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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农村城市化：风险高于机遇
加速农村城市化：风险高于机遇姚新勇
内容摘要 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过程，并非是中国农民相对自然地被发展的城市吸纳转变为市民的过程，而主要是被强制性地驱赶出家园坠变为无家可归的城市边缘人的过程。农村、农民的凋零、消失，将造成多样性文化的消失。最终还很可能是十几亿中国人所赖以生存的土地、河流、自然家园的损毁。
关键词 农村城市化 新农村建设 权力一资本 文化样态文化记忆
作者姚新勇，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510632）
一
人类历史已经表明，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牧业文明凋零、摧残的过程；现在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就是现代化危机的总体性表现。不过，不同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农业中国被现代化摧毁的进程，却有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模式，即内部的无边的激进摧毁性。这种无边激进的摧毁性，一方面使得传统中国的消失呈现出神经质的跳跃式症候：另一方面，没有给中国留下消化传统农业文明衰弱、消逝的自我调节时间。虽然从整体上来看，人类都面临着过度现代化的危机，但其他国家、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不管多么快速，大致都还有现代化弊端自我调节、自我消化的时间，哪怕是那些现在看来破产的国家或地区，都可能还保留着重生、复兴的可能，而唯独中国如果不立即刹住正摧毁自己家园的推土机，那么中国将面临极大的社会风险。因为这辆现代化、城市化的推土机，具有无穷的推进的能力、渗透的能力、摧毁的能力。为了更好地理解这辆推土机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力量，不断地以加速度前行，我们需要稍微回顾一下历史。
中国革命的主要特色表现为它的“农民”特质，无论是从中国革命理想实现的目标还是从其合法性宣传来看，应该就是解放农民，让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然而，1940年代末开始的农业中国改造运动——土改、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大跃进、人民公社——却让中国革命走向了解放农民、农民当家作主目标的反面：传统的乡村结构被打碎，数千年的乡村自治被消灭，农民的土地被集体化（实质就是被国家化），被组织起来的农民，被牢牢地捆绑在自己的家乡，既不能流动，也不能自我管理，就是连生产、生活的自主权都被严重影响。这样一个个被凝固的乡村，既分散又集中地形成了一个板结化的农村中国。
不少怀念新中国头30年的人认为，1950年代基本完成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为中国后来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作出这样的判断，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以当下的现实反观历史，与其说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所谓的中国崛起准备了基础，不如说是在为中国农村今天的困境，生产、装配着一辆硕大无比的权力结构的推土机。也就是说，通过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第一次全面地将整个农村、整个城市、整个中国控制在手中，国家成为全能式中央集权化机器。不过这架机器，虽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在实施着全面改造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工程，但是或许还不能说是全面开始了摧毁中国农村的进程。因为，尽管历史进入到1960年代之后，社会运动规模更为扩大，出现了“文革”这样的大动荡，但是相对而言，这种动荡主要还是表现于城市地区，广大的乡村虽不同程度被卷入到“文革”浪潮中，但农民一家三代或四代生活于乡村、依靠土地生活、日作暮息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被打破。乡村最为基本的家庭结构、以土谋生、靠天吃饭的农业自然生活结构依然保留。只要这个基础不被摧毁，尽管人们受够了“文革”专制瞎折腾的苦头，但只要控制有所松动、自主的条件有所恢复，中国的活力、中国人民为自己创造幸福的能力，就会重新被激活。这正是1978年开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头六、七年，我们在农村看到的普遍情况。
但是有限放权所产生的制度性效益，很快被消耗一空。一方面农民被束缚于城乡二元结构和“产权”的国家控制下：另一方面，沿海外向性经济不断发展以及土地财政同步扩展，两者双向互动，正式起动了权力一资本的推土机。1980年代中期前后，越来越多的农民背井离乡，踏上了到沿海、到城市打工谋生的道路。开始时，外出打工谋生的农民，主要还是乡村青壮年男性，逐渐青壮年女性也随之而出，再后来是拖家带口地长年生活于城市的边缘地带，与各大中城市周边的垃圾圈，形成了变态的“有机生态共同体”；而许多乡村也严重地凋零化、空壳化。
