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宝华：“清官”研究——羊续悬鱼，沽名钓誉？！

黄宝华：“清官”研究——羊续悬鱼，沽名钓誉？！

这个题目乍看有唐突先人的感觉，但笔者却认为这是的的确确的事实。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崇敬清官的民族，这主要是几千年来专制制度所造就的刚正不阿、为民请命、廉洁奉公的人民父母官实在少之又少。他们的事迹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为人民所广为传颂——这一点包公尤为突出。他甚直被人民尊奉为能降妖捉怪、无所不能的神仙。可见，人们对清官寄予太多的渴求与期望。

笔者并不是研究历史的，也并不想为早以盖棺定论的历史结论翻案，但是我们研究“清官”不能脱离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这样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全面和公正的结论。

羊续是东汉末年中国历史上一位为史书所极力称颂的清官，其事迹甚直被编为成语故事而广为人民所传颂。但笔者却难以苟同，现提出二、三疑点与大家共同探讨。

（1）江夏发生匪患，盗贼蜂起作乱，朝庭派羊续继江夏大守之职，居然迅速平息了匪乱。那么他依靠什么力量？首先应该是取得下层官僚的支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令畅通，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但在东汉末年，皇帝公开买官鬻爵，贪污贿赂、腐败成风的社会环境下，他依靠什么来取得部下的信任和支持？那种环境下仅仅依靠自身的廉洁只会起到反作用，官僚阶级会把他当成“异端”而逐渐疏远与他的关系，甚直会把他架空。礼尚往来只能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所以笔者认为“羊续悬鱼”只能是做些表面文章罢了。否则的话，他在江夏长久呆下去就很困难，更不用说平叛了。　（2）妻子、儿女来找他，因生活贫困不能供养而打发他们回了老家。据史载，羊续平时弊衣薄食、车马羸败，生活极其简朴。那么，他的俸禄哪里去了？笔者对历史的研究并不深刻，无法得知东汉时期的官俸到低有多少？但无论如何，作为地方大员、一方太守，养不起自己的妻子儿女，绝不是因为官俸太少。看来是另有他用，是救济百姓？还是官场应酬？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不得而知。

（3）差点位列三公，居太慰之职，只是由于贿银拿不出，只好做罢。笔者就更加迷惑了：据《三国志》载，东汉末年，汉灵帝只知道卖官捞钱，“十常侍擅权，非亲不用，非仇不诛”。张让怎么选中了羊续居太尉之职呢？如果为了捞钱的话，就更不应该选象羊续这样不会投机钻营、巧取豪夺捞取好处的人。据《资政通鉴》——汉纪回十八载，中郎将张奂，平定境患，“奂论功当封，以不事宦官故不加封，唯赐钱十十万除家一人为郎”。既使张奂立下大功，因为不依附宦党，也得不到提升；而钜鹿太守司马直因拿不出贿银，又不忍心割剥百姓，于是就愤然服毒自杀（《后汉书、张让传》有详载）。我想司马直实在是被逼无奈，除非万不得一，绝不会走自杀这条路。而羊续竟然轻而易举的就回绝了。看来，羊续与十常侍关系至少不坏，才有可能被当选太尉之职，才不至于遭到祸患。而与他们搞好关系，单靠嘴皮子是不可能的，必须有实质的金钱贿赂。可见至少的官场应酬是必须做的，只是没有依此来搜刮老百姓罢了。好在当时没有受贿罪，否则的话，恐怕羊续也难以逃脱干系。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牵强附会、危言耸听，问题有那么严重吗？我们比较明代三大“阉党”势力集团，就可得出结论。王振是明英宗时最为显赫的权阉。据《守溪笔记》载，当时英宗不直呼其名，而呼其为“先生”，公候勋威呼其为“翁父”，文武百官见了王振“皆候拜”。“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王振的对人原则：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在王振生日不去拜访，王振逐以“砍文庙前古木为不敬”之名拘罪李时勉，并置百枷于李时勉身上，若不是皇太后出面干涉，李时勉必死无疑。监察御史李俨因仅见王振“不跪”遂被捕入锦衣狱，后谪戍铁岭卫。而武宗时权阉刘瑾更是擅作威福，骄横恣肆，朝庭大员和自己没关系的一律排斥，或勒令致仕或坐事罢免。又令各地镇守大监索取进俸，论地方大小，分等进献银两。对于索贿不成，或献银不足者，刘瑾往往“因中以法，欲置之死”（《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三）。翰林学士吴俨，家资殷厚，刘瑾“尝有所求，俨不与”（同上），逐借故将其降职。平江伯陈熊，对刘瑾的公然索贿不理，刘瑾恼羞成怒，竟欲将其处死，后因其他大臣相求幸免于难，但刘瑾还是将其夺爵抄家，谪边充军。当时官史的任免原则就是以行贿多少而定，少者则贬斥，多者则擢升。而恶贯满盈，罪恶累累的魏中贤更是上至大学士九卿，下至郡县官吏，都是魏中贤清一色的私党。几乎一切异已，排斥净尽，真正做到“朝署一空”。魏中贤所掌东厂，骄横肆虐，所至动辄索金数千，索贿不成，滥兴大狱。故在魏中贤擅权时，朝庭上下、文武百官，往往以进献珍宝、金银自保，否则，就难免遭受其害。

