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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保护投资者振兴股市新思维
我们应当审慎地提出一个“新监管”思维，考虑如何在大陆法系架构下，尽快融入“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这两项保护小股东的规则。
我们剖析几个香港上市公司的案例，看他们如何以让人叹为观止、匪夷所思的手法，在法律的边缘与空隙中玩杂技魔术。如此复杂的手法，非绝对冷酷地推行法制化不能禁止。
中国加入WTO以后，股市将逐步对外开放并与国际接轨。不难想像，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股市会进一步向香港及世界股市靠拢。加上中国目前正全力加强产权改革与股份制改造等措施，可以预见，中国经济体制正更加快速地朝着民营化方向发展。
但我心中总是存在一个隐忧。香港政府上个月公布香港居民有125万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每月家庭所得不及3000港元），且近来失业率高企（2001年第4季失业率高达6.1%）。经济滑坡，这将使贫穷线以下的居民人数继续增加……
当我回顾我们的邻国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时，很沉痛地想到这个在50年代早已实施民营化的亚洲强国如今安在？该国老百姓的母亲、太太和女儿们，如今必须远赴他乡做女佣。
我们目前所推行的民营化政策会将我们推向美国般的繁荣吗？有没有可能将我们推向如同菲律宾的不归路呢？
当我看到香港125万居民的家庭每月收入竟低于香港菲佣的4000港元工资时，不由打了一个寒颤。我甚至觉得我们更向菲律宾女佣模式靠拢，而离炫目的美国民营经济更远了。为什么呢？
虽然原因很多，但香港股市与房地产对香港百姓的剥削是不可诿过的。在此我不谈论房地产，只将注意力放在股市的剥削上。举例而言，李泽楷的“电讯盈科”收购“香港电讯”时，股民手中的市值损失高达2500亿港元（参见2001年5月号《新财富》）。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那是中国GNP的1/36（2001年中国GNP预计为1.14万亿美元）。而更令人痛心的是，在香港现行法制基础上，百姓竟申诉无门。
香港法制系统如同英美等国，属于普通法系。在普通法系的架构下，法庭的判例以案例与陪审团为主。对于“银广夏”、“猴王”这类案例而言，陪审团的判例基本上不需要法条的支持，而只需老百姓主观认定。
举例而言，当法庭询问陪审团有关“银广夏造假”是否有罪时，陪审团成员不需具备任何法律素养，可以仅凭本身的主观意识决定其是否有罪。但以中国的大陆法系而言，一切判案必须以法条为基础。当法条不健全时，比如“银广夏”、“猴王”案例，整个司法系统简直对其无能为力。这也是我国目前所处的困境。
普通法系对于弱小股民的保护是优于大陆法系的，但为什么香港老百姓仍是申诉无门呢？主要是因为普通法系对证交法的执行而言，也不是全无障碍的。以香港来说，我们目前所欠缺的是“辩方举证”及“集体诉讼”。但以香港2001年所修订的证交法案来看，这两个政策的推行基本上是被利益团体所操纵而胎死腹中了。我必须指出，证券市场法制化的推行是痛苦和困难的。就算是在美国也不能免于利益团体的干扰。但为什么美国人能而我们不能呢？
1933年以前的美国股市正如今天的亚洲股市。从1929年到1932年间，美国纽约证交所的市值由890亿美元降至150亿美元。在这期间投资者信心完全崩溃，许多股票甚至完全无交易。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美国股市的崩溃不是因为基本面出了问题，而是投机因素使然。当时全美55%的个人储蓄均用在炒股上。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利用融资（margin）方式炒股。但对于融资度却没有限制。虽然当时最大的放款者是证券公司，但其融资却大部分来自于银行借款（这是否与亚洲极为类似？）。当1929年股市大崩盘来临时，造成连锁反应：银行逼迫证券公司还钱，证券公司强卖客户股票，从而造成股市进一步下跌，银行进一步逼迫证券公司还钱……形成恶性循环。
美国国会在1933年时针对此事进行了听证。听证报告指出，20世纪20年代（1929年崩盘以前）股市之所以那么兴旺，主因是证券公司的炒作。证券公司发售股票时，自己先行大量买入，造成股价攀升，而不知情的投资人随后跟进（就是中国股市所谓的“与庄共舞”），造成股价进一步上升。证券公司与庄家随后就将股票卖予散户而大赚其钱。
当时有充分证据显示，上市公司造假情况非常严重（有如中国的“银广夏”），而公司内部人也大量进行内幕交易，掠夺小股民，但由于法制不健全，上市公司根本不注意信息披露，甚至不出年报。此外当时尚未建立股东大会代理制度，更让上市公司为所欲为。
