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满蒙联姻

　　 提到中国古代史上的“和亲”或“联姻”，人们马上会想到汉代的昭君出塞，唐朝的文成公主入藏。作为封建社会的弱女子，对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关系的和好发挥了她们的特殊作用，人们自然不会忘记。她们的事迹也作为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佳话千古流传，在今天的历史教学或研究中，也时常会提到她们。本文所要介绍的满蒙联姻，却不是一两个女子，而是一大批人。正是这一大批女子，使清代入主中原的满族，与边区的蒙古族，保持了三个世纪的通婚，建立了世代姻亲关系。也正是这种姻亲关系，对中国北方这两大尚武勇悍民族的长期和好、对清廷统辖与治理边疆蒙古地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于满蒙民族之间的长期通婚，人数众多，又繁衍了更多的具有满、蒙民族血分乃至含有汉族血分（这一点详见后述）的混血后裔，对于民族融合，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一

清代的满蒙联姻与汉唐“和亲”最大的不同，是它的制度性。清朝皇帝掌握着皇室及宗室王公子女的婚配权，以指婚的形式决定他（她）们的婚姻。皇子皇孙及宗室王公子弟的婚配，是由皇帝（皇帝幼小、垂帘听政时则由太后）从八旗中选出的“秀女”指配，有时也择取蒙古王公的女儿拴婚。皇女、皇孙女及宗室王公的女儿，则由皇帝（或太后）择取八旗及蒙古王公的适龄俊秀子弟，指配聘嫁。满族帝王之家的这种指婚制，从清入关前一直实行到清末。乾隆以后，由于皇族人口的大量繁衍，需指婚的人太多，因而把指婚的范围缩小到近支宗室，即当朝皇帝之皇祖派衍下的各辈及龄子女。自乾隆起，指婚制度也进一步完善、正规，尤其是对皇族女儿格格的指嫁，每年年底，管理皇族事务的宗人府都要将皇族中正值婚龄的格格开列报告给皇帝，由皇帝指嫁与蒙古王公子弟或八旗旗人子弟。针对有些宗室王公不愿将女儿远嫁蒙古的现象，当时的指婚蒙古甚至带有强制性。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由于有的亲王、郡王将女儿隐匿不报，提前私聘与京城旗人，宗人府获知后上报，乾隆帝专门发布谕旨，令将私嫁女儿的亲郡王罚俸一年，并且强调：“嗣后凡亲王郡王之格格，俱遵照旧例，侯朕旨指给蒙古台吉等。其间或有因原系姻亲熟视蒙古等，情愿自行许给，尚属可行，伊等可自行定议奏闻。其不行奏闻而私行许聘京师旗人者，著永远禁止！①”可见，根本目的是为了与蒙古联姻，只要是将女儿嫁与蒙古王公贵族之家，私聘也可，指婚，不过是实现政治联姻的手段。

指婚制，保障了满族皇家与蒙古各部领主王公贵族持续性的长期联姻，总计入关前后的整个清朝，满蒙联姻达 586次（以下通婚次数及具体联姻人、事，均据档案、《玉牒》，为节省篇幅，不—一标明出处），入关前联姻的32年间，为84次，入关后的268年间，为502次。这总计586次的通婚，满族皇家出嫁给蒙古的女子（包括皇女公主及其他宗女格格）多达430名，其中入关前27名，入关后403名。满族皇帝及宗室王公子弟娶蒙古王公之女156名，入关前57名，入关后99名。出嫁公主、格格的人数以乾隆朝最多，遣嫁也最频繁，乾隆60年间，嫁与蒙古的皇家女儿多达179人②，平均每年出嫁3人，最多的年份为乾隆四十四年（1777年），出嫁8人，这与当时乾隆皇帝严格地执行指婚蒙古的制度有一定关系。

二

清廷联姻的蒙古部落主要是漠南蒙古、漠北蒙古、西套阿拉善蒙古。下文分别介绍。

（一）漠南蒙古。漠南蒙古即今内蒙古自治区，所联姻的部落主要有：

科尔沁部，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清朝，该部属哲里木盟。该部与清廷联姻最频繁、人数最多的是科尔沁左翼中旗、左翼后旗，入关前后，清皇室共有8位公主（包括皇室抚养宗王之女所封的公主）出嫁这两旗。其中嘉庆皇帝第三女庄敬公主嫁与科尔沁左翼后旗的扎萨克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二人长住京城。索特纳木多布斋死于道光五年（1825年），因无子嗣，道光皇帝特选其族径为嗣子，继承扎萨克郡王，这位嗣子便是一代名王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因此也成了道光皇帝的外甥，后来的咸丰皇帝则与增格林沁是表兄弟关系。僧格林沁也长住京城，道光八年（1828年），裕郡王府相中了这位青年郡王，将格格出嫁给他，所以僧格林沁也是皇家额驸，他的岳父是康熙帝皇兄裕亲王福全的五世孙文和。

