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启蒙的虚妄——兼谈现代女性的社会存在角色

女性启蒙的虚妄——兼谈现代女性的社会存在角色

从二十世纪初的那场改天换地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启蒙”、“个性解放”等字眼就广为流传，后来又经历了八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新启蒙阶段，整个社会经历着努力离开过去奔向未来的探索。女性启蒙的问题也是始终贯穿其中，多年来大大改变了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地位，最显著的莫过于婚姻自由、职业能力、以及必不可少的社会、家庭中的经济权利等等。但在所有这些成果的背后是否隐藏了更为本质的问题？而且这问题几乎决定性的影响着现代女性的人生，它根深蒂固地属于这个沉重的男性中心的社会，结果就使看上去理直气壮的所有选择最终都是虚妄。

一、问题的提出：你选择了吗？

从一个普遍知晓的例子说起。著名绘画大师徐悲鸿一生执著于绘画事业，天资加勤奋，当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央视专门制作了节目介绍这为伟大的民族画家的人生历程，刚巧不久前在一份著名的读书文化报纸上也刊载了介绍徐悲鸿第一任妻子蒋碧薇的回忆录片段，所以引出疑问。当年徐悲鸿和蒋碧薇的结合可以称得上是震惊一时的新闻，蒋碧薇爱上当时除了才华一无所有的徐悲鸿，未得到家庭首肯而毅然与他私奔去往巴黎。若不是爱之执著、思想之解放、意志之独立，恐怕她这位才女断然不会有如此勇气决意要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以为这该算做女性解放的先驱典范了，真不愧用鲁迅《伤逝》中一句著名的宣言形容：子君坚决分明地说“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在巴黎的时光他们是如何度过的呢？和《伤逝》中娟生悔恨自己“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的状况完全不同，蒋碧薇和徐悲鸿可谓共同投身到巴黎这座绘画艺术的圣殿中，过着贫寒却充实幸福的生活。他们每天只有很少的面包做食物，在博物馆一天一天的临摹，分担求学的艰辛，体验进步的喜悦，最终成就了徐悲鸿事业的颠峰。这里没有通常分析《伤逝》爱情悲剧性时所归咎的各种原因，比如认为他们没有理想的附丽而沉溺于日常生活的琐碎，又比如子君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和人格。可是蒋碧薇和徐悲鸿的故事结局却同样是婚姻破裂，徐悲鸿爱上了自己的一位女学生，最后她成为其第二任妻子。一切是如何转变的呢？我不知道真实的细节，于是下面所言含有某种猜度，但是这猜度却引出问题。读了蒋碧薇的回忆录片段，其中似乎没有太多的对徐悲鸿的怨恨，更多是无奈和泪水，隐忍和让步。走到这一全世界妇女都不会陌生的境域时，哪里还有当年美丽、聪慧、果敢的那个青年蒋碧薇的身影？由于自身良好的教养和人格的高洁，十几年，几十年的夫妻相伴，蒋碧薇应该说风韵犹存，依然气质非凡，婚姻却走入绝境。虽然之后她也再次成立家庭，但是无法一劳永逸的婚姻对她来说永远是悲剧，否则也难有这样一本回忆录的孕育诞生吧。

然而在央视的节目中出场了许多人。有徐悲鸿的第二任妻子，她现在是徐悲鸿纪念馆的馆长；有徐悲鸿和两任妻子分别所生的几位儿女；有徐悲鸿的同事和学生等等。在无法回避的光辉人物一生的感情经历的处理上，是解释为，后来蒋碧薇和徐悲鸿的志趣越来越不相投，最终感情破裂，由郭沫若等人主持了他们的离婚和徐悲鸿后来的新婚。到此徐悲鸿的人生迎来了新的春天，而蒋碧薇呢？没人过问，该如何发问？设想当年才华横逸，志趣相投，互相吸引，令人羡慕的恩爱夫妻如何在共经风雨后突然貌合神离了？这样的注解是不是令人信服呢？看见所有活着且在场的人，在电视上大加赞扬徐悲鸿的伟大艺术成就和完美人格时，是否意味着生生扼住了一个女性的喉咙，她该是怎样的悲哀呢？蒋碧薇的缺场，有些类似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在分析《简爱》时激烈的观点，认为整个《简爱》故事都是建立在男主人公罗切斯特的叙述中的，他把自己扮演成了阁楼上疯女人的受害者，而那个疯女人却是缺场的，她不能为自己的痛苦和难以告人的经历申辩，她的罪魁地位是罗先生强加于上的。这样看，故事可能就有另外的真相，疯女人才是这场悲剧的真正受害者，因为各种原因，她的话语权利被男权社会淹没了，她是个被排挤的异数，被压抑的异端，可是社会只认可强大的、有成就的男性，他们的得失才是得失，她们在无路可选的时候只有牺牲自我的幸福，而且得不到公正的评价。这难道不类似于在男性社会政治思想斗争中被窒息的种种自由叛逆的意识吗？男性受到的压抑是压抑，女性受到的压抑一样是压抑，即使对象和主体有所区别。

