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研究

当前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研究

【内容提要】当前文化语境中，由于文学内部、社会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变化状况，它的基本格局应该有新的体认，论者在文中对于当前中国的文化语境状况进行了初步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到当前全球化对于文化的影响态势，分析了我们文学研究面临的无根化和失语症的主要症候。最后，则是指出了我们为了摆脱困境而应该考虑的策略，坚持积极对话的立场也许是我们别无他途的选择。

【关键词】文化语境　中国文学　策略文化语境是影响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的外部条件。[i]同时，它也是影响文学研究的最为直接的因素。这种相关性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并且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可是在实践的层次上，这种相关性可能被人们所忽略。对于中国现阶段的文学研究而言，它在当前的文化语境是什么，该语境对文学研究提出了什么要求，在基本的研究论著里鲜有提及。本篇论文就是选取这个问题进行论析。一、当前文化语境的基本格局语境（context）是语句讲述的上下文关系，它可以使得同样的语句在不同状况下体现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意思。两个人在见面时说“你好”，不过就是一句礼仪性质的客套，可是在判决一桩案情时，法官对其中一方作这样的评语，就意味着案情的重大决定。而在小说《红楼梦》中，黛玉在婚恋无望时，烧掉了以前与宝玉交往所写的诗笺，心中仍然难以平复，只是说出一句“你好”就晕死过去，这里的“你好”究竟表达什么涵义，也许应该作为“红学”研究的课题：怨怼、讥讽、祝福还是诀别？语境体现了语句的上下文关系，而且还涉及到说话一方与对象的关系。同样的话，由不同的人说，或者说给不同的人，体现的意义是可以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包含了元叙事的内容，或者至少受到元叙事的影响[ii]，当我们论述、思考当前文化语境的的时候，就有必要时时关注这种元叙事的内容。结合到当前中国文学研究的实际状况，它的元叙事的文化背景包含了以下几组相关因素构成的关系。1、　雅文学与俗文学雅文学在文化中处于高等位置，是可以代表文化精粹的文学，俗文学则反之。俗文学在文学史中也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以前它是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主要依靠乡间邻里或者长辈讲述的口口相授进行传播。现代社会中，俗文学则借助于文学的市场化、产业化的经营关系，凭借着文化传媒的批量化的生产，可以大规模地增长数量，同时也在数量增长条件下，开始摆脱过去那种受到雅文学引导，而自身没有独立的美学追求的被动状态。对于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他所接受的教育与雅文学处在同样的文化系统中，他的文学方面的基本信念就是雅文学所宣讲的东西，也都依据着相近的评价标准和操作规则。相比之下，俗文学则掀起来一个变革风潮，它将雅文学所鄙夷的、认为不值一顾的东西当成了自己追逐的目标。美国学者麦克唐纳指出这一文化类型中包含了具有颠覆性的倾向，他说：优秀的艺术同平庸的艺术竞争，严肃的思想同商业化的俗套形式竞争，胜利只能属于一方，在文化流通中和货币流通中一样，似乎也存在着格雷欣法则，低劣的东西驱逐了优秀的东西，因为前者更容易被人理解和令人愉悦。……格林伯格写道：“庸俗低劣之作的特殊审美品质，就在于它是一种被欣赏者事先消化了的艺术，使他不必费神，向他提供某种最简便的艺术愉悦，这就绕过了在真正的艺术中需经过努力才可理解的难点”，因为庸俗之作已在其内容上包含了欣赏者的反应。所以，《艾迪·盖斯特》或印第安情诗，就会比T·S·艾略特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更有诗意。[iii]麦克唐纳在这一论述中表达了一种对于大众文化的鄙视，但是他确实说到了作为大众文化的俗文学，在对受众阅读效果上的适应和投合。俗文学对传统文艺理论的各种设定是一种冲击。那些研究文学的专家，往往自然地站在雅文学一边，因为它具有更丰厚的文化积淀，也与专家的学问基础吻合。然而现实的境况可能使他犹疑，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俗文学有更广泛的受众，在艺术市场上有着更大号召力，在涉及俗文学时，自己的知识修养更有可能转化为市场效益，并且由于人们向来对于俗文学采取鄙视态度，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有较多的空白点。二是，雅文学有一个未经明说的假定，认为社会上只有少部分人真正懂得文学，雅文学就是以这些人作为自己知音；俗文学的态度则是认为社会上各种人都有接触文学的权利，它是以社会上所有人的“平均数”考虑问题，这个认定之中有一定的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作为基础，这种思想本来应该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信念。2、　传统传媒与电子传媒传媒即传播媒介，传媒可以有多种方式。对于面对公众的文化传媒而言，主要包括六种类别：书籍、报纸、刊物、广播、电影和电视[iv]。前面三种是以印刷方式出版，属于传统媒介；后面三种是新兴的，以电子传播作为技术手段。表明看来，传媒只是信息的外在的传播途径，不是传播的内容，可是传播过程和方式本身也可以产生信息，传媒学中有句格言叫作“媒介即权力”、“媒介为信息”，就是说到了媒介本身具有信息作用，譬如一则信息发到“新闻联播”就和发在“新闻30分”有完全不同的信息意义。公众传媒的经典形式是书籍，因为书籍大多经过了仔细推敲而写就，比口头表达的逻辑更缜密，表达形式也考究一些。另外古代识字者人数较少，阅读和写作都显示出一种权威性。此外，书籍还有物理形式上“白纸黑字”的恒久性，成为记录事件的相对可靠的方式。凡此种种，使书籍具有文化的至尊地位。著书立说和建功立业成为价值相当的事情，被称为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的大事。由于书籍的出现，文学表达被书面语言统和起来，并且建立了一套相对稳固的机制，包括修辞、文体、阅读和批评等若干方面。通过书籍固化下来的这套机制也体现在报纸和杂志的传播中。在文学课程教学中，讲授的有关知识其实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归纳的。可是，文学的这种状况不是完全不能变异的，如果说书籍形式表达的文学可以具有丰富的思想的话，那么以图像表达作为主要表达形式的电影和电视也许在思想的深邃上不及文字表达那么直接和深刻，也缺乏书面文学那种在上千年历史中积累起来的文化厚度，可是它可以更充分的调动感官、唤起内心的欲望，在文学的消费、娱乐功能上它有自身的特点和某种优势，它更主要地是在娱乐性、互动性、大众的参与性上见长，而非思想的深刻性方面见长。这种新兴传媒出现后，它也对于文学作者和文学研究的学者产生某种影响，可以重新认识关于文学的一些基本理念。电子传媒对于传统传媒的冲击力，就相当于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竞争关系。18世纪的法国，腰缠万贯的新兴的平民资产者希望在社会扮演支配地位的角色，他们要取代温文尔雅但已经显得底气不足的贵族的领导权，这可以说是当时法国的一种文化景观，而今天近似的情景是在新旧传媒之间展开，它的影响范围也不局限于一国或一个地区，而是弥漫全球的普遍状况。3、　传统、西方、当代本土——中国当前的“三方会谈模式”这种“三方会谈模式”是王一川博士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状况的一种描述[v]，他认为，中国的文学研究学者从当代自我的立场出发看待文学，但是这种视角也受到两个外力因素的影响：一是前代的传统的父亲另一个是来自外域的西方的他者。传统父亲显得威严庄重，不可冒犯；西方他者挟带着它在科技领域的巨大成就和声音，咄咄逼人。当代自我在这种强大的外力影响下，既要有所传承和接受，以便体现学理修养；又要有自己的声音，才不至于在古人和洋人的身后亦步亦趋，缺乏创造精神和活力。另外，传统父亲和西方他者又是两套不同的知识型构和价值体系，它们之间的反差也形成一种张力关系。因此，传统的、西方的和当代中国的话语就形成了一种“会谈”到格局，其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被舍弃，同时也都难以形成“独语”的局面这种三方会谈的格局也就是三种文化立场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本来应该是平等的、相互尊重对方立场的积极沟通，但是实际情况比较复杂。传统作为过去的在者，它已经不可能再来聆听和理解今天发出的诘问，这使得传统成为只是一味讲述而没有回答的言说者，今人虽然可以对传统父亲的意思作出自己的解释，可是这种解释就有“第二手”的局限，它不可能取代传统作为“原典”的地位；反过来，传统父亲的讲述面对今人的解释时，也不可能提出自己的反驳，它面临着被人肢解和利用的危险却无能为力。这里有着一种极不对称的关系，它与对话的精神是牴牾的。与此同时，来自西方的他者与中国当代自我的对话也是不对称的。这里可以从海德格尔假想的一段与日本人的对话看出问题的实质：

