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语守望者

爱尔兰语守望者

爱尔兰语守望者

　　作者/ 侯林梅

　　爱尔兰语属于凯尔特语。公元12世纪，伴随着英国的入侵，英语传人爱尔兰，凯尔特文化受到重创。从13世纪开始，爱尔兰作家用英语进行创作。①目前只有在爱尔兰西部几个郡爱尔兰语才被当做第一语言使用，但在书面使用中，英语还占主导地位。

　　爱尔兰著名女诗人努拉·尼·古诺尔(Nuala Ni Dhomhnaill)（1952-）在创作时坚持用爱尔兰语，尽管国内根本没有只讲爱尔兰语的人；尽管国内的其他诗人在创作时主要使用的语言是英语；尽管很多本族人都不理解她这样做的意义——甚至她母亲都称她用爱尔兰语创作是“发疯”②，因为这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她的读者群以及诗歌的传播，但古诺尔创作时坚持使用爱尔兰语，因为她认为爱尔兰语是一门极具弹性和情感感受性的语言；历史厚重，富有神话典故；它还能扩展想象的广度和深度，因为历史的涤荡使它能表达人们之间的点滴情感变化。古诺尔认为很多国际知名的学者都认为这门贫农的语言“好像总是马上要变成诗歌”③。语言、文化、民族性是一个概念的三个部分，是密不可分的。古诺尔想通过爱尔兰语写作让她的同胞们置身于爱尔兰语言遗产中，以保留爱尔兰文化、凯尔特传统以及爱尔兰性。正如法侬所说，对民族文化的张扬“不仅恢复了民族面貌，也会因此对民族文化的未来充满希望”④。

　　古诺尔的诗歌“语言问题”，是用来回答评论家对于她用爱尔兰语创作动机的探究，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个疯狂的举动。“将希望寄托于东流／于这叶语言之舟……就这样随波漂流，／未知何处停泊；也许，就在／某位法老女儿的膝头。”（姜士昌译）诗歌是借用圣经中摩西的典故：摩西曾被置于篮中，顺流而下，后被法老的女儿捡到并收养。圣经中摩西负有将希伯来人带出埃及、摆脱法老奴役的使命。上帝安排摩西被法老的女儿收养，是为了摩西日后能顺利完成上帝交给他的使命。而诗歌中的这叶“语言之舟”承载的是像摩西一样的希望。古诺尔的“语言之舟”中的“婴孩”就是古诺尔的诗歌作品，是她的产儿。娇弱的婴孩“漂浮在河畔的／芦苇／和灯心草中”，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而古诺尔恰恰是希望通过将“婴孩”、爱尔兰语以及她的希望置于篮中来免除其面临的生命危险。“我”希望这叶“语言之舟”能像摩西一样，停？自在“某位法老女儿的膝头”。在法老女儿的呵护下茁长成长。但问题的关键是：这叶“语言之舟”能否像摩西一样，幸运地到达“某位法老女儿的膝头”？虽然希望渺茫，前途叵测，但最后的孤注一掷也比坐以待毙更有意义，所以古诺尔像摩西的母亲一样，选择了最后的奋力一搏。古诺尔用纯爱尔兰语进行创作，不遗余力地保留爱尔兰语，就是在努力完成一项伟大的使命。

　　在诗歌“爱尔兰语言”中，古诺尔则是以朴素的语言勾勒出了爱尔兰语的历史。 “我是爱尔兰语……诗人们曾使用我／贵族们曾使用我／甚至孩子们也用过我／他们曾以我为豪／于是我兴盛了／／但是陌生人来了／他压制我／更糟糕的是／我自己的人民遗弃了我……扬起我的头／将快乐融入我的心中／请讲我吧／请讲我！”（杨建玫译）在第一个诗节中，诗人化身爱尔兰语这门古老的语言，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向读者详述了自己昔日的繁荣：“诗人们曾使用我／贵族们曾使用我／甚至孩子们也用过我”，满是骄傲和自豪之情——“我”有着广泛的使用域，被不同阶层的人所接受；一门语言只有被人广泛使用，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所以“我兴盛了”。但在第二个诗节中，“我”犹如虎落平阳，“陌生人”“压制我”，“我自己的人民遗弃了我”，“现在我衰败了”，此处控诉英国殖民入侵的罪恶，揭露其给爱尔兰语带来的灭顶之灾。历史上，语言问题和殖民问题总是纠结在一起，通过强迫殖民地人民学习宗主国的语言和文化，殖民者试图彻底抹杀被殖民者的文化意识、民族和身份、彻底将其“同化”。语言植根于深厚的民族土壤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爱尔兰语也是这样。尽管现在讲“我”的人很少，但“我”并没有就此消沉，“衰弱／败”的“我”坚信“我将永远与你在一起”。至此——诗歌的第十六行，才出现了第一个标点，这表达了“我”将久已压抑的复杂情感——曾经的骄傲、自豪和后来的屈辱、失望、无奈以及永远的自信等一吐为快的心情。诗歌的最后四行给人以鼓舞和希望：“扬起我的头／将快乐融入我的心中／请讲我吧／请讲我！”经历过劫难后，“我”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满怀希望，充满信心，坚信“我”一定会被自己的人民重新接受，“永远与你在一起”。

