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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开创文学理论的新时代论文
摘要：姚文放新着《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紧紧抓住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大趋势，着重从九个代表性方面论述“向外转”的深层机理，做到宏观与微观的高度统一；从中西方经验出发，重新考量国外学术前沿与中国问题的关系，着重强调研究的立场是回归和解决中国问题，做到西方论域与中国问题的有机结合；在体例上独具匠心，将组织形式与写作方法、研究方法有机融合，追求文体形式的完美。
关键词：姚文放；文学理论；形式主义；历史主义；向外转；
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理论流派众多，纷繁复杂，花样不断翻新，令人眼花缭乱。众多的文论流派和思潮纷纷涌入国门，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震荡，给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但是，我们仔细考量后发现，我国文学研究存在明显的“重西轻中”和“重西隔中”现象，许多文学理论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和精力主要集中在西方文学理论流派、命题和发展趋势等方面，由此产生了一批批学术成果。对于中国文学理论而言，虽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代代学人审时度势，开风气领潮流，不断致力于中国文论话语的建构，但是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之间的较量中始终无法找到出路，无法在与西方文论对话的基础上研讨文论发展的中国问题、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和确立自己的学术思想。姚文放教授的新着《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收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以下简称“姚着”），从晚近西方文论转型和中国当前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抽检出比较隐蔽的“深层机理”问题，将之作为文学理论发展中的理论命题，深入发掘和探究晚近文论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打通和融会了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的文论话语资源。可以说，姚着既推动了西方文论中国化，又助推了中国文论世界化，开创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新境界。
一、宏观了望与微观透视
对于晚近文学理论的研究，姚着是放在整个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宏观视野中进行的，通过梳理整个西方文论的发展变化，从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现象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研究，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完整的西方文论版图。对于繁杂的文论现象，许多学者从多种形式、多种视角对其进行了专题式和史论式的研究，在爬梳各派各家观点的基础上，厘清各自的思想脉络，提出了许多精彩的见解。显然，姚着另辟蹊径，紧紧抓住20世纪文学理论发展中的形式主义和历史主义两条主线的转换来了望和慎思文学理论发展，将激荡半个多世纪文论的形式主义这一主潮作为晚近文学理论转型发展的起点。正是由于形式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的深刻变化，使得其与俄国形式主义开创的形式主义思潮区别开来，并为文学理论转向历史主义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姚着深刻地洞悉到这种规律性趋势，指出：“如果说当年形式主义文论的勃兴是朝着语言、形式、文本‘向内转’的话，那么在经过七八十年‘与世隔绝’的状态以后，文学理论又折返回来，朝着社会、历史、现实‘向外转’了。”1对这种文学研究重心转移的敏感捕捉，来自1979年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的灵感，他提出1979年以来西方文论研究重心发生了重大转移，从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了“外部研究”。具体来说，“就是从单纯的修辞学研究转向研究文学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语境中的位置，从研究语言的性质与能力转向研究语言与上帝、自然、历史、自我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米勒并没有针对文学理论转向的大趋势进行深入探讨。显然，姚着抓住了这一文学理论变革大势，并在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漩涡中专注于这一变革规律的研究，以非凡的学术勇气试图超越米勒提出的学术命题，聚焦“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以此破解晚近文学理论研究重心转向的内在奥秘。这种由“向内转”到“向外转”的转换是对20世纪文学理论发展趋势的整体性观照和判断的结果，体现出姚着始终是站在全局和宏观的高度来把握文学理论发展的趋势，也使得姚着在理论格局和境界上格外大气磅礴。
