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衰亡

罗马帝国的衰亡

伟大的罗马，衰败的罗马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的一个秋天，亚平宁半岛正值收割季节。迦太基将军汉尼拔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陈兵意大利，发动了针对罗马人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在罗马城郊外的一次战役中，汉尼拔以别出心裁的“新月形战阵”取得了那次古代战争史上最辉煌的胜利，这次战役之后，罗马城内家家戴孝，正规军团的作战力量悉数死绝，而部署在西班牙、撒丁、西西里的23个罗马军团不是被分割包围，就是因为距离太远，不及回救罗马城。自传说中罗慕路斯建立罗马城619年以来，罗马城，这个强大王国的中心，似乎要注定了坐以待毙的命运。

汉尼拔率军来到罗马城下，在这里他发现有三支严阵以待的非正规部队准备迎战；这些部队由罗马公民自愿组成，他们怀着无所畏惧的报国壮志，并从小就接受罗马严格的公民教育和军事、纪律训练。汉尼拔对这么一场他如不能杀掉最后一个罗马公民便无脱身之望的战争，不禁胆寒了；这个古代世界最杰出的军事天才在罗马人的无敌气概面前，选择了匆匆退去。当时远在西班牙军团的罗马将军费边闻听汉尼拔匆匆撤退的消息，不禁仰天长叹：“汉尼拔！只有汉尼拔才了解罗马的伟大！”

一位聪明的希腊人波利比乌斯写了一部关于他自己时代的历史，揭示出罗马之所以伟大的深厚基础。罗马公民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对国家所抱的忠诚是得到教育的习惯和宗教的见解的支持的。美德和荣誉是共和国的宗旨。有抱负的公民全都竭尽努力以求无愧于一次胜利所带来的庄严的荣誉。每当执政官一举起共和国的旗帜，每个公民，按照过去宣读的誓言，都会拿起刀剑为祖国效力，直到他结束为期十年兵役的神圣职责。这一明智的制度源源不断地把新生的一代自由人和士兵送上战场。在一次战役中有时也会失败、但在一场战争中无往不胜的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以迅速的步伐，一直向幼发拉底河、多瑙河、莱茵河和海边推进；那些原可以代表他们的民族和国王的金、银、铜像，一个个相继被铁一般的罗马王国粉碎了。

然而，到了公元6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罗马的命运一下子进入了最悲惨的时期。由于帝国中心的转移和各行省的先后失守，公众和私人的财源已经完全断绝。罗马城居民战栗着打开他们的大门，从城墙上观望他们的房屋葬身在野蛮入侵者的火海当中，曾经统治整个世界的高贵的罗马人，现在像狗一样一双双拴在一块儿，呻吟着被翻山越海拖到遥远的奴隶工场去。意大利的平原很快变成了一片土地贫瘠、水流污浊、空气中充满病毒的荒野。如果一位陌生人游荡至此，他带着恐惧的心情观望着这凄慌的、空落落的城市，可能会止不住地问：元老院在哪里？人民在哪里？执政官在哪里？

再过一个半世纪，当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的时候，帝国内部事实上已经从文明状态彻底落入野蛮状态了。只不过外部野蛮民族的入侵并未建立起新的制度来代替帝国的旧制度，以至墨洛温王朝至少在高卢一度是罗马外省组织的延续。

罗马帝国自身早已在衰落之中

于此，我们不能不问：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究竟何在？

对此自然早有过各种解答，有些不着边际，有些陷入偏见，有些则从正确的前提得出错误的结论。例如有人论证说，是专制扼杀了古罗马人的心智及其政治生活。然而，再明显不过，腓特烈大帝的专制主义恰恰是促成欣欣向荣的动力。另一些人则宣称，上层社会的奢侈与堕落乃招致历史的惩罚。但奢侈与堕落都只是病兆，而非病因。

导致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远比任何个人的邪恶重大得多。罗马帝国的衰亡并非由外部原因所造成，也就是说，并非由于其敌人在数量和力量上大占优势，也不是因为帝国本身缺乏政治领袖。事实上，如果所有的野蛮征服者有可能同时全部毁灭，西罗马帝国也不可能从中得到恢复；如果罗马仍然存在，他也决无可能再具有原来的自由、德性和荣誉了。正如吉本所说：“我们应该感到奇怪的，不是罗马帝国怎么会灭亡了，倒应该是，它怎么竟会存活得如此长久。”因此，问题的答案可归结为：罗马帝国自身早就已经在衰落之中，蛮族的入侵只不过为罗马漫长的衰落过程划了一个句号罢了。

公元前287年，罗马通过“霍腾修斯法”，确定罗马“平民大会”的“平民决议”对罗马贵族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在这次平民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罗马共和国事实上成为了一个由自耕农市民组成的征战国家。每次战争都意味着吞并更多的土地以供拓殖。罗马兵源乃是从罗马自耕市民的非长子中征召。按照罗马法规定，这些非长子没有继承权，只有靠从军征战去为自己赢得土地，同时也只有通过战场为自己赢得片草寸土之后，他们才有资格取得充分的罗马公民权。罗马武力的秘密全在于此。

