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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黄宗羲、全祖望史学思想之异同

时间：2023-02-28 03:41:20 历史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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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黄宗羲、全祖望史学思想之异同

【摘要】黄宗羲与全祖望是浙东史学的两位主要代表人物。黄宗羲开有清一代浙东史学之先河，全祖望私淑黄宗羲，其学风与黄宗羲亦最为相似。因此近人研究他们的史学思想，往往以一人之思想而概括其他浙东史家的思想。然而黄全二人毕竟生活在不同的时期，加上性格、遭际之不同，他们的史学思想在浙东学术宗旨一致的前提下，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二人史学思想的相同与差异一方面体现了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派所拥有的共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在共性下浙东史家所具有的鲜明个性。这种共性与个性的交融也最终也使浙东史学成为了独树一帜的史学流派。
【关键词】黄宗羲全祖望浙东史学史学思想相同差异

【Abstract】A comparison between Huangzongxi’s and Qquanzuwang’s historical thoughts. Huangzongxi who was a great historian in Qing dynasty was a beginner of eastern Zhejiang history of Qing dynasty.Quanzuwang was a student of Huang ,so his study was similar with Huang. Though their historical thoughts were similar ,they are lived in a different century ,their thoughts were influenced by their lives’experence and personnalitis.The difference and similar of their historical thoughts imply eastern Zhejiang history was special group of history ,the historians of eastern Zhejiang accept other historian’s thoughts ,and also developed their thoughts.
【Key words】 Huang zongxi Quan zuwang eastern Zhejiang history difference and similar
浙东地区在历史上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才辈出。两宋三百年间，更是书院林立，学者迭出，讲学论道蔚然成风。全祖望云“吾乡自宋元以来，号为邹鲁”1，是不为过。随着学术的日益昌盛，代表这一地区学术思想的“浙东学派”逐渐形成。总的来说，浙东学术是以史学而得名，章学城云：“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2故而浙东史学这一称呼正点出了浙东学术的内涵。浙东史学“自宋元以来历有渊源”3，可以说是几百年间一脉相承。两宋期间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史学大师。如吕东莱的文献史学,陈傅良、叶适的经制之学,陈亮等人的功利之学。更有史学大师王应麟“兼取诸家，综罗文献所著玉海一书，为文献之大宗。”4到了元初，浙东史学进一步得到传承，胡三省身为宋代遗民，所著《通鉴音注》，把历史研究和现实的观察结合起来，从历史的经验中探求现实世界的出路。其爱国之史学思想以及民族气节对有清一代浙东史学大师黄宗羲、全祖望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代浙东史学人才仍然层出不穷,如鄞县袁桶,绍兴之杨淮桢等等。
浙东史学发展到明代逐渐被理学所同化,因此这一时期内浙东地区并没有产生什么大史学家。但是出身于浙东地区的理学家大师在他们的众多著作中仍有着大量具有史学思想的文章,如王阳明便提出了“五经皆史”的进步史学思想。浙东史学渊源流长,历经数百年而不衰,到了清代，更是蔚为大观。
