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与“网络经济”
目前，美国经济增长已经超出常规周期，且今后仍将进一步发展。半个世纪以来，高增长势必导致通货膨胀抬头，这个传统信条现在也已被打破。为此，一些敏锐的专家早在前两年就提出了“新经济”问题。另一方面，日本、欧洲，乃至广大的发展中经济和转轨经济，也纷纷感到了“新经济”的冲击波。本文拟从网络经济角度，就新的世界经济作若干思考。一、“新经济”概念的来龙去脉
“新经济”是什么？不同的人也许有不同的理解。技术工程出身的人，可能会感慨信息网络的“神奇”；金融业人士，可能容易困惑于“网络股”疯涨和风险投资的魔力；政策智囊们更多关注的可能是“新经济周期”的调控和新的增长点；而经济学教授和社科研究人士，则可能首先有责任界定“新经济”的概念。
在美国，较早谈论“新经济”的学者是商业周刊的主编斯蒂芬·谢波德。他于 1997年 11月提出了“新经济”概念，指出新经济具有六个特征：实际GDP大幅度增长、公司运营利润上涨、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进出口之和占GDP的比例上升和GDP增长中高科技的贡献度比重上升。
更早的争论是“新周期”问题，1997年8月由迈克尔·曼德尔首次提出。1998年6月，MIT教授多恩布什进一步讨论了周期消失问题。同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董事长兼主编莫蒂默·朱克曼发表“第二个美国世纪”，认为新型繁荣源于一系列制度结构优势，并非不可持续。
不同的声音包括：美国《前景》杂志主编罗伯特·库特纳认为“商业周期消失论”是夸大其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斯蒂芬·韦伯则提出“减幅论”，认为商业周期波动将变得轻微，经济周期正在变成一种“涟漪”（ripples）。更对立的观点来自克鲁格曼，他认为美国经济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革、“新周期”看上去更像“老周期”，只是失业率低一点。
国内学者较早探讨“新经济”的论文见于《世界经济》杂志。《论美国新经济》发表于1998年6月号。长篇访谈《美国新经济给东亚带来什么？》见于同年7月的《东亚经贸新闻》。就“新经济”的提法，国内学者也各有系统著述，有的称它“知识经济”（如清华大学吴季松），有的冠以“信息经济”（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王怀宁），笔者则命名为“网络经济”。至于更早对新经济的探索，《人民日报》等早在1992年即有论点鲜明的文章。
二、“新经济”实质是“信息化”和“全球化”
“新经济”当然明显区别于传统经济。然而传统经济是什么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曾认为：世界上的经济有两种，一种是有了“权”才能买“钱”的经济；另一种是有了“钱”才能买“权”的经济。
现在世界上已经出现了第三种经济。在这种经济中，有了“智能”就能去“买钱”和“买权”；在这种经济中，“经济剩余”的瓜分权威已经不再是“达官”和“富豪”，而是“智士”和“仁人”。其代表人物，在国外，可包括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萨马兰奇和索罗斯。在国内，张瑞敏、王选、柳传志、张朝阳等也许可以参选。如不考虑目的正当与否，不妨也可琢磨一下牟其中，他的“鬼点子”中似乎不允“新东西”。
“新经济”的驱动要素首先不再强调“权力”和“金钱”，而是“智慧”、“主意”和“点子”等知识或曰信息。这是“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广为流传的注脚。不过严格地说，“知识”可以分为能够带来“产出效益”的“生产性知识”，和只能带来“分配实惠”的“分配性知识”（其极端是剽窃和偷盗）。不言而喻，经济学所强调的是“生产性知识”，也即那些“旨在扩大而不是多分蛋糕的有机联系着的数据”。这才是要说的“信息”或“新知识”。
以“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为参照，“信息经济”似乎要比“知识经济”更能胜任于界定新的时代。因为，在汽车这个工业经济时代的主导产业中，甚至在美国和法国的农业中，“知识”的贡献度也都是非常高的。尽管如此，“知识经济”的不胫而走毕竟是一个事实。究其原因，似在于它更容易唤醒工农大众“尊重知识”的优良传统，更容易引起各界人士的共鸣。