美国政府在罗斯福总统的强势领导下，走了一步当时全国都反对的险棋—加强法制化以维持股市的发展。当时正值美国经济大恐慌时期，罗斯福的智囊团正在拟定国家复兴法案（National Recovery Act）。而以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为主的智囊团们也要求总统制定严格的证交法，其理念就是将政府力量引入股市监管。罗斯福总统虽然不能完全明白监管与股市发展之间的关系，但第六感告诉他，“这将是美国未来百年强盛的基础。”于是他毅然接受了加强监管的理念。
当时证交法分为《证券法》（Securities Act）和《交易法》（Exchange Act）。《证券法》授权联邦交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监管一级市场的市场规则与信息披露，《交易法》则罗列美国国会对美国股市前述的调查结果。
由于《证券法》主要为一级市场信息披露，不太涉及政府干涉，所以很快获国会通过。但《交易法》不同，由于该法罗列股市众多问题，因此政府强力介入是不可避免的。当时证券界担忧法制化会造成股市萎缩（中国股市对加强监管的呼吁似乎就有类似反应），因此他们提出自己的方案。为让《交易法》顺利通关，美国政府当时做了不少让步，最大让步是成立了美国证监会。为什么呢？因为证券界不希望联邦交易委员会介入，尤其不希望时任联邦交易委员会主席同时高呼管制的兰德斯（James M. Landers）介入，因此他们同意成立一个政府的代理机构，即美国证监会，而美国证监会仅可以负责股市监管。在证券界的压力下，美国政府又让了步，允许证券界的大庄家出任美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那人就是肯尼迪（Joseph Kennedy）。
这位肯尼迪就是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父亲。当时发展至此，我们只能对美国的证监制度捏一把汗—美国政府不得不向利益团体低头。但大家是否记得，美国国歌中有句歌词“天佑美国”。因为除了天佑美国之外，我实在找不到其它原因可以解释其后戏剧性的发展—美国证券界人士做梦也没想到，肯尼迪竟然在日后善用自己以往的违规经验，变成证券界违规者的大杀手。而他甚至聘任兰德斯与道格拉斯做他副手。道格拉斯是第二任主席，兰德斯是第三任。
他们三个最大特点是绝对冷酷地推行法制化—我反复提及的“辩方举证”及“集体诉讼”制度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因为肯尼迪等人透过自身的炒作很清楚地了解到，整
部证券交易法无论你写得多漂亮都是没用的，只有“执行”才是关键。而执行的利器正是“辩方举证”与“集体诉讼”。
美国的这段掌故虽然显示“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的诞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有目共睹的是，其对美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贡献是必然的。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希望中国会重复美国当年的偶然，这也是不可能的。但作为智慧的人类，我们理应具有这样的理性和能动性，将过去的偶然提炼运用为今天的必然，理应吸纳前人之鉴，跳跃曲折反复的试错过程，一步到位地建起经时间证明为优秀的监管制度。我们应当审慎地提出一个“新监管”思维，考虑如何在大陆法系架构下，尽快融入“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这两项保护小股民的规则。
我在此期《新财富》中特别剖析几家在香港上市的本地公司与中资公司的资本运作手法，是想让读者由这几个案例看到相当复杂的股市操控与内幕交易手法，看他们如何在法律的边缘与空隙中玩杂技魔术，且手法高超得如何让人叹为观止、匪夷所思。
试想，作为杂技魔术的观众—小股民，要举证说清楚其杂技的原理、魔术的窍门及每个细节，简直是难于上青天。但当法律授予全体观众在台下齐声呐喊的权利，要求演员把其伎俩解释清楚时，那么杂技魔术的每个细节自然会毫不费力地大白于天下了。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赞赏“集体诉讼”和“辩方举证”的理由。
作者：郎咸平 来源：《新财富》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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