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力更生主义：农村对城市扩张的回应

新自力更生主义：农村对城市扩张的回应

　　新自力更生主义：农村对城市扩张的回应
　　
　　张文明，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一
　　
　　从1975年瑞典的哈马绍财团在联合国特别经济会议报告（《What Now》）中，第一次使用了“不同的发展”概念开始，“自力更生”便作为一个与“内生发展”并用的词汇开始被广泛关注与讨论。但是，遗憾的是自力更生与内生发展思想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过程中常常被现代化理论和全球化理论所淹没，在很多后发型国家，这种思想更是被当作意识形态对抗时期的产物而束之高阁。在我国，这种“以人的基本精神与传统为基础，尊重发展多样性，重视‘社区’存在与自立”的内生发展思想，同样被以城市化为特征的经济开发思想及全球性资本的跨国开发潮所掩盖。与之相对应的景象是：随着城市的无限扩张，资源被高度集中在城市社区特别是大城市，与之并存的农村社区资源日益枯竭， “空心化”态势明显。而这种趋势与日本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非常相似，日本在战后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分别提出“重化学工业向沿海集中（1962）”、“建设都市型日本（1969）”、“建设新干线（高铁）交通网络以降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1977）”、 “开发工业园区吸引资本（1987）”四次开发计划，直接结果是“农村环境破坏和农村空心化”[1]，间接结果是大量投资导致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逐渐丧失。
　　
　　目前，由于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受到全球贸易萎靡的影响， “城市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较低水平，城市化可以确保中国经济继续发展30年”的论调正在被新一轮的发展理念所接受。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事实是：在主要城市外围农村，已经开始出现以“拆迁抗争”为特征的“赤裸裸”的抵抗和“再建边界”为特征的“静悄悄”的抵抗，城市与农村的矛盾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抗争目前主要发生在那些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却还在积极推进城市化的大城市周围，与发达国家的自上而下的政策调整不同，其呈现出明显的自下而上的“内生自发性”特征，本文称之为“新自力更生主义”。
　　
　　内生发展理论主要侧重于文化本身，指在社会变迁中由该社会的内部创造所引起的发展方式。英国莱斯特大学Lan Bowler认为，应加强对本土的强调来回应全球化的经济力量。内生发展意味着借助当地资源，发挥自我维持的一个过程并且没有依赖于国际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和国际监管机构制约的嵌入式发展。该进程已经被广泛用于探索区域和农村发展的均衡问题，也在此基础上对于农业内生发展做了更多的努力。农业内生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对本土资源的依赖、对发展的当地控制和本土发展利益的保持力，强调基于本土价值基础上的文化认同，并在本土发展优势上建立成熟的控制机制——自身边界维持，如此，本土资源为本土化发展提供再促进机制，即新的动力。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农村经济中心的Christopher Ray更多关注于区域身份，主张通过探索内生的或区域的发展活动和现代性反思的广阔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来寻找路径。他认为身份的主要来源是文化、历史或物质，指出区域身份建构的目的在于，在制订战略和落实到地方结构的过程中，外部力量可能会破坏本土化的良好社会经济基础，而该方法试图以提高本土化的意识作为发展政策和行动单位。无独有偶，目前在我国主要大城市周边发生的抗争运动正是这种本土化意识建构的一个现实版缩影。在城市化主导的经济发展理念的作用下，大城市外围农村首当其冲成为城市扩张的一线区域，而目前的政策虽然建议保护农民群体的利益，但是开发主义（或恐怖的经济主义）的势力远非农民能够抵挡。在此背景下，很多地区出现的个体性抗争抑或群体性抗争都具有极其明显的自力更生特征。表面上看，这或许只是农民的一种利益维护行为，但实际上这是农民基于本土资源建构自身区域身份而试图维持自身发展进程的行动。
　　
　　二
　　
