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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倔老头儿”蔡林森

时间:2023-02-24 20:17:02 师德论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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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倔老头儿”蔡林森


  看,这个老头儿蔡林森

  两年前就到了退休年龄,可是洋思中学需要他,他也离不开洋思中学,所以62岁的他仍是这所著名学校的“掌门人”。

  江苏泰兴的洋思中学太有名了,每天,学校门前都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辆,这些汽车载着上百人来这里参观、学习,这些人大多是各地的老师、校长以及教育局的领导,他们来的目的简单说就是“取经”。

  1994年,洋思中学这所普通的农村联办初中以其“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和“没有教不好的学生”的办学理念而声名鹊起,大家惊奇于这所1980年建立的“设备三流、生源三流、师资三流”的农村初中何以创出了一流的成绩。有人将这所学校的发展概括为“一个朴素的教育奇迹”。随着洋思中学课堂教学模式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在新课程改革开始的时候,人们又惊讶地发现,洋思中学“先学后教、当堂训练”这8个字的内涵与新课程倡导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等理念竟如此吻合!这又一次证明了洋思经验的生命力所在。

  建校时任教导主任,两年后即掌管这所学校,可以说,洋思中学是蔡林森一手缔造的。那么,他是个怎样的人物?抑或,这个创造奇迹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奇迹?采访之前,我充满了对采访对象的好奇。

  但蔡林森真的不像一个校长——如果校长有固定模式的话——他更像个质朴的老农:憨厚,直率,甚至固执。采访过程中,他经常是顺着自己的思路一路说下去,几乎容不得人插嘴。说起他的学生,他又像个慈祥的老爷爷,眼中充满关爱。“我认准的事一定要干,非干不行,非干成不行,再大的困难也要干成。”他这一番表白让人忍不住在心里说:“这个倔老头儿!”

  “庄稼长不好,责任在农民”

  记者:“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是洋思中学一个响亮的口号,而且被您写进了校歌。您真的打心眼儿里这么想吗?

  蔡林森:是啊!我们学校大约1985年就这么提了,出发点就是关心困难学生,不放弃他们。有人说我这句话太绝对、不科学,我敢用我20年的实践反驳。我跟老师们说我们要向农民学习,农民看见庄稼生虫了,他不会怪庄稼不好,他会想我为什么没有除虫呢;看见庄稼瘦了,他想,我为什么没有施肥呢;看见庄稼枯了,他会说我为什么不浇水呢?一句话,他相信,每一棵小苗本来都可以长好,如果出了问题,是农民自己的责任。一样的道理,学生没有学好,肯定不是这个学生不可教,而是我们的老师没有本领或者失职,只能说是教育的失败。

  记者:这样的口号其他许多学校也提过,但真正付诸行动并取得成效的却很少,这也是洋思成功的秘密之一吧?

  蔡林森:倡导平等教育是我们的特色,“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是实施平等教育的信念支撑。我对老师讲,有了这个思想,你才能真心实意地去教育学生。相信不相信每一个学生都能教好,这是教育是真还是假的试金石。相信,你才能真心实意、想方设法地去教;不相信,你的工作必然是不负责任的、搞形式主义的、被动应付的。

  记者:您这种平等的观念是怎么形成的?

  蔡林森:我出生在富农家庭,出身不好在那个年代是受歧视的。小时候是个好学生,“文革”时是“可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还是优秀教师,但是我怎么优秀都入不了党,转不了正(一直是民办教师),直到1982年才入党。所以我知道遭受不公平待遇是痛苦的。另外,我年轻时家里生活也很困难,所以我能体会穷孩子的苦处。无论是学习困难还是生活困难的孩子都不容易,他们需要更多的关心。

  记者:在学校里有没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

  蔡林森:我告诉你,我们学校什么方面都尽量体现平等,没有平等就谈不上教育嘛。人都是有感情的,不平等孩子就会生气,就会对你有意见,你讲的东西他会反感,根本不会听你的,甚至还会做坏事。不平等的教育可能使孩子生出仇恨,甚至会酿成大祸,我是提到这个高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从来不分快慢班,每个班都有各种层次的学生,比较平衡。排座位也是好学生、差学生搭配,有的学生近视了,需要调座位,我也不让老师指定,而是让学生自己解决,这样,帮助人的和被帮助的都很愉快,也避免了不公平。吃饭也一样,8个人一桌,值日生负责公平分餐。有的学校用磁卡打饭,往往是先来的吃好的,条件好的吃好的,给学生造成不平等的感觉。在生活上我一方面让学生感到平等,一方面鼓励他们艰苦朴素,这样,条件差的孩子就不会感到自卑。

  记者:既然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那怎样才算是“教好”了呢?