海德格尔：我们对话的危机隐藏在语言本身，并不在我们对话的内容，亦非我们对话的方式。日本人：但KUKI伯爵不是德、法、英语都说得不错吗？海德格尔：当然不错，什么问题他都可以用欧洲的语言讨论。但我们讨论的是“意气”（IKI，气，精神世界），而我在这方面对日文的精神却毫无所知。日本人：对话的语言把一切改变为欧洲的面貌。[VI]在与西方他者的对话中，西方他者只是以自己的思想方式来看待问题，它对别的对话者都视而不见当我们以当代自我的身份与它对话时，往往会慑于西方的话语权势，只能以他们可以理解、愿意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达，作为当代自我的一方没有自己的基本立场，或者这种立场不能理直气壮地表达出来，这就失去了对话本来应该具有的意义。以此来看，三方会谈模式是对当前文化的基本局面的对峙关系的揭示，但是真正的会谈还有待来日。4、　四方矩形模式矩形模式有取于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格雷马斯的创拟。他以二元对立模式推衍出一套结构分析的框架，基本方法是拟定出来四个（两对）基本元素，然后说明其中隐含的逻辑关系，以此说明现象表达的意义。在此，我们以主流意识形态（官方）、民间意识倾向（普通民众）作为两方，他们是一种官民关系；在这样两方之间，又有知识分子阶层话语（非官非民）和商业利益获得阶层（亦官亦民）构成了另外两方。知识分子阶层没有掌握现实的社会权力，而且有时也以抨击时事作为自己的职业特点，这是他们非官方的一面，可是他们拥有知识权力，该权力可以为任何一种社会权力提供合法性的言说，这就与民间在权力面前的比较单纯的被动特性有着不同。商业利益集团除了本身官民皆有的特点之外，另外就是商业本身受到政府各个部门的重点管理，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分和政府税收的来源，而事业部门又可以形成在资本依托下的一种社会权势，可以对社会的若干方面发出自己利益的干预，这样就有着官的特点。对于当代中国而言，主流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其他三者也有自己的一些声音。对比新中国成立以后的50、60年代，那种主流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改观。在四方面都有各自要求的同时，他们也可以有和谐共处甚至联手的状况。如卡拉OK迎合市民趣味，又恰好可以提供商业机会。电视剧《雍正皇帝》一类，一部分知识分子比较喜欢，认为体现了爱国主义的正气，而主流意识形态就是从中强调尊重权力秩序的意识。电影《秋菊打官司》瞄准下层社会的生活，有着一些体恤民众的意味，赢得了普通百姓的好感；其中强调法制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使得知识分子认为作品不错；电影展示的矛盾最终在体制内得到合理解决，可以受到主流意识形态首肯；而电影的票房收入也使商家受益。可以说是皆大欢喜的状况。四方矩形模式中各方的要求可以有冲突、龃龉，也可以有合力、共识，由此形成了一种错综的关系。也许四方矩形模式不如“三方会谈”那么明显，但是这里更有一种唔谈的气氛。它不仅影响到文学表达，也要影响到文学研究的基本视点。二、中国文学研究在当前文化语境中的压力论文当前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研究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当前的文化语境已如上述。它是歧义丛生、众说叠出的。这种局面本来是容易产生思想、应该产生思想的，可是事实上它却是思想匮乏的，往往有太多的陈袭而缺乏独创。这种状况在中国人文学科的许多领域都存在，文学研究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局部。然而，我们这里有必要仔细清理文学研究中的具体因缘——其中关键在于它面对了太大压力。_Z?i|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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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压力的最集中的表现，就是面对传统时的无根化和面对世界时的失语症。