　　以中国目前城市化水平最高的上海为例，其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本地农业人口向中心集镇流动和外来农业人口流入郊区特别是近郊农村，这一过程使得中国发达大都市的城市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路径存在明显差异： “进出互补模式”使得上海必须严重依赖外来人口实现发展，在城市周边形成了一个新的“裙带”，这里村落的本土性特征正在被日益强化，成为抵抗城市扩张的第一道屏障。 (行政管理论文　fanwen.weiyujianbao.cn)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的“互补”，濒临崩溃的村落文化边界正在“静悄悄”恢复并在强化。第二，这种文化边界的形成得到了“历史与物质”上的强有力支持，本地村民基于集体资产利益分配考量与外来人口进行的“地租交易合作”行动，使村落的行政和经济边界因利益而被强化，并正在使得某些行动更加具有集体属性。
　　
　　首先，上海周边农村的人口流动过程与“城中村”的形成有所不同，不是相关研究中讨论的“侵入”与“排挤”的过程，而是“出”与“进”的自然互补过程。本地村民的迁出主要是在城市拉力作用下的职业性和行政性迁出，而外来人口的迁入正好补充了这种人少地空的局面，这一过程比较自然，没有发生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争夺资源的矛盾——这为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和“定住化”创造了条件。外来人口的进入主要是通过老乡关系到村落居住和劳动，他们作为“陌生人群”进入到日渐空心化的村落社会中，随着数量的增加和居住时间的延长，使村落因为人员外流而日渐衰退的传统文化惯习得以延续，并在“城市优位主义”的背景下强化了村落的新集体认同。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认为，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接触的经验，会促使外来人员对流入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形成。由于本地居民的缺位及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之间的“地租依赖”关系的存在，致使二者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并日趋牢固，外来人员对传统的重视也在逐步唤醒本地居民的传统文化记忆。同时，外来人员由于群体性移人而带来的传统文化惯习的植入，也对村落新归属感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另外，外来人员的同乡背景下的“文化韧性”以及城市郊区这一空间局限，也使村落的认同感得以强化，并日益形成新的力量。
　　
　　其次，李培林认为“村落的经济边界是基于经济活动和财产权力的网络和疆域，村落的终结往往始肇于经济边界的开放”；而笔者认为考察村落经济边界的存在与否，更多应该考察“农民个体间的交易活动”，这种交易活动与“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不同，更多强调交易媒介——货币化的土地。由于国家一系列关于宅基地及农业用地产权的规定，郊区农村目前还拥有土地和宅基地的农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些“资本”的“租借（给外地人）”将带给他们源源不断的收入，并且已经开始有意识地通过“讨价还价”等手段抵御城市化的“开发”。而事实是这种“地租交易”模式可能使村落的经济边界得以长时间的维持。人们在这种交易的过程中都会理性地维持自身的利益，一方面希望以最低的价格保证生存空间的稳定，另一方面希望稳定的收益保证生活可持续。本地村民与外地村民通过交易活动的“最大化理性”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共同发挥了维持村落经济边界——货币化的土地得以长时间存在的作用。与此密切相关，目前，在上海郊区农村很多地方都无法推行村改居制度，即使是在已经高度城市化的近郊农村，很多还保持着村的建制，就是因为集体资产处置的障碍——这种障碍的产生正是因为村民基于“集体身份”的维权行动。在村民看来，集体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现实利益和潜在利益，他们甚至有目的、有计划地在维持这种身份，而这种基于主动性的整体维持，也成为村落行政边界得以维系的主要基础，并使得城市化再次遇到制度性障碍。
　　
　　对于农民来说， “土地是研究农民在土地上进化与发展的历史”。土地集中体现了农民的集体认同——土地具有多重属性。主要有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其中，经济属性在生存资料的生产和集体劳动的进行过程中形成了村民的集体认同感。如前所述，土地的生产功能以“货币地租”和“集体身份”的形式存在，但事实上它在“交易”的过程中使土地的价值深入人心，使村民的集体认同得以强化。而文化属性在生活方式的确立和社会交往系统形成的过程中使本土价值观得以再建。文化属性是联系农民与农民身份之间的纽带，是形成村落集体认同的唯一载体，是乡村诸多边界存在的基石。如果农民对土地的集体认同感依然存在，那么无论这种认同是基于何种理性，以土地作为基础的乡村文化边界、经济边界、行政边界都将长期存在。而且，基于这种边界维持冲动的自发的维权行动也将持续展开，城市扩张不得不与这种具有强大动力的内生力量进行博弈。如果这种博弈最终因为社会稳定因素而不得不被重视，那么可能就是一次伟大变革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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