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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致富论的当代伦理思考
儒家致富论的当代伦理思考何 冬
（西南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儒家文化博大精深，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经久不息，源远流长。当下中国商人缺乏“优雅、诚信、眼界”等传统儒商的特质，有的见钱眼开，只顾财富的积累和扩张，不顾自身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存在着诸多不良现象。我们应该多方面进行努力，指引商人正确的功利主义价值导向，培养儒商精神信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让现代儒商真正肩负起社会责任感，重塑儒商精神。
关键词：伦理定位；原因；出路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036-02
当代中国已进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市场经济成为中国主导的经济模式，自由广阔的市场给予人们更多发家致富的机会。尊商、亲商、爱商成为社会的契约、共识。政府的角色意识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开始转换成为企业、商人的服务者、保姆。兴商、育商却没有激发出商人投资热情，利益者以及行政垄断的干预出现贫富差距，仇富现象屡屡发生。分析现象必须探析原因，而导致这一切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儒商精神的断层”。为了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历史维度解析儒商精神。
一、儒家致富论的当代伦理定位
何为儒商精神？在袁锋编著的《儒商鼻祖子贡全传》中进行了论述：“儒商先儒后商必须先学习儒家文化中的精神内涵由‘伦生理’由‘道生德’”，将“儒”与“商”有机结合。奉行“言必信，行必果”，“富而不骄”“富而好礼”。儒商在自身发展的同时给人们提供就业和发展的机会，关心员工，自己的经营有所获时又拿出一部分回报社会。同时儒家要求以义制利，孔子主张，“君子义以为”孟子也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生而取义者，将正义作为君子的最高标准。“儒商”正是把“商”的职业和“儒”的伦理结合起来的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从定义上我们看到儒商将德性化应用到商，将仁、义、礼、智充分运用于行商、言商中。真正做到了“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成为儒家中的优质中品——雅儒。在经营中力行中庸之道，博施于民，兼济民众，汇通天下，在做人方面刚柔并济、动静相济，在顿悟方面上善若水、天人合一。
从儒商精神特征看也博纳众采、与众不同。在袁锋《儒商鼻祖子贡全传》一书中对儒商品质做了详细的描述。第一，心存感恩。做到“富而思源”，知恩图报。第二，立志成业，克服“小富即安，小富则满”的思想，要放开眼界，敢想敢做。(哲学理论论文 fanwen.weiyujianbao.cn)第三，集体意识，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商人的应当精神应该唤醒。第四，坚持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挥霍无度，提倡文明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富而不淫”。第五，“内圣”和“外圣”有机结合。把传统美德和市场经济新道德有机结合，尊重人的价值，实行人格化管理。第六，善于沟通善于学习，做到沟通无障碍，学习无止境。第七，尊师重道，富而好礼。富贵，先富后贵，富裕后更应该守礼尊礼。第八，诚信为本、把握机遇。诚而信，信而实，互信才能平等，机遇才会照顾守信之人。以上就是儒商精神内核外延实质概括，算对总体上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
二、儒商精神缺乏的深层原因
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迅猛，全民皆商、隐商于民、让利于商的社会正在被营造。然而眼下的中国商人见钱眼开、只顾财富的积累和扩张，而不顾自身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如此一来，财富新贵、资本精英将资产化零为整，随着资本扩张将资产从县转移到省，最后办理签证移民海外，造成中国经济的持续动荡波动。先富的人将钱卷走，国家又要花大力气培养致富能手，形成了中国为美国、欧洲国家输入资本，造成了恶性循环。试问这些现象引发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市场经济下中国的商人俗不可耐？为什么儒商精神消失殆尽？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继承和弘扬？我们应该静心认真思考当代伦理环境为什么不能体现出儒家致富论中“一诺重千金”重然诺轻生死的精神。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探究其原因。
