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道路

张京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道路

自从先秦时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己所承担的使命和所要走的道路，有一个自觉的、普遍的认识，就是“殊途同归”。“殊途”是允许有儒、道、墨、法等等不同学说流派的并存。“同归”是认为虽然有各家学说流派的不同，但是各家在归宿即最终目的上则是共同的。这个共同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求参与社会政治实践，积极入世，在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方面积极进取，有所作为，有所贡献，有所成就。

最早提出来“殊途同归”的是孔子，孔子在解释《周易》的时候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汉初司马谈在作《六家要指》时再次重申了“殊途同归”的原则，他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治”就是政治，“为治”是中国古代识知分子对自身使命的一个普遍认识，除孔子和司马谈外，许多人都曾有过与此相同的表述。可以说，殊途同归，积极参与政治实践，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本性所在，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所在。从最初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具有关心社会、忧国忧民的优良本色。

在比较早的历史时期，具体地说是在西周时期，社会中的知识和文化都是在官府的掌握中。是什么样的官职就掌握什么样的知识，没有相应的知识和文化就不能担任相应的职务。《汉书》的作者班固说诸子百家中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历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官，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小说家出于稗官，就是这个道理。在这一时期中，知识和文化是不外传、不外流的。《汉书》中说，汉成帝的叔父东平王想读《史记》和诸子的著作，“时书不布”，东平王只好向朝廷的秘府中去借，但是汉成帝最后也没有借书给他，可见汉朝时仍然有知识不外流的遗风。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受到历代儒士痛骂的一个行为，但其实秦始皇和丞相李斯只不过是坚持了知识文化要为官府所掌握不得外流的传统做法，当时号称“若欲有学法令，以史为师”。

只是在西周东迁以后，王室倾危，贵族没落，过去由官府所掌握的知识文化才得以外流，知识开始下放到民间，开始为新出现的“士”阶层所讲习，由此就开创出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一个异常盛大的文化思潮。当时儒家和道家这两大家的创始人孔子和老子，孔子就曾亲自到东周朝廷中去学习礼仪，而老子本人即曾在官府中担任“柱下史”的官职，后来归隐，正是“"带艺还乡”。

“士”阶层是由衰落了的贵族和上升了的平民构成的一个特殊阶层。“士”阶层由于失去了过去作为贵族的优越地位，就转而讲习知识文化，希望由此弥补失去了的有利条件，而重新参与社会政治实践。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表面上看是有一个异常盛大的讲习知识文化的场面，实质上则是要求把知识文化和官府和政治重新统一起来；是要改变过去宗法制的由贵族血缘世袭的政治制度.而代之以由掌握了知识文化的“士”阶层来担任全社会的政治领导职责。

在这方面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最具有典型意义。孔子在先秦诸子之中，社会责任感和功利意识最为强烈，由他建立起来的儒家学说体系所表现出的政治实践精神最为鲜明。孔子自己本是殷商王族的后裔，是春秋十二个大诸侯国中宋国的开创者微子启的后代，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是他的十一世祖。只是到后来，孔子这一支衰落了，又从宋国迁到了鲁国，因此到孔子时他的身分就成为“布衣”，也就是平民。但孔子并没有像普通的平民百姓那样安排自己的一生，他保持了自己显贵祖先的贵族意识和政治意识，同时勤习苦学，发愤要有一番作为。后来他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学说理论，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要建立“仁政”的政治目的。孔子因此就由一个普通的“布衣”身分转而成为了“士”阶层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在孔子的生年，他曾经离开鲁国到各国去求学游说，谋求出仕从政。他的足迹遍布于陈、卫、曹、宋、郑、楚、蔡各地，前后长达十四年之久，所经历的艰辛困苦在当时就是晋文公重耳的流亡经历也难以与之相比。孔子的幼年“贫且贱”，既没有经济地位，也没有社会地位，这使得孔子在思想感情上对社会下层比较接近。后来他经过苦学，成为了中原范围内一个最博学的人。孔子虽然博学，但是他对于知识的选择却最为严格。先秦诸子中其他诸子所讲习的知识，有许多孔子是不讲的。比如死人的事孔子是不讲的，鬼神的事孔子是不讲的，怪异的事不讲，赋敛的事不讲，争战的事不讲，玄虚的“天”不讲。孔子讲“仁”，“仁”就是“人”。《大戴礼记》中记载鲁哀公问孔子说:“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回答说:“人道政为大。”鲁哀公又问:“敢问何谓为政？”孔子说:“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孔子艰难困苦耽精竭虑的一生，就是要建立一个代表全社会所有人利益的政治原则，就是要寻找一个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公正的政治道路。