有清一代,浙东史学出现了中兴之局面,产生了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等一大批史学大师,他们史学思想的存在照亮了整个清朝的史学,在有清一代的史学家中,他们无疑是最灿烂的明珠,诚如仓修良先生所说"有清一代的史学家中,有创见有贡献有作为有影响的大家多出自浙东学派。”5下面我们拟具体论述浙东史学家的两位关键性人物: 黄宗羲和全祖望。
一、黄宗羲与全祖望生平思想概述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卒于清朝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作为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学问渊博，名冠海内”，生平又长于史学，开有清一代浙东史学之先风，他所倡导的史学理念也被后来浙东史学家所继承和发扬。
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自号鲒埼亭长，学者称谢山先生，生于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卒于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全祖望一般认为是浙东史学的第三代，他上承黄（宗羲）、万（斯同），下启邵（晋涵）、章（学诚），为清代浙东史学薪火传递之关键人物，被誉为“浙东史学之大柱”6。
后来学者认为全祖望虽为黄宗羲之私淑，然其二人学风之相近实过其他浙东学者。黄云眉先生说道：“祖望步趋宗羲，实过万氏兄弟”，“祖望的学问和宗羲学问的风貌，最为相似”7。造成这两位相隔一代的学者学风如此相似的原因我认为是由以下两方面：其一：性格气质上的某些相似之处，即二人都有疾恶如仇、坚贞不屈的品质。根据史书记载，黄宗羲十七岁时，袖长锥，草疏入京为父讼免，至则逆阉已被处死　，会讯其党许显纯，崔应元，及与对簿，遂出所袖锥，打中奸臣许显纯，又打伤崔应元的胸部，并拔下其须发。至明亡、反清无望的条件下，又闭户著述，从事国史，屡次辞去清廷的征召，保持了民族气节。这种性格与全祖望又何其相似，全祖望年青时谒学宫，看到乡贯名宦诸祠中有着谢三宾、张杰二位奸人的神主，便发怒想把他们击碎，“击之不碎”，就把它们投入了伴池里。全祖望曾主讲蕺山书院，因为郡守失礼，便拂然而去。因此可见，正是由于全祖望和黄宗羲在性格气质上的某些心灵相犀之处，才促使了全祖望学风相近于黄宗羲。其次，地域学风的影响。余姚、鄞县同属甬上，二者地域相近相,黄宗羲归隐后又多在甬上讲学，培养了一大批甬上学者。全祖望生于后，无缘亲自师从黄宗羲，但是他与万世家族兄弟乃为世交，这种地域学风家学渊源的关系，最终也影响到谢山治学的宗旨。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二人学风的相近，并不代表着没有差异。相反由于二人所处时代以及身世遭遇的不同，某些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仓修良先生所说：“浙东学派诸大师，在学术宗旨一致的前提下，由于时代和环境的不同，他们还是存在着各自的差别”8。而且同出为浙东史家，浙东史学之特征在各个史家的偏重点也是不同，此正如杜维运所说：“黄万二氏最能见浙东史学之博雅，全氏最能见浙东史学之精神”9。以往的研究，学者大都重视浙东史学的总貌，并以黄氏一人之史学思想而代表整个浙东史学的思想，忽视了浙东史家的鲜明个性，表现了一定的局限。本论文就以黄宗羲、全祖望二人为代表概括其史学相近、相似的一面，并突出他们史学思想中差异的一面。
二、史学思想之相同点
黄宗羲与全祖望既然同为浙东史学家，在治学的宗旨方面是一致的，这种治学之宗旨，章学诚已经有详细的论述：
“浙东之学，虽出倭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抵……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
“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10
当代学者杜维运把之概括为；“重当世,明近代,表彰人物,尊崇文献,为其史学之大特色,而以性灵之真,情感之挚,褒奖气节,发明幽微,以维持天地宇宙间之正气,尤为史学之主要精神”11。
当代学者仓修良把浙东史学的特点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反对门户主见,二是贵专家之学,三是主张学术要经世致用”12。这些都对以黄宗羲、全祖望为代表的浙东史学的总体概括,具体说来，两位史家史学思想的相同之处,重点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经史关系上,二人都持经史并重的思想，主张“读经必究于史””以史事证经学”。
