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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中忆萧红》的潜文本意义——特定时代作家的心理个案分析
《风雨中忆萧红》的潜文本意义——特定时代作家的心理个案分析
作者/ 吴建萍
一
丁玲1936年9月18日从南京逃脱之后，历经艰辛到达延安。这是她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延安的丁玲是新生了呢？还是在经历着新的痛苦？在她这段时期的创作中我们能不能发现一点线索？这里有幸找到1940年丁玲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的文章《我怎样来陕北的》，仅录一段可窥见丁玲当时的心态：
转过一个山嘴，看到有好似村庄的一块地方，不像有什么人烟。但是一走近来，情形却完全不同……我原以为这里的人一定很褴褛，却不料有这样漂亮。我更奇怪，“为什么这里全是青年人呢”！老年也好，中年也好，总之，他们全是充满快乐的青春之力的青年。
此文写于1939年，从中可以看出丁玲初到延安的惊喜，她也积极地融入这样的生活。当毛泽东问她准备干什么的时候，丁玲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红军。”1936年11月“中国文艺协会”成立，丁玲当上该协会的主任，并在刊物《红色中华·副刊》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话语：“革命的健儿们，拿起你的枪，也要拿起你那一支笔！”之后的丁玲参加了战地服务团，积极到前线慰问抗日将士等，同时也创作了一些反映战地生活的小说和散文，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然而，融入真实的生活后，丁玲很快产生了困惑。1941年4月底，她调到当时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文艺》当主编。其实在左翼文艺运动时期丁玲就是一个出色的编辑，应该说这是她得心应手的工作，而丁玲在延安文艺界的威望也如日中天。但现实使丁玲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需要督促，监视……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虽也可说是人之常情，但却只是懒惰和怯弱。”丁玲肯定对现实有所不满，也有一些感情用事。 (范文先生网 fanwen.weiyujianbao.cn) 其实当时延安文艺界知识分子普遍都有这样的情绪，如萧军、艾青、罗烽等人，这直接导致延安文艺界严厉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中丁玲受到点名批评，因为作为主编，她发表了一系列在当时看来有问题的文章。丁玲内心是痛苦的，她有委屈，但是没人理解她。好在只是受到点名批评，并没有人身的折磨和凌辱（不像王实味那样失去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的安全也受到威胁）。
萧红去世的消息经过几个月才传到丁玲的耳中。丁玲联想到自己与萧红短暂的交往，写下了《风雨中忆萧红》这篇散文。时值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一周前，也是丁玲的历史问题引发争议的时候，当时她的心情相当复杂、困惑。尽管毛主席亲自出面为丁玲解围，明确表态：“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但是丁玲内心的委屈是不可能一下就释然的，而离这一时间最近的《风雨中忆萧红》就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自己的真实心态。
二
下面结合具体的文本来作阐释。
文章开头写道：
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觉得闷在窑洞里的日子太长。要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要是有更汹涌的河水也好，可是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风雨似的那么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水声也是那么不断地哗哗啦啦在耳旁响……即使是很小的风雨或浪潮，都更能显出百物的凋谢和生长，丑陋或美丽。
为什么“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初人延安，丁玲是满怀热情和期待的，而几年之间，丁玲在延安边区辗转奔波，接触、了解了很多现实，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反映的正是现实中阴暗的东西，而其历史问题被重新提出以及引发激烈争议的文章《我们需要杂文时代》《“三八节”有感》受到批评，使她极其苦闷，她明显没有了初到延安时的热情和冲动，所以她感到“没有什么地方可去”。这不正反映出丁玲思想的变化吗？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延安存着美好的幻想，甚至感到了压抑。显然，思想的苦闷已经严重影响了丁玲，她无法摆脱这阴影，感到苦闷、窒息。
正是在这样的苦闷里，丁玲感觉到了有“东西”非常可怕：“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绝不是艰难险阻，绝不是洪水猛兽，也绝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以忍受的却是阴沉和絮聒。”丁玲对一些人反复纠缠于她的历史问题这种“絮聒”感到害怕，因而感觉到环境是“阴沉”的。但作为一个受“五四”新文化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作家，她并没有气馁。尽管她还存在诸多的顾虑，也感受到环境的压抑，尽管郁闷的心情与思绪始终缠绕着她，使她无法释然，但丁玲看到了自己存在于这宇宙的伟大意义，她给予“阴沉”和“絮聒”决绝的反抗：“毫不动摇的存在着，存在便是一种骄傲，便是给絮聒以回答。”这显示出作为知识分子特有的文化人格。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
