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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前后的袁世凯
一 1913年10月，美国驻华公使芮思施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他（袁世凯）身材矮胖，但脸部表情丰富，举止敏捷。粗脖子，圆脑袋，看来精力非常充沛。他的两只眼睛长得优雅而明亮，敏锐而灵活，经常带有机警的神情。他锐利地盯着来访的客人，但不显露敌意，而老是那样充满着强烈的兴趣。他的两只眼睛显示他多么敏捷地领悟谈话的趋向。
同时代人无不对袁世凯的能力印象深刻。黄炎培回忆到：“他记性绝好，从不忘记任何人或者事。因此，当一个地方官员受他接见，谈及地方事务和私事时，袁常常以其广博的学识和记忆力使来访者大吃一惊。他的部属亦因此而害怕他。”阎锡山回忆他初次晋见袁世凯时，“他一见面就把我想要对他说的话全说了，然后问我还有什么话，使人再无可言。”他精力永远充沛，“简直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纽约时报》）虽然一天工作十多小时，从来不见倦容。他处事果断，能敏锐地发现局势的要害，迅速做出重大决策。
在满清时代，袁世凯无疑是“新派人物”。他早年从事外交，对世界大势有较清醒的认识。他对西方的羡慕达到了崇拜的程度。正如陈志让所说：“袁世凯象大多数并不憎恨西方的中国人一样，他总是美化西方。例如，他曾说过‘西洋无一平民不通军事，反过来说，每一士兵都曾受过教育。’”比起前辈曾国藩李鸿章或者张之洞，他已经突破了“体”、“用”的藩篱，放弃了维护中国文明传承的道义感。他的目的只是使中国富强，至于用什么手段并不理会：要知道，他是以一个不择手段的政客的形象被载入历史的。
证明他是“进步派”，“改革家”的证据不胜枚举。他痛恨科举，一生都致力于兴办现代教育。任直隶总督期间，他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直隶的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发展在全国独树一帜。他在天津修建公园和引进电车电灯，推行西洋字母，进行市政选举，一时引起全世界的注目。他的地位、能力和政见，使他水到渠成地掌握了满清朝政大权。
1908年，《纽约时报》在报导中说，袁是“清国当代最重要的人物”，是“改革派人物中的第一人”。1911年，不论革命派还是保守派都认为袁世凯是有能力领导中国的唯一一人。甚至直到1913年10月，在他谋杀了宋教仁和粉碎了“二次革命”之后，全国的主要政治力量还都对袁世凯表示支持，仍然寄希望于这个铁腕人物带领中国走出革命阵痛，走向独立富强。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假设， 如果袁世凯在1913年死去，他会做为一个进步人物，一个卓越的政治家被永载史册。不幸的是，他又多活了三年。正是在这三年里，他把自己从一个“一贯进步”的时代弄潮儿变成了“开历史倒车”的“窃国大盗”。二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天津进行的市政选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选举。这次选举是袁世凯进行的地方自治试验的一部分。
选举将产生出一个议会，这个地方议会将负责辅助政府处理地方上兴办教育、征税、市政建设、公益事业、移风易俗等事宜。议会将组织调动民间力量，进行城镇的自我管理，维护市民利益。政府的重大决策措施要经过议会讨论批准。
日俄战争后，所有人都开始相信“只有‘立宪’才能救中国”，其中包括70岁的老太太慈禧。1905年，袁世凯向朝廷申请，在直隶进行最早的地方自治试验。袁世凯认为，地方自治是通向政治民主的开始。中国民智不启，只有通过地方自治，让人民在基层选举中学会使用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才能使原来不知选举为何物的中国人激发政治热情，学会政治参与。
做为中国政治民主的发轫之作，天津的市政选举进行得困难重重。选民们不知道这个新鲜事物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报着一贯的远离政治的信条，对袁世凯的努力袖手旁观。袁世凯派出一批人到日本学习了四个月的选举办法，回来担任宣讲员，到各个城市乡村讲解选举给大家带来的好处。他创办“法政官话报”，利用报纸连篇累牍进行宣传。他把自治利益“编成白话，张贴广告，以期家喻户晓”。费尽心血之后，13567名合格选民，也只有1300人进行了登记。袁世凯深刻体会到了一种西方制度在中国生根的困难。通过使用强制命令和发放奖金的胡罗卜加大棒政策，最后他勉强动员了8753人进行了投票，选举出由三十名绅士组成的天津县地方议会。在选举后不久，他离开了天津，这个自治组织徒具其名，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袁世凯自己承认：“三年自治，收效甚微。”
