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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进入营销时代

时间：2023-02-23 21:18:12 新闻传媒学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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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进入营销时代

　图书进入营销时代，这话听起来有点像口号，但图书市场上一个个畅销数字却越来越让人认同这一现实。《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发行30万套5000万码洋，《彩图版唐诗300首》发行80万册，《丁丁历险记》发行2.5万套500万册，《中小学生课外经典阅读》发行2.6亿码洋，《哈里·波特》中文版发行360万册，《哈佛女孩刘亦婷》发行145万册，《谁动了我的奶酪》发行100万册……相对于全国一年14万种的出书量中那些“沉默的大多数”，这些畅销书数字太过刺激和疯狂，而隐藏在这些畅销书背后的营销理念和营销机制更成为出版业这两年来最热门的话题。
什么叫营销？美国著名的市场营销学者尤金·麦卡锡指出：“市场营销是指买方市场条件下的一整套引导思想、货物及劳务从生产者流转到消费者，有效地实现各种不同的供给能力与各种不同的需求相适应的策略与方法。”根据这一定义，可以分析认为，买方市场条件下的现代营销观念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理念上是消费者导向。生产者的全部活动要以市场需求作为出发点，在满足消费者需求中实现自己的目标；运作上，营销是系统概念，它绝不等同于那种仅在流通阶段才发挥作用的推销，它要求从产品的设计、开发，到产品的加工制作直至产品进入流通都应有从消费者需要出发的明确的、一以贯之的市场“卖点”。

具体到出版实践中，如果是办一张报纸或一本杂志，首先要考虑读者是谁，广告客户是谁，如何为他们服务；如果是出一本书，首先要考虑目标读者是谁，他是否有这样的需求，同类读物的竞争情况，根据目标人群的年龄、社会心理和经济能力确立价格和装帧；然后考虑通过什么渠道让设定读者获知新书信息，如何铺货，用什么办法引导购买；如何根据读者需求添货和修订完善图书，维持读者对出版社长远的信任。凡此种种，都是营销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个意义讲，营销对出版业来说绝非陌生。每年的选题论证，林林总总的定货会，花样翻新的广告和新闻发布会、名人签售演讲、学术研讨等等，都是营销的不同方式。但将营销作为一个系统概念导入出版社工作，是近年的新生事物。从营销的概念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出版社的营销部门应该是承担出版社的创意、市场论证、联接决策层、编辑、印制和发行、公共关系、促销等业务的综合枢纽部门（没有部门建制的出版社应当是有形成营销能力的机制）。
另外，图书作为特殊商品，在营销上是否有市场规律以外的特殊情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关于传播营销的论述，对出版业富有启示意义。他说，传播产品（包括图书）既然是一种商品（尽管它是一种特殊商品），在买方市场越来越成为一个明显的现实的情况下，要想为社会所接受，大众传媒的“生产者”就必须在相当程度上按照营销学的思路来组织、设计和制作自己的传播产品。他说，很多人一提到传播产品是一种特殊商品，更多地强调的是它的特殊性，其实，它既然在总体类别上属于商品的范畴，那么，它与一般商品的同质性便无疑是主要的方面，它的生产和交换无疑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遵循市场规律。这一点无论你在理论上是否承认，它在现实的传播实践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作用。
选题：从营销角度出发，考察选题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读者需不需要；发现需要并且满足它，就会带来商业上的成功。