毫无疑问，姚着在宏观视野上的掌控力和表达力，所体现出来的大格局大境界令人赞叹不已。姚着建构的包容万象的学术景观是与晚近中西方文学理论中的经典命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换句话说，之所以对晚近文学理论做出“向外转”的坚定判断，是牢牢建立在对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思潮、重要理论家的具体理论，以及21世纪初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文化转向”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探微索隐，见微知着。因此，以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文学性”为出发点，探究和辨析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来为言说文学理论“向外转”寻找合法性的学术基础。正如姚着所言：“从宏观上看，百年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还有其内在机理和总体路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机理和路径都以俄国形式主义为起点，都受到‘文学性’问题现代性内涵的规定。”（1）这直接导致了一种文学理论研究的连锁反应。此种强烈而具体的问题意识，引诱和撬动了对文学本质的再认识、文学理论与后理论、文学理论与文化政治、文学形式与政治、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文学理论与话语更新、大众文化批判等经典问题的重新思考。对于每个经典理论问题，姚着都要细致考察理论的问题意识，将其放在具体的学术语境和时代背景中还原其发生和变化的内在机理，准确透视理论演化的趋势。比如论述“从文学理论到理论”这一章节中，以描述的方式，将晚近文学理论的热点问题如现代性问题、全球化问题、文学经典问题、失语症问题、文学终结问题、文学边界问题、文化转向问题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跟文学互不相干的问题却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从文学文本中产生，也不是解决文学创作规律问题，而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基本不再阅读文学作品，更多的是关注哲学、文化学、历史学、心理学、符号学、语言学、现象学、解释学、生态学等。面对文学理论距离文学越来越远的现实，姚着直接剑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究竟发生了什么，并在此追问的基础上回答文学理论走向理论是当时学术史的变革和后现代文化氛围中人们价值取向转变的结果。一个最基本的认知和判断就是“理论要自由得多、直接得多，它并不限于文学，而且贴近新鲜活泛、生生不息的社会现实，直接介入和干预人们的实际生活，从而在行动性、实践性上更盛于文学理论”（2）。显然，“理论”具有的这种优势是整个晚近西方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呼应和支撑，也是为此作出总体判断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姚着在微观建构的过程中，并不是断章取义，堆砌概念，而是在文学理论发展变异的细微之处，在原初语境和现实境况的比照中，深度挖掘和论证“向外转”的典型性表现特征，识契真要，四两拨千斤，不失大气。除此之外，姚着在全面而深刻地把握晚近文学理论发展大势的过程中，能够将抽象的理论问题与具体的社会问题、文学文本结合起来，一方面以文学理论的知识立场回应社会上关切的现实问题，比如身份差异、性别权力、文化权力。在分析文化政治的中国问题时，姚着在层出不穷、俯拾即是的文学作品中抓住了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小说《吴川是个黄女孩》和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范小青的小说《城乡简史》，分别将种族差别问题、城乡差别问题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来透视和思考中国社会现实中的文化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又将具体的现实问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批判性地阐释和建构文学理论发展的“深层机理”，比如文学经典的发展和当代建构，其具体发展变化和演变的规律是在文学经典之争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总结出来，指出文学经典之争已经演化成为“一种文化权力的博弈”“审美的、艺术的基本机制取向与功利的、实用的实际价值构成了文学经典建构的两极”，文学经典总是在“这两极之间来回摆动”。在姚着的论述中，文学经典在中国和西方，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清晰可见。这也是对晚近文学经典之争在理论上的强有力的回应。
如此这般，姚着既有宏大视野的铺陈，直指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大势，也有微观层面的透视，汇聚晚近文学理论研究重心转移的主导性力量；既有宏大理论的推演，以“深层机理”作为探究文学理论转换的引擎，点燃了文学理论研究转向发生的各种元素，又有微观问题的建构，将表征晚近文学理论变化的构件进行逻辑组合并形成合力，展现晚近文学理论转换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此，宏大视野与微观透视始终相向而行，相互补益，相得益彰。从这个意义上说，该着彰显了作者宽广的学术思想视野和非凡的学术智慧。