不过，尽管如此，由于城市的排斥（其实城市也无力容纳）和家乡田地、房屋的保留，乡村还没有被彻底淘空、摧毁，那里还有祖父辈和小孙辈以及部分中年妇女的留守：农忙季节，不少农民也会返乡助农；一年一度的春节，城市候鸟们也会返回乡村与自己年迈的父母、留守的妻儿短暂团聚。就这样，打工漂泊，无尽的留守等待，让农村在被日益掏空中还艰难、顽强地残存。虽然乡村越来越凋零、空洞化，虽然出外谋生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越来越固定化，虽然乡村之家，越来越像是一个遥远的影子，但绝大多数在外拼生活的农民，知道自己还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有了它，他们就有根，在外走投无路时，就有退守的根据地。所以，无论在外多么辛苦，城市对他们多么苛刻，他们都能顽强地坚持。留守的乡村，不仅是广大农民工最后的根基、最后的寄托，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的稳压器，中国最基础的生存根基。但是，中国农民、中国传统、多样的中国文化——中国人最后的命脉，正遭到权力一资本所驾驶的城市化进程的推土机的冲击。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近在眼前的现实。
二
首先，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过程，并非是中国农民相对自然地被发展的城市吸纳转变为市民的过程，而主要是被强制性地变为城市边缘人的过程。这主要从三方面来分析。一方面，现阶段正普遍展开的农村城镇化运动，表现出极强的运动性，即表现为由政府权力强制主导、推进的过程。许多农民是被看得见的权力之手和看不见的资本之手．强制性地抛到城市中来的。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园被推倒、摧毁，农民们被迫失去家园，被安排成为所谓的“伪市民”。另一方面，中国城市近30年来的高度现代化的进程，在相当程度上并不是城市经济自然的现代生长，而是建立在低端产品的对外贸易加工之前提上的。这种工业发展的模式，严重依赖于沿海对内地、东部对西部、城市对乡村的剥夺：而且这不仅仅是单纯的资本不均衡的地区差异所带来的剥夺，而且是地方政府高度集中的权力或直接实施或联手资本进行的不均衡的掠夺。也就是说，外向性的加工产业和各种对农业、农民的剥夺，构成了中国城市及沿海地区发展的两个重要基础。不仅如此，城市的发展，市政的运作、维持，各级政府自身运营，还严重依赖于另一个重要的基础——土地财政；而这正是中国城市房价持续上涨、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结构：低端的对外加工出口经济，需要大批廉价的劳动力，权力一资本对乡村、对农民的剥夺与抑制，帮助沿海某些“血汗工厂”呈现出貌似真实的比较收益的吸引力，于是超低收入的半无产者——农民工——就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而土地财政则不断地通过强制性、垄断性的地产开发，既为“血汗工厂”降低成本，又为地方政府获得运转的财政和收益，同时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为市民或伪市民，或将市民变为低端市民。很多年来，土地财政的高效、蛮横，主要表现在城市及其周边，而城市及其周边土地资源日益枯竭时，地方政府一资本联合而成的推土机，就必然借助各种各样的名义，更加大规模地向农村开去，而正在被快速推进的农村城镇化进程，就是这辆硕大无比的推土机的加速器。
很明显，这种以权力一资本为主要调节杠杆的现代化、城市化发展结构，根本上是缺少内在可持续活力的互为绑架性的结构：海外经济（需求）绑架沿海发达地区、绑架城市、绑架中国经济，沿海发达地区绑架内地欠发达地区，城市绑架农村，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对城乡人民权利的有区别的控制、侵犯来控制城市、农村，将幅员辽阔的中国，逐渐变为以低端出口加工业为核心的、性质单一的大工厂。因此，这种结构不仅决定了农村注定要成为发展成本的最后的支付者，也决定了此种发展的高度依赖性、食利性的本质。由这种本质所决定的城市，自身是脆弱的，根本没有充足的内力吸纳、消化大批“被城市化”的农民：被抛入城市的农民们，不仅现在成为“伪市民”，而且不久的将来，更会变成空有几间旧房的城市难民。当越来越多的农民因为传统家园的被毁而成为城市难民之后，城市、城市市民也就要与普遍性灾难同在了。
第二，农村、农民的凋零、消失，导致多样性文化的消失。虽然新中国头30年的各种运动，破坏了中国的文化生态结构，但是那种破坏还不是毁灭性的，因为被集体化、社会主义化控制、分割、固化的中国乡村的农业生产生活的传统基础，还大致存在。正如作家李锐所回忆的，当年他们来到农村时惊奇地发现，上千年前就出现的二牛抬扛式的种地方式，仍然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农民们沿用着，这种发现对日后众多知青作家转向寻根文学写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不仅在内地农村，尤其在更为偏远的少数族裔地区，其传统的文化样态，保存得更为完整。近20多年来的“经济腾飞”、社会结构的巨变，迅速、全面地冲击、改造着中国文化最后的存在生态：而大规模的农村城镇化运动，则是将仅存的多样性中国文化传统的最后存留的基础——农民一土地一居住一生产一生活相互一体的生态格局，彻底铲除了。这一点对于那些从事人类学、民族学、少数族裔文化研究的人士来说感触最深；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只要稍微对身边发生的相关情况做些观察和思考，也不难体会到。
