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的朝韩语翻译

《阿Q正传》的朝韩语翻译

《阿Q正传》的朝韩语翻译
马金科1，金兰2(1．延边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吉林延吉133002;2．长春大学旅游学院，吉林长春130607)
作者简介：1．马金科，男，延边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中朝（韩）比较文学。
2．金兰，女，朝鲜族，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教师。
1941年1月，朝鲜总督府警务局发布的《朝鲜总督府禁止单行本目录》里就列有鲁迅的作品《阿Q正传》、《鲁迅选集》、《鲁迅文集》、《鲁迅遗著》等。
摘要：中、朝、韩三国对《阿Q正传》的朝韩语翻译各有不同。在翻译的历史上，朝鲜半岛最早出现朝文译本，后来由合而分，韩国也有了韩语译本；在翻译的重心上，韩国多放在小说艺术的再现上，朝鲜更关注作品的思想价值和革命性；在人物称谓、注释以及汉字使用上，三个国家的译本所采取的策略也各具特色。这主要是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三个国家的接受语境不同而造成的。
关键词：《阿Q正传》；朝韩语翻译；差异
中图分类号：I210. 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 (2010)04-0021-05
鲁迅的《阿Q正传》最初连载于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的《晨报副刊》上，8年后，朝鲜半岛就有了它的朝文译本；中国国内的朝文译本虽然出现较晚，但至少在上世纪5C年代末已经有了比较好的译本。朝鲜族是跨境（朝鲜、韩国和中国的）民族，《阿Q正传》的朝韩语翻译因此就有了国内与国外（朝鲜和韩国）的不同和朝语与韩语的差异。
一、朝鲜半岛光复前后《阿Q正传》的朝韩语翻译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美、苏两大国的操控下，朝鲜半岛又开始了南北分裂的状态。他们的语言标准不同，南方以汉城方言为标准语，北方以平壤方言为标准语。就朝鲜半岛来说，与上述历史背景相联系，《阿Q正传》的朝韩语翻译也经历了先合后分的历史。在这里，我们将以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为分界线，描述前后两个阶段《阿Q正传》的翻译状况，探寻其不同的价值取向。
（一）光复前《阿Q正传》的朝韩语翻译和传播
朝鲜半岛对鲁迅的研究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梁白华的《胡适和中国的文学革命》（1920年12月4日发表）一文最先谈及鲁迅。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已有评论家肯定鲁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并给予《阿Q正传》以高度评价。1930年，梁白华翻译了《阿Q正传》，它连载于1930年1月4日至2月16日的《朝鲜日报》上，而1930年《朝鲜日报》的发行量是23486份。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半岛将中国的书籍定为禁书，其中就有鲁迅的《阿Q正传》，而此时，《阿Q正传》已经在朝鲜半岛广泛传播，《阿Q正传》朝语译本更是在殖民地的朝鲜人民中间产生了共鸣。
然而事实上，包括《阿Q正传》在内的鲁迅的作品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过程是艰难曲折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鲁迅被视为对殖民统治有威胁的革命作家，其作品遭到查禁。光复以后，由于政治上的对立、朝鲜战争以及后来的反共风潮、长期的冷战局面等，南部的韩国从1945年到1974年间与中国不相往来，这就使得鲁迅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中断了30年之久。
而光复前的朝鲜半岛作家、学者对鲁迅及其作品的关注点则与半岛伪政权明显不同。他们重视鲁迅反封建、反专制、反压迫的革命性。更主要的是，从文学特别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视角高度评价了鲁迅。评论家朴鲁哲和丁来东分别在1928年和1931年的《朝鲜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鲁迅是当时最出色的作家，鲁迅的作品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同时，他们也认为《狂人日记》、《阿Q正传》是上乘之作。
（二）光复后《阿Q正传》的朝韩语翻译及其价值取向
1．韩国对《阿Q正传》的译介
朝鲜战争以及其后的反共风潮、长期冷战使中韩两国互相敌对，韩国更把鲁迅视为无产阶级作家而进行封杀，致使鲁迅作品的翻译中断了30年。直到1974年，鲁迅作品的翻译才有了开拓性的进展。1974年至1975年，先后出版了由张基瑾、李家源、成元庆等翻译的几种鲁迅选集性的本子。其中张基瑾译的《鲁迅<阿Q正传>（外）》（汉城出版社，1974）包括了《呐喊》的全部和《彷徨》、《故事新编》中的部分篇章。李家源译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正音出版社，1975）又进一步，不仅囊括了鲁迅小说的全部，而且还包括了《野草》的全部以及《朝花夕拾》中的《藤野先生》、《范爱农》等。至此，鲁迅的小说、散文诗《野草》在韩国都有了全译本。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韩国对鲁迅作品及研究论著的翻译进入了急速发展的时期。此后到80年代末的短短10年，就有何正玉、张基瑾、成元庆、许璧、许世旭、朴炳泰、姜启哲、金时俊、朴云锡、韩武熙等翻译出版的达15种之多的鲁迅著作，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小说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至1987年，由韩武熙、金贞和合作翻译了日本竹内好译注的日文版<鲁迅文集》六卷本。这套规模较大的书籍，包括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野草》、《朝花夕拾》的全部，也包括了鲁迅的主要杂文150多篇。至此，《阿Q正传》在朝韩语译介中又出现了日文转译本。
