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专题：基金涅槃

商务周刊专题

1： 基金业6年迂回主题
记者 钟加勇
2003年被称为“基金年”。这一年注定要写入基金业的历史：基金总规模达到了1616亿份，超过A股流通市值的12%，开始显示出主导整个证券市场的态势；基金无论是在数量、规模，还是在品种创新、业绩表现上，都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尤其基金市场结构的变化、基金在投资理念上脱胎换骨式的改变，以及《证券投资基金法》的颁布，也注定使2003年成为中国基金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式的一年。
但更重要的是，从2000年的“基金黑幕”，到2003年众基金公司作为15万中小投资者的代表，联合起来叫板招商银行100亿元可转债发行计划，曾经黑幕重重的基金公司，转变为中国股市里最代表流通股股东利益的有建设性的机构投资者。
“基金行业从一开始不被市场理解，到现在逐步被市场理解；从原来刚起步，到现在逐步规范。相对于信托、证券，包括银行，基金行业6年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是非常不容易的。”被称为“基金第一人”的华安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韩方河这样感慨基金6年来走过的路。
第一阶段：从1998年5家第一批试点的基金管理公司成立，到2000年6月。基金成立之初，在“庄股”风靡于市的年代，市场由于不愿为基金“抬轿”而使基金所投资的股票备受市场冷落。
第二阶段：从2000年6月到2003年6月份。随着基金实力的壮大，基金也开始奉行“庄股”模式，但其重仓持有的股票，多是一些人造大牛股。这些股票的特点就是多次除权，在市场形成所谓的高价绩优股，典型的如东方电子、银广夏、环保股份、南通机床等，经反复运作后，股价高企，表面上看业绩很好，事后却证明其业绩是子虚乌有。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上还广泛流传着基金存在为其他机构锁仓接仓的行为，更使基金一时名誉扫地。这一阶段，在遭受普遍质疑后，基金自己反省，监管部门也针对一些问题在加强监管，市场开始逐步认识到基金。
第三阶段：从2003年6月至今。韩方河认为，各基金——尤其是开放式基金——通过价值投资理念，选择符合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股票，对市场起到了正面的引导。基金所奉行的价值投资理念，使基金真正实现了一种历史性的跨越。雄厚的研发能力和丰富的信息资源，使基金专业理财的优势得到集中展现。其从行业入手、精选个股的新选股思路，表现出理性机构投资者内在的特质，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所具有的专业理财能力，也第一次得到人们的尊重。

防火防盗防基金
1997年11月14日，中国证券委发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这是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第一个法规。翌年，华夏、南方、华安等5家第一批试点的基金管理公司成立，这是中国基金业的一个真正起点。
“应该说这个起点比较高，”当时参与法规起草并受命创立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的韩方河回忆说，中国认真借鉴了美国等基金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比如，当时任何基金的成立，都必须要有两个委员会，第一是投资决策委员会，第二是风险控制委员会。基金经营的资产必须要托管，托管银行必须监督基金公司对资产的使用。这都是按照国际通行的被认为对风险控制行之有效的框架进行的。
但龙种变跳蚤的故事在中国并不罕见。虽然起点高，但刚起步的中国基金业并没有形成价值投资的理念，而且基金人员大都出身证券公司，深受中国股市这个大赌场的影响，基金与券商之间的“暧昧”关系，也为以后的“基金黑幕”埋下了伏笔。
　　基金业内人士认为，其实基金当初的投资很多是以基本面为主的，和当时流行的坐庄手法明显不同，但充满凶猛野兽的市场并没有把这几只“食草”的恐龙当回事。一个典型的事实是，基金购买的股票其他资金都不再碰，以防给基金“抬轿”。结果基金进哪只股票，哪只股票的走势就开始变弱。而当时的上市公司都希望自己的股票表现强劲，因此，对基金格外不友好，市场中甚至提出上市公司要“防火防盗防基金”的口号。
这样的事实在韩方河那里也得到了证实：“当时去访问上市公司，他们都不接待基金，而要是证券公司去则马上接待。”
　　市场不接受，投资业绩又不好，这对新生的基金业造成相当打击。而此时的监管层，又希望培养基金这样的机构投资者来稳定大盘。毕竟在庄股横行、靠资金操纵股价掠夺散户资产的时代，基金是一个能集合散户力量来和其他机构投资者抗衡的力量。于是，基金得到了上层的扶持，主要是新股配售权，规定上市的新股中有一定的比例（20%）为基金预留，靠着这样的“补品”，基金的投资总算小有斩获，5只20亿规模的基金总资产达到107亿元。
但高层对基金的呵护引来了券商的妒忌。“和证券公司不同，基金管理公司和监管部门更像父子关系而非猫鼠关系。”一位基金管理公司老总这样认为。而一位当年基金业监管人士也坦诚表示，为了改善投资者的结构，他们几乎是在“把几只小猫搞成狮子”。

走过黑幕
“原来的基金基本上是证券公司自营和资产管理业务的专业化，和真正的基金看起来形似，其实神不似。”这是华夏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助理张后奇对当时基金的理解。
张后奇坚持认为，过去基金的投资理念也是理性的，但市场不理性，而当时基金在市场上占流通市值还很小，“对市场还没有影响力”。对于基金在跟券商进行的机构博弈中是否屈从了券商坐庄的模式，张后奇和韩方河都回避了这一说，但他们强调，基金的大方向是对的，只是具体到每一件事的时候，由于没有经验，或者法规不够完善，才出现一些“在操作上不规范或不明确的地方”。
然而，小毛病终于捅出了大篓子。2000年6月，监管机构认为基金在操作方面出现问题，让各基金公司开始自查。继而，这一年10月，《财经》杂志刊登《基金黑幕》，认为基金存在“自身对倒、双向倒仓”、和其他机构“共同建仓、高位买入股票”等行为。
尽管10家基金公司联名指责报道失实，但2001年3月，中国证监会一改呵护的态度，发布公告指出8家基金管理公司存在的问题，并点名了市场中风头强劲的博时基金公司。据说在被公告的8家基金管理公司中，绝大多数是同一家公司同一天在不同价位对同一股票的有买有卖操作，只有博时在同一股票同一价位存在反向操作。证监会在公告中指明，博时“在股票买卖中采用的异常操作手法与法律、法规所禁止的交易手段极为类似”。
　　自从证监会要求基金业这次彻底的自查之后，很多公司对基金的投资运作进行实时监控，内定的交易规范变得空前严格，按一些基金经理的说法，严得令海外都不敢相比——同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只要一只基金对某股票进行了买卖操作，旗下其他基金就不能再进行任何反向操作。“这几乎是矫枉过正！”一些基金经理表示。
这场风波之后，一年的时间里既没有新基金的发行，也没有新的基金管理公司成立。基金公司进入反省阶段，一个质的变化在慢慢酝酿。

