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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征——兼论武汉早期现代化
现代文明需要一种稳定的、渐进的积淀过程方能形成大气候，而中国及武汉缺乏这样一种现代文明的长时段积淀过程，许多民族企业都是“断尾蜻蜓”，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征——兼论武汉早期现代化，欢迎阅读。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征——兼论武汉早期现代化
发生在近几个世纪的现代化是一个多侧面、全方位的社会转型过程。它包括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和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等内涵，而它们之间又交融互摄、彼此渗透，呈现出一种多元一体的共生互动状态。19世纪中叶以降的百余年间，中国演绎着“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坎坷历程，经历了现代转型从迂回迟缓期到快速急进期的变化。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具有区别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的一系列特征。
其一，由于中国现代转型是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启动的，西方殖民主义的军事威胁使中国面临旷古未遇的国防危机，故中国早期现代化首先是对这种危局的防御性反应。如果说，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工业化，是从较易实现原始积累、赢得利润的轻工业起步的，那么，中国的工业化努力则开端于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兴建的第一批现代化工厂，如1865年李鸿章设于南京的“金陵机器制造局”、1865年李鸿章设于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6年左宗棠设于福州的“马尾船政局”、1876年崇厚设于天津的“北洋机器制造局”等，莫不是制造枪炮、弹药、舰船的军工厂。武汉的早期现代化机器工业也全然是这种“兵工洋务”的产物，如19世纪90年代张之洞在武汉建立的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等，便主要是为“强兵”而设。湖北枪炮厂自不待言，张之洞设铁厂也是出于这种认识：“今日之铁，明日之械”，“今日之铁，明日之轨”（铁轨，指芦汉铁路，而修此铁路的主要目的又是运兵）。后来建立的“纱布丝麻四局”等轻纺工业，虽号称“求富”，但其利润也主要用于填补铁厂、兵工厂的巨大财政亏空。
其二，中国早期现代化是在自身社会条件远未成熟的情形下，因外力逼迫，由政府自上而下发动的，故这是一种“强政府、弱社会”的现代转型。因为中国是在文化的现代性与传统性不兼容的情态下开始实施现代化的，故尔需要依仗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导致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作用异常突出。晚清的早期现代化，在中央是由奕?、文祥等较早与洋人打交道的皇族亲贵主持的，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掌握朝中实权的慈禧太后的支持；在地方上则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实际操办，继起者还有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也都是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吏。上海、天津、武汉之所以成为晚清现代工商业的三鼎足，除三地特定的区位优势、西洋势力的渗入等因素外，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坐镇也直接相关。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与军政强人的活动关系密切，以至人存事兴，人亡事衰，现代化进程不断发生大起大落以至中断。这是政府大力干预的现代化所要付出的代价。张之洞离鄂，武汉在全国的地位渐降，张氏本人有此预言，以后的历史进程也证实了这一点。武汉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得失与慈禧太后支持下的洋务运动后期巨擘张之洞干系甚深，人们为此盛赞张氏的功勋，但张氏在武汉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个人作用，正埋藏着武汉早期现代化坎坷性的伏笔。这是我们在考察这段重要史事时应予特别关注的。
其三，早期现代化的题中必备之义——民族资本的成长，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挤压和官府的制约，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一段时间得到较舒畅的发展，纺织、面粉、火柴、香烟、日用百货等轻纺工业有长足进步，但从近现代大时段观之，民族资本处境堪称艰难困顿。武汉著名商号“曹祥泰”的日用百货制造业，20世纪初曾兴盛一时，抗日战争则跌入低谷；裕大华集团一战前后颇有拓展，之后却饱经磨难，屡遭挫折；号称“地皮大王”、自称“创造了汉口”的刘歆生，其房地产事业于清末民初势头甚健，不久即一再败绩，地产大部典卖；其他如创办震寰纱厂的刘鹄臣兄弟、创办一纱厂的李紫云、轧花业巨头周文轩、建立民营机器厂的周仲宣、商界闻人驾衡夫、周苍柏等，也都是企业初创有成，一度颇具规模，终因战乱、天灾、政治变故或自身经营不善而一蹶不振，甚至全然倒闭。这与同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日本相较，形成明显差异。日本的民族资本，如住友、三井、三菱等财团，自江户时代兴起，经明治时代大发展，直到今天，近二百年间蓬勃运行，遂成威震全球的大企业集团。现代文明需要一种稳定的、渐进的积淀过程方能形成大气候，而中国及武汉缺乏这样一种现代文明的长时段积淀过程，许多民族企业都是“断尾蜻蜓”，武汉的民族资本家没有一位成为彪炳经济史史册的大人物。这是我们回首中国及武汉早期现代化历程时的一种深切感受。这种遗憾的造成，固然导因于战乱频仍等客观条件，但也与国际政治一再出现大幅度摆动造成对民族资本的惨重杀伤直接相关。前车之鉴，不可忘却。
