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文学中所见的西域商贸

汉魏六朝文学中所见的西域商贸

内容提要：论文以文史互证的方法分析了出现在汉魏六朝文学中的西域商品和商胡，指出笼罩在文学想象之中的西域商品具有神奇性、奢靡性与趣味性等特点；而文学作品中有关胡商的记载，在不经意之间反映出胡商的生活境遇与信仰习俗。考察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反映的西域商贸，有助于我们从文学这一角度理解中土与西域早期交往中所持有的观念态度。[1]

关键词：汉魏六朝文学　西域　商贸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除了政治、军事原因而导致的交往使得文化流播之外，宗教与商业一直是文化流播中更常见、更持久、更重要的载体。可以说，自古以来，利益与信仰是驱动不同文化民族之间交往最重要、最持久的动因。在西域与中原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着较大规模的商业往来。这种商贸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原地区的文学创作，包括诗歌、小说、辞赋在内，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或多或少都接受着商业往来所带来的文化影响，其中尤以小说所受影响为大。

汉魏六朝尚处于与西域交往的早期，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人们对西域还所知甚少，商业则是了解西域最重要的媒介之一。这种了解往往不完全本之于真实的知识，而是带着明显的误解、夸饰与想象的痕迹。他们通过独特的视角把自己的情感、愿望投射于西域的商品与商人，各种传闻与想象源源不断地进入历史，从而重新建构了一个西域世界。考察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反映的西域商贸，有助于我们从文学想象这一角度理解中土与西域早期交往中所持有的观念态度。在商贸往来中有两大要素，第一曰商品，第二曰商人，下面我们就分别论述汉魏六朝文学中的西域商品与西域商人。一、汉魏六朝文学中的西域商品

西域对中原出口的主要物品有金银器、宝石、玻璃器、香料、毛织品、珍稀动物等等，物产往往是了解和想象异域绝国的第一媒介。这些绝域殊物的输入，不断地扩大着我们对远方异国的想象。在早期中国的史书中，在提到与异族的交往和对异族的征服时，往往会提到所取得的物质成果。随着版图的扩大，不同民族的交往开始增加，因此而对异族生活方式、不同物产的了解越来越丰富。在早期的所谓地理博物小说中，大致上包含了三大内容：曰殊方，即辽远的空间距离；二曰异民。即表现其形体、特性和习俗的怪异。第三曰奇物，即或出于真实、或出于想象的各地的奇异物产。至《山海经》为止，对异域遐方的幻想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但此书所记载的物产基本上属于神话，凭空想象，并不是现实中实有之物。西域的开通以及各种新奇物产的流入为地理博物类小说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类小说的共同特点是根据实有之物，夸大其功能，并与仙境、理想国的幻想结合起来，使这些物产具有了神话色彩。所以，当时西域传入的物产在汉魏六朝小说中就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史实性记载，而是戴上了想象所营造的神秘面纱，从而形成一种神秘的氛围。

概括来说，文人笔下的西域物产第一个重要的特征是神奇性。这种神奇性具体表现为物品具有夸大的实用性功能，以及驱邪避灾、祈福保安的宗教性功能。

据《西京杂记》卷一载：“武帝时，西域献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时服此裘以听朝。”而在《海内十洲记》中则云：“武帝天汉三年（前98），西国王献吉光毛裘，色黄白，盖神马之类也。裘入水数日不沉，入火不焦。”不仅这一物产的神奇功能得到了夸大与渲染，而且与神马的联系使其初步完成了神性化的过程。《西京杂记》卷一所载的身毒国宝镜等更是充满了神话色彩，其云：“宣帝被收系郡邸狱，臂上犹带史良娣合采婉转丝绳，系身毒国宝镜一枚，大如八铢钱。旧传此镜照见妖魅，得佩之者为天神所福，故宣帝从危获济。及即大位，每持此镜，感咽移辰。……帝崩，不知所在。”在这里身毒国出产的宝镜被赋予了驱邪、祈福以及通灵的神性。