喀喇沁部，是乾隆以后与清皇家联姻人数最多的部落。喀喇沁部在清代属卓索图盟，在今辽宁省西部的建昌、凌源及其西北一带。该部在康熙中期以前与清皇族通婚的人次并不多，自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帝将其第五大端静公主遣嫁该部札萨克郡王札什之子噶尔藏后，通婚渐趋频繁。至乾隆朝，仅这一朝的60年间，满族皇家就嫁与该部41名宗女，跃居诸联姻蒙古部落之首。此后至清末、该部一直是与清皇家通婚的第一大部落。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道光帝还与该部右翼旗的札萨克郡王色伯克多尔济结成儿女亲家，命皇五子惇郡王奕宗娶色伯克多尔济之女为嫡福晋③。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肃亲王府的格格善坤即肃亲王善耆的妹妹，又嫁给了色伯克多尔济的孙子贡桑诺尔布，贡桑诺尔布是光绪末年民国初年政治舞台上颇有影响的风云人物。

敖汉部，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东部及东北一带，清代时属于昭乌达盟。入关前的天聪朝，后金汗皇太极的长女（后封固伦公主）便嫁给了该部的台吉班第，班第后来爵封郡王，为领旗札萨克，他的两个儿子温布、鄂齐尔也都娶皇家郡主。敖汉部在清前中期也是与情皇家通婚次数较多的部落，乾隆朝娶皇家女达34人，仅次于喀喇沁部。

联姻次数较多的漠南蒙古部落还有：巴林部、土默特部、奈曼部、翁牛特部。其他曾与清皇家有过联姻关系的漠南蒙古部落有：巴岳特部、翁吉刺特部、札鲁特部、杜尔伯特部、郭尔罗斯部、阿鲁科尔沁部、察哈尔部、四子部、浩齐特部，乌珠穆沁部、苏尼特部、阿巴该部、鄂尔多斯部。

（二）漠北蒙古。漠北蒙古在今蒙古国地方，清代主要有喀尔喀四部，自东向西依次为：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赛因诺颜部（雍正朝增设）、扎萨克图汗部。以西及西北还有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两个地区。喀尔喀几部蒙古自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以后归属清朝。清帝与漠北喀尔喀蒙古的联姻，是采取选择重点部落、重要家族的方式，所通婚的主要是以下两部中的3个领主王公家族。

土谢图汗部之汗察珲多尔济家族。康熙三十六（1697年），康熙帝将其第六女烙靖公主遣嫁察晖多尔济之孙敦多卜多尔济。察珲多尔济是该部之汗，他的弟弟是统掌漠北蒙古喇嘛教的大活佛哲布尊丹巴一世。这种政治背景，是康熙帝将女儿出嫁该家族的主要原因。哲布尊丹巴一世圆寂后，雍正帝又确认敦多卜多尔济之子为转世灵童，是为哲布尊丹已二世大活佛④。敦多卜多尔济的子孙也世代与满族宗室王公之家结亲，至咸丰朝，通婚计12人次，其中娶皇家女11人，嫁与皇家1人。

土谢图汗部丹津多尔济家族。丹津多尔济是上述敦多卜多尔济的族叔，与其同部不同旗。丹津多尔济较有军事才能，康熙末年以军功晋封郡王。雍正七年（1729年），清帝与其结为亲家，宫中抚养的怡亲王之女被封为和惠公主，出嫁与丹津多尔济之子多尔济色布腾。和惠公主之子桑斋多尔济承袭该旗扎萨克郡王，乾隆年间娶康熙帝的孙女。此后至清末光绪年间，该家族与清皇族结亲不断。总计这一家族共娶皇家公主、格格7人，有4名姑娘嫁给宗室王公之家。