黄宗羲、全祖望都为理学家出身,对宋明理学都有精深的造诣,都比较赞同顾亭林之“经学即理学”的观点。二人受家学与师承之渊源关系的影响,少时即攻读经史之书,因此培养了经史并重,学贵致用之理念。黄宗羲认为学问之道须“本之经以穷其源,参之史以穷其委”13,因此读史读经是为学之基础,经史并重才能触类旁通,学有所成。他曾经谆谆告诫弟子,曰：“读书当以六经,而后史,汉,而后韩欧诸大家。浸灌之久,由是而发为诗文,始为正路,舍是则另蹊曲径矣”14。以为经是载道之书,故需必读,然惟读经而不读史,则会流于空疏或只停留在经籍的章句之上,仍惟以把握社会变迁的深刻道理而参之史。就能真正证明了经世之大业,况且“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黄宗羲将史与经同等看待,重经而不弃史,视史为解经之正路,认为“经者必先穷经,然拘执经学,不适于用,欲免迁儒,必兼读史”。15
全祖望在这一方面与黄宗羲也非常的相似,主张读经必兼读史,他在谈及黄宗羲的治学原则时曾说过“公谓：明入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力根柢，束书而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于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16 “先生始谓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是以应务”17。虽然这是讲黄宗羲的治学原则，可这又未尝不是全氏治学之所在。
黄全二人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自身也亲自实践了。黄宗羲的一生博览经史百家之书阅卷不缀，遍读《春秋》、《诗经》、《尚书》传注皆数十家；《三礼》传说十余家；《周易》传注百余家。于史籍则读毕《献征录》、《明实录》和《二十一史》，因此全祖望赞誉黄宗羲；“梨洲以濂洛之统诸合诸家，横梁（张载）之礼教、康节（邵雍）之数学，东莱（吕祖谦）之文献。艮斋（薛季宣）、止斋（陈傅良）之经制，水心（叶适）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为从而儒林所未有”18。
全祖望不仅与黄宗羲一样饱览经史百家之书，而且自身实践以“史事证经学”。他这种经史融合作法，使他的史学研究和理学研究，珠联璧合，交辉相映，开拓了史学研究的视野，为后来浙东史家所赞赏。
例如他热衷于修举宋明理学诸先师之故址，而且充分利用历史文献之研究，来发掘宋元时期许多被埋没的理学家，重新疏理他们的理学思想，使之载入史册。而且为了使自己的经史研究有浓厚的学术根底，全祖望一方面大力从事搜集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则下苦功从事考证工作。
（二）提倡经世致用之史学思想，主张学术与事功相统一，为社会现实服务。
经世致用是浙东史学的根本宗旨，黄全二人提倡经史并重的出发搜点就是为了致用。如全祖望谓黄宗羲“先生始谓学必极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而后是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19。可见其经术之学，“证明于史”都是为了“应务”。
其实，浙东学术历来有经世致用之传统。两宋期间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永嘉、永康学派，都几乎提倡事功、主张经义与政事、义理和事功相结合，都强调为学要切于务实，要学以致用。黄宗羲在谈到永嘉之学时，对这一点也大为称赞，他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是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于一种闭目合理，朦瞳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务之变，不知为何等也” 20。从这可以看出浙东先贤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割裂义理与事功，强调经世致用的治学特点无疑对黄宗羲，全祖望等人具有启发。
黄宗羲亲历明末清初社会政治、文化之巨变，对晚明时期理学家空谈性命之学风深恶痛绝，他在《留别海昌同学序》中说道：“奈何今之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薄文苑为词章，惜儒林于皓首，封已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其规为措注，与纤儿细士不见长短！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之巧乎逾”。在这里他把无事于“谈书穷理”或读书穷理只是在“字义从违”上用功，一辈子“封已守残”而且“皓首”于章句摘索之人，讥为“纤儿细土”，这些人在国家危难之时，仍倾心于礼教的“说同道异”，置百姓，民族之大业于不顾，显出一付“茫然无事”的精神状态，这是他们以诡巧的办法在逃避生活现实的表现。
