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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藏族历史发展的开放特征

时间：2023-02-27 09:51:26 历史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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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藏族历史发展的开放特征

藏族是一个特殊的高原地域民族。就世界范围而言，无论就藏族所居住的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高原地域，还是藏族为适应这一几臻于人类生存极限的高原环境而创造的独特生活方式及其厚重的文化，二者均是独一无二的。而藏族的文化与其所居住的高原地域环境无疑有着异常紧密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高原地域特点乃是藏族最基本的特点之一。但我们必须看到，藏族所居住的青藏高原地域环境本身具有相对封闭的特点。这主要缘于青藏高原地势高峻、气候干燥寒冷、大气中含氧量稀薄、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对外交通不便等等。这种情况不但使周邻低海拔地区的民族向青藏高原的发展和渗透较为困难；同时也使藏族向周边非高原地区的发展存在着自身适应问题，并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地形及高原生态环境的限制。以此推理，藏族似乎应该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民族。然而事实恰好相反，藏族在其自身历史发展进程中却始终表现出了一种极为惊人的开放特征。这一特征是耐人寻味的。为此，本文将就开放与藏族历史发展之内在联系作一初步的讨论，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开放特征与藏族的历史发展

关于藏族文化的起源问题，长期以来曾流行着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这就是“外来说”和“本地起源说”。这两种观点所依凭的证据，主要是文献记载、传说、人种学和语言学等方面的材料，其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今天，从西藏高原及相邻地区的考古发现材料所揭示的事实，我们已有足够理由得出这祥一个认识：西藏高原的原始居民及其文化尽管有着土著的源头，其土著文化系统也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但西藏高原的土著文化却绝不是在封闭和孤立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相反，而是在不断与周边相邻地区各原始居民群体发生交往、联系或融合，不断广泛地吸取外部各种文化因素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卡若文化为例，卡若文化一方面虽具有较浓厚的土著文化特点，但另一方面在石器的类型、制作技术、陶器风格、房屋建筑式样等方面均较广泛地吸收了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文化的因素；卡若遗址发现的人工栽培作物粟，也系典型的来自黄河流域的文化因素；同时卡若文化与横断山脉地区乃至长江流域的原始文化也存在一定联系。这反映了卡若土著居民与外部相邻地区的原始居民，特别是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原始居民已存在相当规模的交往、联系与融合。此外，在新石器时代以藏北地区为主要分布的细石器文化，其特征、类型和技术传统与我国东北、内蒙、华北北部至新疆一带分布的细石器属同一个系统，即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以细小打制石器为特征的细石器文化，是我国北方从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它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北从东北沿蒙古草原到西北的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的广大地区，通常被认为是我国北方草原、沙丘、高原地带从事游牧和狩猎经济为主的古代民族的文化、由于这种文化在我国北方地域相连，特征一致，故考古学上通常称为“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故有学者认为，西藏的细石器“当是承袭了源自华北的细石器传统，而发展成具有地区特点的文化遗存”。细石器是从事游牧和狩猎居民的文化遗存，由于游牧和狩猎生产方式有较大流动性，活动范围大，所以藏北细石器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细石器具有较大一致性是不难理解的，它直接反映了藏北细石器居民与北方草原地区游牧居民群体之间存在的广泛的联系和交往。

进人文明时代以后，最早诞生于西藏高原的古老而又灿烂的象雄文明，也同样是在大量吸收来自西部的印欧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象雄文明的两大标志是产生了西藏最早的宗教——本教和最古老的文字——象雄文。然而，本教的形成与象雄文的创制却均与吸收外部文化因素有密切关系。据本教典籍记载，本教起源于达瑟，并记载本教的始祖辛绕来自象雄西部的某个国家。藏族学者才让太认为，“达瑟”是对曾经和象雄有过联系的西部国家的统称，这是很有道理的。此外据国外学者研究，本教曾受到古波斯袄教二元论的影响，才让太也认为：“辛绕宗教的最初形成和古波斯的祆教可能有着某种关系。”《贤者喜宴》中也记载止贡赞普时，“其时，自天竺及大食交界处的古然瓦扎地方，得到了外道阿夏本教，……王对这些本教徒奉为上师”。可见，西藏本教的形成与其吸收西亚文化因素密切相关。此外，本教文献中一致记载象雄文是从西方的达瑟文演变而来，其演变过程为：达瑟的邦钦体（spungs－chen）和邦琼体（spungr－chung）演变为象雄文的玛尔钦体(smar-chen)和玛尔琼体（smar－chung）。达瑟文属哪一国文字现已无法考证，但今天从古克什米尔语、古旁遮普语和古梵语中却能找到许多与象雄文字母相似或近似的字。对此，才让太作了如下解释：“古旁遮普语、古克什米尔语和古梵语都属于印欧语系，故有一些相同的字。象雄文中也有这些字母，正说明同象雄文化发生过联系的‘达瑟’曾经是古代印欧民族南迁的必经之路和印欧文化的传播地带。因而象雄文就带有印欧文化的色彩。”由此可见，西藏西北部地区所以能在很早就产生出如此发达的文明，这与象雄游牧部落同中亚和西亚地区所进行的交往和联系并大量吸收了上述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象雄之本教向雅隆吐蕃和苏毗地方的广泛传播和发展，构成了7世纪以前西藏高原文化的主要面貌，并对西藏高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和持久的影响。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藏族先民及其文化的形成、发展本身即体现了非常强烈的开放特征。