从今年8月中旬开始，一本名为《登上健康快车》的图书在王府井书店销售十分火爆，1个小时销售1000多册，一天销售了一万多册，上架两个星期销售近20万册。这让出版该书的北京出版社措手不及，更无暇考虑全国的销售。
实际上，了解这本书内容的人可能对该书的销售情况有所预计——这本书包括洪昭光教授的“让健康伴随着您”，胡大一教授的“打造健康从心开始，从动做起”，向红丁教授的“远离肥胖和糖尿病”。其中“让健康伴随着您”在出版之前的民间手抄本就有68种之多，早已传遍大江南北；所谓健康的4大基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戒酒、心态平衡；“一二三四五”、“红黄绿白黑”早已成为老百姓琅琅上口的健康口诀。所以北京晚报一报道三位医学名人要去签售，王府井书店早已爆满。
当然，我们还应当从中读出更多的启示，那就是在社会财富急剧膨胀，人心浮躁，医疗改革迟缓氛围中，数量日益增大却在日益被边缘化的离退休老人们的需求。每个周末的早晨有多少老年人登香山，每个夏天的晚上有多少老人在小区扭秧歌，每个公园有多少老人的合唱队、票友团？我们正在不知不觉中步入老年社会，老人们的需求正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日益增加。北京出版社发现了这种需求，把老年人对洪昭光健康报告的口碑转换为“一看就懂，一用就灵”的出版物，也就找到了市场。
在选题论证中，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是市场调查。在美国，由于研发的发达，各种数据库相当完备，一些市场调查可以按图索骥。在我们出版业中，则更多依赖从业人员的行业经验。
从营销学的理念看，保持对消费需求的敏感是企业保持创新能力和市场优势的关键，也是读者导向在企业行为上的延续。对周围环境麻木冷漠是营销人员创造力下降的开始，关心天下大事是文化从业者的核心素质之一。大量的阅读新闻和仔细的观察生活将为营销人员提供更多创意。也许作为一位少儿读物出版者近期可能对以下消息感兴趣：中学生最喜欢的社交方式之一是用q q和手机聊天，北京80％的中学生去过网吧，他们崇拜的偶像中企业家、科学家比例正在增加，F4和《流星花园》是中学生最喜欢的明星和电视剧，让孩子从高中直升外国大学已成为很多家长的选择，北京的文科高考状元好几次都在80中，北京四中允许男女生同泳从而解除异性神秘感……有没有您想要的信息，或许您可以从中发现一本《哈佛女孩刘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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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女孩刘亦婷》是两年来最赚钱的选题之一，同时也是图书营销上的一个奇怪案例。它如今145万的发行量印证了广大的市场需求。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杨葵曾撰文描述其营销过程。他是从广东教育出版社《素质教育在美国》发现了市场需求，但他希望找到一个少一点理性，多一点做法的案例选题。幸运的是，他遇到了被美国四所名校录取的刘亦婷的妈妈刘卫华。于是，刘卫华事无巨细的描述了她对孩子的培养，杨葵和发行部门根据他们对目标市场的经验对图书进行了增删，然后以“素质教育的成功案例”来包装和促销这本书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之所以说《哈佛女孩刘亦婷》奇怪，是因为出版社在这本书的营销从理念到运作都十分经典，但你只要阅读了这本书，你就会发现这本书的卖点绝非出版社营销中的一以贯之标榜的“素质教育”，而是早期教育和应试教育的成功案例。但是出版社就是把“才艺丰富”看作素质教育本身，把能被哈佛录取叫做素质教育的成功。令人慨叹的是，从市场和传媒的反馈看，出版社对素质教育的这种有偏差的理解与广大的望子成龙的中国父母们高度契合，读者们要的就是这样的素质教育，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市场获得了成功。
在这里，还有一点需要强调，那就是纯从营销的角度看，《哈佛女孩刘亦婷》绝非成功。因为这本书无论其文本价值还是思想意义都脱离了作家出版社的整体品牌，与人们印象中的作家出版社形象相抵牾，是营销的大忌。但是，作为转型期出版社的一种现实的选择，其商业策略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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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和公共关系：每本书都有它的死穴，找到这个死穴，激活它，这本书就必火无疑。
