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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空间经济学的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研究
简论空间经济学的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研究一、研究现状
一般意义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早是从国际关税同盟的角度提出的，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手段、贸易条款等进而转向生产领域的联合。国内有关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在过去更多的是介绍国外的有关理论，近些年才逐渐将视角转移到国内。如张佑林（2000）认为所谓一体化，其含义可概括为：在一定区域内，通过统一基本方略、统一规划布局、统一发展政策、进行资源整合等措施，建立合理的利益调节机制，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制度。宋巨盛（2001）认为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按照区域经济发展总体目标，充分发挥地区优势，通过合理的地域分工，在全区域内优化配置生产要素，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提高区域经济总体效益的动态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包括产业发展一体化、生产要素市场一体化和区域城市发展一体化三个方面。从空间经济学角度研究京津冀地区经济，也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角。
二、研究意义
本研究通过空间经济学视角研究京津冀地区经济差异，合理地解释该差距在一定时期合理差距的可能性与合理性。遵循产业集聚、产业扩散的一般理论，探索京津冀实现一体化、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三、实证研究
根据空间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由于在实际的经济现象中，经济空间彼此之间存在距离，因此无论如何缩小贸易成本，经济差异不可避免。这种差异体现在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资源禀赋等各方面。京津冀目前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巨大差距，根据各省市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北京人均GDP达11630.23美元，天津为10595.03美元，河北为4161.17美元。凸显了京津的强大经济实力。北京第三产业达到70%以上，第一产业仅仅占到10%；天津第二产业优势明显；河北第三产业比重较小，第一、二产业比重均较大。而这种产业结构又是就业结构的表现。随着中国大规模城市化的推进，会有更多的农业人口转入城市。加上目前农业机械的迅速发展，农业机械化程度步步加强，也会产生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而在京津冀地区，农民工乡土情结严重，会首选本区域城市。北京、天津这样的城市经济总量巨大，产业门类齐全，就业信息和就业机制相对更加灵活。无形之中会缩小工人、农民的信息搜寻成本。根据空间经济学，由于这两个首位城市产品种类多，同样的工资水平会有更多的消费选择，增加了消费福利，相对地就减小了消费价格指数。此即反映了成本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同样由于京津冀产业门类多，工资水平高，会吸引更多的产业工人，而且京津大量的外国驻华机构及旅游资源也会吸引更广泛的人群，会带动其更多的消费，反过来促动企业更大规模地进行生产，此即形成需求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然而产业和企业的过度聚集也会增大企业之间更激烈的竞争，甚至会形成互相攻讦、恶性竞争市场份额的极端情况。果如此，企业就有离开和分散的动力。但是只有竞争的成本（比如因为工资上升、产品降价造成超额利润下降）大于集聚获得的收益时，这种扩散现象才会实实在在地发生。
目前，北京和天津任然表现出较强的吸引力，而随着天津滨海新区的投产，这种吸引力还会有继续加强的趋势。尽管京津冀存在较强的行政干预，阻碍一体化的发展，但北京和天津仍然显示了其黑洞效应。在国家战略层面，对滨海新区投入了千亿元以上的资金，对北京的城市改造、基础设施建设也投入了不少资本。最直观的结果就是这两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快速提高，且近几年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市内的交通、娱乐设施、公共生活基础设施、甚至生活用水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也就是说投入到这两个城市的资金都发挥了效益，而且是带动了全方位的社会进步。反观河北，唐山依托其强大的制造业有较强的集聚人口、产业的功能，承德依托其旅游资源、石家庄发挥其交通枢纽功能有一定集聚力外，其它地区战绩平平。综合来看河北规模以上工业的经济数据，2011年，1到12月份，企业单位数是15994个，主营业务收入为31738.6亿元，利润总额1594亿元，亏损企业1980个。月均增长值为10%左右，而天津1到12月份达到月均20%以上，北京也大概处于20%的水平。这从侧面反映了区域经济的自我放大效应。京津经济体规模巨大，人均水平高，集聚力量强大，市场放大效应也强于同时期的河北。
为了从经济中获益，人们不惜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也要想法在北京谋得一份工作。尽管交通拥挤不堪，人们还是欣然往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有数百万工人移民到经济机会集中的沿海地区，北京和天津更是吸引了为数不少的地区工人。但是，有关政府部门要动态地关注这三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程度及其结构，并制定相应的政策。以便使三省市在产业发展方面不至于过度地极端。因为极端就会很脆弱，经济体系抗风险能力不强。只要市场预期有稍微的波动，就可能会发生突发性聚集。会对经济造成剧烈的震荡。美国的钢铁城匹兹堡就曾因为钢铁生产在经济中占到80%以上，而在二战后当美国进行产业升级，发展高新技术、服务业和金融业进一步兴起时，匹兹堡不仅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反而因循守旧。成为一时间美国经济的弃儿。接着就是经济近乎崩溃。同样经济行为过度分散化，也会产生平均主义的落后思想，形成对经济发展的无形桎梏。中国在20世纪50到70年代就实行国民经济大而公的政策。实行区域经济均衡化发展的政策，导致了失去的二十年。回到京津冀，以目前的发展水平，虽然在全国处于前列。但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不足之处还有很多。依世界城市化规律、空间经济学原理，当经济发展到相当水平的时候，可以改变以往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实行均衡发展战略。具体而言，就是在存在较大经济差异的情况下（由非均衡发展战略积累而成），实施均衡战略，但要注意不要陷入平均主义的泥淖。