其时丁玲已人到中年，由于辗转奔波，身心非常疲惫：“在白天，在夜晚，有关节炎的手臂因为放在桌子上太久而疼痛，患砂眼的眼睛因为在微小的灯光下而模糊。”但丁玲却在这样的困厄中发现了“有东西在冲撞”着她，并促使她更加奋进。这“冲撞”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对自己的信念或信仰的执著。她想起知友冯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他对名誉和地位是那样的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她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显然，丁玲是想表达自己潜在的一些想法，也即文本的潜在意义。冯雪峰当时并没有在延安，而是在条件艰苦的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说冯雪峰“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实则暗示了现实中有人在培植党羽，在装腔作势，在投机取巧，在趋炎附势。这一切在她看来是不正常的，至少不是她坚信的理想信念。她真切地感觉到环境的压抑和自身的处境，所以试图从冯雪峰身上寻找到奋发的力量。她也想起知友瞿秋白，瞿作为中共的领导人之一，由于带有明显的知识分子气，一直不被人理解，丁玲在一段时间里对他也有误解。但当自己身处逆境、感到委屈时，她渐渐对瞿秋白有了新的认识。①这表明丁玲在思考，在追求自我的理性，也显出她作为一个“文学者的自觉”②和对坚定的个人思考权利的维护。
接着文本对丁玲和萧红的交往过程进行追忆，以表自己的深切怀念之情。但丁玲却没有详细追忆自己和萧红的交往过程，而是用大量笔墨抒发自己的压抑和苦闷，萧红只是一个情感抒发的载体。她非常怀念与萧红的交往，因为“像这样的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需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啊！”是的，两位声名鼎盛的女作家，在战争的风雨中能够促膝相谈，“赤裸自己的精神”，实是罕见。丁玲想表达的是，如萧红般耿介真诚之人，现实中太少了！
萧红原本打算到延安，但后来辄转回武汉到重庆后至香港，丁玲为之惋惜。然而丁玲真的惋惜吗？自身在这样的处境里都感觉非常郁闷，如果萧红在这样的处境中，她能写出《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这样的作品吗？萧红迫于环境的压力，也许要么不写，要么就像何其芳先生那样，实现“文学的转向”，丁玲为什么要这样违心说话？身处延安的丁玲，由于被这样那样的事情纠缠，内心已经感觉很压抑，觉得在延安不能随便乱说话。（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之所以被国民党的报纸和杂志转载，就是因为暴露了延安的阴暗面）所以笔者认为这是丁玲迫于无奈而违心地说出的一番话，并不是她内心真实的想法。她对萧红的死很惋惜，作为亲密的朋友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多一个真实的同伴，便多一份力量”，丁玲明显地感到了自身的孤独，觉得自己是在孤军奋战，而同伴却越来越少，萧红的离去给了她极大的打击。丁玲知道萧红离开大陆远赴香港是因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她更为气愤的是，萧红去世之后所受到的人身攻击，丁玲愤怒了：“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遗法，从此你的话语和文学将被歪曲，被侮辱；听说连未死的胡风都有人证明他的汉奸，那么对于已死的人，当然更不必贿买这种无耻的人证了。”丁玲说这番话是很痛苦的，因为她自己的历史问题被人紧紧抓住，尽管党组织有总结性的结论，但留给她的仍然是无法拭去的“阴影”。其实这些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丁玲知道：“在活着的时候，你（指萧红）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却还有各种污蔑在等着，而你还不会知道；那些与你一起的脱险回国的朋友们还将有被监视和被处分的前途。”丁玲为萧红和那些“一起脱险回国的朋友们”感到不平，并在其中看到了自身命运的潜在可悲性因素，所以心里愤愤不平：“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恶毒，更需要毁灭的。”这个比喻是如此的深刻与形象，丁玲有意把自己比作老鼠，不仅要被毁灭，而且在被毁灭之前还要经受一番身心的侮辱。从这里我们能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那种压抑以及丁玲深刻的洞察力和敏锐的感受力。
风雨中人生命运的无常，接踵而来的人生打击，已经使她不堪重负，身心交瘁，但丁玲更感觉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我的工作已经够消磨我的一生，何况再加上你们的屈死，和你们未完的事业，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我要借这风雨，寄语你们，死去的，未死的朋友们，我将压榨我生命所有的剩余，为着你们的安慰和光荣。哪怕就仅仅为着你们也好，因为你们是受苦受难的劳动者，你们的理想就是真理。
文中提到的死去的朋友显然指萧红和瞿秋白，而未死的朋友则指冯雪峰和胡风。
