，论文内容首先要服从当时正在开展的“镇反”运动的需要，而资料来源也只能从苏联官方的著述中获取，因此，论文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政治和学术本来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在那个激情高涨的年代，一个青年学者在论文中运用苏俄新政权建立初期“契卡”打击恐怖破坏活动的事例，论证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来为现实政治运动服务，本无可厚非。 (范文先生网 fanwen.weiyujianbao.cn) 可贵的是，这篇论文在收入文集时，作者以反思的态度点评了自己早年的作品，认为“当年对苏联镇压反革命的经验评价过高”，并用最新的历史资料说明苏维埃政权初期也“犯过镇反扩大化的错误”（第147页）。这种自我批评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后，国内“左”的倾向愈演愈烈，社会科学领域首当其冲。这在《通鉴》的两篇论文中得到明显的反映。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三和”的新观点，即通常所说“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引起各方的强烈关注。高放先生敏锐地觉察到这些观点中蕴含着时代变迁的声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国际共运的若干史实，解读其中一些观点，于是撰写了《十月革命前后关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一文，发表在当年《教学与研究》月刊上。文中说：“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最愿意采取的道路，共产党人既是人民群众利益的坚决代表者，也就必然希望走牺牲最少、痛苦最轻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根据二次大战后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又说：“我们可以预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其他尚未取得革命胜利的某些国家，将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可能创造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范例的”。（第94、99页）
这些言论，如今看来没有什么错误，但在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高层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中共中央不同意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过渡方针，并专门为此立下备忘录备考。但当时中下层毫不知晓高层的分歧，广大干群还沉浸在中苏“蜜月”的氛围中。时隔不久，由上而下、由内而外的一场反修斗争逐步推开，这篇文章被视为“修正主义大毒草”，高放先生也因此而“多年遭到严厉批判”。
中国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思想禁锢的年代受到批判的不少，其中有的人以沉默来应对，但由于对标榜革命的“左”的方针认识不清，特别是政治学科的学者，绝大多数人总是归咎于自己觉悟不够，就会竭力“转变立场”、“紧跟形势”，努力“以功补过”。看了《通鉴》收录的1963年发表的《十月革命是通过暴力革命取得胜利的》一文，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这个过程。在这篇长文里，作者的结论已经改变为：“十月革命所开创的暴力革命的道路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康庄大道”（第118页）。作者在该篇的“记事说文”里，反思了自己因为“上一篇关于十月革命前后关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的文章，多次受到严厉批判，再加上1957年以来中苏两党关于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两种观点的尖锐对抗，所以本文完全立足于暴力革命来论证十月革命，而且把十月革命胜利后三年的内战与外战也作为十月暴力革命的继续”（第119页）。
读了收录在《通鉴》里的这两篇“文革”前的论文，我深有感触。一个人的作品离不开时代条件的制约，也与作者当时的思想认识密不可分，从这两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中，作者既没有因写下经得住历史检验、却曾受到错误批判的论文而自诩自夸，也没有因“紧跟形势”写下“左”的色彩浓重的论文而文过饰非，而是袒露心扉，尊重历史，不加改动地将原文收录进文集，以供后人了解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处境，看到事实的真相并从中汲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今天的年轻人也许认为，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太过软弱，但在“左”的指导方针愈演愈烈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是很难的，他们既难以识别和抵制“革命”高调满天飞的思想政治压力，又面临谋生计的生活压力，因此，“挨批”和“紧跟”，常常成为那个年代许多知识分子的宿命。这固然是个人的悲剧，但更是时代的悲剧。
二
高放先生在60多年的治学生涯中，思维活跃，治学严谨，求实创新，这在业内同行都是认同的。他有很深厚的理论功底，很敏锐的理论概括能力，很生动的理论表达方式，这是他在专业领域内取得丰硕成果的奥秘所在。
苏联剧变，无疑是20世纪最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之一。20多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研究和剖析剧变的原因和影响。对如此复杂而重大的课题，各种意见交杂，众说纷纭，是完全正常的，人们不必非要去寻求一个权威的“终极”结论，也许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结论。作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他对苏联剧变的分析自有其独到之处。
在《通鉴》的第四编多篇论文中，高放先生对苏联灭亡的进程、原因和教训作了多方位的分析，并将其概括为“矛盾一危机斗灭亡”的公式，即“三大矛盾”造成“三大危机”，导致“三个灭亡”。“三大矛盾”是指：过“左”路线和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自由民主法治的矛盾；党政官僚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同各族人民的矛盾。作者认为，斯大林模式使苏联社会蕴含着三大矛盾，而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三制”（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下无法缓解；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继续搞党政合一、个人集权和个人崇拜那一套，导致经济、政治、民族三大危机日渐加深；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已经像一个老朽病人，重病缠身。从病夫治国无方到治病夫之国乏善”，致使苏联晚期各种危机的全面爆发，直至把苏联送上“三个灭亡”（亡党、亡国、亡制）的不归之路。