孔子曾经希望自己能够在鲁国建立起一个像周文王、武王和周公建立的西周政权那样的东方的政权“东周”来。他的这一政治愿望没有得以实现，正因为如此，孔子在后人的评价中才没有成为一个政治家，而只是限定为一个学者，一个教育家。实际上仅仅作为一个教育家并不是孔子的最大愿望。不过，孔子关心社会和积极参与政治实践的主张后来得到了孟子、荀子等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的继承和发扬，从而光大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刚健自强、经世治国、治国平天下的积极健康的一面，使它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最优秀的传统，成为历代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典范。从孔子以后，凡是有大学问、有真知识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是关心社会、对社会做出实际贡献的人。如果只是精晓某一专门知识，只是关心自己的个人事业，就不能算是有大学问和真知识。

道家是先秦诸子中的又一个重要流派。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和庄子看到当时的政治很腐败，对政治感到失望，因此持消极态度，把自己的热情转到了自然方面。但是道家所以要倾向于自然，本是由于对政治的失望，因此道家仍然是关心社会和关心政治的。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文学家都受到过道家的影响，或者有和道家一样的感触，比如战国汉初的屈原、贾谊，三国时期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陶渊明，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以及宋元山水画和花鸟画中的许多艺术家等等，表面上看他们是把自己的兴趣转向自然，实际上这些人往往是愤世嫉俗，对社会抱以极大的热情。只是由于当时政治的腐败，才不得已做一些“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表明古代知识分子对自身社会政治实践使命的认识，这就是古人对于“书”的态度。在先秦时期，读书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首先，知识为官府所控制，平民百姓想读到书极其不易。其次，学习和传授知识都还不是职业的，有了知识并不等于就有饭吃。第三，在造纸和印刷技术产生之前，“书”是写在用韦编成的竹简上的，抄写一部书成本很高，所以“书”在当时本是一种十分稀少和珍贵的东西，只有有条件的人家才能够“藏书”，以至于许多人在死后还以书做陪葬。先秦诸子是最讲究读书的，他们对书的爱惜可想而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诸子都认为书还并不是最珍贵的，读到了书并不是学问做到了头。“知”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行”，是实践。比如孟子就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话，庄子也曾经说，世之所贵者书也，书之所贵在语，语之所贵在言，言之所贵在意，“得意而忘言”。读书的目的不是局限在书中，为读书而读书，而是要超出书本之上。掌握知识文化的最终目的是要运用它们参与政治实践，对社会做出实际贡献。

由于孔子十分关心政治，所以他对许多古代帝王都有很好的评价。在孔子所盛赞过的人物中，最突出的就是尧、舜、禹、周文王、武王、周公，以及管仲等人。由于古代知识分子具有关注社会政治实践的传统，所以他们都能自觉地向政治上靠拢，以历代比较开明有为的政治家作为自己的准则和典范。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过程中，儒家的“儒统”实际上是有两个系列。一个是孔子、孟子、荀子的系列，这是为后代所公认的具有开创之功的儒家大师的系列。另一个是尧、舜、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周公、齐桓公、管仲、汉高祖、汉武帝等人的一个系列。这些帝王人物虽然不是知识分子，不是学士文人，有些甚至没有文化，但由于他们有政治作为，对社会做出过重要贡献，因此同样是为历代知识分子尤其是儒家一派所效法、所尊重的。孔、孟、荀的系列叫做“师”，尧、舜、禹的系列叫做“君”，二者具有同等的意义，可以合在一起并称为“君师”。

总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的知识文化，从它一开始产生、发生，就是密切地关注于社会的进步，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实践的。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知识文化的最主要特点。尽管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制约之下，像孔子所描述的“大同”、“小康”的理想不可能实现，建立一个新的东方国家的理想不可能实现，但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这种刚健有为的精神，这种优良的传统，却一直在为历代知识分子所不断地继承和发扬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自始至终都不离开社会，不离开“人”这个中心，不离开实践，不离开对人类文明的积极贡献。这一点就是在今天也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原刊共青团中央《青少年读书指南》杂志1989年7－8月合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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