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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万叶假名”、“吏读文”与汉字间的关系
论“万叶假名”、“吏读文”与汉字间的关系
尹允镇(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作者简介:尹允镇,男,吉林省延吉市人,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朝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韩国古代用汉字的音和意记录韩国语的一种方法。因为这种书法往往使用在官场的官吏之中,所以,叫“吏读”,又叫“吏道”、“吏文”、“吏书”、“吏吐”、“吏札”,虽有新罗的薛聪所造的记录,但不确切。吏读又可叫“乡札”,“乡札”是“吏读”的一种。
摘 要:日本的“万叶假名”与中国的汉字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用汉字的音和意记录日语。而韩国的“吏读法”类似于“万叶假名”,韩国的“吏读文”也是利用汉字的音和意记录韩国语。韩国从公元前后开始学习汉语,用汉字记录了本民族的语言,韩国人采用了“口诀式”、“书记体”、“吏读文”等多种方式。日本人也效仿这种方式创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字。可见在日本的“万叶假名”的形成过程中,“吏读文”给予它很大的帮助,可以说没有“吏读文”就很难想象“万叶假名”,同样没有汉字也很难想像“吏读文”和“万叶假名”。
关键词:万叶假名;吏读文;汉字
中图分类号:H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 (2010)04-0006-07
所谓的“记纪歌谣”是收录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诗歌。它作为日本最古老的文学形式,给予“万叶诗歌”以及后来的日本诗歌文学以深刻的影响,因此,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另外,“记纪歌谣”还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而且使用的是“万叶假名”,而这个“万叶假名”则与中国的汉字、韩国的“吏读文”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试以“万叶假名”、“吏读文”与汉字的关系人手,着重探讨“记纪歌谣”与中国、韩国的古代文字之间的关系。
日本大和民族与其他国家的许多民族一样,上古时期没有文字,所以无论是歌谣还是神话都“口口相传”,一代代流传了下来。但汉字传到日本后,他们的文化生活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不仅利用汉字记录了口口相传的各种神话传说和歌谣,而且创造性地运用汉字创制出了适合于自己的语言文字“万叶假名”,“记纪歌谣”就是利用“万叶假名”写成的。
所谓的“万叶假名”,就是记录《万叶集》时使用的文字,“万叶假名”这一词汇就来自《万叶集》。但是,日本的“万叶假名”其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万叶假名”是指日本在9世纪创制“片假名”和“平假名”之前用汉字的音和意记录日本语的假名,包括《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以及各种《风土记》中使用的假名;狭义的“万叶假名”是指记录《万叶集》时使用的假名。正如有些日本学者所说的那样:“使用在《万叶集》中的文字叫假名。”但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记纪歌谣”,所以本文所说的“万叶假名”是指广义的“万叶假名”。
广义的“万叶假名”类似于韩国的“吏读文”。韩国的“吏读文”是利用汉字的音和意记录韩国语时所使用的文字。和日本一样,韩国上古时代也没有文字,所以,他们的书写生活全靠汉字。汉字什么时候传人韩国现在尚难以确定,但是,从各种情况推断,绝不会迟于卫满朝鲜时期(公元前194年一公元前108年)。到公元1世纪,韩国人已经藏有《诗经》、《书经》、《尚书》、《春秋》等中国的古典文献。可见,那时汉文在韩国社会相当普及,水平也相当高。但是,汉文毕竟不是他们本民族的文字,因此用它记录韩国语肯定遇到了不少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便创出了用汉字的音和意记录韩国语的一种方法,这就是“吏读”。“吏读”是借汉字的音和意书写韩国语的,所以它使用的尽管是汉字,但却不是汉语。现在韩国语中的许多汉字词也是由此而来的。下面我们引用《大明律直解》中的一段文字试解释如下:
凡奴婢殴打家长者借斬,投者皆凌逞虎死,遏失者绞.(漠文)
凡奴婢家畏乙把打属在乙良,并只靳齊,致投在乙良,并只卓裂死齊,失错投害属在乙良绞死齊。(吏讀文)
引用句中的上一段是汉文,下一段是吏读文,是用吏读文来翻译上一句的。其中“乙”、“为在乙良”、“并只”、“齐”等等就是借用汉字的音标记韩国语的,所以,用汉语来解释是解释不通的。
下面,再引用韩国古代的乡歌和日本古代的和歌来看它们之间及其与汉字的区别,例文如下:
柬京明期月良,夜入伊游行如可
入良沙寝矣见昆,脚鳥伊四是良罹
二胯隐吾下於叱古,二胯隐誰支下焉古
本矣吾下是何焉於隠,夺叱良乙何如属理古。(榔歌)
(诗歌大意是:东京城下月明,游玩深夜晚归。乘兴推开门去,炕上竟四条腿。两条理应属我,多余两条是谁?女人本是我妻,强夺我有何哉。)
这是韩国著名的新罗乡歌《处容歌》的原文。虽用的是汉字,但不是汉语。文中的“良”、“伊”、“如可”、“良沙”、“昆”、“罗”、“隐”、“於叱古”、“焉古”、“是何马”、“於隐”、“良乙”、“理古”是借汉字音的韩国语的词尾,表意的只有“明”、“月”、“夜”、“人”、“游”、“行”、“寝”、“见”、“四”、“吾”、“谁”、“为”、“夺”、“何”、“如”等几个字。
和歌一开始也采用了这种方法,请看一首:
勿念迹,君者難言
相時,何峙迹知而加
吾不戀有牟。(和歌)
(译文:君言毋念君,言出多方便,再会知何时,焉能无眷恋。)
这是著名的万叶诗人柿本人麻吕的《依罗娘子与人麻吕相别时歌》。和韩国的《处容歌>一样,用汉语是解释不清的,因为其中的“迹”、“者”、“而加”、“乎”是日本语的词尾,和“吏读文”中的“良”、“伊”、“隐”等一样,只借用它的音,而不借用它的意。由此可以推断“万叶假名”和“吏读文”有类似之处。
“万叶假名”和“吏读文”的相似之处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无论是“吏读文’’还是“万叶假名”,都借用汉字的音和意,记录了本民族的语言,而且其记述方式非常相似。
所以,李宁熙认为:日本的“万叶假名”是“吏读文”的翻版,用“吏读文”可以解释《万叶集》中的部分诗歌。比如,在《欢歌的历史》一书中,李宁熙用“吏读文”解释了《来目歌》、《日本书纪》、《怕物歌》、《万叶集》等诗歌,
二、日本应神天皇时期,百济给日本送去了《论语》和《千字文》
从历史记载看,公元285年,日本的应神天皇时期百济送给日本《论语》和《千字文》,《古事记》较详细地记录了这一段历史过程:
此之御世,定赐海部·山部·山守部·伊势部也赤作剑池,亦新罗人参渡来。是以建内宿祢命引率为役之堤池而,作百济池。亦百济国主照古王,以牡马壹匹,付阿知吉师贡上。(此阿知吉师者,阿直史等之祖)亦贡上横刀及大镜,又科赐百济国,若有贤人者贡上。故,受命贡上人,名和迩吉师,即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贡进。又贡上手人韩锻,名卓素,亦吴服西素二人也。又秦造之祖,汉直之祖,及知酿酒人,名仁番,亦名须须许理等,也参渡来也。
这段记录证明,应神天皇执政时期已有汉籍开始传人日本。③文中的“剑池”,就是现在的奈良县橿原市石川町,百济池在奈良县北葛城郡。
《日本书纪》中,也有类似的记录:
十五年秋八月壬戍朔丁卯,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两匹。即养于轻阪上厩。因以阿直岐令掌饲。故号其养马之处,日厩阪也。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日,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日,有王仁者,是秀也。时谴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仍征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
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