武汉的早期现代化，晚于广东、上海、天津，但早于多数内地城市。自19世纪60年代开埠、洋商设厂，中经张之洞督鄂18年（1889—1907年）的洋务兴革，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武汉后来居上，发展成为超过广州，与天津争胜，直追上海的全国最大的现代工商文教中心之一，建于武汉的汉阳铁厂，在当时不仅是中国，而且是整个亚洲的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早于日本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7年；建于汉阳的湖北枪炮厂是仅次于上海江南机器局的大型兵工厂，成为近现代中国陆军装备（如七九式步枪，俗称“汉阳造”）的主要生产基地；建于武昌的“纱布丝麻四局”则是仅次于上海的现代化纺织工厂系列。以汉口为起点的芦汉铁路，是纵贯中国南北的第一条铁路。武汉还成为华中最重要的文教中心，以武汉为出发点的湖北留日学生数量曾高居各省榜首。以武汉为主要基地的湖北新军是晚清军制改革的模范，是屡次“秋操”的冠军得主。武汉的对外贸易额“驾乎津门（天津），直追沪上（上海）”，显示了20世纪初叶武汉经济发展在全国的翘楚地位。武汉的早期现代化在19、20世纪之交成就斐然，颇耸动中外视听，成为现代化“后发优势”的一个例证，而其间包蕴的种种弊端，又制约着后来武汉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在此后近一个世纪，武汉的现代化建设又续有发展，其规模与水平非张之洞督鄂时可比，但就在全国的地位而言，20世纪初叶以后的武汉则要发出“不如昔时”之叹。
重温武汉的昔日辉煌，窥探其中奥秘，对今日武汉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启迪意味。19、20世纪之交的历史证明，武汉的区位优势提供了这座城市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最重要的国际都会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不仅曾被历史所证明，也为高瞻远瞩的前景观察家所预言。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对武汉的未来寄予厚望。联合国在20世纪末叶的一份未来世界10大城市名单上，列有中国的上海与武汉。美国未来学家麦金利·康韦则预测，武汉是21世纪世界十大超级城市之一，并将其排在第二位。这种于武汉的青眼有加，既是对武汉历史的肯认，更是对武汉前景的看好，它立足于武汉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条件的综合考察，具有向现实转化的可行性。当然，美好前景不会自行降临，机会只在有准备的人们那里变成现实。因此，武汉要在21世纪雄风振起，尚须武汉人的智慧与勤奋，其中包括对武汉现代化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以及由此推导出的既富于想象力又切实可行的发展方略的制订。
在中国现代化进入快速发展期而武汉现代化建设也再次面临极佳机遇的今天，回顾武汉早期现代化的曲折历程，我们不难看到先贤筚路蓝缕的创业艰辛，洞察文明现代转型的种种不可抗拒的铁律，从而为今后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宝贵而真切的经验教训。
武汉早期现代化特征
武汉是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升起的一颗明星城市。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武汉的城市地名浓缩了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城市崛起于风云激荡的时代，自然地，城市也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这一段历史记忆被固着在文本典籍之外的物质载体——道路、街区上，并成为今天武汉市民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验证了克罗齐关于历史诠释理论的最著名的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他看来，“当代性不是一历史的特征，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
武汉是湖北省省会，地处长江、汉水的交汇处。武汉作为华中重镇，崛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明清时期，汉口已经是繁盛的商业市镇和全国性的商品市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汉口开埠通商，使它跻身于上海、广州、天津、汉口四大贸易商埠之列；19世纪末，张之洞经略两湖，把武汉作为其办洋务、兴西学的“样板田”，使武汉在20世纪初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工商业基地。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影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特殊的历史机缘，这几者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把武汉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在中国近代史乃至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辛亥革命就在武昌爆发，一时之间，武汉成了中国乃至世界瞩目之所在。大革命时期，武汉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是国民革命的风云聚会之地。抗日战争初，南京沦陷后，武汉一度成为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它作为领导抗战的中心再次被世界所关注。新中国成立后，“九省通衢”的武汉，在和平建设时期充当了经济建设的排头兵，一批大型骨干企业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武汉城市地名的近现代色彩，主要是通过道路街区表现出来。武汉三镇城区道路系统根据其功能的大小，有“道”、“路”、“街”、“巷”、“里”等不同称谓。