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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西北的重要情报源——评《西北地方文献索引》
中央领导在视察了西北、西南等地后，曾明确指出：“在本世纪末或下世纪初，我国四化建设的重点将逐渐由东向西转移，大西北将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建设基地。”要建设西北，必先了解西北，研究西北地区的过去和现在，为未来的建设提供可靠依据。诸如历史地理、经济状况、生产资源，文化艺术、民族宗教、社会生活、乃至学者著述等，都是研究西北问题的范围。
近读赵俪生先生《西北学的开拓者之一——张穆》（《西北史地》1983年第4期）和胡斯振先生《西北学刍议》（《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二文后，颇受教益。前者通过张穆的著作阐明张在西北史地和民族研究方面的成就，后者则从清代西北舆地学的开创及演变，指出了研究西北的重大意义。西北学的提出和确立，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发展的产物，又是西北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深入研究西北问题，则要求占有大量的文献资料。然而，各种文献浩如烟海，研究工作者欲得其门而入，兔受“泛滥无归”之苦，俾在书林学海中寻求必需的资料，就得依靠综合性和专题性的书目索引。
甘肃省图书馆作为一所具有七十年馆龄的老馆，在揭示其馆藏地方文献资料，便利读者的工作上，付出了相当大的精力，近三十多年，陆续编印的西北地方文献书目和索引就达七十多种。这些书目索引揭示了文献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系统地提供了专题和综合的文献线索，给研究西北地区的科学工作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检索工具和独特的情报源。本文仅就其中的一部《西北地方文献索引》（以下简称《索引》）做些评述。
一
西北地区是由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个省（区）组成，面积三百二十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二十个兄弟民族，这里有着富饶的矿产资源，除金、银、铜、铁、镍、铬、锰、锑、汞等外，还有云母、石棉、滑石、硫磺、芒硝、金钢石、大理石等天然矿藏，尤其是石油和煤的蕴藏量更加闻名遐迩。西北地区史前期就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周代发展了农业，创造种类繁多的各式农具。汉时开辟河西走廊，成为通往中亚和欧洲的交通要道，在历史上对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有过重大的贡献，西北地区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在黄河、洮河、渭河、湟水流域发现了各种彩陶、石刻和其他古器物，敦煌莫高窟、新疆克孜尔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安西榆林窟、肃南马蹄寺石窟等处，均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和精美的艺术品，在中国文化史上放射着灿烂的光华。
据《史记·大宛列传》载：“骞所遣通大夏之属者，皆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西北区域的产生，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后。但当时的西北区域，系指令新疆及葱岭以西之地。这一区域概念，一直延续到唐代。因汉、唐的政治经济中心在长安，陕甘为其直接统辖区。至南宋偏安，始称西夏及金人统治地区为西北，自此西北地域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以后由于历史的发展和行政区划的更易，陕、甘、宁、青、新五省（区）所辖之地，遂成为西北地区的区域概念。现今的西北地区，亦早已形成一个整体。如民族的发展形成，宗教文化的演变，均有其不少共同之处；特别是今后西北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
研究西北问题，领域宽广，内容繁多。特别是有关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等等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国际意义。如研究西北史地，必然涉及丝绸之路，而丝绸之路的形成，正是古代东西方人民友好往来的见证：政治军事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联系到西北各族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历史。再如西北民族的融合迁徙，宗教的传播，语言文字的递嬗，经济文化的交流等，无不与国际间的研究发生关联，产生影响。
自汉代迄今，研究西北的学者就云起蝉联，其中如史学、经学、文学、哲学、金石、方志、艺术诸家，著述内容非常广泛。在科学上，如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等各方面的研究也有相当成就。尤其近世以来，学者专家们更是潜心研究，从未间断，即使在烽火连天，颠沛流离的环境下，也不曾消磨他们著述的意志，经过艰辛的钻研和努力，产生了一大批有关文献资料，为今人研究西北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历史文献。
甘肃省图书馆为适应开发西北、建设社会主义四化的现实需要，从馆藏解放前的报刊中选辑出1905-1949年间全国各类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献资料，编成《西北地方文献索引》印行，不仅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对科学工作者来说也是功德无量的。