　　古诺尔的诗歌也关注由“仙女、妖怪和精灵构成的另一个世界．它们的影响在爱尔兰人的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⑤。它们也是爱尔兰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古诺尔曾经写道：“比如有天晚上，我决定去克里的婶婶家。她听见我来了。她知道是我，因为她熟悉我在水泥路上的脚步声。但当我轻轻敲门时，她还是喊道：“你是人还是鬼？”因为你有可能是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取决于你属于哪一类……这只是一个玩笑，但这个玩笑是藉由爱尔兰语言本身丰富的想象力而实现的。”⑥“在诗人看来，爱尔兰语言的想象力是它最伟大的力量之一。”⑦想象力是文学，尤其是诗歌的翅膀，所以古诺尔徜徉在爱尔兰语中，获得了诗歌最宝贵的资质。古诺尔的诗歌也不乏对另一个世界的描绘，因为在她看来，此世界即彼世界，彼世界即此世界。她将凯尔特神话中最负盛名的大英雄——光之子库丘林改写为一个不光彩的私生子。此处姑且不论诗歌所蕴涵的社会意义，古诺尔对传统神话所进行的解构和刷新也是为了促进爱尔兰语与时俱进，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在诗歌“梅德开口了”中，诗人借用凯尔特神话传说中强健、凶悍、令人敬畏的梅德女王，让她成为觉醒的爱尔兰女性的统帅。为了爱尔兰女性的荣誉和权力，好战的女王再次发动战争，声讨爱尔兰的男权统治。古诺尔立足传统、尊重传统的同时又刷新传统。

　　生活在讲英语同胞们的包围中，古诺尔不止一次面临身份危机和问题。她也在诗歌中描写了自己的真实处境，挣扎于英语和爱尔兰语两个世界的两难处境。诗歌“深夜捕鱼”描写的就是这样的经历。“悬崖下，／一只手熟悉／巨石上海草的生长，／另一只手，如海盗一样／伸出去抓鱼”，“这本书你何时／身处危险时都应该拿好。”“但我怎么会／用同一只手来抓鱼？”“我的右手抓着／海草。在我左侧，／一条闪闪发光、纯金色的鱼，……游离在／我的手掌左右。⑧古诺尔出生于英国兰开夏郡的圣海伦斯，五岁时迁回爱尔兰克里郡的丁戈爱尔兰语区，那里至今仍然使用盖尔语。⑨盖尔语和爱尔兰文化、凯尔特传统一道构成独特的爱尔兰性。第一个诗节中诗人写道：“是时候……一只手熟悉／巨石上海草的生长／另一只手，如海盗一样／伸出去抓鱼。”“是时候”（it’s high time）暗指事情的紧迫性，“熟悉／巨石上海草的生长”暗喻去掌握海草所象征的爱尔兰传统文化，它植根于巨石——表明爱尔兰传统文化深厚的根基。“我”的“另一只手……伸出去抓鱼”，“鱼”象征爱尔兰语言。身为爱尔兰人，掌握民族文化之根的同时可以更好地驾驭本民族的语言。“说着一口标准的英语”的“陌生女孩”的出现打破了“我”自由、无拘无束的状态。她的语言在“我”看来，“大部分／没有意义，就像你听到／拖脏的雪杂乱地／从天而降时发出的叹息声。”这表明了诗人对所谓的“标准的英语”的排斥。“陌生女孩”把一本书强加给“我”，并告诫“这本书你何时／身处危险时都应该拿好”——表明了英国殖民者在爱尔兰人面前以主人、救世主自居的心态。手拿书本的“我”不能伸手捕捉那条鱼，它“闪闪发光、纯金色”“正在搅起诱惑性的波纹”且“游离在／我的手掌左右”，表明了“鱼”和“书”各自所代表的世界之间的冲突：爱尔兰语（熟悉的、自由的、被殖民者的世界）与英语（学究式、迂腐、殖民者的世界）。在诗人看来，尽管英语是一门通用的语言——或许能像“陌生女孩”所说的那样化解危险，尽管现实中大部分爱尔兰人会流利地用英语而不是爱尔兰语交流，但“我”却被“鱼”所代表的爱尔兰本族语深深吸引。现实中，古诺尔就是那位坚定的捕鱼者，游弋在大海中，一只手抓牢传统文化，另一只手尽情地与爱尔兰语（鱼）嬉戏、追逐。

　　她明确表示她献身于这门语言因深信其“深层存在着令人愉悦和鼓励的东西，同时也是语言和想象活力的源泉”⑩。古诺尔无数次地在她的书信、作品和采访中表达了对爱尔兰语的坚守和爱恋。一个民族若失去自己独有的语言以及与之紧紧相连的民族性、文化和传统等，那么这个民族将失去它赖以存在的根本基础。在今天全球化、国际化的背景下，古诺尔对爱尔兰语的坚守之途漫长而修远，但是，其满怀的信心和勇于负责的精神却是值得当代知识分子借鉴的。

　　[作者简介]

　　侯林梅（1979-），女，河南林州人，文学硕士，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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