应当说，上述观点是作者研究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视角，这样的分析有一定的深度，观点鲜明，逻辑严密，又易于理解和记忆。当然，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样的概述是否全面、准确，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这一研究路径侧重于政治方面的分析，对斯大林模式经济发展的根本弊端缺少必要的剖析，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归结为“长时期的生产不足、供应短缺”，似也有所偏颇。事实上，单一的国有制（苏联的集体农庄是变相的国有制）和高度集中的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使苏联经济自我封闭、畸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从根本上背离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大量显性和隐性危机，使苏联经济从高速到低速、从停滞到崩溃，并在与西方国家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经济是一个国家和社会赖以发展和稳定的基础，是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似应在这一分析系统中占有较重的分量。
熟悉高放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特点，能从人们习以为常、普遍流行的一些概念解读、史实考证中提出自己独有的见解，或者纠正某种误解和误传。在《通鉴》中，有两篇文稿很值得关注。
一篇是对列宁主义的再认识。长期以来，在我国广为流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术语，还简称“马列主义”。高放先生考证这个提法最早出现在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的文件中，但在外文中是用连接号“一”将两个概念连接起来使用，而中文译法却将两者变为一个概念，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变成一个主义，因而造成一系列误导。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有不少相通之处，两者有继承、发展的一面，但由于两者诞生于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又在不同的土壤上生成，需要面对的问题和所要解决的任务不同，因此两个主义是既一脉相承但又有重大区别的两个理论体系。虽然恩格斯说过“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但综观马克思的一生，无疑应定格为一个“理论家”，或者说是一个“革命的理论家”，恩格斯也是如此。因此，他们的著述中，有更多的学理思考，而不是策略的制订和实践的总结。而列宁的生平，确有不少重要的理论建树，但他更重要的是以革命实践家的姿态出现在俄国和世界的历史舞台上，他有大量著述是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而提出的战略策略。高放先生的这个考证十分重要，可以帮助我们厘清哪些是两个主义中的“普遍原理”，哪些是针对不同时代、不同国情、不同形势做出的理论判断和斗争策略。分清两者的联系和区别，可以更好地把握两个主义的真谛，避开教条主义，指导我们的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引起我注意的还有《通鉴》中的一篇短文，考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响自何方”。长期以来，我们中国人对苏俄怀着特殊的感情。尽管自近代以来，中俄（苏）之间存在很多恩恩怨怨，但苏俄曾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在新中国初期的各项事业中，苏联都给予不少援助，因此，“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成了先进中国人的箴言。称苏联为“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耳熟能详的话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因此这句话在知识界流传十分广泛，印象很深刻。过去的史书都说，这声炮响是从“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发出的，于是，这艘停靠在涅瓦河畔的舰艇就成为革命的标记和象征。
记得十年前去圣彼得堡，我特地前往参观，但“阿芙乐尔号”舰上讲解者竟说“不知晓这回事”，弄得我一头雾水。前两年读到高放先生的这篇文章，顿感言之有理，豁然开朗：其一，根据俄国最新公布的史料，作者考证认为，当时确有炮响，但轰打冬宫的实弹来自相隔稍远的彼得一保罗要塞，而“阿芙乐尔号”距冬宫太近，无法瞄准开炮，所以只打了一发空炮。据此，该文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确实是空炮与实弹先后配合”，“宣告了伟大社会主义纪元的开始”（第121-122页）。根据史料记载和几篇权威论文的论证得出的这个结论，我认为是合乎情理的。其二，原先教科书上的说法来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讹传讹。但自有关史料公布“空炮说”以后，有人据此认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纯属子虚乌有，伪造历史。对此，作者反驳这种说法，并论证说，起义前夕，布尔什维克已经与彼得—保罗要塞和“阿芙乐尔号”内部的革命组织取得联系和协调，“约定当晚先由舰艇向空中开空炮，如果临时政府不投降，再由要塞发射实弹进行轰击。后来实际情况正是这样进展的”（第121页）。对于90多年前发生在外国的一件往事，高放先生如此认真地搜集史料，一丝不苟地加以辨析，提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表现了一个学人孜孜不倦的探索，求实和创新精神。
三
