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尊严诉求的角度解读《老王》

从尊严诉求的角度解读《老王》

　　从尊严诉求的角度解读《老王》
　　
　　江苏泗洪县教育局 范晓红
　　
　　《老王》是杨绛先生的一篇佳作。作为教材，解读文章和课例在各类语文教育教学期刊上不断出现，老王形象可以概括为两个字：“苦”和“善”。其中重要片段：老王临终送香油和鸡蛋给杨绛先生，大多解读为表现了老王的淳朴善良和知恩图报的人性之美。近日读金易、沈义羚的著作《宫女谈往录》，发现其中“辞路”的情节与老王赠香油鸡蛋相仿佛，老王临终送香油和鸡蛋恐怕也是“辞路”来了。而对老王来说，“辞路”表明的不仅是人性之善，更多的是一种尊严诉求。
　　
　　一、从情境的惊人相似解读
　　
　　金易、沈义羚是北京城里的两位老教师，一对恩爱夫妻，经历过抗日、文革等不平安的岁月。20世纪40年代初，他们结识了一位叫何荣儿的老宫女。每逢“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时，金先生常拜访何荣儿，像听天宝遗事一样，听老人如怨如诉地倾吐往事。金先生说：
　　
　　就在这一年（笔者注：指1950年）的深秋，弄巷里已经有零乱的黄叶了，她来我家串门，手里拎着一个小包。我很奇怪，因为我们彼此往来已经超越相互送礼的程度了。寒暄以后，谈了谈家常，她走到里屋，抱起我不满周岁的小女儿，打开她带来的小包，说：“特给小四姑做了一身小裤褂，留着明年下地时候穿吧。”过一会儿她又断断续续地说：“眼睛顶不上了，针都不知往哪儿扎，对付着穿吧！人老啦，都没用处啦，好歹留个纪念吧。”我听后忽地警觉起来，我的老伴也眉毛一扬投过来询问的眼光。这分明是向我们“辞路”来了。
　　
　　旗下人有个古老而又淳朴的传统，自己知道已经年老体衰了，趁着还能行动的时候，尽可能向至亲好友告告别，表示以后不容易再前来请安问候了，这种风俗叫“辞路”……她是把我做为最亲近的人看待了。
　　
　　老宫女一生坎坷，几十年孤苦度日，心事很少向外人吐露，但对金先生却非常信任，她把这位邻居、短期雇主当作了至亲好友，在预感到自己生命将要终结的时候，带着一点小礼物特地向金先生“辞路”来了。
　　
　　老王感谢钱先生、杨先生待他的恩惠与情谊，在他贫贱、孤苦的一生中，显然这样“高规格”的温暖比较稀少，所以更觉得珍贵。他也把钱先生、杨先生“作为最亲近的人看待了”，退而言之，即使不是看作“最亲近”也是看作“最重要”的人了。辞路，辞的是人间路，人间路尽，黄泉路近，从此很快就要阴阳两隔了，这种告别，是向人间的郑重辞行，是向人间情谊的郑重辞行，意味深长。
　　
　　二、从老王的自我定位解读
　　
　　辞路，是平等的拜访。如果说老王的来意里包含了郑重的感谢，那也是“握手”的感谢，而不是“叩首”的感谢。老王是中国社会底层的一个老百姓，在所有人的眼中，他的生活境遇已然十分凄惨，杨先生一家对他当然是非常和善，但是他也对杨先生一家尽心尽力：给他们家送冰，主动要求车费减半；“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送钱先生上医院，“坚决不肯拿钱”，还问杨先生“你还有钱吗”。从这些细微的举动和语言，可以看出老王已经把白己当作对杨先生家有一定重要意义的“他人”。如果单纯是雇佣关系，听命尽力即可，而老王明显已经不止于此。
　　
　　再细析，这次拜访甚至还有几分“惜老怜贫”的意味。以往的分析多倾向认为杨先生待他是“惜老怜贫”，焉知他待杨先生不是这般心意！我们认为杨绛先生雇佣他是帮助他，但他在价格上这么仗义，其实也是对杨先生家一种无声的帮助。甚至因为尊重和关心，老王在和杨先生一家交往中不知不觉由被动者向主动者方向“位移”。此番拜访除了感谢之外，仿佛也在说：今后不能再继续联系了，有必要前来辞路，以前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以后不行啦，这些香油鸡蛋是我最后的心意，留个念想给你们。生命即将结束，但老王竭力延续着自己的善意帮助和照顾。香油和鸡蛋肯定不是交易的物品，也不全是对从前恩惠的报答，而更是一份真诚的纪念。不是我“还”你，而是我“给”你——香油、鸡蛋甚至能算得上是一种“施惠”。
　　
　　三、从老王的心理感受解读
　　
　　老宫女和老王两个同样来“辞路”的老人，受到了不同的“礼遇”。
　　
　　上文提到金先生在明白老宫女此行是来“辞路”之后，“不禁又感激又凄凉，我也用尊敬老人的礼节对待她。买一只鸡，买斤羊肝，预备好一窝丝的面，备点小料，请她吃鸡丝汤面，涮羊肝蘸小料（鸡、羊长寿面），祝她吉祥长寿。”
　　
　　老王前来辞别，杨先生如何待他？《老王》中写道：“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杨先生知道老王不是要钱，但还是给了钱。杨先生给他的是慈悲的亲切和文明的客气。慈悲里含着对弱者的怜惜，客气里含着与外人的距离。老王要的恰恰不是慈悲也不是客气，他想要的是不见外的不客气，他不希望自己到生命的终了还是一个弱者、可怜虫，还是被人留出距离的外人。