在文章结尾，丁玲的感情有一种释然，身心轻松了许多：“风雨已停，蒙蒙的月亮浮在西边的山头上，明天将有一个晴天。我为着明天的胜利而微笑，为着永生而休息。我吹熄了灯，平静地躺在床上。”她借助这样一个风雨天气，终于把胸中的郁闷愁苦宣泄了出来。
三
通观《风雨中忆萧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文本，文本的写作时间非常独特，这是丁玲在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以及历史问题重新被人提出之后，情感的一次自然流露，也可以说是丁玲文学真正回归的真切展现。作为一个知名的作家，要实现文学和思想的转向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丁玲在30年代有自己的创作风格，到延安之后这样的风格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环境，加之她的历史问题被重新提出，她非常痛苦，才发现这个地方也并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样美好，这与她从南京出来要急着投奔延安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
在阅读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文本存在两处明显的“断裂”，这是值得探究的。首先，《风雨中忆萧红》作为对逝去的朋友的追忆，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得到萧红天殇的噩耗，丁玲本可以回顾自己和萧红在西战团时（从山西到西安的一小段时日）亲密相处的情景，也可以写萧红欲赴延安而终因自身的原因未能如愿的遗憾。但是，丁玲没有写这些，她利用自然界的巧合，抓住身边的风雨阴霾，以将近一半的篇幅，大写自己的心境。”③丁玲为什么会这样写，研究者认为主要是当时的处境的影响，不可否认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笔者看来，其实也是丁玲有意而为之，朋友萧红的离去，使丁玲又少了一个知心的朋友，她在深深惋惜萧红早逝的同时也对自己的命运寄予了殷切的期待。而天气又是一个阴霾的风雨天气，给人的心理造成无形的压抑。④初到延安时，丁玲是满怀喜悦的，但此时，丁玲却希望有更大的风雨、更汹涌的河水到来，按常理说这是丁玲的矛盾，但笔者认为应该进行重新阐释、清理。文本发生“断裂”，有的是作家有意而为之，有的则是读者的阅读体验与作家的写作经验之间产生了分裂。在这篇散文里，丁玲有意呈现的“断裂”，实现了文学意义的新的审美空间的建立——以写人来写己，以小场景来展现大场景。文本真正追忆萧红的篇幅不是很多，而主要着笔于自己心境的描绘，传达出自己在特定时代内心的忧郁和苦闷，她在为友人鸣不平的同时主要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和伤痛。即使是写萧红的文字里，也仍可清晰地体会到丁玲自己的情感与内心，丁玲借此把自己的郁结解开了。其次，丁玲已经明显地感到当时延安的文化界有人“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以及“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的政治伎俩，但是却又惋惜萧红没有到达延安，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吗？丁玲自己在这样的环境里都如此苦闷，萧红不是更无法生存吗（因为萧红正是因与萧军文学上产生分歧而分道扬镳的）？那丁玲为什么要这样写？其实，这种故意的“断裂”，正是丁玲自我心态的一次成功地展现。她说延安好是因为她对延安有无法割舍的情感，但面对现实她又心有余悸，感到压抑。到底该怎样走自己的人生道路？她陷入了两难境地。当然她仍试图在困惑中有所追求，所以才在文章的结尾写了那样一段话语，显示出自己的努力。
笔者觉得《风雨中忆萧红》是一篇出色的散文。它在丁玲文学研究中经常被忽略，但它的写作时间非常独特，其间丁玲受到许多阴影的缠绕，内心非常郁闷。而萧红死讯的传来使她找到了情感的发泄口，她借对自己的好友的怀念，侧面表达了自己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里的苦闷心情，真实地反映了她在延安整风运动前的心态，这对理解和走进《讲话》前夕真实的丁玲有重要意义。概言之，《风雨中忆萧红》文本意义就是特定时代中作家的心理个案分析的一篇经典散文。
注释：
①王彬彬：《从瞿秋白到韦君宜——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文艺争鸣》，2003年第1期。
②桧山久雄：《关于丁玲的“转向”问题》，参见丁玲：《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丁玲的回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页。
③杨桂欣：《丁玲评传》，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页。
④但据有研究者指出，延安的1942年4月25日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如果真的是一个晴朗的日子的话，《风雨中忆萧红》这篇散文文本的复杂意义就更加明显，丁玲为什么要在文本中说天气的阴霾？这种环境氛围的塑造肯定与她的心境有更大的关系。关于此，笔者进行气候记录的查阅后再做补正。
[作者简介]
吴建萍（1965-），女，山西晋城人，文学学士，西昌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人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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