赛因诺颜部策凌家族。此部与清皇家联姻从康熙年间持续到清末民初，结亲者的身份也较高。策凌与恭格喇布坦兄弟二人自幼随祖母投附清廷，由皇家养育，长大后都娶皇家女，策凌所娶为康熙帝的女儿纯悫公主。策凌回居故乡后，于雍正年间以军功晋封亲王，并被封为大扎萨克，成为赛因诺颜部的实际统领者。他的孙子拉旺多尔济在乾隆年间袭扎萨克亲王爵，娶乾隆帝第七女和静公主，习称“七额驸”。自拉旺多尔济后，这一皇室姻亲之家世居京城，与满族贵族世家互相嫁娶，是清后期朝中煊赫的权贵之家。拉旺多尔济之孙车登巴咱尔，娶贝勒奕绘（著名女词人顾太清之夫）的女儿。其子达尔玛是怡亲王载垣的女婿，女儿则出嫁给礼亲王世铎（光绪年间曾任首席军机大臣）。达尔玛之子那彦图亲王，福晋为清末权臣庆亲王奕劻之女。那彦图还与肃亲王善耆结成儿女亲家。

（三）西套阿拉善蒙古。阿拉善蒙古原为漠西额鲁特蒙古和硕特部的一个分支，后徙牧于黄河河套以西，因以“两套”（或称“套西”）冠之。其牧地当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接宁夏、甘肃，今为阿拉善左、右两旗。阿拉善蒙古自康熙朝与清皇家结亲，至清末民初，通婚不断，且互相嫁娶，计27次，其中娶皇家格格15名，嫁与宗室王公子弟12名女儿，光绪初年，该蒙古札萨克亲王贡僧珠尔默特的女儿是由慈禧太后指婚，嫁给了贝勒载漪（慈禧之侄）⑤。

三

联姻是清帝笼络蒙古的重要措施，长期的满蒙联姻，使蒙古很多部的领主贵族世代与清皇家保持姻亲关系，皇家格格、公主与她们的蒙古额驸，又繁衍大量的子孙后裔王公台吉，他们都与清帝有甥舅或外孙外祖父等关系，不少人又被清帝指婚，招为额驸，每年，他们还要轮班到北京或承德觐见皇帝，接受宴、赏，进一步增进了与皇家的情感。这些皇家姻亲领主贵族，是蒙古稳固隶属清中央的重要向心势力。

乾隆中期以前，漠西额鲁特准噶尔部蒙古，被清帝视为影响边疆统治的不安定因素，曾多次出兵征伐，在历次战役中，漠南、漠北及西套蒙古都有领主王公带领本部旗骑兵配合作战，不少皇家额驸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以科尔沁、喀喇沁两部的皇家诸姻亲，以及漠北土谢图汗部的丹津多尔济之家、赛因诺颜部的固伦额驸策凌与成衮扎布、车布登扎布父子，西套阿拉善蒙古的阿宝、罗卜藏多尔济两代皇家额驸功勋最著。

乾隆中期以前，赛因诺颜部的额驸策凌父子三人还长期充任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统掌漠北蒙古之兵，西防准噶尔部蒙古，镇守边唾，对清廷安定北疆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隆中期以后，设于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的办事大臣（设蒙古大臣和满族旗人大臣各一人），成为管理漠北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两部、哲布尊丹巴活佛与喇嘛教某些事务及中俄边境与双方贸易诸务的重要职任，其中的蒙古办事大臣，自乾隆二十几年至咸丰末年这一个世纪内，基本上是由土谢图汗部的两家皇族姻亲担任（共任93年）。任职者是：丹津多尔济一家的和惠公主之子桑斋多尔济额驸、其子蕴端多尔济额驸（娶乾隆帝侄孙女）、蕴端多尔济之子多尔济喇布坦。汗家族的敦多卜多尔济与恪靖公主的玄孙伦布多尔济额驸、其子德勒克多尔济额驸（娶乾隆帝五世孙女，贝子载锡女）。而且，清帝是以他们为掌印大臣，位于同任的满族大臣之前（笔者已有专文论述，于此不赘），任期也长，其中蕴端多尔济自乾隆后期至道光初任库伦蒙古大臣长达44年。如上委任情况，说明清帝对这些姻亲的倚重，也是对他们经理前述边疆等事务的肯定。