例如，几个月前，我曾到中国最富裕的县市之一，所谓“天下第一村”华西村所在的江阴市参观学习。江阴市、华西村的富裕，城市化程度之高，让孤陋寡闻的我大为吃惊。我原先脑海中江南鱼米之乡的想象，在江阴的土地上找不到任何影子。市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城市化的建筑格局，城市中央的所谓的文化广场，规模宏伟、壮观，除了星点的装饰之外，没有什么真正活的传统的自然人文空间形态，而且其基本建筑构想、模式，与我在其他许多地方见到过的所谓文化广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毫无独特性而言。而乡村也是一块块被集中化了的村民住宅或别墅区（当然还有成片的厂区），农村新居的生活条件非常不错，但也是了无特色的类城市化的小区建筑。最有意思的是，中国农村的楷模华西村，在村中央集中地建立起了九座高塔，其中有一座号称是世界（亚洲？）第一高的钟楼。同时还有一些西式的高楼大厦，其中正在建设的中国第8高、世界第15高的“华西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是典型的西式摩天楼建筑。在这密集的钢筋水泥构成的村中央建筑群中，点缀了一块小小的所谓江南水乡之景，景当然是死景，水也是死水。在村中央区的远处小山上，蜿蜒而上建造有小号的长城、天安门。这还不是全部，在所谓加强第三产业建设精神的指导下，该村周围的其他地方，还建有好几处中式或西式的公园以吸引游客。引导我们参观的人介绍：这里的建筑风格多样，有中式的有西式的，有洋的有土的。我们老书记（吴仁宝）说，领导来了，喜欢洋的我们带他看洋的：喜欢土的，我们带他看土的；喜欢社会主义的，我们带他看长城、天安门。言者洋洋自得，难道这样的没有自我历史、克隆复制的大杂烩般的新农村生态，真应该是中国所有农村为之效仿的榜样，未来发展的楷模吗？
然而，从各地传来的城镇化改造的故事，不正是在仿效“天下第一村”吗？华西村的工业化发展模式，碍于外在条件，不那么好模仿，但把农民的房子拆了，集中盖农民别墅，克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故宫、白宫，重建假古董、假中假西的公园等把戏，对某些大权在握的官员来说，却不在话下！而隐藏在发展之后的动力，则是形异而质同的向土地要发展、要资源、要GDP高速增长、要政绩的诉求。难道小康、现代化，非要以彻底铲除我们的文化记忆为代价吗？
第三，正展开的城镇化改造，不仅仅是对农村社会结构、家庭结构的摧毁，中国文化生态的摧毁，很可能是十几亿中国人所赖以生存的土地、河流、自然家园的损毁。
众所周知，在近30年的中国发展中，大量土地被占用、被废弃，众多的河流被污染、断流，原先中国最主要的产粮区江南地区，已经变成了外向性加工产业的主要聚集区之一，大片的农田，已经被工厂、住宅、水泥建筑和道路所覆盖，而为十几亿中国人生产粮食的重任，已经快步地由原来的东中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原先承担着水土保持重任的许多西部地区的草原、森林地带，不是变成了粮食、棉花的产地，就是被矿产开采所破坏，或者成为自然生态恶化的牺牲品。国家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18亿亩耕地红线等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但是尽管国家有不少生态保护的政策和措施，但是在GDP至上、发展冲动的推动下，中国的自然生态条件总体还在日益恶化。在沿海地区日益重视生态治理、追求产业升级换代的今天，中西部地区，却热情地期待着沿海地区的原有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如果说落后低效产业问题，离本文所讨论的主要对象——农村城市化转移运动——稍微有点远的话，那么不妨还让我们再结合上面的事例，作进一步阐释。比如我前面介绍过的中国第一模范村华西村，还有其他更多的关于中国农村城市化转移的事例都可以说明，隐藏于其深处的重要动力，都与通过置换农村土地使用的途径，换取地方发展、财政收入、官员个人利益的需要直接相关。而这一切，又都主要落实于通过对农民权益的剥夺之基础上。18亿亩红线政策的被扭曲化的现实（即通过强拆传统农居，让农民集中居住楼房或让农民跳跃式地变身为市民，以此换来所谓的土地财政、耕地面积、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之所以会发生，根子不在18亿亩红线本身，而在于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危险的由权力一资本杠杆推动的互为绑架性的经济结构、发展模式。不过这也与18亿亩耕地红线政策出台背后的理念有一定的关系。即这个政策的制定，只看到了耕地与粮食产出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真正考虑到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的位置，没有真正考虑到他们的权利，尤其是他们的自我定位、自我设计、自我安排的自主权。因此，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不会真正想想为什么农村会形成传统形式的户居一生产一生活的综合性单元结构，而且这一结构虽经无数社会动荡，一直延续至今；不会真正考虑，这种看似陈旧、落后的单元性户居一生产一生活结构中，所包含的自然与人、单个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和谐、稳定、循环关系。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尽管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的城镇化政造的宏观规划，都包含尽快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良好用意，但在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中，中国乡村、可自然调节的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生产一生活结构、农民一土地结构，都将被推倒、打碎，直到幅员辽阔的中国丧失自我调节能力、丧失灾难后复苏、再生的可能性为止。显然，面对这样的情况，亟待研究并实施切实有效的改革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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