吐蕃王朝时期是青藏高原社会大开放和大发展的时代，是青藏高原整体文化形成和奠基时期，同时也是藏民族这一庞大的民族共同体开始逐步形成的重要时期。然而这两个过程却是通过吐蕃社会的全面开放和向外开拓来完成的。因此，开放性发展可以说是吐蕃时代最为显著的时代特点。吐蕃时代的大开放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面向外扩张。吐蕃王朝自建立之日起，即以向外的开拓和发展作为立国之本，并展开了持续达200年之久、强有力和全方位的向外武力扩张。吐蕃武力扩张的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和持续时间之长，作为一个高原王朝乃是极为罕见的。在扩张之鼎盛时期，吐蕃势力曾东取长安，北占西域之四镇，西抵中亚各国，南达尼婆罗和印度恒河流域。此正如《旧唐书·吐蕃传》所言：“彼吐蕃者，西陵开国，积有岁年，蚕食邻善，以恢土宇。高宗朝，地方万里，与我抗衡，近代以来，莫之与盛。”不过，吐蕃扩张之最大和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却是统一了整个青藏高原，并将青藏高原范围内众多的部落和部族纳人了其统治之下。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它标志着青藏高原各部落和部族从过去分散和多元状态开始迈向了一体化的进程，这无疑为藏族自身之形成奠定了基础。这表现于两点：（1）吐蕃王朝的扩张及由此实现的对整个青藏高原地域的统一，基本奠定了此后藏族的地域分布格局；（2）吐蕃王朝首次将青藏高原地区原分散和互不统属的众多部落和部族在政治、军事上联系成了一个整体，加之其统治时间长达两百余年，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征服与被征服各部之间的融合和同化。这不但奠定了藏族的根基，也大体框定了藏族的基本成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吐蕃王朝的全面扩张，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几乎覆盖于整个青藏高原的庞大的藏民族。可以说，正是吐蕃王朝的开放和向外扩张促成了藏族自身的形成。论文论藏族历史发展的开放特征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ev&%V0wXi Yjq@6+#*aZtXKsn6h f}5^c工商管理论文!Zq! Xmg&]t3C(N#C } 8"

二、对外部文化的全面吸收。吐蕃向外扩张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吐蕃广泛和全面地吸收外部文化的过程。由于吐蕃向外扩张在本质上乃是吐蕃与周边文明之间进行的一场激烈竞争，这种竞争自然大大激发了吐蕃提高其自身文化的需求和愿望。所以，在整个吐蕃时期，与吐蕃王朝之对外战争平行发展并占有同等地位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即是对外部文化的广泛学习和吸收。从派遣吞米桑布扎赴印度等地学习文字并借以创制或改造藏文，到迎娶唐之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及尼婆罗之墀尊公主人藏；从延请印度、尼婆罗和汉人工匠修建大昭寺。小昭寺和桑耶寺，到派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汉文化；从不断派人赴印度等地学习佛法及延请高僧人藏，到向唐请《毛诗》、《礼记》、《左传》等；从主持印度僧与汉僧之间有关“渐、顿之争”的大辩论，到大量翻译梵、汉文佛经；从唐、蕃间多达290余次的使臣往来，到派人赴唐求取五台山图和引进汉地之医学、历算知识以及丝绸、磁器、造纸技术和茶叶等等，都无不体现了吐蕃在社会之各个方面对外部文化的全面和异常强烈的学习和吸收。此外，吐蕃在政治和法律方面也对周边之制度多有摄取。如《贤者喜宴》记，吐著“自北方霍尔、回绝取得了法律及事业之楷模”。吐蕃中、后期在政治和职官制度方面对唐制也多有摄取和模仿。不过，吐蕃时代对外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最为重要的内容却是自印度、汉地和西域等地引人了佛教。贯穿于吐蕃中、后期的激烈佛、本之争，不但标志着吐蕃传统社会已受到佛教的强烈冲击，同时也标志着佛教与本教及吐蕃本土文化之间融合的开始。佛教在吐蕃时期的全面传入，不仅提升了整个吐蕃的文化，丰富和发展了吐蕃的意识形态和哲学思想，同时佛教作为一种系统宗教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组织系统也对吐蕃以后西藏社会之重新构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因此可以说，藏族整体文化的奠基和其基本面貌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得力于吐蕃时代的极度开放和对外部文化的全面吸收。

三、吐蕃的对外扩张战争与掠夺，给吐蕃本上带来了巨大的、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这构成了吐蕃王朝空前强盛的重要物质基础。吐蕃对外的扩张战争带有明显的掠夺性质，这在吐蕃对唐发动的一系列战事中表现尤为突出。《资治通鉴》记：“每岁积石军（陇右）麦熟，吐本辄来获之，无能御者，边人谓之‘吐蕃麦庄’。”这种以轻济掠夺为目的的进攻，在吐著对外发动的战争中占有很高比例。吐蕃每一次对唐进攻得手，几乎无不伴随对唐朝财富的大规模掠夺。如786年“八月，吐蕃寇径、陇、分、宁数道，掠人畜，取禾稼，西境骚然。”787年，吐泰军队攻陷分、径及连云堡等地，“驱掠连云堡之众及分、径编户逃窜山谷者，并牛畜万计，悉其众送到弹筝峡，自是径、陇、分等贼（吐本）之所至，俘掠殆尽。”。引唐书·郭子仪传》载：“（吐萧军）入近内地，称四节度，每将盈万，每赋兼乘数四。”763年吐备攻人长安，亦“剽掠府库市里，焚阎舍，长安中萧然一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唐地财富丰饶，于西部各地聚集财宝贮于瓜州者，均在吐著攻下之后截获，是故，赞普得以大量财物、民庶，黔首普遍穿着唐人好绢帛矣。”对外的扩张战争不但使吐蕃从被征服地获得大量的税收来源，同时战争本身也给吐蕃带来了巨额财富，这构成了吐蕃王朝强盛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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