1.功利主义主导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至上，竞争优先；财富评判成为普遍的价值标准。资本成为社会地位高低的主要因素，财富成为至尊至贵的象征。功利主义价值观不断挑战着中国长期坚持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在约翰·穆勒编著的《功利主义》一书中强调了功利主义的含义。书中这样介绍，关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穆勒给出了功利主义的经典答案：“功利”或“最大幸福原理”当作道德基础的信条主张，行为的对错，与它们增进幸福或造成不幸的倾向成正比。所谓幸福，是指快乐和免除痛苦；所谓不幸，是指痛苦和丧失快乐……唯有快乐和免除痛苦是值得欲求的目的，所有值得欲求的东西（它们在功利主义理论中与其他任何理论一样为数众多）之所以值得欲求，或者是因为内在于它们之中的快乐，或者是因为它们是增进快乐避免痛苦的手段。针对功利主义比作“猪”的哲学的反对意见，穆勒认为，功利主义所谓的“幸福”或“快乐”不是指动物的幸福或快乐，而是指人的幸福或快乐，对于人来说，“理智的快乐、情感和想象的快乐以及道德、情感的快乐所具有的价值要远高于纯感的幸福快乐。而中国当前的功利主义还是处于动物阶段的功利主义，追求欲望的满足，寻求物质上的享受，奢求虚幻的蓝图。”依靠政策、机遇先富起来的商人有部分如李嘉诚、刘永好、张瑞敏这样受过传统文化熏陶的儒商在言学、问政、品人、论行上超过普通商人。他们特别重视扶贫济弱、兼善天下、共赢互利、进中求稳、稳中求进。
而造成当下中国大部分商人舍本逐末、贪财好利、利字当头的现象跟应试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在中小学中等级观念残存尤为严重，班主任管班长，班长管学习委员，学习委员管小组长，一味地追求考霸、全才过多的给予表彰，让学生从小在心里产生了负面消极的影响。只追求纯感的快乐、虚伪的快乐、无知的快乐。当他们进入社会开始经商，功利主义中“为富不仁”“见利忘义”“金钱崇拜”恶的价值观慢慢在他们心里形成，最终导致商业文化中只对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没有对集体利益充分的尊重。将以“诚信为本”的儒和“唯利是图”的商割裂开来。
2.儒商精神信仰缺失
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教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儒商精神必须先儒后商由内而外。在袁锋编著的《儒商鼻祖子贡全传》介绍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正心正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精神经过几代儒学大师的不懈推广，逐步渗透到国家与国民的脊髓，这是统治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做的政治宣传，也实现了孔夫子政治理念的一部分，构成了中华民族优秀文明传统的一部分。从这以后，无论统治者治理天下，还是国民治学、理财、谋生，都被“儒”这一博大精深的思想统治着。“商”作为“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种技巧或手段，在儒学精神出现的初期，二者就有了联姻与变异。
书中对“儒商”的定义如下：第一，儒商是较高文化素养的，有儒家道德观和价值取向的自强不息的企业家；第二，儒商分为古代儒商和现代儒商，现代儒商把“内圣”和“外圣”有机结合起来，把传统美德和市场经济新道德有机结合起来，尊重人的价值，实行人格化管理的企业家；第三，儒商是把儒家的价值理想和市场运行本身的法则相结合，并能遵循指导市场、活动的企业家；第四，儒商是有道德、有文化、有国家社稷理想的商人；第五，儒商是具有现代文化道德、有社会责任感，具有现代管理能力，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总而言之概括起来儒商定义为：为人谦和、以心待人、精通业务、人性管理、真诚沟通的商人。而当代中国体制垄断比较严重，中小学到研究生博士阶段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偏多，传统文化中儒家《论语》、《孟子》、《史记》等经典作为必修课程未曾涉及。多元文化对传统文化中博大精深的精髓继承较少。商人普遍缺乏素养，内在涵养缺位，接受知识熏陶的动力丧失。知识匮乏和文化干涸完全不能超脱世俗的诱惑，往往经过几代传承就在社会中销声匿迹。中国商人缺少现代“儒商”气质。对市场经济新道德不了解，由于法制不健全，经常践踏新道德。对传统美德的修养只是形式上的模仿而没有发自内心的内求。缺乏汇通天下、兼爱济众的理想。文化垄断导致商人缺少现代管理理念、创新意识，缺少人文情怀社会责任感。他们主导的纯唯物主义价值观导致精神信仰封闭。
3.体制建设滞后
现代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法制经济，一切经济活动都应遵循市场价值规律、依宪法依法规进行。而中国当下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商人只能微赢利，受政策、人治干扰较多，商人市场主体地位始终受制于国企，地位不平等引起思想不平等。商人变得谨小慎微，谨言慎行，处处为打通关系疏通人脉搞得晕头转向。既没有按照现代市场经济对商人的要求进行人格修养、价值追求，也没有继承传统商业文化中“契约”和“诚信”两个核心价值观点。体制的弊端已经严重影响现代儒商传承，加快立法，重商兴商的社会风气应逐兴起。
三、儒商复兴的新型伦理出路
儒家致富论传承的关键在于现代儒商所肩负社会责任感。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指引商人正确的功利主义价值导向。
第一，政府应该更多鼓励商人对公益事业、传统文化传承保护，适度放开垄断行业，让儒商在宽松的外部环境迅速培养。加强对企业家、商人定期进行伦理学、哲学上的培训，促使他们对传统文化区深入了解，形成理性批判精神，让他们思维层次更高，去追求信仰、责任、使命、理想。
第二，在对商人教育中应把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商文化放在核心地位，唤醒商人的儒学追求。
第三，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完善富商、扶商配套政策，切断商人与政府幕后交易，让商人自信、诚信、道德经商。
笔者坚信儒家致富论经过现代改造一定会再现昔日的辉煌。儒商精神的内涵才能在现代市场经济土壤中生根发芽，才能茁壮成长，儒家致富论才能恢复到我国传统文化要求的兼善天下、汇通天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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