面对传统时的无根化有多种原因，其中语言的转换与学科的迁移都有重要作用。语言转换即指五四以后书面语言中白话文的全面兴起，它占据了文化传播的主流地位，新的理论与研究基本上都是采用白话文表达的。而这种白话文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它的术语无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论的表述完全对接。正如叶维廉先生所说：“我们古典文学中没有相同于西方的浪漫主义运动。……当我们用浪漫主义的范畴来讨论李白或屈原时，我们不能只说因为屈原是一个悲剧人物，一个被放逐者，无法在俗世上完成他的欲望，所以在梦中、幻想中、独游中找寻安慰，他便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浪漫主义者。这种做法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把表面的相似性（而且只是部分的相似性）看作另一个系统的全部。”[VII]这种语言转换中出现的问题在于，当我们今天来读解古代传统的文献时，我们已经不是站在文献自身的基点类看待它了，这样也许可以看到一些前人没有看到或者忽略的东西，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传统文献成为了“外语”的文献，我们对它的理解往往有着隔膜。

至于学科迁移，这在文化人的知识结构方面可以明显见出，。在科举时代，读书人是以“四书五经”作为学问基础和人生圭臬，他们以传统的经史子集作为自己知识的根据，他们从小就以背诵的方式面对前代经典，长期熏染的结果，使得他们从说话到思维的方式都如同被复制了，那些科举场上得意的文人说起四书五经可以如数家珍那样熟悉和亲切。而在废止科举，实行新学以后，教学内容主要是以数、理、化、生物、地理等源自欧洲的课程进行讲授，原先作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内容只是在语文和历史等课程中有部分的介绍，而且介绍中也没有了以前那种虔诚膜拜的态度。在这种教育体制下，有可能对于传统文化加以研究、以此作为自己学业专攻目标的人，基本上就得看文科研究生层次的学人了，而在这个层次的人之中，他们在学业是还要花费很大心力应付外语的学习，因为只有外语过关才能保证他们有升学目标的通道。在这种境遇下，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熟悉程度和掌握的水平也就得打上一个问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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