如果说，《西京杂记》与《十洲记》中还是民间传说中夸大其辞以耸人听闻的一般手法的话，那么，到了《拾遗记》，文人乃是自觉地以文学性想象和缛丽文字来渲染西域物产。在此书中，西域的贡品大多与神奇的神话结合在一起，以营造光怪陆离、神奇莫测、错彩镂金的华丽风格。如卷一“高辛”条云：

有丹丘之国，献玛瑙瓮，以盛甘露。帝德所洽，被於殊方，以露充于厨也。玛瑙，石类也，南方者为之胜。今善别马者，死则破其脑视之，其色如血者，则日行万里，能腾空飞；脑色黄者，日行千里；脑色青者，嘶闻数百里；脑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濡，日行五百里；脑色白者，多力而怒。今为器多用赤色，若是人工所制者，多不成器，亦殊朴拙。其国人听马鸣则别其脑色。丹丘之地，有夜叉驹跋之鬼，能以赤马脑为瓶、盂及乐器，皆精妙轻丽。中国人有用者，则魑魅不能逢之……或曰：一说云，马脑者，言是恶鬼之血，凝成此物。……丹丘之野多鬼血，化为丹石，则玛瑙也。

西域出产的玛瑙工艺品是中原最受欢迎的贡物之一，一向被视为珍品。据《西京杂记》卷二载：“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羁，皆以白玉作之，马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昼日。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竞加雕镂。”《通典》卷一百九十一《边防七》载：“隋炀帝时，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番诸国，至罽宾得玛瑙杯，王舍城得佛经，史国得十舞女、狮子皮、火鼠毛而还。帝复令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皆啖于厚利，令转相讽谕。”这是《拾遗记》这段记载的历史依据。毫无疑问，《拾遗记》中的记载充满了误解、夸饰与想象，也正是在这种误解、夸饰与想象之中，完成了对西域物产的神话化过程，重新建构了一个奇异的西域世界。《拾遗记》卷四“秦始皇”条：

始皇元年，骞霄国献刻玉善画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诡怪群物之像；刻玉为百兽之形，毛发宛如真矣。皆铭其臆前，记以日月……又画为龙虎，骞翥若飞。皆不可点睛，或点之，必飞走也。……使以淳漆各点两玉虎一眼睛，旬日则失之，不知所在。山泽之人云：“见二白虎，各无一目，相随而行，毛色相似，异于常见者。”至明年，西方献两白虎，各无一目。始皇发槛视之，疑是先天所失者，乃刺杀之，检其胸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

此段神话也具有真实的历史背景。西域当时的玉石及玉器制作享有极高的声誉。张骞通西域之后，和田玉成为于阗王觐献中原王朝的重要方物，最初是出口玉石原料，6世纪中叶起，开始觐献用于阗玉雕琢的工艺品。《南史·于阗传》下记载：“于阗者，西域之旧国也……大同七年（541），又献外国刻玉佛。”[2]在这段记载中，西域之玉石配合西域之著名画工，雕出了通灵之神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神话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赋予此类物产以驱邪避恶、预测未来、通灵精变等等种种特性，从而使西域物产具有非同一般的神性。jmv]w2yuiM}EOO+\rQ "H%xZ]/%{wbd?=lm数学论文S \7?{jz.{&OI3D#d==GD

由于西域向中原出口的贡物大部分都是奢侈品而非生活必需品，所以，在汉魏六朝文学作品中，西域物产往往又是富丽豪奢的象征。它们的名称常常成为以藻饰见长的辞赋、诗歌作者乐于称引的对象，通过对这些名物的铺陈与描绘，展示熠耀焜煌、光采炜炜的繁艳风貌。因此，文人笔下的西域商品第二个特征就是其奢华性。论文汉魏六朝文学中所见的西域商贸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珊瑚是从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特产之一。《汉书·西域传》称：珊瑚为罽宾所出。而《魏书·西域传》、《周书·异域下》、《隋书》《新唐书》均云珊瑚出自于波斯或附近，《梁书·诸夷传》并云波斯国“咸池生珊瑚树，长一二尺。”而琅玕在先秦古籍中一直被当作是出产于西域的美玉。《尔雅·释地》曰：“西北之美昔有昆仑之璆琳、琅玕。”《山海经·西山经》云：“（槐江之山）其山多青雄黄、多藏琅玕、玉。”《管子·轻重甲篇》：“昆仑之墟不朝，请以璆琳、琅玕为币乎？”[3]这些珍玉奇石在汉赋和诗歌中一再出现。它们是宫殿园囿中的华丽装饰。当司马相如铺陈上林苑之富丽时提及“玫瑰碧琳，珊瑚丛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鳞”（《上林赋》），班固夸饰汉长安宫之华丽时则云：“碝磩彩致，琳珉青荧，珊瑚碧树，周阿而生”（《两都赋》）。它们是妇女身上的华丽装饰，曹植在描绘美女之打扮时声称其：“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美女篇》）它们是情人定情时的珍贵礼物，张衡在提及美人所曾礼物时则曰：“美人赠我琴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四愁诗》）它们是贵族豪奢生活的象征。《晋书·食货志》云：“王君夫、武子、石崇更相夸尚舆服鼎俎之盛，连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树。”最著名的莫过于见载于《世说新语》、《晋书》等文献中有关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情节，《晋书》卷三十三《石崇传》载：