二、西方论域与中国问题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们在吸收和接纳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和流派的过程中走向了“滥用”和“泛化”的道路，逐渐陷入“失语症”的困境，无论在本质主义立场的坚守上，还是在非本质主义观念的争斗中，面对中国文论问题都显得束手无策，甚至哑口无言。失语症“是一种文化认同焦虑的表征。这种焦虑自近代以来像一个幽灵始终萦绕在文化共同体中。说穿了，这是一种对中国文化‘他者化’的忧患意识”（1）。在我看来，在全球化的今天，要想走出这一窘境，并不是要有意避开西方文论的话语系统，直接滑向或建构自己的文论体系，而是在保持中国本土文论话语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基础上，以对话、共享、互补和协作的方式实现中西方文论发展的双赢。进一步说，晚近文学理论的研究需要重新考量欧美文学理论学术新潮与中国问题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姚着跳出了文学理论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的纠缠和对立，直面中国现实问题，为我们走出集体“失语”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同时更为我们探索和考量如何对待国外学术新潮的问题，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提供了一种成功的范型。正如作者所言：“我们对于上述每一个问题的研究，最终都归结到中国问题，包括中国的文学问题、文化问题乃至社会问题。”（2）这是姚着的立意和着力之处，充分体现出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学术担当。
对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认识和对文学理论问题的整体性把握，是深刻洞察和高度提纯中国问题的基础。姚着认为，21世纪初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预示着中国文论从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政治诉求、新时期的审美诉求，过渡到当下的文化诉求。而以文化诉求为主导性特征的中国文论与以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向外转”为大趋势的晚近欧美文论不期而遇，其中聚焦的一个关键领域就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介入对于这一新的转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推动了文学理论走出了自我封闭的境地，挣脱了纯粹的文本、语言、形式的禁锢，打开了通往时代、历史、社会、现实的大门，重新磨砺在形式主义时代长期收敛、趋于萎缩的思想锋芒，剑指种族、性别、阶级、政治、道德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从而积极参与和介入当今历史舞台轰轰烈烈上演的变革进程，这既是文学理论的日日新之路，也是人文学者的接地气之机”（1），其旨趣所在就是“文化政治”。在姚着看来，“文化政治”是“后阶级政治”，但与“阶级政治”不同。如果说，“阶级政治”关心的主要是阶级、革命、斗争、政权、党派、制度、战争、解放、胜利等问题，那么，“文化政治”主要关乎民族、地缘、人种、族裔、身份、性别、年龄等问题，虽然两者之间都关涉权力问题，但是“文化政治”所属的是相对宽泛的文化权力。这种文化权力的生成是由于文化身份差异所致，因而必然导致文化政治的产生。站在这一逻辑起点上，“文化政治”是经典的文学理论发展到“后理论”的重要表征，也是晚近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向外转”的集中体现。其具体表现为“身份政治”“性别政治”“审美政治”“形式政治”“娱乐政治”“消费政治”“身体政治”“肉体政治”等。诸如此类的“文化政治”形式与整个时代的文化交织在一起，与人所生存的鲜活的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因此，“文化政治”无处不在，必然导致各种文化理想的诉求无所不在。
毋庸置疑，“文化政治”概念的引入，一方面激活了我们对经典文学理论观念和文学文本的重新理解，催生出一种“新阐释学”；另一方面能够直面当下文化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突破以往的思想局限和理论误区，深耕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所蕴含的理论潜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政治”自然将西方文学理论的经典议题和中国当下文论关切的重要话题联结在一起，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之间，针对具体的论域展开对话和融合，在彼此交互和牵引话语资源的基础上共同探讨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在研究的过程中，时刻注意西方文论和中国文论原初语境的还原、思想资源的互相借鉴和辩证分析，这种研究的格局在姚着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文化政治”的统揽下，西方文论中的重要问题，比如“症候解读”“话语理论”“文学经典之争”和“大众文化批判”等晚近文学理论讨论的热点话题，在经过词源学和谱系学的深耕梳理之后，被纳入各种文化权力的理论层面上，同时融入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中，旨在推进解决中国问题。具体来说，西方话语理论和文学经典之争在欧美学界一直享有很高的学术影响力，对于晚近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折起到了重要的参照作用。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界重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和经典观念的努力从未停息过，“无论是时代变迁、体制更替还是社会思潮的激荡，其中种种权力关系的博弈都会在文学理论话语的嬗变中及时得到回应、引起反响”，因此，姚着重点分析了“中国当代文论中的话语问题”和“文学经典之争在中国”，并指出无论是话语理论还是经典之争，都是文化身份、权力关系博弈过程中动态塑造和建构的历史现象。