这则记录与《古事记》略有差异,如《古事记》中的阿知吉师成了王仁,可是无论是《古事记》还是《日本书纪》,都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几乎相同的记录。由此可以断定,王仁在韩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日本的文化启蒙运动中他所起到的作用是无人能够比拟的,所以日本决心要世代传颂和纪念王仁。《怀风藻》的“序”写道:“王仁始导,蒙于轻岛”,文章博士橘直干也指出:“五彝教化将开,博士远自海来,永言于难波海,日域文化之魁”。日本儒学大家狄生徂徕则主张王仁和吉备真备、菅原道真、藤原惺窝一道应世代受祭于日本学校。可见,王仁在日本启蒙史上居有重要地位。
<释日本纪》里还有应神天皇派使臣去新罗学习韩国文字的记载。这说明日本起初的汉字是通过朝鲜半岛传人的。但是应该看到,这时韩国的汉字已经跟汉语有所不同,开始具有韩国化的趋势。换言之,这时的汉文、汉字毫无疑问是中国的,但是韩国人在使用它时,却发生了部分变异。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在这里再举一段韩国古代学习《论语》的例子。
學而時習之面,不亦樂乎阿,有朋是自遠方米面,不亦粢乎阿。
人不知而不愠是面,不亦君子乎阿?(論語學而)
在这里,画横线的汉字是韩国语的词尾,无意,只有音,是为了更好地阅读文章而加进去的。这种方式后来也有变化,因为“面”、“阿”等字由于笔划多写起来麻烦,于是他们造出了只用其字的一个简单的笔划或部首来代替其字的方法,比如“面”字,不写全部,只取“面”字的上半部“T”来代替“面”字,读作韩国语的“*(mean)”,“阿”只取前半部“*”,读作“* (a)”,“是”字只取最后一笔“、”,读作“*(ha)”等等。其结果是,上述的句子就成为了“学而时习之T,不亦乐乎*……”,这在韩国语里叫“口诀式咏读法”。现在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不能完全肯定日本的汉字是王仁传去的。不过应神天皇派人到韩国学习汉字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三、韩国的“吏读文’’几经变化,但“万叶假名”却几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汉语和韩国语、日本语最明显的区别之一在于它们的语顺,汉语是主谓宾结构,韩国语、日本语则是主宾谓结构。然而,初期的“吏读文”是汉文式的,包括语法。但后来出现了按韩国语的语顺书写的汉字方式,这种方式叫“书记体”。试举566年的一段“书记体”文章如下:
丙戍二月中,漠城下後部小兄文逹莭,自此西北性涉之。(大意是:丙戍年二月,汉城下后部的叫小兄文达者,负责修建了自此到西北的地方。)
从这段文字的内容看,这是一位古代的建设者留在石头上的一句话,表示自己负责修了某一段。这类似于一些低级的旅游者所涂写的“某年某月某日××到此一游”的文字。但是,这个石头出土后,价值倍增,因为这是研究韩国语书写方式演变过程不可多得的资料。在使用汉字记录韩国语方面,韩国长时间以来使用的是“倒装法”。所谓“倒装法”,就是用汉文的倒装句,使用这种倒装句的目的是使用汉字写成的文章符合韩国语的句式、语序、语法结构或者习惯用法,试举例如下:
汉语 书记体
自今三年以後 今自三年以後
孰持忠道 忠道执持
誓無遏失 过失无誓
若失此事 若此事失
誓得天大罪 天大罪得誓
显然,汉字、汉文在这里已经发生了变化,为书写韩国语创造了不少有利条件。换言之,这里的汉字根据韩国语的语序进行了重新组合。
综观汉字、汉文传播到韩国的过程,可以说是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或称几种方式。第一,用汉字的音记录韩国语的方式,如把韩国语的“*”记录为“弗矩内”,“*”记录为“徐罗伐”等等就属于这一类;第二,前文咏读《论语》时所用的汉字里加上韩国语词尾的“口诀式咏读法”;第三,上述的书记体;第四,“吏读文”。
日本的上古歌谣也采用了类似的方式。综观日本古代使用汉字和汉文的方式,大体上有三种。一是用汉字的音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方式。这种方式常常使用于“记纪歌谣”中。所谓的“记纪歌谣”就是如前所述,记录一些收录于《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歌谣以及收录于《琴歌谱》和各种<风土记》中的一些诗歌,其中以《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歌谣为主。