为什么我们在面对如徐悲鸿蒋碧薇这样的故事时，只能把中心偏向拼命地渲染徐悲鸿对事业的热爱，对学生的严格，对祖国的忠诚。因为这是现代社会观念中能够处理的关系，而两性关系的不平等的问题其实是无法处理的，至少是无法把一个人的成功一面和私人生活的另一面没有裂痕的客观结合。虽然不是每个男性都会有如此经历，但是社会成功人士中主要是男性，社会表面接纳的男性、人人（无论男女）心目中的成功男性和实际的男性之间是有距离的。在这样的材料面前整个男性社会的文化会有双重的标准，似乎这个两性关系不公正的问题不存在，由此所有顺理成章杜撰出的理由，比如志趣相投，理想事业等，最终就成为女性的陷阱。更简单地说，就如一直被批判的，过于公式化高大全的革命人物一样，在革命的背景下没法处理男女关系的材料，所以革命夫妻都形同革命同志，谈理想谈斗争，把男欢女爱含蓄起来，但是男欢女爱是客观存在的。如此一来，把一些婚姻悲剧中的男性的问题含蓄起来，（特别是对那些所谓成功的男人）社会观念就不再客观地面对女性的处境，对她们再做什么反封建意识的启蒙，再谈什么独立、解放等等都是虚假的，表面现象底下是被集体无意，或被某些人有意忽视的真相。女性启蒙的虚妄就被宏伟的启蒙成就遮遮掩掩。其实任何一个脱离天真稚气的成年人都是心知肚明：动人的爱情故事有多可疑。如果启蒙的结局不是幸福和价值，那启蒙就必然轻易地被瓦解。

回溯孔子的儒家传统中被启蒙批判为封建伦理的“始乱终弃”的故事，至今仍在上演，而且虽然主角在变，故事的进程和结局却始终如一。既然女性启蒙的开始定位于离家出走追随爱情的一度公认的大背景失效了，是否暗示了所谓大张旗鼓的女性启蒙，可能只是稍稍陪衬了整个人性人权启蒙的大局。萨特的现代性精神认为人有自己选择的自由，这些女性选择了，结局却不一定是自由。选择之后发现是生命一个巨大的骗局，沦陷到男性社会的泥沼中无所适从而没有未来，正如安娜·卡列宁娜那样的故事，其实自古至今从未止息。经过百年启蒙，一切如故。