　　
　　老王明确地说不要钱，但杨先生还是给了钱。老王的失望不言而喻，他一直自以为已经建立的“平等、友好、亲密”的关系在那一刹那被明确否定了，他最后的要求也被拒绝了。但老王什么也没有说，依然站在那里。是因为病得失去了解释和拒绝的力量？也许更多的是因为老王已经在过多的失望中习惯了这种状态。一辈子都是这样：愿望极少被认真倾听和解读，甚至是从未被重视，从未曾实现，只有默然承受与愿望相反的现实。而且他知道杨先生是好人，给钱是好意，更无拒绝的理由。
　　
　　杨先生待他不“平等、友好、亲密”吗？当然不能说“不”，但绝对能说“不够”。因为作为一个“被友好”、“被施以友好”的对象，对老王来说还算不上真正的平等，他还需要有人自然地接纳他坦然的“友好”。只有当“善”的施与受都自然顺畅时，“很平等的友好”关系才算真正建立。作为一个善良的人，一生遭受冷遇是不幸的，至死都不被理解、不被认同、不被需要更是不幸。杨先生说要给他钱的时候，老王心里什么感受？也许像捐了门槛的祥林嫂，满以为自己是有资格祝福的人了，却听到主人四婶嫌弃的一声“祥林嫂，你放着吧！”也许像回故乡的“我”满以为可以见到声气相通的朋友了，却听到儿时伙伴闰土恭敬的一声“老爷！”一切不得而知！也许他也会觉得那好像“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也可能会忽然明白“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这是老王的不幸，相对于他的“穷”、“低微”、“不美”，是更为深重的不幸。
　　
　　四、从杨绛的愧怍表现解读
　　
　　杨绛曾说：“老王、顺姐、林奶奶等，都是我的贫贱朋友呀。他们和我要好，和我什么都谈。我对他们有充分的认识，写的都是实情。我对他们不是悲悯，只是友好，很平等的友好，一点点不高高在上。”参照杨先生同时期回忆性散文《顺姐的“自由恋爱”》、《林奶奶》，可以看到杨先生对身份低微的劳动者充满了同情，很乐于伸出援手，很少以雇主姿态自居。在保姆顺姐走投无路的时候，将她收留在家，帮助她打官司争取合法权益，甚至倒过来照顾她饮食。打杂女工林奶奶不被亲人爱惜，不受众人待见，杨先生却愿做她“最可靠的人”。读《老王》，我们不难看出杨先生待老王真的很好。客观地说，杨先生在她自身难保的时候，照顾老王生意，坐他的车；知道老王有夜盲症，送大瓶鱼肝油；形销骨立的老王突然造访，在毫无思想准备、惊讶迷惑甚至还有点害怕的情况下，还能客气地接过老王的鸡蛋，给了钱，于情于理，有仁有义，应该没有什么可以愧怍的。
　　
　　可是杨先生感到愧怍。杨先生用几年时间去思量，并“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何谓幸？何谓不幸？幸福是人们的渴求在获得满足或部分获得满足后的愉悦感觉：不幸是人们的渴求在没有获得满足时的不愉悦感觉。在那个年代，从某个特定角度而言，他们都是不幸的人。但钱先生、杨先生在历经苦难仍安然活着，杨先生被关心着，同时也关心着别人，关心老王、顺姐、林奶奶，她的人生在最为屈辱的时空里依然坦然自如地放射出光辉。杨先生翻译的兰德《生与死》中写道：“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她的生命之火一直温暖明亮，这就是杨先生所说的“幸运”。
　　
　　而老王，一辈子都“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尤其是这一次，老王想着最后一次了，隆重而有尊严地向“不高高在上”的杨绛先生“辞路”，本来以为是很自然、很顺利的事情，可是在死神陪着老王同时作为不速之客出现在杨先生面前的时候，杨绛先生待老王的态度，显露了不可掩盖的距离感。死生大矣！在死亡的闸门庄严且沉重地落下之后，杨先生作为深切体察人世人心的智者，终于“渐渐明白”这个卑微的生命，对尊严和温暖的渴切呼唤……以及失落、绝望。她未杀伯仁，伯仁也不是因她而死，但回想起来，在那关键一刻，她没能伸手托住那个正在飘摇坠落的苦难的灵魂，甚至情不自禁小退了一步，眼睁睁地看着他孤零零、凄惶惶“一步一步地迈向坟墓”。杨先生有志于人道主义，努力地关心尊重每一个人，但这一次却事与愿违地在老王那满负荷的不幸之上多加了一根稻草。
　　
　　所以，杨绛先生“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
　　
　　无数读者的思考，使得老王郑重的“辞路”有了更令人动容的意义，他曾经失落的灵魂应该得到了妥帖的安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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