二
《西北地方文献索引》是一部综合性的文献检索工具书，它收录了有关西北五省（区）的政治社会、历史地理、地质矿产、农牧渔业、经济财政、文教卫生、文物考古等资料7456条，从情报学观点看，这部十六开本、拥有461页篇幅的《索引》所载信息量大，密度高，对于社会决策和科学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情报价值，是西北地区经济开拓中十分难得的情报源。不仅如此，这些文献资料中的精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情报价值将会不断提高，以至成为永久保存的历史文献。
通观这部《索引》，其情报的内容特征是明显的。
（一）选材的客观性。
社会现象、社会观念和人们的精神活动过程，都是一定社会形态下的经济关系的反映。在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社会条件下，体现着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索引》收录的资料，都是建国前近半个世纪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着它的时代与阶级的历史烙印，无论立场、观点、方法，在今天看来，自不能同日而语。《索引》编者之所以如此客观地揭示这部分馆藏，无非是为了振兴中华，开拓西北地区的经济而向有关科学工作者提供这种二次文献，并通过他们的深入研究，得以活化旧文献，开发和生产新情报．所以，这种选材的客观性也是符合现实科学要求的，并不是所谓“纯客观”地和盘托出，仍没有排除对资料的选择性。如在甘肃省部分中的“敦煌学”一目里，收入了向达、王重民，董作宾、姜亮夫、周一良、陈寅恪诸先生的研究文章108篇。选自解放前47种报刊。
（二）文献的历史性。
地方文献这种独特的情报源，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情报内容与特定的历史条件紧密相联，离开了对特定历史条件的分析，就不可能正确揭示它的内容实质。《索引》编者在这方面作了认真的研究和鉴别．从对西北地区的历史研究和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并使之在今后较长时间内也具有历史价值出发，在筛选资料时，既有所批判与扬弃，又有所继承与发展。如在西北总论部分中的“军事”一目里，从《清代河湟诸役记要》到《西北国防论》．收集了内容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文献，虽则只有23篇，但通过这些文献的本身价值，亦可略窥西北地区军事之一斑。
（三）资料的综合性。
地方文献作为一种情报源，有着社会科学情报综合性的特点，这部《索引》也无例外．它共收录文献资料7456篇，其中自然科学类文献仅404篇、占《索引》文献总数的5．42%，而社会科学类文献达7052篇，占94.58%。这些社会科学情报具有潜在的和多方面的内容、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诸方面的历史和研究状况，因而对认识一方地情，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建设本地区的两个文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情报的长久性。
地方文献所提供的情报，也如其他社会科学情报一样，其寿命要比科技情报长得多。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有机整体，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认识条件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既有积聚性的一面，也有往复和连续性的一面，当前的认识，虽然是前人认识的发展，却又不可能完全排斥和代替前人已有的认识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地方文献情报，就成为今人认识特定历史现象的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依据。因此，这部《索引》的编制，既然是科学的和重要的，那么，它的情报价值也将是长久的，可用性也会很强的。
看来，《索引》编者在揭示馆藏建国前报刊资抖上搜罗详尽，不遗余力。据了解，甘肃省图书馆曾于1959年编印过《甘肃地区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96-1949年，收录期刊3405种），从中作出西北地方文献资料题录8415条，主要在1966年以前分别按省（区）陆续辑成地方文献索引48种；另外，还根据北京图书馆1961年编印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年）》（收录期刊19115种），派专人赴有关图书馆调查了解，补作题录。这样，在经过长期积累的基础上，近年又组织人力将馆藏旧时报纸、期刊通检一过，再次进行鉴别、筛选、调整、补订，编就这部《索引》，实属难能可贵。
《索引》对文献的收录可说包罗万象，举凡解放前45年间全国各类报刊中有关文献资料均在选编之列，材料来源广泛，内容全面系统，大至官方文书报告，专项图表，统计数字，小至个人游记、日记、杂志，都从不同的角度予以罗致，反映了文献的真实性和适用性；在文章著述者中，既有政界人物，如戴季陶、于佑任、翁文灏、朱绍良、黄炎培、马鸿逵等，更有众多名家学者，如郭沫若、郑振锋、陈垣、顾颉刚、王重民、向达、周谷城、姜亮夫、董作宾、常任侠、王国维、罗振玉、金祖同、唐兰、竺可桢、潘光旦、何乐天、谷苞、周祖漠、唐圭璋、周一良、陈寅恪、唐长孺、裴文中、赵俪生等，充分显示出文献资料的权威性和有用性。此外，收入某些外籍学者论著的译文，也颇具参考性。