这句话的始作俑者是海南出版社的编辑苏斌，现在他是海南出版社的副总编。他对营销比较迷信，这源于《数字化生存》的成功。苏斌是学哲学出身，对理念的东西比较感兴趣。当1996年他通过台湾博达引进这本书时，书名叫《数字化世界》，他预计能印2万。他的发行人员说，可以发5万。他的宣传人员是个好玄想的家伙，说可以印20万。他花了几天时间刻苦攻读这本书，把书名改成了《数字化生存》，之后把图书定位成与《第三次浪潮》相提并论、“自工业革命后又一次改变全球生存、生活方式的技术革命”。事实上，这一着眼点的设计，非常准确地反映了尼葛洛庞蒂关于互联网的论述，而且迅速引起了有关专家的注意和解读，即而成为技术时尚一族的“圣经”，并被大众传媒广泛传播。事实上，这本书成了国内互联网的启蒙读物，在内地共发行了22万册。
苏斌在这里所说的“死穴”，其实就是一本书的卖点，也是一本书从一个选题变成一件产品的理论依据。把这个卖点展示出来，就是把这本书最主要的价值告诉读者。这就是图书广告和公关的任务。例如，可以把《卡尔.维特的教育方法》设计成“一个甚至智障的孩子经过早期教育9岁成为莱比锡大学博士的成功范例”，“后天教育挑战先天和潜能的楷模”等等，然后根据读者对象选择媒体，围绕这一中心发布广告和组织书评，召开早期教育研讨会，到家长学校演讲……总之，千方百计把特定图书信息传达给设定读者，以引导读者的购买行动。
事实上，营销学已有权威研究结果表明，有广告的促销可以增加23％的销售增长。另一项研究表明，单纯价格的促销，销售可以增长15％，与广告结合，可以增长19％；与广告、店堂销售结合可以增长24％。不少国内出版社每年都有一定比例的资金投入广告和宣传，也有不少出版社从中获益。像《哈里·波特》和《谁动了我的奶酪》就是广告和公关活动的受益者。
J.K.罗林的《哈里·波特》在英国出过3本，基本上无声无息，被Scholastic搞到美国之后就变成了誉满全球的香饽饽，中间只有一个变数就是营销，或许美国人更喜欢这种骑扫把的老套故事。他们在某年、某月、某一天的深夜12点，在全国的各家书店点着蜡烛，穿着黑斗篷，戴着小眼镜同时销售《哈里·波特》第四册，这在宁静的夜晚制造出了节日的气氛，小孩当然趋之若骛。这一新闻事件又引起了全美媒体的爆炒浪潮，即而向全球媒体蔓延。最后哈里·波特无人不晓，全球图书销量超过3000万。《哈里·波特》中文版的成功得益于国际传播的袅袅余音，实际上，谁买到这本书的版权谁就会成功。但客观地分析，这本书可能也许在美国才会如此的成功。因为美国只有两家大型图书连锁店，读者买书不在这家就在那家，都不在，就在亚玛逊。这给图书宣传策划大型商业活动提供了渠道上的条件。其次，美国媒体林立，竞争激烈，这种大型的行为艺术没有传媒会忽略。所以，《哈里·波特》受到了普遍的呼应。制造新闻在营销中是门艺术，《哈里·波特》获得了注意力经济和体验经济的双重成功。
与《哈里·波特》相同，《谁动了我的奶酪》也得益于公关活动的成功。汤小明认为，这本书在国内畅销，是因为这是“正确的书出现在正确的时候”。人们在面临W TO等社会变动和经济衰退时，迫切地想知道，应该怎样处理或面对信息时代的变化和危机以及如何调整自己，而这本书满足了人们这种需求。但实际上，汤晓明们刚拿到这本书版权的时候，对这本畅销欧美达2000万册的小书也心里没底，只是直觉地把它作成一本针对价格不敏感读者的16.8元的精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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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谁动了我的奶酪》的公关活动却给出版经验丰富的老出版们提供了启示。他们选定在11月我国正式加入W TO的时候，召开新闻发布会，并根据图书内容有的放矢地设置了讨论要点。邀请了心理问题专家、国家再就业指导中心的主任，和IBM、朗讯等大公司客户群，这为帮助传媒解读这本书提供了角度。尽管如此，真正让这本书的潜在的白领读者们知道并购买这本书的，还是该书上市2个月后中央电视台《对话》的一次节目。在“《中国企业家》封面人物峰会暨《对话》2001年度特别节目”上，这本书被当成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讨论入世后如何面对变化。