开放式让基金进入买方市场
人们今天普遍认为，2001年下半年开放式基金的推出，对整个基金业来说是革命性的。它把基金管理公司真正推上了市场：开放式基金如果管理不好，投资者就要赎回。如果都赎回了，基金管理公司就会面临倒闭。
在此之前，封闭式基金就跟过去上市公司一样，它可以不管市场，随便你股价跌到多少，跟它没直接关系。在长达十几年的封闭期中，封闭式基金数

目是不变的，投资者通过交易所进入市场。基金管理公司甚至不知道谁是基金的持有者，基金的涨跌和基金管理公司也没有多大的关系。
因此，“开放式基金的推出对整个基金业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否则基金业也不会发展得这么快。”韩方河介绍说，台湾从封闭式基金到开放式基金要花十几年，而中国才用了两年多。
韩方河回忆起两年多前他推出的国内第一只开放式基金时依然感慨：“非常不容易。”当初的《招募说明书》等文件的修改不计其数，“就是基金赎回费要不要补偿基金资产、补偿多少这样一个问题，大家都争论很久，反复推敲。”
让韩方河感到压力更大的是，“当时推出还有市场认可不认可的问题，基金公司能否承受的问题”。开放式基金对业内外其实都是陌生的、未知的，当时基金管理公司都不知道推出的产品能够卖出多少，尤其担忧销售过热引发混乱。于是每家都准备了四五套发行方案，如发号预约、先到先得、摇号中签等，而随着后面基金出乎意料的发行遇冷，基金业终于开始明白要迎合市场的需要设计产品，头一次从投资人而不是自身的角度出发开展自己的工作。
此后，中国基金业开始走入开放式年代，营销和服务被越来越看重。“其实就是让基金公司推销自己的理念、文化、价值，让投资者相信你才把钱交给你。”华夏基金管理公司的张后奇慨叹，开放式基金不仅让员工数量扩张一倍有余，更是将公司的业务架构全面改变，由单一的投资为中心变为了投资、市场两个轮子一起转。
现在，无论是在营销渠道的建立上、费率的设计上，还是在服务的提供和与投资者的交流上，基金管理公司都有许多新的举措。一些公司不惜花费巨资开通了网上交易系统；为增强宣传效果，很多基金都将多次分红作为一种营销手段加以使用，2003年，共有两只开放式基金选择了3次分红，6只开放式基金选择了两次分红。为吸引更多的客户，一些基金的最低认购金额已从过去的1万元下降到1000元，再降至500元；为尽可能多地留住客户，基金管理公司纷纷推出了基金套餐。正是基金管理公司不懈的营销努力，才使得中国开放式基金能够保持资产规模的高速增长。
实践证明，开放式基金可以使基金管理公司展业的积极性真正得到释放，其独特的赎回机制，也使其在保护投资者利益、促使基金经理人努力提高经营业绩、减少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上，显示出了比封闭式基金更好的制度优势。开放式基金取代封闭式基金成为市场的主流，反映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也正是开放式基金在制度上的创新，才带动此后不断的产品、服务的创新。如今，系列基金、保本基金、货币基金等新产品都已经陆续推出，好的理念也不断更新，业绩也不断攀升。
“如果没有这些努力，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资产就得不到增值保值，就会面临滞销和巨额赎回，就会面临关门的危险，这个问题每时每刻都非常严峻地放在每个资产管理公司的每个人面前。”韩方河认为，这是谈基金业必须讲清楚的一个问题。