  蔡林森:这有个“标准”问题,举例说吧,今年初一我们招了900多名学生,进来时有200多人成绩都不好,有的一门功课仅考十几分。一个月后,我们进行摸底,看看教学效果,结果一个班只有5个人不及格;还有一个班,48个学生,其中42人英语得了满分。这叫什么?这就是教好了呀。可我们有的老师却不这样看,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学生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谈话,我就问他考了多少分,他说“64分”。老师说,他如果认真的话可以考到84,我又问他来时考多少,他答“40多分”,我就说,你的进步快得很。我又对那位老师说,你应该表扬他而不是批评他。什么叫“好”,要看发展,发展了就是好,进步了就是好。

  记者:从生活到课堂都强调关注差生的发展,会不会忽视好学生的发展呢?

  蔡林森:我们“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本身就是培养尖子生的呀,因为在课堂上他们常常扮演小老师的角色。比如,数学课好学生看例题差学生看例题,然后是好学生模仿例题做习题,差学生也一样,这两步是同步进行的,结果好学生做对了,差学生做错了。下一步,老师把错误写在黑板上,请好学生起来更正,并讲为什么这样改。这样好学生理解得更深了,并获得了“免疫功能”。如果仅靠老师讲,我保证他听不到这个水平。我们的作业有必做题和选做题,好学生有的是发展的空间,因为他们学得自由啊。

  记者:您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意见,有人认为洋思中学搞的还是应试教育的一套。

  蔡林森:是有人说我引导差生学好功课是应试教育,我不承认。因为应试教育是不关心差生,只抓少数几个升学有望的学生。首先,把差生一步步引到学好功课肯定是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就是素质教育。第二,表面上我只是引导差生学好功课,实际上他集中精力学功课就没有工夫打架了,在学习中慢慢地他也学会了吃苦,树立了理想,人生观都会发生变化,能说素质没得到提高吗?我的差生在品行上也搞“周周清”,每个星期都要给有进步的学生插红旗。我从不吝惜表扬,3100个学生,有时候我会发3100封喜报。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奖励,家长看了都很感动,孩子也高兴,慢慢地他就进步了。我认为教好差生没有捷径,还是要扎扎实实地干,教他们学好功课,学会做人。

  “校长的工作就是抓协调”

  记者:听说您原来一直住在学生宿舍,您作为校长的一天通常是怎么开始的?

  蔡林森:最近两年没有住了,年龄大了,大家照顾我,现在是几位副校长住学生宿舍。这样做的好处是和学生距离近,便于管理。

  我一般比学生早起半个小时,学生六点钟起床,我是五点半。学校打起床铃的时候我已经走出了宿舍,到学生公寓转一转,看哪些宿舍没有灯光,也没有声音(为了让学生睡好觉,学校规定不准提前起床),早锻炼时我会对学生讲,今天我到哪个公寓走了走,一点声音也没有,我知道你们睡得香,我很高兴,这样你们白天才有精力学习。学生6∶15到操场早锻炼,我也到场,给学生讲上三言两语,常常是有感而发,比方说:同学们,昨天我看到大家吃饭,吃得饱、吃得好,我觉得你们懂事了;或者说:同学们,天凉了,我看到你们添了衣服,我很高兴,这样你们就不会感冒了,要是有没带够衣服的同学,可以回家拿一下。这些话同学们听了觉得温暖。放假之前(每月放一次)我就对他们说,今天下午,你们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上车下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学生会感到我在关心他,在这样的关心里他们自然会变得懂事起来。

  记者:洋思中学被树为素质教育的典范,您怎么看待学生的考试分数呢?