恺以饴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崇、恺争豪如此。武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之，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恺以示崇，崇便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嫉己之宝，声色方厉。崇曰：“不足多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枝，条干绝俗，光彩耀日，如恺比者甚众。恺怳然自失矣。

在这里，出产于西方的珊瑚无疑是财富的象征。但是，从这条记载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些以前不为人重视的信息。首先，王恺、石崇比富，似是胡地习俗影响下产生的行为。西域商胡以得利多为善，财多为贵，因而形成一种“斗宝”习俗，以宝物之多少决定其社会地位。《太平广记》卷四0三“魏生”条引《原化记》载：“胡客法，每年一度与乡人大会，各阅宝物。宝物多者，戴帽居于座上，其余以次分列。”《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引《广异记》也载武则天时，有士人途次陈留，宿于旅邸，“夜闻胡斗宝”，为他们陈说中国之珠宝，诸胡大骇云云。据《宣和画谱》卷一，唐代阎立本曾经作过《异国斗宝图》，可惜现已失传。石崇是一个受胡文化影响较深的贵族，他的一个爱妾就来自于胡地。《拾遗记》卷九载：“石季伦爱婢名翔风，魏末于胡中得之……妙别玉声，巧观金色。……珍宝奇异……皆殊方异国所得，莫有辨识其出处者。乃使翔风别其声色，悉知其处。”他因劫掠商人而致富，《晋书》卷三十三《石崇传》云：“崇……任侠无行检。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而他所劫掠的所谓“远使商客”中，应该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西域。

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西晋时期由于社会上层所流行的奢靡生活风尚，使得从西域前来经商的商人大大增加。我们知道，西晋代魏以后，统治者的社会阶层从寒族一变而为门阀豪族，统治者内部的风尚也由曹操时期的倡节俭改变为尚豪奢。虽然晋武帝也经常做提倡节俭的表面文章，但从实际行为上看，武帝不但本人生活奢华，后宫数万，还对贵戚之间的竞奢给予物质上的支持，这就大大鼓励了社会高层内的奢靡风气。晋朝太傅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4]石崇：“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竞以奢靡相尚。”[5]上层社会的奢靡风气刺激了对奢侈品的消费需求，这使得与西域的商品贸易有了合适的土壤，西域商人在此期间经常来到中原交易。这其中，与官方的朝贡回赐形式的贸易就有如下几次：晋武帝泰始六年（270）九月，“大宛献汗血马，焉耆来贡方物。”[6]太康八年（287），“南夷扶南、西域康居国各遣使来献。”[7]同在太康年间（280-289），龟兹、焉耆王曾遣使来洛阳访问，并馈赠方物。但是，除了与西晋官方的交易之外，更多的应该是民间商业往来。晋末刘畴“曾避乱坞壁，贾胡百数欲害之。畴无惧色，援笳而吹之，为《出塞》、《入塞》之声，以动其游客之思，于是群胡皆垂泣而去之。”[8]可见在晋末动乱之时中原还有相当数量的西域贾胡，那末在安定时期的规模可想而知。由于经常与西域商胡有商业往来，所以在习俗上受其影响也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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