对于“大众文化批判”的阐释，如果说从话语理论、文学经典之争、大众文化批判等理论问题探讨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化的现实问题还显得比较零散的话，那么，姚着最后一章“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理想诉求及其嬗变”清晰而集中地分析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轨迹，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以及“文革”，新时期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十七年以及“文革”文学理论以政治诉求为主导，新时期文学理论以审美理想诉求为主导，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为文化理想所主导，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向内转”又“向外转”的轮回中难以逃避的宿命。在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姚着全面总结和提炼“文化政治”的理论内涵和特征，高度概括了“文化政治”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现实性和超越性，使得“文化政治”更贴近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使得“文化政治”将在中国大地上不断获得更新。更为重要的是，“文化政治”被提升到更高的文化发展逻辑的理路上，是整个社会文化转型期人们巨大精神空白的填充物，对原有的社会价值体系有替代作用，“在重建精神家园的过程中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同时以辩证的方式理解“文化政治”，以此客观地推演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型以及未来文学理论发展的动向。可以说，这是姚着对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转向的内在机理的深刻揭示，也是姚着最重要的学术创见。它不仅厘清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脉络，而且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话语空间和言说方式，为中国文学理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这必然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引向一个新的境界。
三、绝妙的体例与娴熟的方法
单从标题上看，“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这一主标题很容易让我们想到着作有可能会按照一般文论史的路数，针对有影响力的思潮，罗列有影响力的文论家的观点，紧扣他们的观点来梳理论证，从中找到它们之间发展演变的关联，达到以论代史的效果。但是姚着在组织形式上可谓独具匠心，在文论研究着作体例上创造出一种新的风格样式。
姚着以“向外转”的大势为推力，以问题为中心，以关键词为节点，以辩证逻辑为链条，选取问题、观念、概念、论争、理论、方法、基础、动向、宗旨九个方面，整体上凸显晚近文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并且将晚近文论讨论的热点关键词“文学性”“理论”“后理论”“文化政治”“文学经典之争”“话语理论”“症候解读”“批判理论”“美学重构”“中国问题”等落位或汇聚到“向外转”的大势中，既能充分体现不同理论观点及其彼此的关联，又能清晰地呈现关节纲目，既能展现晚近文学理论发展的大势，又能在重大文论问题上精雕细刻，表达真知灼见，发出自己的声音。毫无疑问，这种体例得益于姚文放教授对20世纪整个西方和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学术大势的精准把握，得益于聚焦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的立意。只有这样，才能超越一般史述的体例编排，才能将论述的着重点扣紧“向外转”的深层逻辑关联，准确把脉文学理论重心转移的根本动因。在对重点问题的具体论述和组织架构上，姚着以历史的视角追根溯源，考察概念的语义变迁和演化的历史文化依据，以逻辑的视角，探究具体问题的发生发展的因果规律以及文学理论发展的知识规律和思维规律。比如对于“文学性”“理论”“文化政治”“文体”“文学经典”“话语”“批判”等概念，姚着总是从历史和逻辑的视角，探究它们为什么会作为一个问题被发现，考察它们的语义变化特征以及在不同理论视域转换中的逻辑理路在哪里，追问它们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及其以后的发展动向，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的文学理论提出构想。
姚着完美体例的组织和编排，离不开具体写作和研究方法的娴熟运用。针对某一段历史时期的学术问题研究，一般的研究，往往习惯于历史线索的梳理，平铺直叙问题演变的历史进程和背后的文化历史背景，穿插交叉比较不同观点的异同，推理不同观点在某个理论上取得的突破和贡献。显然姚着在对晚近文学理论发展的研究上超越了这种写作方式，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概括起来就是定位问题，框定理论，解析机制，阐发观点，回归问题。可以说，这种简洁利落、一气呵成、成熟大气的写作方式，是作者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和沉淀，不断追求学术思想和学术表达形式完美结合的结果。在研究方法上，姚着更是精心设计，追求方法工艺的精益求精，精挑细选哲学、美学、语言学、知识考古学、谱系学、文化政治学、文化社会学等学科中经典的研究方法。