四

与蒙古长期、地域广泛的通婚，也使满蒙两民族中出现不少混血后裔，仅举数例。满

族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帝，便是个满蒙混血儿，因其生母是科尔沁蒙古人，而且，他的诸皇子们包括康熙皇帝在内，也都多少含有蒙古族血分。这一点，史学家郑天挺先生早有论述⑥。其他满族人如：颜苏，生父为文昭，生母是巴林部蒙古郡王那穆达克之女。塔尔纳，生父是端重亲王博洛，生母是苏尼特部蒙古郡王腾机思之女。永琛，生父弘晰（康熙帝孙），生母是喀喇沁蒙古郡王噶尔藏之女。庆亲王奕劻，生父为绵性，生母为西套阿拉善蒙古亲王玛哈巴拉之女。谦泰、谦安、谦升兄弟3人，生父是镇国将军春安，生母为漠北蒙古郡王蕴端多尔济额驸之女。溥纲，生父是庄亲王载勋，生母为喀喇沁部郡王色伯克多尔济之女。薄寿，生父载华，生母乃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之女。溥儶，即曾被慈禧太后立为大阿哥的端郡王载漪之子，生母是阿拉善蒙古亲王贡僧珠尔默特之女。而平郡王纳尔福，其生父是罗可铎，生母是科尔沁蒙古巴敦台吉之女，纳尔福之子纳尔苏，又娶曹雪芹的姑姑曹佳氏（曹寅之女）为妻，那么，曹佳氏所生子福彭（袭封平郡王），则已是满、汉、蒙三族混血了。

满族皇家格格、公主嫁与蒙古，所生子女为蒙满混血儿。如：科尔沁右翼中旗即图什业图王旗（或作土谢图王旗冲，清太宗第八女回伦公主与土谢图亲王巴雅斯呼朗所生子阿拉善。科尔沁左翼中旗即达尔汉王旗中，清太宗第三女固论公主与郡王奇塔特所生子额尔德尼，第四女固伦公主与亲王迅尔塔哈尔所生子鄂齐尔，顺治帝抚养的端敏公主与达尔汉亲王班第所生之子罗卜藏衮布。敖汉部，清太宗长子固伦公主与郡王班第所生子温布、鄂齐尔。巴林部，清太宗第五女淑慧公主与郡王色布腾所生子鄂齐尔、格勒尔图、纳木扎。喀喇沁部，康熙帝之女端静公主与郡王噶尔藏所生子敏珠尔拉布担等等，均是。清代，凡是由公主所生之子，以及他们的后裔，统称为“公主子孙台吉”，清帝对这些有满族皇家公主血脉关系的蒙古子弟台吉另眼看待，赋予轮班朝觐、宴赏等特权，因而在谱牒中都明确其这种血统身份。《大清会典事例》所记载的一些数字，反映出嘉庆、道光年间，这种公主子孙台吉已是一个人数相当多的阶层：嘉庆八年（1803年），“敖汉旗公主子孙台吉共六百十余人”，二十二年（1817年），“科尔沁图什业图王旗下公主孙台吉共五百二十二人”。道光十九（1839年）年，“科尔沁达尔汉王旗下公主子孙台吉姻亲台吉共二千人……巴林旗下公主子孙台吉一百七十余人”⑦。如果再把公主以下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等大批皇家格格与蒙古额驸们所生之子孙统计出，这些蒙满混血后裔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这其中也有融入汉族血分者，如雍正帝侄女和惠公主所生之子桑斋多尔济，又曾纳汉旗人女吴氏为妻，吴氏所生之子蕴端多尔济，便是蒙满汉三族混血。

不同民族成员间的通婚、繁衍子女，是民族融合的一种重要形式。满蒙贵族间长期、地域广泛的通婚，繁衍了大批满蒙混血后裔，是满蒙民族关系中值得重视的现象。这些结姻事件，很多都是离现在时间不太远的史事，他（她）们 所结成的姻亲，所生育的子孙后代（包括女性），很多人现在还应在世。宣传并让人们了解这些融合之事，对于今日加强民族团结与友好关系，也是有意义的。

注释：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宗人府·天潢宗派·嫁娶》。

②十年前，笔者曾写过的《清代皇族与蒙汉贵族联姻的制度和作用》一文，载《南开学报》1990年4期，文中也列举了联姻的次数和人数。此后十年间，又陆续发现一些新资料，因而本文所列举的联姻次数，均比以前增多，特此说明。

③《清宣宗实录》卷439，第6页．道光二十七年二月甲寅。

④李毓澍：《外蒙政教制度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62年。

⑤档案《宗人府堂来文·人事·嫁娶》第438包。档臧（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⑥《消史探微·消代皇帝之氏族与血系》（194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0贝。

⑦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84理《理藩院·朝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