张让残害忠良、为害朝堂、祸国殃民的劣迹并不比这三者逊色多少。

纵观中国历史，又有哪个朝代不存在十分严重的结党营私呢？无论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还是朋党之争。朋党政治是历代王朝都深恶痛绝的事情，但最终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其实专制制度下最大的党派就是皇帝党，只不过其利用掌握的权力把其特权从各个方面固定下来。由于其实质的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力量来自本阶级内部，这种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的方式促使了官吏们必须“结党”才能自保和发展，随着权力和势力的逐渐增大，监督和制约的力量就会愈来愈不起作用，势力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无法控制。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来平衡这种行为，而权力中心只能有一个，于是残酷的争权斗争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所以专制制度下朋党斗争始终是你死我活的生死斗争，最终结局只能是要么被消灭掉，要么变得更加强大。

可以看出专制制度下朋党政治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权力的不可抑制性，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可谓大矣。

首先容易造成恶性循环。一旦朋党政治形成，形势就很难逆转，因为一个党派的消失是以另一个或新的党派（也可能是皇帝党）的崛起为条件的，而且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明显的还是不明显的，只有这样才具备抗衡或消灭另一个党派的实力，所以朋党政治一旦形成，就会象单摆一样，权力中心在不同的新旧党派之间摆动（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同的皇帝也会产生不同的权力中心）。一般情况下时间愈长，振动就愈激烈，危害就愈严重。在那种环境下，要保持中立是根本不可能的，不随波逐流的立刻就会遭到排斥。一旦“结党”成了官僚和政客生存的首要条件，所有的仁义道德、君臣大义、法律制度都会排在后边：“以德治国”几乎是历代王朝都身体力行的事，可惜却没有一个取得成效的。最后结果不都是官吏朋比为奸、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败成风吗？%k% p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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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旧中国的“德治”体系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至于现在这种思想体系还深刻地影响全世界的每一位华人。但是在朋党政治面前却显得不堪一击，难以招架。旧中国的许多官员在没有考取功名之前不都是自小读圣贤之书，知书达理、深明大义、嫉恶如仇的谦谦公子，可是一旦混入官场，就会变得虚情假义、尔虞我诈、甚至凶狠奸诈。论文黄宝华：“清官”研究——羊续悬鱼，沽名钓誉？！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朋党政治”还是导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地方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根本原因。《明史》卷九有这样一段计载：明宣德七年，宣宗对自己的部下说：“他认为农民的赋税太重，所以下令减去三成。可是后来却发现，户部并不执行诏令，往下更不用说了。所以，以至百姓不能得到实惠。为此他重申：“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批语是写了，可结果如何呢？史书上没有讲，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讲，这是一定办不到的。