据日本学界的统计,收录在《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古代歌谣共计191首,而这些歌谣几乎全都采用这种借音法。二是上述的柿本人麻吕的诗歌《依罗娘子与人麻吕相别时歌》,部分借汉字的意,外加日本语词尾。三是日本学界所说的所谓的“返字”或“倒转法”。所谓的“倒转法”就是类似于韩国的“书记体”,是把汉文中的宾语和谓语位置倒置过来使用的书写方式,其目的就是为了符合日本语的语序和语法结构,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中的“感时”变为“时感”、“溅泪”变成“泪溅”、“恨别”变为“别恨”、“惊心”变为“心惊”。而这种简单的“倒转法”,为后面用汉字和汉文记录日本语开辟了一条成功的道路,使许多日本古典文献流传了下来。由此可见,无论是日本的“记纪歌谣”还是“万叶诗歌”,其记述方法和标记方法都很有可能是以韩国的“吏读”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加工、改造而成的。但无论是韩国的“吏读”还是日本的“万叶假名”,如果没有中国文化这一巨大的文化大环境和强大的辐射力是难以想象的。总之,日本的上古文字和书写方式受到了韩国的影响,而韩国的“吏读”及其书写方式也是以中国文字和文化为背景的。
说到中韩日古代文字关系,还应提到佛教。佛教的渊源是印度,但它是通过中国再传到韩国和日本的。韩国接受佛教是在公元372年。这一年,中国前秦的国王符坚派使臣和僧人到高句丽传输佛像和佛经,此后高句丽大兴佛教。384年佛教传到了百济,527年又传人了新罗,然后再经百济传到了日本。《日本书纪》中的552年“钦明天皇条”里详细记载了佛教从百济传人日本的过程。但有趣的是,韩国的“吏读”使用的汉字和日本的“万叶假名”所使用的汉字均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据吕元明先生的考察,日本《古事记》中的许多假借汉字与佛经有关。他说:“《古事记》许多假借汉字的字音,很多是源自汉译佛经。如婆、阿、波、陀、毗、菩、摩、牟、那等,都是在汉译佛经中看到的。在日本元兴寺的《露磐铭》、《丈六光背铭》,观心寺的《阿弥陀佛光背铭》、《天寿国曼荼罗潇帐铭》中出现的伊、沙、弥、迦、吉、斯、多、尔、尼、由、久、比、罗、刹等字,也都常见于佛教行文。上述一些文字,少见于《毛诗》、《尚书》、《论语》等,倒是经常为佛经使用。”而吕元明先生列出的有些字常见于韩国的佛经中,如“迦”、“弥”、“婆”,“罗”、“陀”等;有的字是新罗王名上常见的,如“婆”、“弥”、“尼”等;还有些字常见于“吏读”中,如:
阿一一阿莫(妈妈)
阿旦(儿子) 阿惨(早晨)
波一一波旦(大海)
波兮(岩石)
伊一一伊(嘴)
伊伐支(邻居)、(鸟伊麻)
那一一那(溪水)
那(白天) 那莫(树)
沙一一沙伏(凌晨)
沙尸(鸟) 沙会(丈夫)
斯一一古斯(玉)
鸟斯(猪) 夫斯(松树)
吉一一吉(长)
姑吉(肉) 吉林(油)
菩萨一一汉菩萨(白米)
田菩萨(粟) 菩萨(米)
(括号里边的是前边汉字所表示出的意思)
另外,“斯”、“那”、“尼”是韩国语的固有名词;“沙”、“吉”、“阿”、“波”、“斯”、“弥”、“牟”等字也是韩国语的固有名词。日本学者木下礼仁的研究结果也大体与之相仿。他在《<日本书纪>与古代朝鲜》一书中、引用了“百济人名表记体系表”,其中举了在百济人名中常见的40个汉字,其中有十个字,即“阿”、“多”、“罗”、“摩”、“沙”、“牟”、“弥”、“比”、“毗”、“斯”是吕元明先生所列举的字,占四分之一。在这本书里,木下还对“稻荷山铁剑铭文”和韩国的金石文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日本的铭文受到了韩国金石文的影响,并列举了韩国金石字音假名用例表,其结果也大体与之相仿。但所有这些,都和上面所说的“吏读”一样离不开汉字,也离不开中国文化。所以,结论也是非常明显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记纪歌谣”如果离开中国文化也很难流传到现代。
到了“万叶时代”,日本的假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时,日本开始使用“训假名”。而这个“训假名”与前一时期的“记纪假名”有所不同。有些学者对“训假名”和“记纪假名”进行比较后指出,“训假名”开始舍弃“记纪歌谣”中常用的汉字,使用一些新的汉字,而这些新汉字成了日后片假名和平假名的基础。北原美纱子说:“对《万叶集》的假名和《古事记》、《日本书纪》的假名进行比较的话,一般来说,由于《万叶集》晚于‘记纪,,更接近于片假名和平假名时代,所以所使用的汉字比起‘记纪’更接近于平安时期的假名。比如‘记纪,中常用的汉字有阿(*)、意(*)、淤(才)、斯(*)、那(*)、弊(*)、罹(*)等等,可是到了《万叶集》,常用安(*)、於(才)、之(*)、奈(*)、敝(*)、良(*)等等。而这些在<万叶集》中使用的汉字成了平安朝时代造出的片假名和平假名的字源。”这就是说,“训假名”作为古代日本语重大转折时期的文字,表现出了“万叶假名”的一种重大变化。