2003年开启主导时代
2003年6月开始，基金在中国股市迎来了一个自己的时代。基金的价值投资——包括基金关注的股票——受到市场追捧，基金渐成市场主力，对市场起到一个正面的引导；《基金法》的推出；基金同盟面对强大的招行大股东代表流通股股东挺身反对，得到了股民的支持和中国证监会的认同；基金的创新品种也不断推出，开始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要；基金规范的信息披露，与投资者交流，为投资者服务等，都让市场对基金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主导时代的标志之一，是开放式基金超越封闭式基金，成为基金业的主角。2003年，开放式基金无论是在基金数量方面还是在净值规模方面都超过封闭式基金。截至11月14日，中国开放式基金数量达到了55只，净值规模达到了857.26亿元。与之相比，2003年中国封闭式基金受二级市场大幅折价因素的影响而颗粒无收，全年没有一家新封闭式基金发行，54只封闭式基金净值规模只有778.68亿元。开放式基金的快速突进与封闭式基金的停滞不前，使我国基金市场一举完成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结构性转变。
标志之二是，基金投资理念在2003年发生脱胎换骨式的变化，而基金规模占市场流通市值比重的不断增加，使得中国股票市场进入价值投资主导的时代。“以前的投资是不同的人往不同的方向跑，就像布朗运动一样，作用就互相抵消了，现在等于加入一个电流，正极超过了负极，形成了一个效益。”原长盛成长价值基金经理丁楹这样来形容2003年基金主导下的市场理念从投机向投资的转变。
2003年的中国股票市场仍未能彻底摆脱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的下降通道，但与整个市场的弱势格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基金重仓大盘蓝筹股的表现十分强劲，从而使基金成为2003年市场的最大赢家。截至11月14日，15只以股票市场为主战场的开放式基金2003年以来的平均净值增长率达到了8.52%，而上证A股指数的收益率则是-1.93%。基金大面积和大幅度跑赢大市。以“五朵金花”汽车、石化、钢铁、银行、电力为代表的基金重仓股大幅涨升，使市场对基金经理的市场判断能力和选股能力刮目相看。随着基金价值投资理念的深入人心，非基金性的资金不断跟进，基金重仓股反复走强，基金专家理财的优势第一次得到集中体现。
标志之三是，招商转债事件，凸现基金集体力量。2003年8月26日，招商银行发布公告称，将发行总额100亿元的可转换债。由于本次转债发行额只有6%左右向流通股股东配售，使流通股股东不能充分享受转债后一、二级市场的差价，而可转债在转股以后势必造成原有流通股股东权益被严重稀释，因此消息一经披露就遭到重仓持有招商银行股票的基金经理们的一致反对，并公开散发了代表基金观点的《反对股权分裂下的掠夺性融资》的檄文。招行可转债事件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该事件本身的影响。它突出显示了基金作为一只建设性的机构投资者力量，正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开始对上市公司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如果说基金在“防火防盗防基金”时期，被上市公司瞧不起，在“基金黑幕”时期迫于券商压力而投向了坐庄的怀抱，2003年的局面已然翻天覆地，基金不仅在证券市场上以价值投资理念上跑赢券商的投机理念，在一些具体事件中，基金的声音也开始对上市公司产生压力。
标志之四是，散户退出市场，进入机构博弈时代。基金的规模2003年达到了1600多亿，而5年前还不到100个亿。“特别是准货币基金的推出，比如华安现金富利基金，许多从来没进过股市的个人都进来了。”韩方河认为，由于基金的出现，包括其他机构投资者的出现，整个市场的投资主体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个人投资者会逐步减少，原来个人投资者将近7000万，机构投资者基本上没有，除了一些庄家以外，那种结构是不合理的。”
标志之五，《证券投资基金法》的出台。2003年10月28日，十届人大常委会以绝对多数通过《证券投资基金法》，这是证券市场继《证券法》之后迎来的又一部根本大法。韩方河说，“《基金法》的出台，从某个角度讲，就是对基金业的肯定，并寄予了厚望。”
张后奇也指出，2003年颁布的《基金法》和1997年的办法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区别，就是以前办法认为设立证券投资基金是为了稳定市场，同时为投资者谋利，“现在的《基金法》明确了我们是为投资人的利益来立法的。这也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分化期

的“马太效应”
当中国股票市场站在了价值投资主导时代的入口时，股价大范围的结构性调整将不可避免，一批绩优公司将会脱颖而出，而相当多的公司也将为市场所无情抛弃。也只有经过这样的洗礼，中国的证券市场才能真正发挥其优胜劣汰，资源配置优化的作用。
赢家通吃的游戏也开始在基金业上演：一方面，博时、招商、华安包揽首批货币市场型基金的发行，华安揽得42.54亿元的首发规模，部分公司向200亿份基金管理总额冲击；另一方面，一些新公司却还在苦苦等候首只产品的首发，21家2002年年底前成立的基金公司中，2003年有两家没有任何新产品问世。
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行业竞争的领先优势正逐步向少数龙头公司聚集，而不少新公司则因基金发行难以及竞争的日趋激烈，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据最新统计，目前管理基金份额最多的南方基金公司，已握有约164亿份基金单位的管理权，与此同时，去年获准开业的12家新基金公司中，却还有5家公司尚未发行、管理一个产品，处在单纯消耗资本金的境地，其中3家新公司的开业时间距今已过半年。
33家已经开业的公司中，按管理基金份额的多少，大致可以分成四个档次。第一档为南方、博时、华安、华夏等老公司，这批公司目前都掌控了超过7只、150亿份单位以上的基金，堪称行业的排头兵；第二档包括国泰、富国、大成、鹏华、易方达以及嘉实和长盛等，他们大多属2000年前开业的“老十家”范畴，基金管理规模在80－110亿份间不等，产品数量多在5－6只；第三档的涵盖面要广得多，这里既包括首批“好人举手”公司，也包括开业不久、风头正健的4家合资公司，还包括2001年后开业、没有赶上封闭式基金“黄金岁月”的部分公司，这档公司占到了行业公司数的半壁江山，其基金规模多在40亿份以下，产品则不超过4只；而最后一档，就是上述那5家“难为无米之炊”的公司了。
　　有人预言，在越来越讲究业绩品牌的今天，中国的基金公司还将继续走向分化，至少在短期内，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难以避免。

 

2： 标本华安：2003年的蜕变

记者 钟加勇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哪些事情需要加强监管，哪些地方需要加强技术控制，我们从来都没做过怎么知道？”谈起“基金黑幕”，大多数被访者都承认有这样的现象，并且今后还会有。而华安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韩方河对《商务周刊》上述的一番表述，可以说是中国基金业对当年的丑闻一个最为典型的认识。
市场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丑闻，丑闻和风险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乐观的人总是认为，丑闻之后也意味着市场将会出现新的进步。
公司的发展也是如此。在中国的基金黑幕以及美国的基金丑闻之后，关于基金公司的内控和风险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当然，这也是韩方河最关心的问题。