至于具体的产业调整方面，北京借助其得天独厚的政治地位，加上其历史、文化的渊源，可大力发展包括旅游、金融、餐饮、高科技等第三产业。适当加强对第一产业的培育，毕竟第一产业是基础。天津则可承接北京的部分汽车业务、大力发展港口、物流、轻工业；特别是中间产品，一方面供应北京、一方面出口。河北可继续发展重化工业，重视第一产业的完善，除满足自身需求外，还可加强与北京、天津的商贸往来。
四、借鉴东京经验发展京津冀
城市发展，交通顺畅至关重要，注重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体系建设，是确保都市圈产业联动与一体化发展的前提和支撑。东京都市圈在每一次规划中，都根据发展需要制定了相应的区域内交通规划，遵循“优先公共交通”原则，使公共交通发挥最大作用。东京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在资金上还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如日本地铁建设采用补助金制度，对于市郊铁路，由国家和地方政府负担36%的补贴，而对单轨等新交通方式，国家的补贴达2/3。
东京都市圈发展取得了以下两点重要经验：1.东京的工业结构演化模式。按照都市圈发展规律，需要有较大的经济中心城市驱动并成为都市圈的核心，东京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自然资源十分有限，所以东京在发展中，运用了不同于欧美国家城市发展过程中低密度、粗放式的扩张模式，采用了以便利、完善的基础设施为基础，以集约化产业链为格局的发展模式，形成疏密相间、适度集中的都市圈。东京的工业进程经历了初级工业化、重化工业化、高加工化和知识技术高度密集化阶段，走过了一个逐步高度化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发展道路。2.东京的经验。首先，在工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经济结构呈现出高技术化趋势。其次，都市型工业是能够广泛吸收就业、为满足现代城市功能服务的行业，这些行业一般具有劳动密集，花色品种变化快，耗水少、污染低，占地少的特点，从东京工业结构演化来看，都市型工业在整个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直位于主导行业之列。第三，制定合理产业政策，推动产业链形成，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在东京都市圈形成过程中，日本政府积极、适时、主动地实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四，充分重视与构筑合理产业链，以优化的城市职能分工促进区域共同发展。
另外，在政策方面，政府没有足够的影响力以使社会预期向着政府意愿的方向发展。在这方面，政府是大有可为。一方面充分发挥示范效应。通过几次典型的许诺，并认真兑现许诺，让社会充分信任政府的政策。其次，政府根据长远的经济发展规律，制定各时期的具体政策，并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引导社会预期。在这两点之后，政府就可以相对自由地让社会经济活动理性地在空间进行分配。不管是在非均衡发展时期还是在均衡发展时期，都能实现经济效率的优化。
五、地区经济政策探讨
在农村地区，政府可以保持中立，并在某些地方为可能发生的城市化建立制度基础。良好的土地政策至关重要，为所有人提供基本服务的政策同样如此。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地区，除制度以外，政府还必须保证连接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以扩大不断增长的经济密度所带来利益的受惠范围。这一点可以借鉴中国重庆直辖以来的建设经验。这些想法可以在河北广大的腹地加以贯彻实施。
在北京和天津发达的地区，除制度和基础设施外，有必要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来解决贫民窟问题。但是，如果土地和基本服务等方面的制度效率不高，交通基础设施缺位，这些干预措施将不会奏效。由于贫困人口很可能迁离贫穷地区，所以落后地区常常并不一定是贫苦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政府如何通过政策组合来促进京津冀地区的一体化，同时减少所有地区的贫困才是最后目标。落后地区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与发展较好的地区经济距较远。但除此之外，不同地区的经济地理并不相同。(fanwen.weiyujianbao.cn)在人烟稀少的地区兴建昂贵的基础设施，或者鼓励公司向这些地方搬迁，意义不大。而将基本服务推广到各个地方——即使到达这些贫困地区的成本较高——则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鼓励人们移民在一体化政策中应处于优先地位，保证土地市场更好运作和提供安全以及提供学校、街道和卫生设施服务的制度也非常重要。将经济一体化原则付诸实践，不仅要求识别最有利于实现经济区域的集聚和不同地区生活水平趋同的市场力量和政府政策，而且也必须认识到市场力量的作用因经济地理的不同而有强弱之别。世界发展报告曾经研究过此类现象。本研究将空间在政策中的潜流地位提升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从而凸显了地理因素对经济机会的影响与作用。
经济密度是地方至关重要的特征。在距离近，文化和政治分割不严重的情况下，政策面临的挑战就是实现合理的密度，即利用市场力量鼓励村、镇和城市的经济集中和生活水平的趋同。然而，迅速的城市化导致了堵塞现象，进而凸显了距离的重要性；而城市内部的贫民窟和其他地区也可能分割严重，泾渭分明。如何帮助公司和工人减少与经济密集区的距离是政策面临的挑战。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降低交通运输成本，从而促进劳动力的流通，正是政策的主导性机制。国际上，距离对进军世界市场产生了影响。分割造成了边界的不可穿越性以及货币与规则的差别，这是比距离更棘手的问题。地方吸纳生产和人口的速度各异，导致了收入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平等分配。
地区集聚现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生活水平先分化，后趋同。在国家上如此，在京津冀地区也同样是如此。向毗邻利益区移民集聚经济吸引人口和金融。今天，为获取获利机会，资本常常远距离迅速流动。人口也流动，但较之于资本，更多的是流入附近的集聚区。一旦有工厂和人口流向某个地方，其他工厂或人口就会接踵而至。对于经济增长所必需的部门结构转变，即农业经济向工业和服务业主导型经济转变所引发的劳动和组织变革，我们耳熟能详。本研究讨论了区域发展过程中同样不可避免的空间转变。在可预见的将来，高密度、短距离和低分割仍将是经济成功发展的基本条件，对这些条件应该予以促进。随之而来的是不平衡增长。辅之以适应区域经济地理状况的一体化政策，这些变化也能够带来普惠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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