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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曾经作为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已黯然凋谢，少有人再攀折这朵带刺的鲜花。然而，从学术发展史上来检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以及围绕此问题展开的深入细致的讨论，毫无疑问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近年已有学者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并提出了许多新颖且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1]。本文试图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做一较为系统的考察和学术史的回顾，并对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四个阶段：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由来已久，从学术史上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1930-1940年代：问题的最早提出及理论定调
1930年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提出，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的历史实际有直接的关系，也是他们试图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取得合法性的一种尝试。无论纯粹从学术史上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来看，这个理论的提出都是有意义的，也是成功的。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开始于1930年前后爆发的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史大论战。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尤其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问题，学术界发生了极大的分歧。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完全是由外来的因素决定的，如果没有外国势力的渗透，中国就不可能走向近代，不可能走向现代化；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历史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峰，到清中期以后已发展非常缓慢，可以说已经停滞不前，此即所谓中国社会发展“停滞论”；另有学者认为，中国早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至清代，中国已进入了商业资本主义发展时期。部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赞成第一种观点。
根据现有文献，最早提出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是邓拓。他在1930年代撰写的《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2]一文中，批评了那种早在西方列强入侵以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就已成熟的观点。他认为，在西方列强侵入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已经产生“新的社会经济系统的苗芽”，“中国封建社会的体内，已经存在和发展着否定它的母体的因素了。假设当时没有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这一封建社会，也可能有其自体内所包孕的否定因素的发展而崩溃，蜕化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可是外来资本主义的侵入，却截断了这一历史的阶段，使中国经济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而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他还指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是有限的，只是某种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变化。当时手工业的经营还没有达到工厂手工业的完成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没有真正成熟。
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述较为充分的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吕振羽。他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写作年代应在此之前）一书中首先提到了“布尔乔亚工场手工业”的概念，他说：“到明清之际，布尔乔亚的都市经济的成长，已成为社会经济领域中之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布尔乔亚势力的成长而开始其独立性的表现，便产生具有革命性质的黄宗羲、戴震、王夫子等人的布尔乔亚的政治哲学。”“然而中国的布尔乔亚虽然走入了阶级任务之履行的进程中，但是作为布尔乔亚革命之社会因素还未达成熟之际，便遭受外来的强力袭击——鸦片战争，把它绞杀有母胎之内。”[3]1940年，吕振羽在《中国历史研究提纲》中则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到明末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性的手工业工场的雏形”，至清朝则已“培养着资本主义的因素”[4]。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作了经典性的阐述：“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5]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这段话实际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对此问题的一个总结。从邓拓、吕振羽到毛泽东，一脉相承，理论渊源非常清楚。毛泽东的阐述奠定了今后讨论的基调[6]。甚至可以说，随着毛泽东地位的迅速提高，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及理论的教条和僵化，此后大批学者所进行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为了论证和注释这段我们几乎人人都耳熟能详的话。
（二）1950年代中期-1960年代中期：对经典结论的证明
如上文所说，毛泽东的经典阐述显然并非毛本人的理论发明，而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较为一致的看法，只不过毛的口吻更明白地表达了出来。所不同的是，这个结论一经领袖之口说出，便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真理，在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政治环境中，学者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具有说服力的历史事实来论证它。1950年代中期开始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讨论的契机是关于《红楼梦》一书的时代背景问题。1954年10月10日，李希凡、蓝翎在《光明日报》率先发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他们认为，贾宝玉“是当时将要转换着的社会中即将出现的新人的萌芽，……曲折地揭露了那个时代尚未成熟的新的社会力量变革封建制度的历史要求”。随后，较有影响的文章是邓拓撰写的《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7]。他认为，《红楼梦》反映的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衰落、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一部伟大作品，时代是18世纪上半期，“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其标志是，在封建内部生长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着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有了发展；同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相对立的市民思想明显地抬头了”。因此，《红楼梦》应该被认为是“代表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的作品”。这个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荒诞的问题，当时却吸引了大批学者的注意力。由讨论《红楼梦》社会历史背景而引发的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从此开始，许多学者如傅衣凌、侯外庐、吴晗、尚钺、翦伯赞、吴大琨、黎澍等相继撰文，促成了这朵“金花”的盛放。