90年代以来，韩国对《阿Q正传》的翻译又有了新进展。1991年，韩国影印出版了中国朝鲜族学者李哲俊、朴正一等在中国翻译出版的《鲁迅选集》四卷，内容包括鲁迅的全部小说和部分杂文。其中《阿Q正传》的翻译应该是中国国内的认同版本。不仅如此，在2005年7月举办的“中韩鲁迅对话会”上，韩国学者还发布了正在努力翻译出版韩文版的《鲁迅全集》的信息。
综上所述，韩国对<阿Q正传》的翻译虽几经周折乃至出现断层，但它毕竟冲出迷雾，走出了低谷，从单行本、小说集的翻译到选集、全集的翻译，以及鲁迅研究论文、专著的翻译，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朝鲜对《阿Q正传》的译介
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两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流比较活跃，鲁迅的作品也被大量译成朝文，在朝鲜广泛传播。1953年朝鲜停战以后，朝鲜出版部门立即着手展开鲁迅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朝鲜国立出版社制定了翻译出版《鲁迅全集》（共五卷）的计划。1956年翻译出版《鲁迅选集》（第一卷），收入了《呐喊》与《彷徨》，译者为朝鲜著名汉学家与翻译家裴亿、安浩相、杨运汉、裴浩等。译文忠实原著，准确生动，文字通畅，很好地再现了鲁迅的艺术风格。
1964年，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出版社出版了朴兴炳、李圭海译的《鲁迅作品选》。人选的作品有《呐喊》中的<阿Q正传》等10篇、《彷徨》中的3篇、《故事新编》中的3篇，其余皆为杂文。此后二人还发表了论文《鲁迅的生平和文学活动》，深刻分析了鲁迅的创作活动，高度评价《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宝库中具有重大贡献的巨著”。
1979年，朝鲜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了鲁迅的小说集《祝福》，内收《阿Q正传》①等12篇小说。文艺出版社在1986年出版的百卷<世界文学选集》的第七卷是《鲁迅作品选集》，内含《阿Q正传》。
此后，朝鲜许多作家、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对鲁迅及其作品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表达了不少真知灼见。安浩相精通汉语，翻译鲁迅作品最多，是卓有成就的鲁迅作品的研究者。其他如朴兴炳、李圭海、裴亿、朴万实、杨运汉、裴浩等，都是在鲁迅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作家、翻译家和文艺评论家。他们对鲁迅及其作品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对《阿Q正传》等优秀小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例如，当时的作家曾说，“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和假洋鬼子，长期地留在我们的脑海中，成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972年，朝鲜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文学艺术词典》，其中收有“鲁迅”、“阿Q正传”、“祝福”三个词条，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了评介，认为《阿Q正传》“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
综上所述，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朝鲜对《阿Q正传》的翻译、介绍、研究一直是持续深入的。与韩国相比，朝鲜高度重视≤阿Q正传》的思想内涵，而对其艺术价值和在现代小说史上的意义则显得关注不够。
二、中国朝鲜族对《阿Q正传》的翻译
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经典，《阿Q正传》在国内的朝语译本很多，其中较好的版本有三种，分别是延边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的《鲁迅作品选》（1959年9月版，里面收录了《阿Q正传》），北京外国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鲁迅小说选集》（1974年版，里面收录了《阿Q正传》），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鲁迅选集》（1987年6月版，李哲俊译，里面收录了《阿Q正传》）。这些译本对中国与朝鲜、韩国文学的相互影响和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朝鲜族是清朝末年开始从朝鲜半岛移民过来的，1952年9月3日在朝鲜族聚集地吉林省东部成立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国朝鲜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不仅保留着自己民族固有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而且还带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历史的风云中形成的中国朝鲜族的新的思想意识和性格特点。朝鲜语语文课是朝鲜族民族教育的基础。其中，在其使用的小学教材中，翻译成朝文的外国、外民族文学作品对朝鲜族的文化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延边教育出版社在1980年7月出版的高级中学教科书（试用本）三年级《朝鲜语文》（供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地区朝鲜族高级中学使用）里，选译了《阿Q正传》的第七章《革命》和第八章《不准革命》。这套教材从出版到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改革，里面不少课文都有过很大调整，但《阿Q正传》还继续受到编者的推崇、教师的认可、学生的喜爱。而且，与初版教材相比，最新版本教科书里的《阿Q正传》（节选）也只是在词汇上有几处细微的改动，表明初版教科书翻译的精准度还是比较高的。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朝鲜族学者对鲁迅作品的翻译还受到了韩国翻译界的欢迎，1991年，韩国影印出版了李哲俊、朴正一在中国翻译出版的《鲁迅选集》全四卷，包括鲁迅的全部小说和部分杂文。