二、启蒙的展开：幸福有多远？a![1;6V8]EcI6?Dw0E~H ~-MZUUfK?s3行政管理毕业论文{HG:kT:]LoS|X:F?V26e2sKS

现代女性的社会存在角色在启蒙中重新确立了吗？虽然比起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崛起的稍晚，但追求男女平等的观念，确立自我的价值，一直是女性觉醒后的一贯追求，最鲜明地表现在部分女性作家和女性评论家的创作和评论中。依照毕巧林在《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文中的分析和梳理，中国的女性主义在新时期短短二十余年内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首先是女作家站在妇女的性别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妇女的特殊问题和心态的“女性文学”兴起。一方面“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述不幸的婚姻，要求婚姻自由，包括正当的离婚权”，另一维度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许多女作家在处理婚姻爱情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第二个阶段则是对男权文化的挑战和抗议。尤其是1988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中国的反男权主义背后有了更激烈的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到九十年代时表现出两方面的极端，其一是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的描写。其二是不同于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以“寻找男性”作为生存目标，而走向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甚至“号召每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使用‘同性恋’来描述这种姊妹情谊。”第三个阶段进入了感官化。最初对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的呼声发展成躯体写作，也叫做私人化写作，肉身化写作。毕巧林的文中分析认为：这时中国的女性主义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除了西方女权的政治色彩不予吸收外，加上后现代理论思潮的冲击　和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的勃兴，所以对于女性的社会成功已经不大关注，这些成了旧的宏大叙事，转而解放和自由的内涵变成了追求两性间的无拘无束的交欢，各种隐秘的性感受，包括同性恋能获得的广阔天地。论文女性启蒙的虚妄——兼谈现代女性的社会存在角色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无论是什么原因，如果说中国的女性觉醒和解放果真如以上三阶段的进程那般，那么应该说是不仅没有成功，甚至说是一种耻辱。这种冠以女性解放大名的社会思潮走上了女性的一元绝对论的歧途，那么下面还有路吗？彻底的感官阶段恰恰显示了逻辑的混乱和悖论，如果不是有人故做姿态的话，就是太不诚实。女性作为人类的一半一生扮演的性别角色永远无法逃脱——母亲、妻子、女儿。这样一个彻底的感官解放，不仅没有对这三种女性自然要扮演的角色做出任何健康而有创建性的设想，而且几乎逃避了这三种角色赋予女性生命的正常责任。那些年轻女子似乎可以永远逃脱天性的施爱本能和母性角色；可以仅仅把男性作为性的需要工具而享用，一如他们曾经把女性放置的地位；似乎她们永远有享用不完的青春和金钱，足够挥霍，足够“自由”。这样的女性启蒙的道路岂不虚妄？她们似乎选择了一种不需要对任何男性负责的“平等”地位，同时她们也放弃了对自己负责的立场，这种状态在实质上属于什么，我想不需要再说。难怪提及女性主义、女权主义会引起一部分男性包括很多女性同胞的发难，至少这不是普遍可行的现代女性生活困境的出路，因为她们的社会角色定位不仅自己远离了幸福，而且旨在侵害、剥夺、否定了别人的幸福，自然会引起审美情感的排斥，其中的探索价值自然被削弱。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文提到的当代女性写作中如此激进的女性解放意识是不是真实的呢？在被誉为新新人类代表的美女作家卫慧的个人主页上，有一篇题为《卫慧说话了》的访谈。我和大多数读者一样不认识卫慧本人，从照片上看她也不是美到值得称做美女，她回答记者提问中对自己生活状态的种种描述和态度也没有大众想象的离经叛道，比如她还是由母亲烧好饭叫她吃，还是和朋友聊天，需要安稳的幸福感和飞扬的幸福感，她也会去爱人，也会被人爱，她说她也会有丈夫和孩子。等等。读到这里卫慧还能归入上述第三阶段的女性主义吗？同样另一位同时被炒作起来的美女作家棉棉也有过类似的表白。前几年上海市作协，文学报，上海文艺出版社曾联合召开过“七十年代后”小说研讨会，当时面对各种评价，“已嫁给老外并即将做母亲的棉棉目前十分满足，她说：我还没有无聊到把自己的生活做卖点，但书里面的感情是真的。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到底是为了自由而失控的，还是我们的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失控？我一直要探讨的是毒品对青春的摧残，我所描写的对象同时也是我反对的对象，我的书不可能也不应该畅销。吸毒是件危险的事，不是酷，双性恋同性恋更不是酷，它们是一件麻烦的有问题的事。”（《文学报》1127期）我宁愿相信这个女性才是棉棉，即使她真的是高中二年级的学历，真的曾经几次进戒毒所戒毒。把所有的限制都尽量去除后，女性启蒙的底线和基石至少是——女性要做真正的人，然后才有资格说幸福。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样的女性写作没有给现实的女性生活提供更多的健康有效的新资源，而是一种变相的回避问题，她们自己最终也还是要回到一般的女性社会角色中间的，年轻时候的所有美艳的情感游戏和性的姿态都只是暂时的。也可以说这是一条可能南辕北辙的道路，比如卫慧曾经愤愤地否认公众评价她是“用身体写作，而不是用头脑写作”，她认为，“《上海宝贝》展现了女性文化的热点，即新一代女性要在思想上、事业上甚至身体上独立，从而引起了知识女性的共鸣，所以才会被大家　，而绝不是性描写吸引了读者。”可是事实是，真正阅读作品的人未必是有和她思想上的共鸣，一部分人只是一种“性”猎奇的阅读心理，而认为知识女性会喜欢她的作品的判断，恐怕也过于一相情愿了。至于为什么会有如此严厉的对她们作品的批评？排除王朔骂的假正经的伪君子外，更多的倒不是因为批评者封建保守，或者恶意打击文坛新生事物，更不是因为男性批评家主观上拒绝女性的各种独立要求的合理性等等。最根本的原因可能如曾经一位文学硕士师兄所言：“我不喜欢她们的作品，因为看不到美。”一部作品不能让读者产生审美感受，反而把美好的性直接描述得让人恶心、倒胃口，于是产生任何评价也就不奇怪了。时间将证明她们短暂的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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