从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中期，史学界围绕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发表的论文多达二百余篇，论文集两(4)种，专著若干，其中尚钺著《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三联书店，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等影响较大。与三四十年代相比，这一时期问题的讨论深入了，具体体现在：1.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它出现于何时？原来学者大多主张明清说，此时出现了唐代说、宋代说和元代说；2.怎样评价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明末至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有没有质的变化？对此，学者们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3.资本主义萌芽对当时社会的阶级结构有无影响？明清时期是否出现了市民社会和市民运动？4.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几个经济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涉及到了丝织业、矿冶业、制瓷业、造纸业、榨油业、制糖业、农业等[8]。
总的来说，此一时期的讨论是深入的，学者们的态度是严肃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基本是学术层面的论争。但其中也夹杂一些非学术的因素，甚至上纲上线，如有的著名学者就指责尚钺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所写的“序言”“推翻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大大地提前和‘创造’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一面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一面又提出了作者自己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正面主张”，等等[9]。在后来所进行的严酷的政治斗争中，这些错误中的任何一条都足以置学者以死地。论文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R=V F*Rtv vS c]&@(EG(fF2A0F/jpu~gq公共事业论文 ]MZf2E%Q -,QPt=rX2B.,'1
(三)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大讨论的接续
文革结束后，学术界再次焕发生机，中断的学术研究又开始接续。在史学界重点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及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过程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一时期发表的相关论文亦有二百篇左右，专著和论文集有多种，参加讨论的学者广泛，包括史学界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学者。更为可喜的是，讨论基本都是在纯学术的轨道上进行，较少夹杂有非学术的因素，比如大家不再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与《红楼梦》生拉硬扯在一起，不再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搅和在一起；某些禁区开始突破，思想更为活跃，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问题、新观点和新方法；不再纠缠于概念的争论和局限于对经典的论证，而是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更多地开始进行实证研究，比如深入地探讨某一地区、某一行业部门内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视野大大拓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较多进行中西比较研究，主要是中国与西欧的比较，二是扩大了史料的运用范围，诸如档案、碑刻、契约及实地调查材料等都被广泛地运用到了实际研究中。
值得指出的是，1985年，由徐涤新、吴承明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标志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高峰。这部从1960年代初期开始撰写的著作，集中反映了我国学者多年来关于此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既有理论的阐述，又有具体的实证。以此为标志，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开始明显降温，几至无人问津。
（四）1990年代以来：理论反思
进入1990年代以来，专门论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论著已比较少见，取而代之的的是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反思。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归结为“情结论”、“死结论”和“假问题论”等。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状况，将在下文中陆续涉及。
二、何为“资本主义”：质疑“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前提
吴承明先生在《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一章“导论”中，首先讨论了“什么资本主义萌芽”，但没有对“什么是资本主义”做出概念限定。我认为要真正对“资本主义萌芽”做出令人信服的概念论证，首先必须对“资本主义”一词做出概念论证，这是个前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对中国学者来说是如此之熟悉，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以至于很多学者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根本无需专门化精力来界定它，它是个不证自明的概念。实际情况是，我们之所以对这个信手拈来的概念熟视无睹，是因为我们仅仅把它作为了一个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一个概念，简直就成了社会主义的“天然反义词”（布罗代尔语）；或者形象地认为，像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实行的社会制度就是“资本主义”，于是这些国家成为了“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既然对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概念问题始终都没有搞清楚，那么我们多年来讨论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前提上就很成为问题了。正是因为概念上的模糊，各有各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准，所以讨论中出现各种五花八门的观点就不足为奇了。比如，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从“战国说”、“西汉说”到“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前后竟然相差两千多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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