韩方河“挥泪斩马谡”
2003年，中国的基金市场逐渐远离了黑幕，并迎来了一次质的飞跃：价值投资的理念战胜了投机，并开始主导整个证券市场。几乎与此同时，与基金业同龄的华安基金管理公司在经过了5年的发展之后，也来到了一个新的门槛，面临着一次全新的提升。
“前段时间我们非常低调，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完善原来的制度、机制，加强了内部技术建设。”韩方河说，“从2002年下半年到2003年下半年，华安花了一年的时间。”
让韩方河记忆深刻的是一个并不被外界所知的“挥泪斩马谡”的故事。也正是这样的故事，让华安“沉寂”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按照华安公司的规定，基金的重大投资必须集体讨论，但一名基金经理，也是韩方河的爱将，偏偏因为担心错过一轮行情，自己决定就去做了，买进了大笔股票，“下面交易员提出意见他也不听”，最后被韩方河“忍痛割爱”。
虽然幸好没有给公司造成太大的损失，但韩方河至今依然心存余悸：“这种行为会变成很大的风险。”他下定决心再也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每次有新人加盟华安，特别是基金经理，这个案例都是必讲的。”韩方河一再强调，“投资的流程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哪怕你认为那是个好时间，怕错过那轮行情来不及，那也不行。”
在韩方河看来，基金经理最重要的素质是职业品德，“对于这个问题公司一次改过的机会都不给”。也正因如此，在许多基金公司推出明星经理时，华安却不以为然，它们更强调团队精神以及整体的力量。
由于基金公司的特殊性，基金公司的风险最后大多体现在基金经理身上，韩方河称之为“成也基金经理，败也基金经理”：“对一个公司来说，基金经理的行为影响的不光是他个人，如果操作失败也不光是一点钱的问题，比如巴林银行，不就是一个经理搞垮的嘛。”
基于这样的认识，韩方河在过去一年大刀阔斧改革华安的基金经理管理制度、投资决策体制以及内控和风险管理制度。

改革“投资-经理”体系
改革首先从投资体系开始。华安公司严格建立并完善了三级投资决策体系，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研究联席会议和基金经理小组。投资决策委员会把握公司基金投资的重大决策，包括投资仓位及行业配置等。投资研究联席会议由投资部和研究部共同组成，在贯彻投资决策委员会决议精神、监督落实执行以及协调部门事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金经理小组则是投资决策体系第三层面，每只基金的基金经理在做出重大投资计划前，将方案提交小组讨论，群策群力，以防范投资风险。
另外，华安公司还加强了数量分析力量，通过数量分析小组构建的数量模型对市场行情、行业走势、个股盈利做出预期判断，为投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的研究建议。
韩方河认为，三级决策体制实施后，投资决策委员会、基金投资部和基金经理的职责更清楚、更具体。公司在此基础上新开发运作了投资管理系统和基金业绩评价系统，做到对决策各层次进行量化考核，为实施优胜劣汰提供基础。
韩方河说，“我们对基金经理进行公开的竞岗，不行就要淘汰。”对于基金经理正常流动及新基金设立后需要增补的基金经理，公司以评分制的形式公开竞聘。
 在强调团队精神的同时，韩方河也加强了对基金经理的要求。华安公司决定将原来的基金经理小组制改变为松散型模式，实行基金经理负责制。调整后，原来由基金经理承担的部分宏观市场研究、数量归因分析功能将转移到研究发展部，使基金经理得以解放出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基金投资业务中。
华安公司基金投资部总监王国卫告诉记者，从基金经理负责制和岗位公开竞聘制度试行后的效果来看，华安旗下的基金整体业绩已开始明显回升。

108个风险控制点
“华安改革”的另一个主题，是公司的内控和风险管理，这也是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最为关心的问题。
在过去的一年里，韩方河认为他感觉到公司变化最大的一点，就是整个公司风险控制有效了许多。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已经把风险控制量化了，整个公司的运作程序，根据业务的流程，完全分解风险控制点，然后进行监控，这跟国外是一模一样”。
自2003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开始实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内部控制指导意见》后，华安公司引进国际上较通行的风险控制自我评估（RCSA）技术，从风险影响程度和发生可能性两方面着手确定风险评估框架。公司按照证监会要求的“人力

资源管理”、“投资和交易”、“关联方交易”和“基金注册登记”等业务重点开展了自我评估，评估风险点共计108个。
“108”这个数字是所有基金公司中最多的，按照证监会的要求，基金公司需要对76个风险进行控制，华安则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加了另外32个。“这在风险控制方面已经非常数量化了，都是实实在在地对风险进行控制。”韩方河说。
为配合这些内部控制评估，公司还整理完善了公司制度体系，包括内部控制大纲、公司基本管理制度及各部门业务规章。韩方河认为，风险控制自我评估工作的开展，为华安公司全面审视各项业务中的潜在风险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机会，使公司能有针对性地开展风险防范工作，提高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
值得提出的是，基金公司本身的法人治理结构问题，对华安来说，也就是大股东的利益如何得到合理监控的问题。毕竟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着上百亿资产，需要避免大股东的利益不要影响到公司，更不要影响到投资者的利益。“三方的利益应该契合在一起，但这里面总有些不太和谐的矛盾，那么怎么保护大家的利益？”这是韩方河比较头疼的问题。
由于华安最早一批成立，包括南方、国泰、华夏在内的这“老四家”都属于相对集中持股的基金公司。随着一股独大的问题出现之后，证监会有意要分散股权。2000年年初，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华安股权分散，新增了东方证券、浙江证券两家股东，同时注册资本增至1.5亿元，使华安形成了一个股权结构相对分散的法人治理结构。
这过程中，集中股权有一股独大的问题，分散股权也有谁来负责任的问题。到底哪种方式好，始终是个争论。
到目前为止，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是华安公司第一大股东，为了防止大股东可能对本公司造成不利影响，华安公司在成立之初，所有人员都与原股东脱离关系，重新聘用，档案送人才交流中心保管，人员上的完全独立性保证了本公司经营运作的独立性。
此外，韩方河认为以下几个方面也大大提升了公司的内控：一是证监会定期和不定期地对基金公司的风险控制、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管。二是在党委系统内，华安每个月都要上交一个定期的监控报告。三是按照规定公司对信息的披露要做到完整、及时、准确，这也是加强风险管理很重要的方面。四是开放式基金每天都和投资者在沟通，每天都有大量的电话通过服务中心询问基金的情况、公司的情况、市场的情况，他们的建议、需求是什么等等。
“只要以上这些程序都认真执行好，公司的内控问题在现阶段就会得到很好的解决。”韩方河对此显露了足够的信心。