黄宗羲坚决反对将经世致用的功利价值与性命礼义的道学原则对立起来，以为事功与学道应统一而非对立，说：“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奈何今之人执一以为道，使学道与事功判为两途，事功而不出于道，则机智用事流于伪，道不能达之事功，论其学则有，适于用则无，讲一身之行为则似是，求国家之急难则非也，岂真儒哉？”21强调“学贵适用”，做一个“真儒”，要具有“救国家之患难”的精神品格，把事功与学道良好地结合起来。
黄宗羲从不仅从学理上阐述了“经世致用”之思想，而且以自身的实践贯彻了这种思想。黄宗羲孜孜不倦地收集明代史料目的是为了探讨明朝兴衰之原因，使后人为之借鉴。全祖望终身致力于搜求和整理故用文献，表彰明末人物之忠义气节，也是经也致用之思想的表现。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全氏的经世致用原则贯彻的更为彻底，如梁启超所说：“梨州虽然不大作玄谈，然究未能尽免，谢山著述，却真无一字理障了”22。可见全望从不空谈性理，讲究治学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在他看来，做学问应“经世务方可见施行”则与黄宗羲的治学原则是一致的。全祖望又告诫学生：“读书贵有用，岂徒咕华夸精能”。23他特别反对空谈性理或者专事考察，脱离现实的做法。对黄宗羲晚年“不免以正谊，明道之余技，犹留连于枝叶”24的空谈玄理行为，提出了批评。因此我们在全祖望的著作中很难看到玄理之作，而大量的是关于历史人物的传记和考证之作，这表明了他希望从历史的客观实际出发来考察和分析问题。总结历史经验，以达到“致用”、“应务”之治学目的。
（三）讲究求实考信，实地调查的治史态度。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注重历史文献的搜集，尤其注重对明代历史文献和乡邦文献的编集。
黄宗羲在反清复明的抗争失败以后，便花了很大精力从事明代文献编撰和研究。他先搜集南明经营恢复之事迹续成《行朝录》九种的纂辑，后又编纂《明史案》44卷。对那些为国献身的爱国之士，则生平搜集他们的事迹，还加上自己的耳闻目睹以及求证于旁人，然后用墓志碑铭的形式予以表彰。黄宗羲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整理和编撰了大量故国文献，编辑了《明文集》、《明文海》等大作。编写了《行朝录》、《恩旧录》、《弘光朝实录》、《海外恸哭记》等，在乡邦文献的收集整理方面有《剡源文创》、《姚江逸诗》、《四明山志》等。
全祖望生活在康乾盛世，深惑于“故国乔木日以陵夷，而遗文与之俱剥落，微文微献将于何后？此予之所以累唏长叹而能自己也！”25， “百年以来，文献以忌讳脱落。而其后人，亦不甚了了”26。因此他的文集《鲒埼亭集》中大约一半以上是记述故国人物生平事迹的墓志铭碑传记，这些传记中的内容补充了《明史》中的许多缺漏，是研究明末社会人物所必需的文献资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物大多为浙东人士，在此是以看出全氏对乡邦人物的重视。不仅如此，全氏还花费了大量精力收集乡邦人士的文章诗篇编纂成书如《沦田录》和《续甬上著旧诗》等。
2、打破传统的正史观念，注重铭碑、方志、文集等的史料价值。
黄宗羲与全祖望的一生都写了大量的铭碑，对这些史料的接触都有着自己亲身的体会，他们得出的一致结论，认为“夫铭者，史之类也。”认为碑铭之文往往蕴含着一些重要的史事可补正史之阙，或者可以用来校正其他史料，对于地方志、年谱之类史料，他们都认为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祖望所说：“地志佳者，正以其能力旧史拾遗”“年谱之学，别为一家要以钜公魅儒事迹繁多，大而国史，小而家传墓文，容不能无舛谬，所籍年谱以正之”27。黄全二人还十分注重文集的史料价值，黄宗羲认为文集能弥补、参正史籍记载之不足，“有裨于史氏之缺文”，又如“《实录》有所隐避，有所偏党，文集无是也”28。正因如此，黄宗羲与全祖望都十分重视文集的这种功用，黄宗羲著《明儒学案》，每个案主的史料均来源于各自的文集，全氏也为许多明末清初人士的文集作序，以阐明文集之重要性。需要强调的是黄全二人虽然注重铭、方志、文集等的史料价值，但他们都对之以科学的态度，认为可信但不可轻信。黄宗羲就曾总结出方志、族谱等许多谬误之处，并详细地分析了谬误产生的原因。全祖望重视方志的编修，但也对以往方志的许多失实之处提出了批判。
3、实地考察之治史态度。
为辨明史实之真伪，黄宗羲与全祖望都很注重实地探访，这又秉承了司马迁治史之遗风。崇祯十五年，他畅游四明山，“二百八十峰，峰峰有履痕”，发现“足之所历与纪传文集相勘每徵悟失实。”29便考求古迹，博采群书，订正伪考，充实新得，纂成《四明山志》，考证精深，纠正了一些错误。漫游庐山时，对文献有关庐山的不实记载多有辨析。全祖望作明末人物之传记，每作一人物，都考证于史籍，并亲自到其故址参观、考察，如名作《梅花岭记》，就亲之上梅花岭作实地考察。