三、中、朝、韩对《阿Q正传》朝韩语翻译的不同策略
法国比较文学家梵第根在其《比较文学论》(1931)里讨论了“译本和翻译者”的问题，可谓开了比较文学翻译问题讨论的先河。他认为，对译本的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是把译本与原文进行比较研究，另一个是对同一作品的几个不同译本进行比较研究。我们这样做了以后发现，国内外朝韩译本都具有较高的价值，但由于文化、政治语境的差异，它们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格特色，也出现了误读或漏译现象。现将中、朝、韩三国《阿Q正传》的朝韩译本在翻译策略上比较突出的不同特点略述如下：
我们发现，《阿Q正传》的几个朝韩语译本在对人物称呼的翻译上，反映出了翻译国与接受国的民族、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同时在语言转换过程中表现了彼此文化和文学的相互理解和交融。
各译本对阿Q这个人物称呼的翻译主要有四种：阿Q、*-Q、*、***。韩国李家源译本直接使用汉语的称呼；张基瑾译为*，这是根据汉语的发音直译过来的；朝鲜的两个译本分别译成了*和*；中国的三个译本都译为*。《阿Q正传》原文在序文中明确揭示了“阿Q”名字的来历，是阿Q“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Quei”，而“阿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阿Q没有兄弟，也没有发过生日贴，连茂才先生也对此茫然，从“阿Q犯事的案卷”中也无从查找，最后“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所以我们认为，阿Q译为01-Q比从汉语发音直译为*或*．*更贴切。
对历史人物名字的翻译，三国的几个朝韩语译本大致相同，区别只在于有无注释。韩国李家源和张基瑾的译本对历史人物名字的翻译没有注释，只是用汉字写出它们的汉语称呼。1956年，朝鲜的裴亿等人的译本也没有注释。与朝鲜、韩国的这些译本相比，中国的李哲俊和延边人民出版社1959年的译本却利用注释向朝韩语读者传播了原文中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文化知识，这也有益于读者深入理解原文。显然，没有注释的翻译或许能被高层次读者接受，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势必造成理解和接受的障碍与文化背景信息的丢失。
（二）不同的注释说明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时期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农村社会为背景，涵盖了大量的民俗文化知识。要将这些文化信息在译本有限的字句中完全体现出来简直是不可能的，因此注释（包括文内注释、脚注或尾注）便成为解决因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读或信息流失的有效途径之一。
中国的译本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注释向朝韩语读者传播了原文中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诸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女之大防”等词语都有非常准确的注释。其中李哲俊的译本更为突出，有多达42条的信息准确、内容详细的注释与译文相呼应，不仅解释词意，而且指明词语的出处。这些纳入到注释中的有关中国文化背景的知识，无疑有利于加深朝韩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也充分表现了中国朝鲜族译者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与积极传播。
朝鲜的两个译本也分别使用了尾注和脚注加以补充说明。朴兴炳、李圭海译本的注释与1974年北京外国文出版社的译本相比，虽然出自两个不同国家的译者之手，但由于两国政治制度相同、文化交流密切，虽然很多注释繁简不一，但观点和倾向性是一致的，例如对“陈独秀”和“胡适”这两个人物的注释。
延边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级中学教科书（试用本）三年级用《朝鲜语文》里的《阿Q正传》节选部分也用脚注详细说明了原文的真实意图。虽然课文的篇幅不是很长，但由于有注释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地方文化以及小说人物等加以说明，因而加强了翻译的效果，使学生可以在有限的篇幅中准确地了解中国文化与文学知识。
韩国李家源、张基瑾的译本没有注释，这无疑不利于朝韩语读者理解原文和认识中国文化。不过他们在成语、俗语、人名等翻译上采用汉字音直译并在括号内直接标出汉字的方法，也多少弥补了一些文化信息的缺失。
（三）不同的汉字使用
目前，一些汉字仍然在韩国语中使用，已经成为韩语的一部分。《阿Q正传》的韩国译本用韩国汉字音翻译一些汉字词，然后用原文汉字从旁标明，如成语、俗语“三教九流”、“自轻自贱”、“敬而远之”、“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名不正则言不顺”、“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以及上文说到的称谓和名称等。现在，韩国的中、小学都有汉字课，译本中的汉字有利于对原文的理解。这是韩国译本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不同于朝鲜、中国译本的独到之处。
朝鲜语中取消了汉字，只在特殊的人名、物名旁边用括号特别注明；中国实行的朝鲜语标准与朝鲜相同。所以，对于《阿Q正传》，韩国译本多在成语、俗语、称谓名词之后用括号注明汉字；而朝鲜和中国的译本则在注释中特意注明。
朝鲜和中国的《阿Q正传》译本里也有几处汉字，但都用注释重加说明和解释，可见朝鲜和中国的译本比韩国译本更注重在注释方面下功夫。例如朝鲜和中国译本对“闲话休题，言归正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都有不少篇幅的注释，不仅有助于朝韩语读者容易而准确地理解这些词语的意思，而且有助于他们理解上下文乃至全文的思想和内容。
总之，《阿Q正传》的朝韩语翻译历史悠久，但由于朝鲜民族跨越朝、韩、中三个国家，国情不一，关系复杂，接受环境不同，因此造成了《阿Q正传》翻译历史的复杂、翻译重心的不同和翻译策略的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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