具体来说，姚着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结合谱系学方法和关键词批评，考察文化政治、话语理论、身体话语、文学经典、批判话语等晚近文学理论关键词，考察它们作为知识话语产生的社会体制和时代文化背景，以及是如何在某种权力形式和权力关系中诞生的，并且以此种方法探究这些关键词如何在知识生产主体中产生出来和散播出去。这种方法的运用打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追问和理论建构，而是将问题放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考察，发现文学理论知识演变的体制。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姚着娴熟地运用黑格尔经典的“正—反—合”的三分法、阿尔都塞的“症候解读”方法、福柯的谱系学，取其中的锋芒和精髓，并将三者有机融合合宜运用。对此方法的融通和精湛运用在第十五章“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审美文化的逻辑走向”中有集中体现，该章沿用学界通用的历史划分方法，将人类社会分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段。通过症候解读的方法，“把看不见的东西同看得见的东西联系起来”（1），发现在三段不同历史时期中，沉默、脱节、被掩盖的东西背后蕴含的审美文化逻辑演变路径，提取其联系的纽带：“是”“非”和“去”三个关键词，认为它们之间相互断裂又相互联系，“既是一种否定又是一种接续”“构成了正、反、合的逻辑圆圈”。通过仔细阅读发现，在论述审美文化逻辑发展的过程中，姚着巧妙地将自己论析的阿尔都塞的“症候解读法”运用到文学理论发展嬗变的阐释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文学的文本中总是隐含着某种空白和缺失，表现为沉默、脱节和疏漏，它像病人所表现出的‘症候'，昭示着身心内部的某种病患，从而读者必须像医生诊断和治疗病患一样，从这些’症候‘入手，去解读出这些文本背后隐秘的、缺场的、被掩盖的东西，去发现更大、更重要的问题”（1）。我认为，姚着深得“症候解读法”的精义，总是能耐心地寻找和对话细节、微小的转换，解释和阐发其中的差异，推进审美知识和理论的生产，进而形成了自己新的见地，获得新的建树。对于“话语理论”“大众文化批判”“文学经典”“身体美学”等理论的论述，这些研究方法同样在姚着中得到娴熟运用。
总体而论，姚着大开大合，气势磅礴，在体例上精心设计，追求卓越，在写法上精雕细琢，文思跌宕，有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和思辨力，语言鲜活充满思想张力，让晦涩的理论散发着生命的气韵，在研究方法上创造性地将传统经典方法与现代研究方法转换运用，拓展了理论文本的研究空间和理论的再生产，是一部当前学术界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范本。无论是对于专业人士，还是对于普通读者，在文学理论研读、研究和着述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四、结语
该着作是姚文放教授主持的同名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也是他本人完成的第四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些项目的完成耗费了姚文放教授“最纯熟最精彩的年华”，正如在着作的“后记”中所写的那样：“那些在文字中讨生活的日子里，每天念兹在兹、心无旁骛，早、中、晚三个单元时间，除了教学和公务之外，基本上都交付给它了”“做学问就是我的活法”。我们可以想象，姚文放教授整天手不释卷、乐此不疲、业精于勤的身影。因此可以看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是一部精心撰着、厚积薄发的文学理论研究专着，凝结了作者二十多年来对文学理论学术前沿持续研究的心得和体会，以及对相关重大理论问题持续探究的学术勇气和智慧，充分体现了一个学者孜孜不倦勇攀学术高峰的追求，也体现了一个学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情怀和学术精神。
任何学术着作总有一些让人遗憾地方。仔细研读，我们会发现，姚着在回应和解决中国问题层面上，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比如在“文化政治的中国问题”一节，虽然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行了解读，但是并没有深入分析中国与西方在身份差异、阶层关系等问题上的不同，以至于无法区分中西方文化政治内涵的差异，忽略了中国文学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特殊性和易变性。在论述“向外转”的深层机理上，或许是受着作框架的限制，对“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等晚近文学理论讨论的热点问题缺乏深入观照，这些学术思潮关注的重要问题与当代中国社会、文艺创作有着紧密的关系，如女性与权力、女性话语、生态批评、生态与正义、生态伦理与政治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与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有着紧密的关系，在着述中只是提及并没有展开论述。虽然姚着在这些方面存有遗憾，但是无法掩盖其在学术上的开创性。
学问永无止境。在当今大变动、大分化、大重组的新时代大潮中，文学理论以开放性、包容性、自反性和怀旧性的姿态，在历史长河的激荡中跌宕起伏、纷繁变化，不断挑战文学理论工作者的学术胆识和智慧，为一代代学人开辟新的学术境界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姚文放教授是一代学人的楷模，期望他能够永立潮头，以非凡的学术创造力，创造出更多富有中国气派的文学理论成果，开创更加独立自由的学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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