4、“寓褒贬于史”秉笔直书的治史原则。
黄宗羲与全氏都主张作史要据事直书，反对为尊者，贤者讳，认为史书要起到“扬恶惩善”的作用。就必须如实记载，不能作性情褒贬。黄宗羲指出：“为史而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其不如无史之为愈也”。30全祖望强调作史就要实事求是的反映历史真实面貌。他认为“不知史以纪实，非其实者非史也。”又说：“春秋之旨，能诛之不能削之。惟据其实则可诛之，若削之，则天地之所不能，而书生能之，无是理也。曰：然则当如何书？曰，惟从其实书之耳。”31从这种思想上，黄全二人写作了大量关于明末清初之抗清人物的传记，如实地记载了他们的抗清事迹，表彰了他们的忠君爱国的行动。
（四）二人都注重学术思想史，对于学术思想的延承和变迁都非常注重。
作为理学家出身的黄宗羲与全祖望都比较重视宋元明这三个朝代的理学发展史。而且在他们的努力下，完成了对这一段时期的关于理学发展的总结性学术著作《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
从《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中我们可以看出黄宗羲、全祖望关学术史方面的思想，充分发挥他们深厚的史家功底，把宋、元、明时期的重要名学派全数网罗，不以爱憎去取，在书中他们发掘了许多史书所遗漏的理学家；其次学案中的思想观点，皆摘要于学者原著，既不袭前人陈说，又能集中反映学者的“一生精神”。
《明儒学案》、《宋元学案》记载了有明一代，以及宋元两代的学术流迁，理了各家各派的学术思想使之划分归类，为后人了解宋元明三代的理学思想提供了方便。黄宗羲、全祖望不仅重视思想的变迁，而且在他们著作中也为理学家们立了小传，对各人生平经历、著作情况、学术思想以及学术传授，均作扼要述评。在这一方面，全祖望更是花了大量精力搜集理学家的生平事迹，发掘了很多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补充了许多正史的不足以及缺漏之处。
三、史学思想之不同点
以上论述是对黄宗羲与全祖望史学思想的相同之处，所作的简单概括。二人虽同为浙东史家，学风思想颇为相似，然而由于个性及时代之不同所造成的思想差异也颇大。而且同一思想在他们身上的具体表现也是不同的。如二人都高举经世致用思想，我们在黄宗羲身上体现的会更加明显，他的许多史论都是针对当世而发，足以启发后世，而在全祖望身上则表现的更多是从历史文献的整理中。因此比较二人的史学思想并非易事，其中有许多的复杂之处。下面试析黄宗羲、全祖望史学思想的不同之处。
（一）由于二人所处时代学风的影响，造成了他们治史的某些差异。
前文讲过黄宗羲身遭“天崩地解”之明末清初这一社会政治、文化巨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政治上改朝换代，外来民族入主中原取得政权，文化上许多学者纷纷对明末王学明心见性的空谈提出了激烈的批判，学风为之一变，强调“实践”、、“实功”、“实行”“实事”，专讲经世致用之事务。这一时期的学者“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而是为政治而做学问。”32代表人物包含了这一时期大部分的学者如顾、黄、王等。正是受到这种学风的影响，在加上自己原有的家学，师承的关系，黄宗羲对“经世致用”之宗旨提倡可谓不遗余力。一方面对王学末流进行了鞭苔，谓他们“束书从事于游谈”空讲心性，败坏了学风。另一方面大力提倡经史并重，讲究学要以根柢，以达致用之目的。他的思想巨著《明夷待访录》无疑是经世致用思想的一本杰著，在书中他纵横捭搕，探究有明一代之兴衰，提出了许多治世的思想。无怪于清人汤斌说：“待读《待访录》，见先生经世之学。”33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全祖望所处时代的学风。全氏身处“康乾盛世”，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风早已被考据所取代。当时的学者在清统治者高压和怀柔相结合的文化政策下纷纷逃避现实，埋首书斋，大搞探徵索检的繁琐考记，为考据而考据。全祖望生于当世不可避免会受到这种学风的影响，而使自己带上考据者的习气。其同窗杭世骏就曾说过：“吾石友三人，皆据天下之最，太鸿之诗、稚威之古文、绍衣之考证，近代罕有伦比”34可见他在京时期乃至以前，是以考据而得名，直到后来遇到挫折，才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这样的研究也符合那个时代的学风。全祖望在考据上的代表著作有《困学纪闻》三笺和七校《水经注》。虽然前人认为全氏之考据有其深意，有着一定的“致用”目的，然而我们反过来可以思考一下，在那个考据学风盛行的年代，全氏之考据工作又何尝不是学风所影响。清代中期的学者普遍都有考据之癖，学风所靡，恐怕不是任何学者所能避免的。