四、“万叶假名”与韩国“百济史料”、金石文之间的关系。
在谈论古代韩日关系时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文献,那就是《日本书纪>中常常提到的《百济史料》。《百济史料》包括《百济记》、《百济新撰>和《百济本纪》这三部“遗史书”。据有些学者的考证,《百济记》是用一般的叙述体记载的,它记录了百济第十三代王近肖古王到二十一代王盖卤王共九代130年的历史(公元346年-475年)。《百济新撰》以纪年体的形式记录了百济第二十一代王盖卤王到二十六代王武宁王共五代70多年的历史(公元455年-523年)。《百济本纪》则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录了百济第二十六代王武宁王到二十八代王威德王初年共三代50多年的历史(公元501年-557年)。可见,这些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百济断代史。难怪这些《百济史料》不仅被《日本书纪》的编撰者所经常引用,而且还成为他们编撰史书的重要范本,在《日本书纪》的编撰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说到《百济史料》,就有必要谈谈《百济史料》与日本上代金石文之间的关系以及日本上代金石文与百济、新罗金石文之间的关系。因为这关系到日本最初的汉字和后来的“万叶假名”。
据日本学术界统计,在日本流传到现在的上代金石文并不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稻荷山铁剑铭》、《江田船山古坟大刀铭》和《隅田八幡镜铭》。据日本学者木下礼仁的考证,这些金石文中使用的汉字和百济、新罗乃至整个朝鲜半岛出土的金石文中所使用的汉字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有关人名、国名、都名、城名等固有名词基本上沿用了百济、新罗金石文中使用的汉字。就拿《稻荷山铁剑铭》来说,所举的24例汉字中,有9例是韩国金石文中经常使用的,而且使用频率也非常高。不仅如此,木下礼仁认为,《百济史料》和日本的《推古期遗文》在字音假名的标记法和标记体系上非常相似,他指出:“《百济史料》是属于推古期文化类型的历史产物,是写《推古期遗文》的文化担当者们完成的”。他进而对《百济史料》中的汉字和日本金石文中的汉字、标记法等进行了逐一的、详细的比较。他的研究结果是:日本金石文中常见的是“…XX月中”式的标记法,他还列举出几代人的叙述方法,认为完全和朝鲜半岛出土的金石文中使用的标记法相同。还有《稻荷山铁剑铭>上标记的人名、地名、城名、官名的方法也和韩国的标记法完全吻合,而《江田船山古坟大刀铭》的书写者张安就是从中朝鲜半岛“渡来”的人。由此,他又得出结论说:“当考虑到《上代三金石文字音假名字》的时候,几乎不能否定那里有过渡来人的文化活动。”如果木下礼仁的结论正确,那就说明,即便日本的古代汉字不是通过朝鲜半岛传到日本的,也一定和朝鲜半岛或日本史书上所说的那些所谓的“渡来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汉字的传播彻底改变了日本人的文字生活。据《古语抬遗》载:日本“上古之时,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而汉字的传人不仅结束了“未有文字”、“口口相传”的时代,而且使他们利用汉字创造出了适合自己语言文字生活的所谓的“万叶假名”,迎来了日本古代一个值得纪念的文化繁荣期。很显然,在这里如果没有中国文化,尤其是汉字的输入,这种繁荣是不可能的;同样,如果没有朝鲜的媒介作用,这种繁荣也是难以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古代东亚的文化交流史上,乃至在世界走向一体化的今天,日本始终是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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