作为一名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社会科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尽管人生道路并不平坦，研究工作的环境也不尽如人意，但高放先生无怨无悔，一直耕耘在这片时有争议且需与时俱进、不断汲取时代养料的土地上，堪称是一名永不停息的“老黄牛”式的学者。正如他在“自序”中说，对“文革”前发表的文章，“每篇都作了自我批评”（第3页）。改革开放以后，虽已迈入老年的门槛，却青春焕发，才思横溢，著述丰腴。他的立论常经过详细论证，独立思考，尽管一些观点引起学界争议，但他勇于坚持自己的见解，也注意倾听他人意见。他特别喜欢对一些学术上的疑难问题，旁征博引，寻根究底，力求得出较为合理的解释，这使他在学术思想方面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通鉴》中，一篇关于罗曼，罗兰馍斯科日记》的评论文章最初刊登在《中华读书报》上，后被《新华文摘》转载，并在文化界引起反响，该文足以代表高放先生的功底和功力。众所周知，罗曼·罗兰是法国著名作家，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曾蜚声世界文坛，他同高尔基有着深厚的友谊。1935年，苏联政府邀请一批世界著名的作家、诗人访问苏联，目的是让他们“亲眼看看苏联”，并通过他们向世界传递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辉煌成就的信息。由于各人的立场和态度不同，后来发表的对苏联的观感也各不相同。被邀访苏的三位法国作家回国后写下三本书，亨利，巴比塞写了《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书中竭力歌颂斯大林和苏联的成就，当然备受苏联当权者的欢迎和褒奖；安德列·纪德1936年出版锄苏归来》，书中对苏联的成就和体制颇多微词，得罪了斯大林，因而曾被视为“反苏”分子；罗曼，罗兰回国时，曾在《真理报》上发表一封致斯大林的热情洋溢的告别信，却把亲眼观察苏联而写下的《莫斯科日记》尘封起来，并慎重地写下亲笔留言：“在50年内都不得发表”。翌年，苏联国内政治生活日趋严酷，刮起“大清洗”的风暴，引起西方世界一片哗然；二次大战前，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国家一直对其持敌对的态度，这几位作家也因对苏联体制的褒贬而受到褒贬。罗曼，罗兰作为最有影响的大作家，自然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然而，面对亲友、同行和舆论的追问和责备，他却对苏联发生的事情始终缄口不语，于是，罗曼，罗兰和他的《莫斯科日记》成为一个“历史之谜”。直到50多年后，罗曼，罗兰夫妇均已离世多年，这部书稿才公开出版，此后不久，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竟然突然崩溃了。于是，这部日记所揭露的内容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当世人终于看到馍斯科日记》的内容后，又一次不能不为这位伟大作家的洞察力而感叹，也引发人们解读这一“历史之谜”的兴趣。罗曼，罗兰在这本书里，既有大量讴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记载，也有对当时苏联社会已经出现的弊害的陈述。例如，他在书中描述了在莫斯科郊外高尔基豪华别墅做客时所看到的情景，别墅内外金碧辉煌，有四五十人在这里服务，家中还常住一群亲友和食客，常有贵宾和官员造访，宴会不断，餐桌上摆满山珍海味和名贵烟酒。对此，他深有感触地写道：苏联消灭了旧的贵族、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之后，可是，“身为国家和民族卫士的伟大的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人，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身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并且比什么都严重的是，欲变成特权阶级”，高级官员及其家人们“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处于为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我想说的是住房）而艰难斗争”。当然，再伟大的作家也不是万能的上帝，他无法通过40天走马看花式的访问去仲裁一种“新社会”的利弊得失，他只能把自己的观察记录下来并略加评论。
那么，罗曼，罗兰为什么访苏后要将馍斯科日记》尘封50年呢？高放先生试图解开这个谜，他分析了“长期封存日记的6种原因”：“怕得罪苏联领导、怕对自己不利、怕伤害好友”是三个内心世界的深层原因；另有三个表面原因，即访问时间短，印象不深；所见所闻给他留下许多“正面”印象，也有不少“负面”印象，深怕公开发表有损苏联形象；当时正值欧洲法西斯势力猖獗，而苏联是反法西斯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不愿做贬损苏联的事情。这样的细分缕析是有见地的，我很钦佩先生这种治学精神。然而，要解开一本纪实作品的历史之谜，似不必过度揣摩作家的内心世界，更不宜将其作为“深层原因”。罗曼·罗兰这样一个有良知的正直的进步作家，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对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深切的感受，对苏联这个“新世界”则有期待和朦胧的印象，所以访苏期间，一方面为见到许多新鲜事物备受鼓舞，另一方面也为看到不少负面的消极现象感到困惑。罗曼·罗兰毫不讳言自己是“苏联的老朋友和维护者”，他访苏归来说了一些赞颂的话，而将一些尚不充分的观察印象和不成熟的批评意见尘封起来，指望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社会变迁，这个社会主义的“新世界”得以自我完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或许也是作家在书中表达的原意。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闻一先生对馍斯科日记》研究所得出的不同见解。他根据新的档案和史料，认为罗曼·罗兰原先并不打算把日记封存起来，后来在某种“压力”下才做出封存50年的留言，因此，他不同意将罗曼，罗兰说成是一个“能预知斯大林和苏联未来命运的先知先觉的贤哲之士”。这也是一家之言。
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生活千姿百态，纷繁复杂，扑朔迷离，不可避免地留下种种谜团。后人又总是从自己的立场和把握的资料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做出判断，因此，历史学家常常对同一问题做出不同的结论，这是十分正常的。也许正是在这种不同观点的碰撞、争论和考证中，历史才能更接近于真实。然而，总会有一些永远解不开的历史之谜。正因为这样，历史研究蕴藏着无尽的苦与乐、艰辛和甘甜。
注释：
①本文凡引自《苏联兴亡通鉴》（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的，均注该书页码。
②闻一的大作最初发表在《读书》1999年第4期，标题为《关于封存日记50年的神话》。200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袁俊生译的《莫斯科日记》新版，该文作为“代序”收入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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