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并不少，他们每每抱着“济苍生，安社稷”的美好愿望，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却总是跳不出黄宗羲定律的束缚，最后都变成了巧立明目，横征暴敛的手段。所以说明宣宗的愿望也一定不能实现，既使赋税明义上减了下去，官史们也会巧立明目，通过其它手段弥补回来。　朋党政治一旦为小人所控制，其危害尤为剧烈。但是小人结党乱政又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据《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载，神宗说：“哪个朝代没有小人呢？既使尧舜时代，也不能没有“四凶”。王安石道：“正是因为能分辨四凶，而加以惩处和铲除，尧舜才能成其为尧舜”。笔者认为这只能算是王安石劝勉神宗的话，历史上的小人尽管一时受到压制，但哪一个不是到了恶贯满盈、罪恶累累的时候才受到惩处呢？有的甚至还做到寿终正寝。蜀国的宦官黄皓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小人，诸葛亮、董允等贤明的大臣屡次建议后主刘禅不要轻信黄皓，黄皓先是龟缩，蓄精养气，当诸葛亮、董允死后，董皓渐渐坐大，操纵国柄。《三国志·姜维传》记载公元262（姜）维恶黄皓恣擅，启后主欲杀之。后主曰：“皓趋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齿，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维见皓枝附叶连，惧于失言，逊辞而出。后主敕皓诣维陈谢，维说皓求沓中种麦，以避内逼耳。权阉刘瑾先后伺候了四代皇帝，武宗以前一直默默无闻，武宗即位后才得以展露头脚。居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不也是有“三小”——刁竖、易牙、开方，管仲在时，他们还不敢做恶；等到管仲去世后，齐桓公由于不听管仲劝告，致使“三小”做乱，终于造成齐国大乱。堪称一代名君的乾隆大帝明知和坤擅权纳贿，贪赃枉法，却一味纵容，听之任之。汉灵帝时的权臣张让更是技高一筹：中常侍封胥、徐奉与张角勾结之事泄露，封徐二人咬定张让也参其谋，面对灵帝震怒，张等“叩头如雨，声泪俱下”并推责任于前宦官王甫、候贤身上。最后灵帝竟不了了之。当他们不得势或危难的时候，就表现出奴颜卑膝，阿谀奉承甚至痛苦流涕的奴才嘴脸，但是一旦得势，立刻就会变得飞扬跋扈，气焰熏天。巧言令色、投机钻营、拉帮结派、施阴谋诡计是“小人”的特长，而专制制度下的官僚体制正是酿造了“小人”得以发展状大的温床：1、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的方式促使了官吏们必须“结党”才能自保和发展。2、作为政客或官僚最重要的是要取得官僚阶层或者掌权派官僚的认可而不是人民群众的认可，否则的话就要遭到排斥。游戏官场对于他们简直是如鱼得水、驾轻就熟。所以“小人”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应变力，这一点是忠臣和君子所远远不及。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忠臣名将在殚智竭力，精忠报国，治理国家方面的确是小人所不及，但在拉帮结派、勾心斗角、大搞阴谋诡计游戏官场方面远不及“小人”。专制制度下的官僚体制缺乏适合他们生存的市场，有几个忠臣能够抵挡住奸臣的陷害呢？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其实就是这样。郭子仪身为国家重臣，且又是皇帝的儿女亲家，却对当朝权臣卢杞敬畏三分。一次，郭子仪正在生病，卢杞前来拜访。郭子仪听到门人的报告，马上命令左右姬妾都退到后堂去，他独自凭几等待。卢杞走后，姬妾侍女们又回到了病榻前问郭子仪：“许多官员探望你的病情，您从来不让我们躲避，卢中承来为什么让我们都躲起来呢？”郭子仪微笑着说：“你们有所不知，这位卢中承相貌极为丑陋而内心又十分阴险，你们看到他一定会忍不住发笑的，那么他一定会忌恨在心，如果将来此人掌权，我们的家庭就要遭殃了。”郭子仪不愧有识人之明，他看清了卢杞的阴险面目，虽然位极将相，也不敢得罪他。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经济学家杨炎，大书法家颜真卿就是死于此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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