（二）在对待学术门派上，黄宗羲尚存门户之见，而祖望身上则完全无党人习气，门户之见尽去。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一书的凡例中说道：“比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在此他明确表示了在做学问上，对于不同学者都应一视同仁加以研究。话虽如此，但他在《明儒学案》中的一半以上的案主是陆王心学，作为王门的弟子黄宗羲在这一点上被多数人认为有偏爱门户之嫌。这一点全祖望就曾批评过黄宗羲：“党人习气未尽，盖少年入社会，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35。这种门户之见的深入，梁启超就曾说到过“季野（万斯同）晚年对顾习斋的学术像是很悦服的，他替李刚主所著的《大学辨业》作一篇序，极表推崇之意，据刚主述季野自道语云：“吾自误六十年矣，吾少从黄先生游，闻四明有潘先生，曰：‘朱子道；陆子禅，怪之’往诘其说，有据。同学因言予叛黄先生，先生亦怒，予谢曰：‘请以往不谈学，专穷经史’”。36这也从反面说明了黄宗羲到了晚年其学问造诣已达到博雅精深之地步，仍对门人信服异说采取了愤怒的态度，正如梁启超所说“梨洲门户之见颇深”。
这种门户之见在全祖望身上就表现的“一点也没有”，祖望私淑黄宗羲万斯同，应该说是陆王心学的门生，但如要讲他的学术全体“可以说时超王学的”他对“王学以外的学问他一样的用功，一样的得力”，“生平治学，最反对门户之见。”黄宗羲撰修《明儒学案》以王学为正宗，而全祖望继修《宋元学案》不专以一家为宗，对各家派都是平等看待。在他看来，学术当“去短集长”，以使“和同受益”，而决“不应各持其门户”。
（三）、在学术史的具体编撰，以及三人对学术思想的理解也表现了差异。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堪称学术创作的典范，他在《明儒学案》中创立了编撰学术的若干原则，为后来继写《宋元学案》全氏等人所继承，但是继承并不是代表着相同，全氏一方面延袭了黄宗羲所创立的原则，另一方面他对学案体也进行了许多改造，体现出了自己的独特思想。
梁启超在比较《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时就说：“拿这书（指《宋》一书）和《明儒学案》比较，其特色最容易看出者。第一，不定一尊，各派各家乃至理学以外之学者平等看待；第二，不轻下主观的批评，各家学术为並时人及后人所批评者，广搜之以入附录，长短得失令学者自读自断，著作绝少作评以乱人耳目；第三，注意师友渊源及地方的流别，每案皆先列一表，详其师友及弟子，以明思想渊源所自，又对于地方的关系多所说明以明学术与环境相互的影响，以上三端，可以说是《宋元学案》比《明儒学案》更进化了”37。但梁启超也对《宋元学案》“里头所采资料，颇有失于太繁的地方”提出了批评。
应该说梁启超的议论是比较精辟的，后人论述两本著作也都直接或间接间受到了他的影响。把梁启超的话具体展开，全氏在《宋元学案》中体现的思想与黄宋羲的差异就在以下几方面，如反对门户之见，不定一尊，对各家各派的学者旁搜不遗余力，填补了许多理学家的空白，使他们的身世以及思想重新获得发掘。又如设立“学案表”可说是全氏对学术史的一大创举，正因为有了表，使得全氏能够把宋元这一时期内众多错综复杂的学派、学者在百卷之内给予了清楚的表述。全氏在每一学案的起端先立“学案表”，在表中各举该学派的师友弟子，以明其学派的师承关系和传授情况。某些学者在书中已立案者，则于表中注明“别见其学案”；有已附于他学案者，则注曰：“附见某学案”。这就给读者了解这些学派、学者在学术上来龙去脉提供了很大方便。
然而有优点并不代表《宋元学案》无缺点，其实《宋元学案》也有很大缺陷，如前所述梁启超就批评他的资料过于繁杂。更重要的一点，许多学者对《宋元学案》所修纂的宋元学者的思想过于简单提出了批评，把许多学者重要的思想著作没有选录在内，这一点与《明儒学案》的宗旨相去太远《明儒学案》的案主几乎收录了代表他们治学思想的重要著作。
（四）在社会历史观上，由于二人所处时代以及遭遇的不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黄宗羲离经叛道的思想与全祖望谨守人臣本份、安于天命的历史观。