不断转移的风险控制
基金公司的风险控制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从发展的眼光看，随着基金业快速的成长，基金公司业务发展的重点也在不断变化，其风险控制重点也要从过去对“投资风险”的控制转移到对包括IT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新产品开发风险等在内的“经营风险”的控制。为与此相适应，华安公司充实了风险控制委员会的人员，同时调整了该委员会审议内容，希望使风险控制委员会在公司重大风险控制和管理方面发挥出更为积极的作用。
以营销为例。由于开放式基金直接面对市场竞争，基金公司之间的对抗也在加剧，营销压力也越来越大，韩方河告诉《商务周刊》，在华安，与营销相关的人员已经占到整个公司人员的40%。从过去一年华安在市场营销方面的三大表现看，公司确实加重了包括产品创新和渠道拓展的营销战略。
首先，以新产品带动战略性营销策划目标的实现。2003年华安的新产品开发以货币类产品为龙头，推出投资者比较偏好的成熟产品——短期资金市场基金。第二，实现“请进来”和“走出去”策略的双向营销突破。韩方河强调，中国资本市场引入合格的外国机构投资者和开放国内的合格机构投资者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是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和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大政策。在“请进来”方面，目前，华安公司正与一些国际投资机构和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联络和联合推介，讨论业务合作的可行性。在“走出去”方面，也积极备战QDII产品，设计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设立QDII系列基金。与此同时，华安也构建了自主销售服务平台，扩大销售渠道。2003年华安组建了自己的直销服务系统和电子商务系统——华安特快电子交易系统，真正实现7×24小时的网上交易模式，为投资者开辟了除代销网点之外又一更为便捷的交易方式。
“我们的市场营销，如果搞不好就要出问题，也会沾上其他行业乱回扣这样那样的不良习气，因此，这方面的管理和内部制度建设也要加强。”韩方河不时地警告说，由于公司营销业务不断加重以及业务重点不断翻新，风险控制的重点也要随之转移。
“各种制度都建立起来了，而且都在运作，”韩方河显然希望的不仅如此，“从2004年开始，华安就要开始一个新的发展了。”

3：领衔2003年的开放式基金经理

记者 钟加勇


寻找中国的彼得·林奇
中国的基金从一开始就是瞄着国外成熟的模式进行的，因此，对中国多数的基金经理来说，他们心目中的楷模，就是富达麦哲伦的彼得·林奇、共同股份的迈克尔·普赖斯、坦普尔顿基金的约翰·坦普尔顿，他们响彻世界的名声和历史业绩强烈地吸引着投资人的资金。那么，谁又堪称中国的彼得·林奇——或者堪称最有明星潜质的基金经理人？
其结果也许正如和讯网在“2003年您心目中的明星基金经理是谁？”的调查中一位网友认为的那样：“中国哪有明星基金经理,流星基金经理而已，以前的王牌基金经理都到哪里去了，还有什么中国巴菲特王菲特不是也落马了吗？明星都是笑柄,真正的英雄应该是运作基金10年以上不被淘汰的人。”这话虽然偏激，但事实上，中国基金业才经历了短短的几年，确实还没有真正经过大浪淘沙淘出个结果来。
因此，寻找彼得·林奇还是为时尚早，但我们需要基金经理拥有荣誉感——荣誉感是职业操守的重要基石。我们仅仅把目光局限在过去的一年——2003年，标准就是全年的业绩，范围是最经受市场考验的开放式基金。
从这三个条件来看，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按照开放式基金2003年净值增长率排行榜，博时价值增长基金与南方稳健成长基金，分别以34.91%与26.04%排在了第一位和第二位，其管理者肖华、李华，顺理成章地成为今年开放式基金经理中的“状元”和“榜眼”。
杨毅平在鹏华行业成长基金的表现则堪称2003年基金经理中的“黑马”：自接手鹏华行业成长基金以来，该基金的净值迅速由2003年1月2日几乎是市场最低位的0.84元，拉升到2003年12月31日的1.0043元。在“开放式基金2003年净值增长率排行榜”上，已经爬升到第9位。
2003年还有几只新成立的基金，市场表现也相当不俗，甚至在某些时段还超过了目前的前“三甲”，但由于成立时间不足一年，未能打榜。比如合资背景的海富通精选基金，在成立不到半年的时间，净值就达到了1.1142元（12月30日数据），累计净值1.1292。其基金经理陈洪，投资决策大胆果断，在股市低迷阴跌的情况下，交出这么好的成绩单让基金业内人士刮目相看，而在2003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一波行情中，海富通更是如鱼得水。而2003年7月12日成立的普天收益基金，已先后进行了两次分红，到12月30日净值也达到1.0850元，累计净值1.1100元，其基金经理