罗马农民阶级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死伤达五分之一，导致了罗马农民阶级的没落。随后的格拉古兄弟改革运动虽致力于恢复罗马小农农业，但继之而来的贵族反动恰标志着奴隶劳动耕种制的决定性胜利。格拉古兄弟试图把平民们安置在被贵族长期占有的国家公地上，贵族们纷纷起而拒之。他们有的认为这项法律将鼓励动乱，有的因为其长期占有的地产将不复存在而认为这项法律将剥夺掉守护共和国的战士。为了复辟，元老院情急之中放弃传统的应急手段，转而自行颁发戒严令，追杀格拉古。

自此以后，就只有拥有奴隶者才能进行生产。这并不是说自由劳动已经完全消失，而是说，奴隶劳动现在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惟一动力，罗马的整体经济结构日益严重地依托于一个能源源不断供应人力的奴隶市场。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奴隶市场的货源一旦中断，将会导致什么后果？

奴隶解放与帝国的终结

公元9年，罗马人在条顿堡战役中败于日尔曼人，罗马皇帝提比略在此战后决定放弃武力征服莱茵河流域，而以后的哈德良皇帝又以类似的方式放弃武力征服多瑙河流域。这些帝国政策实际上意味着罗马帝国正式放弃了战争和扩张，但由此奴隶市场所需的供应也就中断了。

奴隶供应停止后，奴隶价格的提高导致了技术的改进，奴隶开始得到更多的训练；奴隶庄园主也开始以更为人道的方式对待奴隶，力图使奴隶的折旧期限尽可能延长！

奴隶训练的增强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填补上巨大经济缺口的一个微小部分，使帝国获得苟延残喘之机；但这一举措的政治意义似乎更为显著：训练的增多，以及更为人道的奴隶主态度，使奴隶经历了一段为时颇为漫长的困惑和不适应之后，逐渐在内心燃烧起对自身尊严的朦胧意识和解放的欲望！基督教关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诲在此背景下更深入人心，奥古斯都时代的奴隶都住在一个集体式的奴隶营当中，而到了加洛林时代，奴隶已经有了自己的小茅舍。奴隶主为了降低人力成本，更是想到了让奴隶自我繁殖的好招，这意味着奴隶除了小茅舍之外，还必须而且能够拥有自己的家庭和财产，《查士丁尼法典》使这种私人财产权获得了法律的认可和支持。

这一重大转变虽然很慢但却不可扭转，其影响力尤其深远。它导致的是：塑造社会最底阶层的各种制度有了一个巨大变化———社会最底层阶级有了组织家庭生活的权利和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六百年前，斯巴达克虽浴血奋战仍求之未得的东西，现在获得了自动、然而必然的认可和确立———奴隶解放！

由此，奴隶的社会身份上升了一级，而成为非自由的农奴；另一方面，最初的罗马平民阶层的公民，即市民自耕农，则是下降了一级，同样成为农奴。原先的奴隶主阶层，现在则转变为地主，一个过去以政治为业的阶层现在则转而以私人庄园为业了。此时，构成古罗马文明核心的社会阶层划分，即自由人和非自由人的划分，就为一种新的社会划分所取代———“身份等级制”！

此时，帝国统一的货币税对所有人都成了日益沉重的负担，但货币又为帝国维系一支统一的军队和官僚组织所必须。帝国施政的目的就是千方百计搜刮一切货币，但那些庄园主都只为应付自己庄园之需而活着，哪里有足够的货币纳税？皇帝于是对庄园主说：“既然你们没钱交税，那就应该让自己的农奴为你们准备武器，套上你们自己的马匹，和我一起来保卫帝国。”这对庄园主们自然不是难事。但是，这就意味着封建军队的创生；意味着帝国本身的结束和封建时代的开始！因为，一支封建军队可以攻克一个公国，也能防卫一段边界，却从没有任何封建军队能够维持一个伟大的帝国。

当西班牙“无敌舰队”再次游弋海洋之时，欧洲人一定会重新唤起对第一次布匿战争中那支远征迦太基的罗马海军的记忆，但时光已经在黑暗中流转了千年之久。在这段漫长的时光中，历史将欧洲人置于罗马的灿烂文明已然毁灭的忧伤当中，也置于阿拉伯人或者土耳其人的军事打击之下。

罗马奴隶阶层的经济解放事出必然，而且必须被理解成为一个极大的重修经济元气的过程；但经济解放未能同时伴随政治解放，奴隶只是解放为非自由的农奴，被庄园主收容为属民，因而与帝国的政治生活隔离，无法成为帝国的臣民，帝国因此而丧失了可为祖国一战，并时刻准备奔赴战场的公民。罗马帝国的灭亡根在于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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