“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更多体现的，只是经济的内在驱动要素，并不能较好地同时反映出“新经济”在地线空间上的突飞猛进，也即当代最引人瞩目的经济全球化和“无国界经济”等问题。同时涵盖二者而又能比“信息”更为鲜明的一种表述，应该说非“网络经济”莫属。“新经济”的实质有二：“信息化”和“全球化”。谢波德的“新经济”六特征虽有些表层，但他认为“新经济”的根源在于全球化和信息化，却无疑很具洞察力。
“网络经济”的内涵是驱动要素“信息化”，而外延则是合作机制“全球化”。“网络”的灵魂是信息，使命是覆盖全球，消除或缩小时空差别，使得每个人随时随地都能同另一个人进行联系。这似乎是个很简单的事实，但恰恰就是这一点，在导致整个世界天翻地覆。90年代初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曾选中成功转播了“柏林墙”和“8·19”事件的CNN总裁，当时许多人感到费解。而今天，感叹《时代》的伟大已经不言而喻。《时代》不仅大胆预见，而且勇敢投身，要同AOL（“美国在线”）合并。
三、“网络经济”既产生冲击又送来希望
“网络经济”提法的欠缺也许在于它容易让人敬而远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经济”的渗透，它倒是成了走红最快的术语。如果哪位语言学家在找寻近年使用频率最高而又最能标新立异的术语，那么他一定很难找得到比“网络”更合适的。
网络能较快流行的一个原因，恐怕在于对“网络（概念）股”的疯涨和泡沫竟然能够如此长久地令人困惑。另一原因，也许是“网站”确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几乎所有的新潮事物都同网络密切相关。而说到底，这一切又根源于网络这种新媒体。一般说来，“新闻”首先容易触网，其次便轮到“金融”和“经济”。
网络已掀起了第三次通信革命，前两次是文字和印刷术。每次新媒体问世，都不仅有冲击波，而且也有阵痛。早先，文字出现后，要求分享特权的社会压力曾经引发过一段攻击“文字”的奇谈怪论，认为“文字的罪过在于制造健忘。它使得人类变得好像无所不知，但其实却一无所知！”如今，网络出现后，也并非无人将它同邪恶、性紊乱和爱滋病等搅和在一起。在中东，“碟型天线”曾几何时竟是射手们赶时髦的靶子。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网络经济在一二十年中，不仅在日夜穿透各民族国家的边界，魔术般地呼唤出各种目不暇接的信息产业（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商品化产业”），而且使得这些新主导产业群已经将传统上作为发达国家工业象征的汽车产业群远远地抛在身后。在美国，信息产业今天已经占到整个经济的四分之一以上，而汽车工业产值只占4％左右。信息产业的年增长速度高达28.6％，而汽车产业只有l．8％。而这也是美国“新经济周期”超长的一个注脚（另一个是利用网络实施“全球超宏观调
控”）。
网络经济还到处兴风作浪。形形色色的“无国界经济”，到处迫使那些网络化程度不高、或者还没有起步的经济不断地捉襟见肘，并疲于弥补自己的各种制度漏洞。英镑、（意大利）里拉、日元都曾发生汇市“错位”，（墨西哥）比索、秦铁、韩元、卢布、（巴西）雷亚尔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也都曾遭遇冲击，饱受外资抽逃而又缺乏反馈机制的金融恐慌之苦。
网络经济已经给我们送来了新的世纪。地球已经带上了一条又一条卫星“项链”，国内信息高速公路已经初具规模，“电子商务”已经在孕育一代新人，城市的年轮正在继续推向远郊，企业的总部正逐渐迁离喧嚣的都市，“纯洁利润”势将成为新的时尚。而新一代汽车，也正载着整个世界工业社会，开进我们成干上万的工薪阶层之家。
四、“网络经济”要求横向合作和直接经济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网络经济似在呼唤两个东西：其一是“横向合作”，其二是“直接经济”。网络经济倚重的是信息资源、网络服务和世界社会，而传统工业经济倚重的则是自然资源、制造产业和民族政府。
人类的合作模式可分成两个理论形态：一个是纵向合作，诸如“三纲五常”，“军、师、旅、团、营”及军事化经济等，此外也该包括计划指令型经济和（准）新兴市场经济。这类经济主要依靠权力（其镜像是服从）去驱动。另一个理论形态是横向合作：它最充分地体现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这种经济主要依靠金钱来进行驱动，其镜像是包罗万象的商品交易，实质是要求等价交换，至少是在（法律等）形式上。
倚重横向合作，对于作业体系，意味着福特制流水线的解体，劳力者“蓝领”和劳心者“白领”的界线正在消失，监工或工头制度正在为各种“特别作业班组”所取代；对于企业组织，横向合作意味着传统的公司“金字塔”结构正在变得扁平，中层经理和参谋班子正在深入到科研、管理、生产、营销一体化的市场前线去；对于民族国家，横向合作意味着“无国界经济”蔚然成风，国际化、诸侯化、民间化的趋向也已渐成气候。例如，我国对外贸易从过去的几个口岸擅变成数百上千个对外合作实体，就是一种写照。