黄钦来，独辟蹊径，其利用市场错误定价的机会，寻找少数价值被低估的公司并相对集中地进行投资的方式，也让人侧目。

“状元”肖华
肖华，1965年出生，硕士学历。2002年5月28日起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基金管理部部门经理。2002年10月出任博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第一只开放式基金——博时价值增长基金经理。
从博时价值增长基金成立到现在，一年多的运作，肖华创下了开放式基金有史以来累计净值最高值和2003年国内开放式基金净值的最高。截至2003年12月31日，博时价值增长基金累计净值达到1.313 元。另外，博时价值增长基金在2003年12月末实施第三次分红，此次的分红方案为每10份基金单位分红0.27元，加上2003年该基金的前两次分红, 博时价值增长基金每10份基金单位派现红利累计达到了1.18元，创出国内开放式基金累计分红的新高。因此，肖华也毫无争议地坐上上了基金经理的“状元”宝座。
从肖华的经历看，他属于国内少有的具有企业经营和证券投资两方面经验的基金经理人之一。1993年从上海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后，他的职业生涯是从深宝安和华为技术起步的，1994年，他加盟君安证券有限公司，历任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投资部经理、基金部经理、上海申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此间，他先后于几家上市公司任董事一职。
2000年5月至2002年5月，肖华加盟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他管理的同盛基金成功投资了上港集箱等上市公司，至2002年4月底，同盛的净值增长率在有两年历史的基金中排到了第一。
2002年10月，肖华开始担任博时价值增长基金经理。通过深入调研，他前瞻性地发现了国内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巨大投资机会，提出“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投资战略，通过重点投资上海汽车、长安汽车，上港集箱等公司，2003年上半年，即为投资人创造了25%的收益，为国内当时所有开放式基金之最。
肖华这种对于行业的洞悉力，其实也是评估基金经理能否为投资人持续赚钱的基本尺度。在这一点上，肖华做到了深入理解行业的发展趋势，公司的营运状况等基本面的信息，并挖掘获利的契机，规避掉潜在的风险。
博时公司市场发展部总经理李锴代表公司对博时价值成长基金在2003年排名第一的原因给《商务周刊》的答复也正是，“2002年10月9日成立以来，本基金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投资于汽车、交通运输类板块中的业绩龙头股，并长期持有，经过一年多的运作,才给持有人创造了良好的业绩回报。”
这其中，简单的一个“秉承发现价值、投资有业绩支撑的价值股的投资理念”是否经得起考验是一个关键。肖华执掌下的博时价值增长基金，在2003年上半年的良好业绩下，也经历了一个“两重天”，2003年8月，博时价值增长基金上了基金跌幅榜的第一。但肖华坚持了原有的持仓，并表态，如果博时价值增长基金净值跌破价值增长性这条操作底线，公司将与投资人一起承受痛苦，通过不收取管理费，来给投资人间接的补偿。正是这份自信和胆识，令肖华的业绩在开放式基金经理中独一无二，他也因此谱写开放式基金经理的辉煌。
2004年，肖华表示，将把注意的重点从经济增长转移到企业成长，继续深化价值投资理念。在具体投资方向上主要有三方面选择，即能源和矿产资源类、大盘蓝筹股、提供满足消费需求的企业。对于已有的股票，博时价值增长基金关注其商品价格的变动，不轻易放弃战略筹码；同时也要关注生产效率以及管理、运营能力改善的公司，以及资产价格上涨的公司。

“榜眼”李华 
李华，1971年出生，硕士学历。2001年，国内首批开放式基金发行时，年仅30岁的李华担任南方稳健成长基金经理。
2002年，南方稳健成长基金、华安创新基金和华夏成长基金这三只国内最早的开放式基金都取得了较好的分红业绩。但到了2003年，在“开放式基金净值增长率排行榜”中，华安创新净值增长率同期已排名第8，华夏成长同比已排名第12，而南方稳健却仍稳居“榜眼”之位。
网友在“2003年您心目中的明星基金经理是谁？”的调查中给他的评价是，“基金经理李华做得很好，两年时间，净值涨了17%，而同期大市跌了400点。”
李华的经历很有意思：1992年毕业于跟基金毫无瓜葛的复旦大学遗传工程系，1993年转而从事证券行业，任职于中信实业银行南京分行证券部。伴随着中国基金市场的启动，1998年起任职于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始在基金市场上驰骋江湖。
2000年，李华加盟南方基金管理公司，从开元基金经理助理开始干起。这一年，开元基金业绩在所有基金中排名第一。
2003年，南方稳健成长基金以26.04%的高成长让李华再一次迎来了一个“自己价值实现的峰值期”。
回顾自己2003年的操盘表现，他说：“在投资过程中，我总是力图将价值投资和一些哲学方面的东西结合起来，以增加洞察力，透过表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在李华看来，“投资是一门艺术”已经变成了“投资是一门哲学”。而李华也认为，自己在基因的层面、从心理学、社会学的层面，对人的行为有了深入的理解，这对于自己基金投资决策有着莫大影响。
对于2004年，理智的李华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2003年是基金的黄金时期，2004年基金的操作会比2003年更困难。”同时，“受到市场瞩目的大盘蓝筹股，一部分会出现泡沫以及泡沫的破裂。从价值投资到价值博弈，最后发展到价值投机。这个矫枉过正的过程，恐怕是由人性的弱点决定的。”
李华说话的哲学味道总是很浓。

“黑马”杨毅平
杨毅平，已经40多岁，从中国基金经理平均年龄在30出头的水平看，他已经是一匹“老马”。不过，这匹“老马”在2003年的基金市场上却一跃成为“黑马”，一点都不减当年。
2003年1月2日，鹏华行业成长基金的净值已经跌到了很难看的0.84元，因此2003年4月正式接手的杨毅可说是临危授命。
然而，截止到2003年12月31日，鹏华行业成长基金的净值已增长到1.0043元，在“开放式基金2003年净值增长率排行榜”上，已经排到了第9位。虽然因很多基金已经通过分红稀释了净值，但鹏华的速度还是让市场惊呼“黑马”，也应验了杨毅平当初许下的豪言：做回面值，分红。
杨毅平曾就职于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营业部，2000年10月起历任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监、基金泰和的基金经理，2003年1月起加盟鹏华基金有限公司基金管理部。从最初从事新股发行、收购兼并等投资银行业务，到其后进行股票、期货投资、基金业研究、封闭式基金管理，再到如今的开放式基金经理，杨毅平的个人经历相当完整。
杨毅平的第一次辉煌是在担任泰和基金经理的时候：2002年，他仅用了10个月时间， 就将基金泰和的净值增长率从全部48只封闭式基金中的第46名提高至第3名。
但“历史业绩不代表对未来业绩的保证”，鹏华行业成长更换基金经理后，对投资人而言，最大的风险是基金经理会对原先组合中的股票进行重新研究和定位，因此会产生冲击成本，可能对净值造成更大的压力。杨毅平初到鹏华时还以温和调整为主，但到