这些道路街区名称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有的名称历代相沿成习，呈现出连续性；有的受到社会生活的强烈影响，名称变更，带有时代赋予的特定涵义，表现为连续性的中断。其中，非连续性是绝对的，连续性是相对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实际上，很难找到完全没有发生改变的原生态地名），即便现在没有变，并不表明将来不变。就连续性而言，既包括未发生断裂的延续性，也包括较长时期连续进程中的短期中断。比如，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是张之洞督鄂时在武昌修建的最早的四条马路，解放后沿用，这种连续性的短期中断，可以视为连续性。而非连续性也只是在一个时点上相对前一个阶段传统的断裂或习惯的打破，这个时点之后，也要保持一定时期的相对稳定性，这个相对稳定的时段，也应当视为连续性。比如，大连路建成于民国初年的日租界时期，称为中小路，1946年命名为大连路，以后一直到今天，没有发生变动。大连路相对于有30多年的历史的中小路而言，是传统的断裂；就它自1946年到今天60多年相沿未变的历史而言，又体现传统的延续。这种从非连续性到连续性的横截面，即武汉城市地名带有近现代史的深重痕迹，正是我们要考察的对象。这一对象，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视角去观察。从主动的角度而言，近现代历史活动主体的活动影响、作用于社会生活，并投射到城市地名的变迁上；从被动的角度看，城市地名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大体而言，武汉城市地名浓缩的近现代史，可以分为五个时期：一、张之洞督鄂时期；二、辛亥革命时期；三、国民革命时期；四、抗日战争时期；五、和平建设时期。
一、张之洞督鄂时期
承接明清以来的传统商业优势，虽然“汉口在开埠后，外商的涌入、洋行的设立，以及与外贸密切相关的外贸企业的兴办，都使汉口渐次有内陆型的封闭式城市向开放型的国际性城市迈进”，但是，汉口开埠后，并没有取得像上海开埠后短期内发生令人瞩目的变化，仅仅是商业一枝独秀，还没有形成近代工业格局。张之洞督鄂期间，是武汉早期现代化进入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武汉在商业、工业、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获得了飞速发展，一度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工商业和中心。诚如张继煦所评价的，“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指张之洞）二十年缔造之力也”。张之洞主政湖北，兴厂矿、办学校、修铁路、练新军，实绩卓著，功德自在人心，也反映在城市地名上。这主要有两种情形。
其一，为纪念张之洞而命名。张公堤东起汉口堤角，西至舵落口，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之洞督鄂时所建。建成后，大大减轻了汉口水患，保障了一方安全，老百姓视为命堤。人们感怀张之洞的恩德，称此堤为张公堤。张公亭位于汉口中山公园，1934年修。为了纪念张之洞，人们把江城名园的亮丽景点命名为张公亭。紫阳路原名张之洞路，位于武昌老城区南部，东西走向，西起临江大道，东至武昌火车站。1936年命名为张之洞路，1967年改名工农路，1972年改名为紫阳路。洞庭湖小路，位于江岸区沿江大道中段西北侧，东南起沿江大道，西北止洞庭湖街。路成于清末民初，始命名南皮路，以纪念张之洞。张之洞是河北南皮人，人称其为张南皮。抗战胜利后改名为陈其美路，1955年改为洞庭小路。
其二，地名的变更，与张之洞的政治举措相关。方言街，旧街名。在今武珞路阅马场至首义路一段，原称东厂口正街。方言街的更名，是因为张之洞于光绪十七年（1891）办方言商务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张之洞将原方言商务学堂改为自强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自强学堂又改为方言学堂，并将校址迁往东厂口正街，人们就把东厂口正街叫做方言街。一、二、三、四马路，是张之洞督鄂时在武昌修建的最早的四条马路，分别按序数命名为一至四马路。解放后沿用，1967年改为红纺一至四路，1972年恢复原名。千家街，位于武昌区武珞路南侧，中山路西侧。1906年，张之洞为便于粤汉铁路武昌火车站的交通，在今炮校东大门附近千家街南口增辟通湘门城门，同时开辟此街，当时计划在这里安置千户人家，所以命名千家街。
二、辛亥革命时期
这一时期，武汉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得到提升。汉口港的形成、京汉铁路的通车、对外贸易的激增、民族工商业的飞速发展，使得汉口跃升为仅次于上海的工商业城市；武昌作为湖北省城、湖广督署驻节所在、华中重镇，以及张之洞苦心经营的湖北新军，无疑加重了武汉的政治砝码。随着武汉政治经济地位的上升，加上武汉地区革命团体的广泛建立（尤其是在湖北新军中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革命思潮的鼓荡，使得武汉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诚如有的学者所说，近代中国的“两湖地区处在风云际会的漩涡中心”，“就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而论，确乎是发难于东南沿海，而收实功于华中腹地”。武昌首义给近代中国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也投射在城市地名上。这有几种情况，其一，为纪念武昌起义而命名的地名。武昌为首义之区，首义和首义烈士是城市的骄傲，他们成为了城市的一部分。为纪念首义和首义英烈的城市地名有：彭刘杨路、首义路、三烈士街、起义街、起义后街、永胜街、义烈巷等。其二，以纪念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而命名。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为了纪念这位辛亥革命的元勋，很多地名以他的名字或政治主张命名。如中山路、中山大道、三民路、民族路、民生路、民权路等。此外，还有为纪念其他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而命名的地名。如蔡锷路、黄兴路、黎黄陂路(指黎元洪，其郡望是湖北黄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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