从表面上看，《索引》洋洋洒洒，收入文献资料7456条，似乎有点庞杂泛滥，但仔细研究，其中西北总论1372条，占资料总数的18．4%；陕西省1264条，占16．9%；甘肃省2883条，占38．7%；宁夏回族自治区多221条，占3%；青海省463条，占6．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253条，占16．8%，仍是主次分明，重点突出。如在甘肃省“地政”一目中，收入资料36篇，通过土地面积和征收田租、赋税的比例，反映了旧中国封建军阀政权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对了解建国前近三十年的甘肃地政情况，很有帮助。又如“新疆游记”一目收录文献135篇，对研究新疆地区的民族、风俗、地理、历史沿革和人口迁徙等，都具有相当好的资料价值，在文化艺术上，仅“敦煌石窟”和“敦煌学”两个子目内，就收录文献资料241篇，且多为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显示了我国文化艺术的风貌，由此可见编者在资料收集中表现出的孜孜以求的精神。
三
这部《索引》在分类编排和组织结构上也是严谨的。无论顺序的安排，类目的设置，都体现了便利学术研究的编辑方针。它按西北总论及陕、甘、宁、青、新六大部分编次，其下类目依次为：一、历史、地理，二、社会、政治，三、经济，四、自然地理、地质矿产，五、文化、教育、卫生。在分类体例基本保持一致的前提下，根据各省（区）不同特点，结合文献资料多寡等实际状况，再灵活地划分若干小类（子目），并一一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以示实出。如在“历史、地理”类下分为历史、文物、考古、地理、舆图、方志、类志、各地游记等八个小类。但在甘肃省“各地游记”下又细分出兰州各地、甘肃中部各地、陇南各地、陇东各地、临夏甘南各地、河西走廓等六个子目。而在宁夏则未列小类，青海省亦仅列出历史、考古、地理、各地游记四个小类，在新疆部分则改列为历史、考古、传记、地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类志、名胜古迹、各地游记等九个小类，再如“社会、政治”类下，在总论部分列出社会、社会救济、民俗、民族、宗教、政治、军事等七小类，在陕西部部分则未设民族、宗教，在政治一目下列出地政、管政二子目。在甘肃部分改设民政，其下列出兰州市政这一子目，另设有地政一目。宁夏、青海设类从简，新疆部分则作较大变动，改设社会、民俗、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其他（民族）、宗教、政洽、新疆问题、军事等十个小类，其下没有子目。其他如甘肃突出敦煌石窟、敦煌学等，在宁夏部分突出西夏文化，新疆则以民族方面文献资料比较集中。
同时在某些类目中又将有连带关系、内容相近的并为一项。如“历史、地理”，“社会、政治”，“地质、矿产”，“文化、教育、卫生”，“畜牧、兽医”，“财政、金融”，“自然地理、地质矿产”，“医药、卫生”，“商业、贸易”等等，这种合并表现了文献资料的内在联系，环环入扣，如贯一气，显得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细读《索引》，可感受到编者良苦的用心和对文献资料认识的深度。
《索引》中文献资料的著录项目，均以顺序号、篇名、著（编、译）者、报刊名称、出版日期、页（面）数、附注为次第。由于著录事项简明扼要，给使用者带来了认识文献和检索的便利；尤其附注内容多样，指引性强，对读者辨认文献资料很有帮助。如：《西道堂——新社会的模型》（注：甘肃临谭旧城回民的中心组织）；《楼观台橡树生长量之查定及各种材积式之比较》（注：楼观台在陕西周至县境）；《民族英雄张义潮》（注：收复河西十郡经过）；《讲坛旁记（节录）》（注：记李铭汉）；《风沙、水矿、农牧》（注：杂写安西）；《救济本省灾荒赈款配发各县》（注：附各县分配数字）；《党项故居在陇右》（注：党项系族名，位于洮岷西南）；《记皋兰二奇士》（注：吴可读、朱克敏）；《甘肃之特产》（注：摘录自甘肃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甘肃经济丛书》）；《甘肃省各县（市）各种调查表》（注：附调查表24种）；《甘肃省四大展览会展览品评判揭晓》（注：物产、工业、建设、文物）；《甘肃四巨镇》（注：西峰镇、张家川、马营、碧口）等等。这些附注文字，均是点睛之笔，极尽其妙。
当然，这部大型文献《索引》如果再附录一份《报刊一览表》，多加些提要或简介一类文字说明，或许更能扩大资料线索，开阔研究工作者的视野。另外，革命根据地报刊资料收录很少，说不定编者别有考虑，在这里不敢妄加评论，谨此提出而已。
总之，西北地方文献资料量多面广，且大部分藏在国内外图书馆中，也散见于各种新旧书刊之中。要使这些分散的文献材料得到有效的利用，就必须进行艰苦的发掘工作。在这方面，作为具有七十年馆龄的甘肃省图书馆是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的。仅据该馆1980年5月编印的《西北地方文献目录》（ 1949-1979）就著录各种书目75种之多。又据陆泰安、牟实库编《西北地方文献书录》，其中收录近六十年来有关西北地区的书目索引达130种（甘肃省图书馆编印53种）。由此可见该馆在西北地方文献工作上所下功夫之深和用力之勤了，其受到各界的交口称赞，则是当之无愧的。
这部《索引》作为一种独特的情报源，自有它特殊的情报功能。但在利用这部《索引》时，如果再能与该馆所编其他书目索引相互参照，配合使用，效果一定更佳，更能在西北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出巨大效用。
主要参考文献
一、西北地方文献工作 甘肃省图书馆印 1980年5月
二、关于西北地方文献的搜集、发掘与利用 陆泰安 牟实库 澎庆怀《图书馆学通讯》1980年第2期
三、关于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地方文献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陆泰安 牟实库 彰庆怀《图书评介》（新疆）1980年第3期
四、倏忽三十载 旧馆换新姿—甘肃省图书馆简介 颜宗荣 《图书与情报》 1981年第2期
五、揭示馆藏 便利读者——《甘肃地方文献书目》简评 彭清深 《图书与情报》1983年第3期
〔出处〕 图书与情报 19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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