3月底，他发现“长痛不如短痛”，于是加大了调整力度，完成了最后的调整。
这个调整，也让他本人在4月正式担任基金经理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最后一批股票的仓位调整对净值的影响比较大。不过，也正因如此，在4月份仓位调整结束后，净值开始出现了较快增长。
回顾这次调整，杨毅平最得意的几次操作包括：在每股4.20元以下的价位果断买进宝钢，并且坚持按设定目标操作，在5.5元之下一股未卖，极好地把握了卖点；在市场对海虹控股增发的恐惧之时，他低位大量买进该股，获利30%以上，为鹏华行业成长初战告捷打下了基础；在4月25日“非典”行情最恐慌的时候，杨坚决果断地加仓，之后在上涨行情卖出。杨毅平实践着自己的理念：“如果要实现投资的稳定增长，一定要买物超所值的股票，才能获得超额收益。”

从明星经理到基金团队
对投资者来说,业绩卓著的基金经理确实赢得他们的满堂喝彩，而业绩较差的基金通过调整基金经理，似乎也成为“平息”投资者不满的例行手段。尽管基金经理明星制是否合理在业界备受争议，但随着基金业绩分化的不断加剧，投资者根据基金经理“品牌”选择投资方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中国目前共有92只基金，114位基金经理，其中，78只基金实行单经理人制，14只实行多经理人制。光从数字看，单经理人制占多数是目前基金公司的现状，但由于中国的基金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基金管理公司一般都采取团队管理模式，重大投资决策由投资决策委员会集体做出。
从国外的情况看，历来也有明星式管理和团队式管理两个流派，两者各有优缺点。明星式管理提升基金的无形资产有较大好处，但公司荣辱系于一人身上。而团队式管理则要经过详细的角色划分，绩效评估，投资业绩依赖整个团队中每个成员的作用。系统复杂程度大大提高。
中国的基金公司从风险控制的角度考虑，目前普遍强调的是团队制。博时基金管理公司市场发展部总经理李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说博时公司自成立以来取得了令广大持有人还算满意的成绩和回报的话，那是缘于博时公司团队的力量。我们每一项重大投资的决策及执行，都离不开公司的各相关部门的高效协作。比如，投资决策的背后是博时团队深入的研究支持。当然，至于基金经理是否叫‘明星’是由市场来评判的。”
本身就是“明星基金经理”的丁楹，现在已是刚刚成立的中信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总监。他以过来人的身份说，“原来的基金经理，什么都研究，现在我们按行业研究，在研究员的基础上，基金经理要按照公司的系统把所有人的观点集中在一起，然后做出一个投资决策。从这个角度看，明星基金经理的制度就会变成一种团队制，向组合经理这样的方向走。”
“实际上，像彼得·林奇这样的明星基金经理，每天都要看很多企业，打很多电话，作实地考察，所以很累。他干了13年后，就再也干不下去了。”丁楹认为，基金公司现在考虑的都差不多，就是要形成一个产业链、固化的系统，由券商收集原材料，然后给基金提供信息，基金的研究员进行深度的加工，最后基金经理根据加工出来的东西去配一个方子，形成一个产品。
同时，由于单个基金规模的不断扩大，组合经理的方式目前深受基金公司的青睐。那么，一个基金需要几个人管理？目前最高的答案是7个。2003年7月8日，海富通投资经理团队高调亮相，为即将推出的“精选基金”热身，同时也把业内最为庞大的单只基金经理团队推至前台。在海富通的投资经理团队中，7个人的地位是平等的，投资团队根据个人具备的技能分工合作。包括基金经理陈洪，股票投资经理兼策略分析师陈绍胜，股票投资经理兼行业分析师陈家琳、刘军、郑拓，债券投资经理邵佳民以及数量分析师杜晓海。
兼任投资总监的陈洪表示，海富通倡导团队式管理模式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富通集团海外的基金管理就一直采取团队式管理，积累了一套经验和方法，同时也理解其中的内在逻辑和团队管理在实际中的意义，其次是针对中国市场“新兴加转轨”的特征。考虑到市场涨跌以及由此而来的基金业阶段性低潮，明确的制度有助于解决投资者对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的忧虑，有助于公司稳健发展。
此外，相信团队投资能够克服个人认知、情绪等因素造成的决策偏差，以体制规避个人道德风险，促进投资与研究的充分融合也是海富通选择“团队式管理”的重要原因。


4：基金专业化促生边缘业态

记者 钟加勇

在基金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专业化分工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2003年，除了审计、法律之外，基金业的咨询公司、公关公司、基金销售公司等一系列“边缘业态”快速启动，顿时让整个基金业热闹起来。