“对话”本身就是央视的高端产品，观众定位就是白领知识阶层，企业家们的表态则更刺激了集团购买。这样，“奶酪”的营销才真正从“独角戏”变成与读者的“双人舞”。“奶酪”真正步入了畅销的通道。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广告和宣传就是找合适的人，说合适的话，制造合适的新闻，刊登在合适的媒体上。具体到书业，策动市场的有三类人：出版社和大批发商，与图书内容有关的专家，亲朋好友的口碑。欧洲有研究表明，最能策动市场的就是口碑，效果可达60％。口碑可以自然形成，但时间缓慢；广告和宣传的目的就是形成口碑，策动购买。在以往实践中，学术书多由学术专家策动成功，像《顾准日记》、《帝国的崩溃》、《陈寅恪的最后20年》都由专家将其擢升为畅销书。而目前在出版界颇为流行的版本升级则是将口碑直接转化为购买的捷径。

关于图书的营销不能不提名人效应。这几年名人出书热潮只涨不跌，让人们看到了名人市场的巨大潜力。人们出于窥视的本能，对名人的生活有更大的兴趣，名人身上凝结着更多的注意力，这使得名人相关的图书相应引起更多人注意。虽然名人版税可能更高，但营销成本会相应降低。像倪萍的《日子》、赵忠祥的《岁月随想》、崔永元的《不过如此》都有骄人的印数。只消带着他们签售，就会带来媒体的追逐，市场就会随之节节攀升。这其中，华艺出版社的名人战略一直坚持得非常有效。而请名人主办杂志，做形象代言人也是对品牌的提升。请名人做序，写书评则会给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图书增加知名度。像余秋雨给《相约星期二》做序，崔永元给《死亡日记》写后记都为图书增色不少。当然名人营销的风险也很大。比如，在今年世界杯期间请米卢为金六福酒做广告。一个球都没进的结果势必会影响到酒的形象，“谁愿意老喝失败的酒呢？”
尽管有不少出版社投资于宣传，但仍有不少业内人士对图书宣传持有疑义。代表性观点认为，图书是低定价的高度个性化产品，品种分散而且读者易于检验，使得每本书的营销成本很小且难以在品牌上有所建树。这种意见反映了作为商品的图书所包含的某些特殊因素。但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特殊因素为图书营销带来的好处。高度个性化使得每本图书的广告都令人记忆深刻；图书本身的文化因素使它比其他定制化商品如冰箱、洗衣机、啤酒等拥有更多转化为非商业信息的空间，也就是制造新闻的空间。而且20％的资源产生80％的利润的商业规律在书业同样适用。只要处理好在营销中出版社品牌与图书品牌的从属和相互提升的关系，品牌依然会得到强化。要知道，对Scholastic，我们只知道一个《哈里·波特》。
促销、渠道和客户管理：当然有很多的方法，但这一环节对人的奉献要求最多。在目前我国这种渠道分散而不完善的情况下，出版社发行销售人员的个人的魅力、能力和勤勉是完善服务和实现销售的关键
在我们的生活中，商品的促销活动比比皆是。商场今天买200送60，明天打6折，节假日还有各种抽奖、赠券，买一送一。可能因为图书是预先定价商品，限制了零售商的灵活性；也许是记者对流通环节不熟悉，很少看见书店有价格促销。即使是在五·一、十·一、春节长假期间，也很少看见书店打折。但书店和出版社通常会通过名人签售，作者对话会，主题阅读等增值服务进行促销。
目前，营销在中国遇到的困难主要是出版社针对书店的促销活动。由于我国发行体制不完善，出版社和书店的关系颇多不顺。对大多数出版社来说，发行渠道选择较少，只有主渠道和二渠道。主渠道因为有教材的指令型下发，保障其商业利润，它对教材之外的阅读物很少热衷；二渠道虽然在不断成长，但操作不规则，信誉较差。而出版社又对渠道依赖较大，自办发行很少成气候，所以，这对组织全国性营销活动造成很多障碍。在这种情形下，发挥出版社发行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成为不少出版社的选择。浙江少儿的发行能人鲍丽珍凭着敬业、勤勉，待人真诚，与广大书店建立良好的关系。经她手《绘画本唐诗300首》发行了80万册，管家琪系列发行50万册，13本一套的《冒险小虎队》一年发行7万套90万册……保证了图书价值的最后实现。
值得庆幸的是，书业的渠道正逐步放开，重庆、安徽、福建已开始打破垄断，对教材发行进行试点；邮局，部分民营资本开始介入发行业，竞争会带来市场的重新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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