  蔡林森:我有个观点已经讲了快20年了:中考的分数是综合因素的结果,实际上其中的因素都是积极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中考分数就高。表面上看,中考分数反映的仅仅是学生的成绩,其实基本上也反映了品行和体质。一般来讲,成绩不错的孩子,身体也还可以,如果身体差了,老是生病,成绩肯定要下降;第二,分数高可以看出这个孩子是勤奋学习的,不勤奋他的成绩会好吗?另外,成绩好的孩子也应该是守纪的,是有信心有目标的。一般说,当然也不好绝对,分数高的孩子全面素质高些。所以我们学校首要任务还是教育孩子学好文化知识,当然,思想、身体各方面也要搞好。这就像打仗一样,既需要兵马,也需要军饷,因为战争的胜利与这些都有关系。所以不要孤立地把学习文化看做是学习知识,要懂得协调发展。

  记者:据说您最喜欢看的书是《三国演义》,听您说话也发现您特别喜欢拿“打仗”作比,那您说校长对一个学校来说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蔡林森:校长啊,就像各个阵地、方方面面的总指挥。我做校长22年了,开始的时候就觉得校长要带头,校长带了头,大家拼命干。但是忽视了协调,就出现了矛盾,甚至矛盾激化,影响学校的整体工作。慢慢地我认识到学校是部机器,要想教育质量高,就必须让它的每一个部件协调运作,校长的工作就是抓协调。

  记者:能不能讲个故事?蔡林森:有一次我在食堂吃晚饭,看到初三的同学吃得特别快,我就在第二天早锻炼时对学生讲,你们吃的时间太短了,吃不饱,晚上要饿的,这是大事,对学习也不利。谁知后来学生给我写了封信,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吃得快吗?我们的老师叫我们几点钟要到教室去。你想想看,我们要把饭吃饱,又要回宿舍洗澡,然后再到教室,时间够吗?原来如此。我知道这时候就需要校长来协调了,我让老师算个账,学生正常吃饭需要多长时间,洗碗要多长时间,往宿舍走要多长时间,洗澡要多长时间。算完了,老师也信服了,我对老师说,你不让孩子吃好饭、洗好澡,不是给他们增加了人为的困难吗?中央讲我们国家的经济要协调发展,我说我们学校也要讲协调。3000多学生,190个老师,不讲协调,就会你干扰我,我干扰你。

  记者:就是说在学校的协调发展方面校长的作用非常重要?

  蔡林森:校长要不断提醒老师,因为教数学的老师常常考虑的是数学,教语文的考虑的是语文,他们考虑的是局部,校长则要看全局。整个学校要协调,这门功课和那门功课要协调,政治思想工作和文化知识学习要协调,教学与后勤要协调,领导和教师要协调,教师和学生要协调,整个学校就是一部大机器,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作用,校长的责任是提醒和鼓励。

  “不要认为人本主义就不要规范”

  记者:来采访之前,就听说洋思中学的管理非常严格,有些人不甚理解,认为这种近乎苛刻的管理限制了师生的自由和他们自我管理的空间。您觉得这种批评是否有道理?

  蔡林森:这个问题要讲辩证法,要从实际出发,让学生张扬个性,不等于放任自流。我们国家制定发展政策的依据是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学校也一样,老师、学生的觉悟还没有达到共产主义那样的高度,特别是学生,他们的年龄小,行为必须规范,通过规范,使他们的行为向完美的方向发展。我们学校把中学生规范细化,比如,学生从楼上下来,都是一个班一个班地排好队。我觉得这是必要的秩序,否则,3000多学生同时涌向食堂,会造成许多安全隐患。坐到饭桌前,也是先来的等后来的,都到齐了再吃饭。这些生活细节实际上也是教育,日子长了学生会习惯,习惯了他就不会感到痛苦,相反会感到自豪:我讲文明,守秩序。规范的要求使学生的日常行为理性化了,变得有道德了。

  至于是不是限制了自由,我有个标准,就是看学生的脸上有没有笑容,校园里有没有歌声。你刚才也看到了,我们的学生走在队伍里很开心的。

  记者:在这种严格的管理中,个体的需要能否得到满足?