普华永道：从审计到咨询
2003年11月11日，普华永道全球投资管理服务部主席Simon Jeffreys、亚太地区投资管理服务部主席Robert Grome等齐集普华永道的北京分部。此前，普华永道刚刚完成了一个全球范围的调查，发现其结果跟中国非常有关。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分享目前中国基金业发展中的咨询外包业务。
根据普华永道的全球经验和观察，“中国目前的基金行业竞争加剧，基金管理公司迫于增加利润的压力，会非常关注优化核心服务，提高核心竞争力。但基金管理公司很难做所有的事情，包括投资研究、基金销售、基金会计、基金的注册登记等等，而引进外包服务会降低成本。因此，专业服务机构会大量进入这个市场，并承担这些职能”。
“虽然目前中国基金管理公司的所有业务都靠内部解决，但当投资研究、基金销售等达到一定规模后，外包服务就体现出其成本优势和专业优势。” Simon Jeffreys对《商务周刊》说，“外包”在全球是普遍趋势，很多成熟市场的发展进程已经给出了这一答案：后台服务分包，比基金管理公司维持服务更好。
普华永道是这样预见的，同时也是这样去做的。记者发现：2002年，中国共有54只封闭式基金，其中就有25只基金由普华永道提供审计服务；17只开放式基金中，就有13只由普华永道审计。
现在，普华永道已经不再甘心于此，它企图提供更多的研究咨询服务。Simon Jeffreys说，“前不久发生的美国共同基金丑闻对全球基金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这些失败的例子，让基金业变得非常脆弱。我们希望能帮助中国基金市场避免类似的失败。”因此，“从2004年起，我们会从全球抽调一批基金业方面的专家常驻中国，为中国基金业的平稳发展提供专业服务。”
“我们将更多地做基金的内控和风险管理，帮助基金公司把工作的程序制度化、标准化，把所有控制的程序都清楚地界定下来，确保这一过程中不漏了某种操作，造成不必要的风险。”熟悉中国业务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汪棣对记者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华安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韩方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证实：普华永道不光是华安的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同时，除了正常的审计外，华安还请它每年专门为公司出一个风险控制的报告，包括对公司的管理、风险评估，以及提出改进的建议。

基金公关公司：推波助澜
公关公司其实是营销层面上剥离出来专门负责公共关系的专业化外包公司，它们擅长策划、创意和推广。这几年，从IT、手机到汽车的热炒中,无不闪现着公关公司的身影

。现在,借着基金专业化的东风,公关公司也开始在基金的宣传造势、品牌推广上摇旗呐喊、大做文章。
记者通过有限的调查发现，仅在北京地区，稍大一些的公关公司都设有“财经公关部”，而目前基金都成了他们争抢的客户。从目前的情况看，与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作的是宣亚智杰公关顾问有限公司,与中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作的是蓝色光标公关顾问有限公司。这部分公司属于综合型（有各种不同行业的客户）的公关公司。
与综合型公关公司不同的是，市场开始出现专门为基金服务的公关公司。在与博时、大成、招商、长信等多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作过后,北京了望投资顾问公司干脆把业务调整为专做基金公关。
有了公关公司的参与，顿时基金业热闹了许多。比如2003年12月10日，几乎同时推出的准货币市场基金，在公关公司的策划下，“华安现金富利基金”、“招商现金增值证券投资基金”、“博时现金收益证券投资基金”3家竟然为了“谁是第一”打起了口水战。
再比如国内第一次出现的“百余财经记者评出2003年度十大基金新闻”，正是出自北京了望投资顾问公司之手。该公司负责人表示，组织此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投资者教育，为基金行业更大的发展造势。之所以邀请各地都市媒体的财经记者编辑来投票评选，是因为他们既是对基金有一定深度了解的专业人士，又代表了广大读者和投资者的视角；既有专业上的深度，又有地域上的广度；同时媒体的第三方角度将会尽可能保证评选的公正性。
同时，基金公司在营销的压力下，为配合公关公司开展工作，也逼着基金经理们频频地抛头露面。这也是最近关于基金的报道多起来的原因。
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基金及基金公司的品牌推广。
    
基金销售公司：行将现身
从国外的经验看，几乎没有基金专业人士否认会出现一些专业化的基金销售公司。现在，已经有一些基金公司的市场部在着手准备组建专业基金销售公司，而一些投资顾问公司对参与基金销售活动表现出浓厚兴趣，跃跃欲试。
    中国市场上的基金销售渠道目前只有以下三种，即商业银行代理销售、证券公司代销和基金直销，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相比显然单调了许多，不仅影响了基金的销售速度，也给现有的销售机构造成一定压力，最大的问题应是给购买者带来不便。
而专业性基金销售公司可被看成一个“基金超市”。正如消费者可以在百货超市中买到不同厂家生产的商品。比如美国的基金销售公司一般会同时销售上千只基金，基金的投资者只需要在基金销售公司设立一个户头，就可以买卖该公司销售的所有基金，这大大简化了投资者的手续。而且，投资者在一家基金销售公司就可以了解这上千只基金的详细情况，而不需要分别向各家基金咨询。
天相投资董事长林义相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组建基金销售公司能给基金销售带来新的契机，特别在基金产品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基金销售公司的优势将更加突出。他比较其他3种基金销售渠道后指出，专业基金销售公司可以比银行销售更专业，比证券公司代销更专心，还能让基金公司更专注于资产管理而不是基金营销。
最新的消息是，已经上报待批的专业基金销售公司包括天相投资已有3家，但还没有一家正式推出。也有人担心，基金销售一向都是由券商和银行这些大鳄分食，在目前市场规模还没达到足够大的时候，专业基金销售公司恐怕难于起步。
但按照统计数据，到2005年，国内的基金业有望再扩张3000多亿元，即使按照1％的认购费率计算，未来3年基金销售手续费收入大约可以达到30亿元，如果基金销售公司能适时发展，肯定还有一定空间去博取。 
随着基金业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专业化分工越来越强，外包的业务也会越来越多。对于外包企业来说，它们的机会依附于基金公司的发展。而基金公司虽然认同这种专业化分工和外包服务的趋势，但仍然不能跨越目前的现状。正如韩方河对记者所说，“每个公司的情况也不一样，有的会分包得多一些，有的会少一些。从华安的情况看，现在还没到大量业务外包的地步。”但从稍远一点的角度看，那些希望分享中国基金业成长的外包公司们已经开始兴奋起来了。

来源：钟加勇 原创-财经

【商务周刊专题：基金涅槃】相关文章：

凤凰涅槃08-17

凤凰涅槃作文12-16

《考试周刊》 周刊 省级05-13

专题——领衔2003年的开放式基金经理08-05

在苦难中涅槃作文05-05

高三，我的涅槃作文08-15

商业周刊：电子商务的六大新兴市场08-05

旅游电子商务专题研讨会方案08-23

基金概况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