至于直接经济，目前主要表现在“直接融资”和“非中介交易”方面。直接融资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非中介”，其二是“非亲情”。
“非中介”也有两层意思。一是倚重证券融资而非银行融资。银行本身就是投资人和集资人之间的中介。二是网络融资。网络融资的前身是电子证券市场融资。美国1965年之后曾经出现“The Third Market”（第三市场）。美国证券市场包括大厅交易和“场外市场”（非挂牌）。第三市场是“在场外”而又“挂牌”的电子市场。电子市场早期也有中介机构和相应费用。随着执行系统或曰网络技术的进步，无中介直接融资已经出现和流行，形成“第四市场”。对其扩张速度和现存规模，世界经济已经强烈感知。
“非亲情”主要指新兴市场经济中政府、银行和企业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幕后关系。一些学者称之为“Crony capitalism”（直译为裙带资本主义），认为这种勾结是东亚模式不再稳定有效的制度根源。市场经济、特别是网络化了的市场经济要求透明、公开和可预见。否则，资本的流出入就势必大起大落。而这对金融制度不健全的国度，往往意味着灾难。东亚国家辛苦经营和积累的贸易利润在一场金融风暴中就可以化为乌有。
日本经济危机，也可由此理解为一种从“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的阵痛。银行中介功能过度，证券融资比重过低，无中介、高效率的电子融资起步太迟，等等。此外，日本政府、银行和企业的勾结关系，也是改革的难点。当然，这些问题在泰国、韩国乃至整个的东亚模式中也许更严重。政府、银行、企业之间关系暧昧、中介投资功能过度等等，势必容易在诱导外资流入的同时，埋下金融危机的种子。
五、“网络经济”距离我们既贴近又遥远
“网络经济”已经走近国门。1997年金融风暴之后，套利基金曾向刚回归的香港通货发起猛攻。中港当局同心协力奋起抵抗，“联系汇率制”得以保全。但进攻是全方位的，稳住汇率的手段容易构成股市冲击。稳定汇率的重要手段是“加息”，而“加息”对股市是一个诱导信号。何况在当时条件下，稳住股市信心异常困难。结果，恒生指数狂跌过半，香港股东损失惨重。若再考虑“保卫战”成本，则这次国门撞击应当说很沉重。
随后是一场艰苦的调整。1998年外贸增长率陷于停滞，沿海经济受到极大影响。国内实际上发起了一场“新政”。巨额“特别国债”、大幅度政府机构调整和企事业单位下岗分流、连续七次降低利率，等等，总算让国民经济得以康复。如今，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形成和扩大，教育、环保、信息网络、假日经济等，都在以惊人的速度递增。教育这几年的年增速超过20％。更令人振奋的一点是近期提出的“西部大开发”。一场规模空前的筑道路、铺管道、敷光缆的经济热潮正在兴起。
就网络产业而言，中国也已初具规模。中国网民的上升速度和绝对规模，在全世界已经名列前茅。中国光缆网的铺设已经遍布全国，连青藏高原也已跨上了INTERNET。中国教育科研网的覆盖面之广，足可同任何国际水平匹敌。目前，国外许多风险投资基金都看好中国的电信网络市场。入世后，它必将如虎添翼。
上述“网络经济”两大原则势必会加速制度变迁。事实上，网络经济已在不断地消除各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制度的差距。世界各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正在为一种新的技术要素及其理念所驱动。就制度变迁而言，我们距“网络经济”应该说还相当遥远。
市场制度是横向合作的一种体现。而在中国建成世界标准的市场制度，显然还需要时间。市场体系有三个系统，运作系统是容易模仿的，干预系统也容易引进。但是法规可执行性的提高、公共经济的社会化嬗变，都是改革的难点。“重点突破”有时难于“全面推进”。至于“支持系统”，一般都需要二三代人的时间。保尔和盖茨，显然是不同的英雄。没有新一代的人力资本，高科技难以放射光芒。
即使就运作系统而言，网络经济也需要几个前提：一是完成交通革命，二是支付系统现代化。这对赶着大车拉着钞票进城买电器的众多村民来说，显然相去甚远。更何况，市场制度还分作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而成熟市场又分作网络化的和尚未网络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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