明末清初的社会巨变对黄宗羲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在明亡后，他又以遗民身份入清为其思想的反思作了准备。其后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飞跃，一方面他是明朝的遗民就忠于前朝反对清廷满族的统治，因此他的思想中充满着“华夷之辨”的观念。在他顺治十年撰成后《留书》中就有很深的这种思想。其中说道，“中国”与“夷狄”有着根本的区别，以“中国”“治理”“中国”，以“夷狄”治理 “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之不可”“杂之于人”，指斥清朝为伪朝。在其他的一些著作中他把清军称为“虐”，清帅为“虐帅”，清帝“虐主”，满族称为“禽兽”。另一方面，他对君主专制也提出了批判。他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指出“有生以来，人各自私，人各自利也。”古时“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但是到了现在君主制发生了变化。出现“君王”与“天下”关系颠倒的“专制状态”，于是君王“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38。在书中黄宗羲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他批判君主专制，从间接地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这些思想虽前人有论及，但像黄宗羲这样从学理上进行批叛可说是前无古人。
我们在来看黄宗羲的私淑弟子全祖望。到了全祖望所处的时代，满族的政权已经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清朝也实现了大统一，并且迎来了社会安定的“康乾盛世”这时期的汉族知识分子已经认同的清廷的政权的合法性，不像清初那样有着强烈的“排夷”思想。因此在全氏的著述中，我们很难看到像黄宗羲那样对满族的排视，以及对封建君主制主义的批判的思想。相反，全氏对这一时期的清廷统治者采取了大加褒扬赞颂甚至迎合态度。他对明清易代之变局的看法是认为清代明而兴，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是必然的，非人力所能逆转，固而历史人物应识“势”，要“谅其势与其才力足以集之而后可也，不然不知此之愈也”39。只有顺应时势，才不至于败。这种思想在黄宗羲看来无疑是大逆不道，也是黄宗羲所痛恨的。由此看出时代之不同，造他们思想差异之如此巨大。
在对待天命鬼神之说上，黄宗羲反对鬼神迷信，吉凶祸福等无稽之谈，并多次撰文加以批驳，而对范缜的《神灭论》则极力称颂。全祖望则不然，他既有迷信言论，也有反迷信的言论。这也多少反映出全氏由于生平仕途失意，又长期贫病交加，思想表现出迷惘的一面。他在《原命》文中，大谈其人之贵贱寿夭均由命中所注定的命定论观点。在文中，他认为圣贤和后王君公之所以为圣贤和后王君公，他们的康强和温饱，乃是“命”所决定的；黎庶不肖之所以为黎庶和不肖，他们的短折和饥寒，同样也是“命”所决定的。40
其二，在社会经济观上，两人思想截然相反。
黄宗羲主张“工商皆本”的思想，发展商品经济，对商品流通采取肯定的态度，主张扩大商品流通的范围，实行对外经济交流。然而全祖望却对此采取了另一种态度。全祖望在《守杜君过扬来，话里社近况》中有这样诗句“元气胡为耗，潜消市舶中。频年添客户，百货酿淫风。物以通高遗，民困逐未穷。更堪加税夷，悉索茧丝空。甚矣衣冠蹇，长间胥录尊。虎狼多奥窟，雀鼠有旁门”41。在这里，全祖望认为甬上从“邹鲁”文教之乡变为“而今并萧索，憔悴几华簪”的原因，就在于“市舶”和“通商”。其结果就出现了贪官的横征暴敛，改变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全祖望对于这种风气是持批判态度的，在他看来要恢复甬上的文教事业，只有改变甬上“市舶”和“通商”的现状，闭关锁国，过自然经济那种自给自足的生活，这种思想显然是违背社会发展现实的。当时明清经济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许多思想家对这种状况都给予了正面的肯定，黄宗羲就是其中一位，然而全祖望背历史潮流而仍然主张传统的闭关锁国，“重农抑商”，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表现了他思想上的狭隘，局限性。4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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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1
中文摘要及关键词………………………………………………1
英文摘要及关键词………………………………………………1
一黄宗羲与全祖望身平思想概述………………………………3
二史学思想之相同点……………………………………………4
三史学思想之不同点……………………………………………12
参考文献…………………………………………………………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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