  蔡林森:当然,比如饭不够可以添,生病了想吃粥、喝汤给开小灶,早锻炼生病的孩子可以不去。我们既有统一要求,也满足个体的需要,规范中也有特殊,而且还要民主。我们的民主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比如几点钟起床、几点钟熄灯,都是由学生讨论决定的;再有,学校的孩子来自全国各地,北方的孩子觉得冬天用冷水洗碗太冷又洗不干净,学校就装了个热水箱。规范不等于教条,所有规章制度都必须代表学生利益,一代表他们的长久利益、根本利益,这就是教他们学会做人;二代表眼前利益、实际利益,让学生知道这些规矩是为了他好,而不是让他受罪。我认为这就是人本主义,不要认为人本主义就没有规范。

  记者:大家都知道,您是特别能吃苦的,并且以苦为乐,您也这么要求学校的老师吗?他们是否都能接受?

  蔡林森:校长能吃苦,老师就会肯吃苦,主流上大家做到了,已经在学校形成了一种风气。年轻老师刚来时可能不习惯,但我们也不让他吃亏,你吃了苦我们给奖金。

  记者:您教育年轻老师说,到了洋思就像到了井冈山,心里永远有希望。您说的这个希望是什么呢?

  蔡林森:他们到这里,教育思想不断更新,教学能力增强了,成为骨干教师,这对他们一生的发展都有好处。可以说洋思中学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场所,有人说它是好教师的摇篮。

  记者:那您不怕老师跳槽?

  蔡林森:多数老师还是喜欢这里的。我也尽量给老师实惠,让他们逐步富起来。我对自己要求高,但老师毕竟年轻,家里有小孩,我尽量考虑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都有满足感。这也是群众观点,是学校打品牌不可缺少的。

  “我对教育的感情好比宗教信徒”

  记者:您的人生哲学是吃苦是福,您怎么理解幸福?

  蔡林森:我总觉得吃苦是件高兴的事情,觉得自己实现了人生价值。吃苦常常是为了某种目标,所以吃苦时总是充满了希望,有成就感。本来我两年前就该退休,有民办学校要我去当校长,承诺给我50万年薪,还要给我300万的股份,但是我当场就回绝了。在这里继续干,不会给我增加工资,但我还是愿意,为什么?我说我就像个栽花的,洋思中学是一盆花,我还愿意伺弄这些花,每天早晨端出来晒晒太阳、浇浇水,晚上再端回去,每天这样跑来跑去,我觉得是享受。另外,泰兴的市长、教育局长也希望我继续干几年,政府对我这么信任,这是最大的幸福。物质的东西对我不重要,因为我生活非常简单,跟学生吃一样的饭,一个月的伙食费200多元就够了,又不去洗澡、又不去跳舞,生活开支很少,生活简单化,活得轻松。

  记者:可是让生活丰富多彩些不更好吗?

  蔡林森:我每天在学校把精力都用光了,没时间去享受那些,我喜欢在“战场”上享受“战斗”的乐趣。我正在干一件谁也不敢干谁也不能干的事,我是吃了豹子胆去干。你知道我这个学校是贷款盖的房子,用学生的捐资助学费还了款,克服了许多困难和矛盾,但因为我没有从中拿一分钱,所以没有哪个人不相信我。但这次我冒的风险更大,我打算在城里建一所分校,已经征了200多亩地。我知道只要犯一点错误就会有人找我的麻烦,我就会前功尽弃,但我认准的事就要干,因为这中间没有一点私利,完全是为了事业,所以我敢干。

  记者:您都62岁了,付出这么多心血值得吗?

  蔡林森:我这是自我加压,逼着自己攀登新的高峰,而且我相信自己能把这个学校建好。等我真退下来,就交给别的同志继续干,我比较超脱,因为我对教育的感情好像宗教信徒。

  如果换个说法,蔡林森的“倔”可以表述为“顶住压力,敢为人先”,而他的成功,或者说洋思中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便来自于他的这种行事风格。

  蔡林森乡音浓重,浑身洋溢着乡间泥土的气息,这种气息似乎给声名远扬的洋思经验定下了调子:本土的,创生的。而正是这扎扎实实生长于中国大地上的教改经验,深刻地诠释着富有时代特质的现代教育理念。

  蔡林森目光炯炯,一双眼睛似乎能把世事看穿,又似乎童心未泯,对一切都好奇,都想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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