可以说，地方自治这只猛兽当初正是袁世凯亲手从笼自己里放出来的。这一经历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国民素质的低下，人民的冷漠让他焦急也让他失望。他恨不得能在这只猛兽身上狠狠抽上一鞭，让它迅跑起来，早一日把中国带出黑暗。三 然而，当民主和宪法真的降临到这片土地上时，袁世凯的反应却是惊慌失措。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当中，政治结构的突变使国家行政效率暂时下降，自我防御能力受到削弱。然而，在这种混乱中有着一种朝气蓬勃的气息。《剑桥中华民国史》描述民国初年的情况说：“党的组建和竞争是一个以自由主义的热情和社会日趋解放的趋势为特征的时代的组成部分。例如，对官僚的敬畏显著地减少了。一个规模不大，但十分活跃而自信的妇女运动受到全国的注视。这个运动主张妇女有选举权、妇女普遍受教育，主张改革婚姻习俗。报纸的数量激增，人们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在城市，新发型和新款式服装流行。”
然而，袁世凯只看到了混乱，没有看到活力。他看到了前清政令统一的局面破碎了，各省各自为政，不听中央指挥，他这个临时大总统甚至不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外任命一个县长。他看到了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前清的国家机构统统失灵，各种政党蜂起，报纸上和议会里成天是吵闹之声。他看到了军队内部开始成立党派，学生们走上街头，孔子被赶出教课书，甚至妇女们也开始抛头露面。他感到极为不安。他认为，人民对平等和自由的理解发生了错误：“一般人民以国体既改，国民均属平等，于是乎子抗其父，妻抗其夫，属员抵抗长官，军士抵抗统帅，以抵抗命令为平等，以服从命令为奇辱。而政治遂不能收统一之效。”
而做为一个政府首长，他感觉更无法忍受的是自身的处境。各省纷纷截留税收，使得中央失去了财政来源，让他连政府人员的工资都开不出来，更不用说兴办各种事业了。各省各自为政，行政不能统一，使得他掌握不了国家的外交，在列强的虎视之下，中国将丧失自卫能力。最让他气愤的，是《临时约法》对他的过分约束，加之议会效率低下，使他的行政措施首先在议会就遭搁浅。X2[X1.85 `mVzE6 Wq}= Z.Az-M9*vM经济论文56Aqq2 )ly( ,mC{DhXj#f
民初幼稚的议会也确实表现不佳：
法定人数之缺，日所有闻；休会逃席之举，成为故实。幸而开会，则村妪骂邻，顽童闹学，框攘拉杂，销此半日之光阴，则相率鸟兽散而已。（梁启超：《国会之自杀》）论文1913年前后的袁世凯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从打孙中山手中接过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开始，袁世凯就不断报怨。他报怨自己没有权力：“查临时约法……即其内容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总统……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苦痛者。”他声称“国家元气凋丧”、“衰弱至极”，在列强包围下危机重重。他认为民国成立之后，人民遭受了“洪水猛兽之奇灾”，而自己则承受着“棘地荆天之痛苦”。（《袁世凯致众议院咨请增修约法案文》）
一句话，革命后的形势在他眼里不是“好的很”，而是“糟得很”。民主共和“办早了”“办糟了”。当宋教仁开始进行议会斗争，试图进一步架空他的时候，他决定不再退缩，而是开始反击。他坚信，他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维护中国的利益。他决心在中国恢复秩序，然后再谈其他。四 人们大多知道袁世凯早年是个浪子，从政时是个不择手段的政客，没有多少人了解军人出身的袁世凯对秩序的热爱。
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这样回忆：
他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总是挺直了腰的。他在坐下的时候，总是一边由鼻子里发出嗯的一声，一边用手摸着胡子，然后慢慢地就坐。他坐下以后，总是两腿叉开，两只手经常放在膝盖上。……从来没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时候。
……
我父亲的起居饮食，一年四季，是有一套刻板规矩的。他每天早上六时起床，六时半吃早点。早点总是吃一大海碗的鸡丝汤面……
十一点半他吃午饭。所吃的菜，不但花样经久不变，而且摆的位置也从不变换。例如，他最爱吃清蒸鸭子，那么，在入冬以后，就每顿必有这个菜，位置一定摆在桌子的中央。又如，肉丝炒韭黄摆在东边，红烧肉摆在西边，那么，只要不换这两个菜，位置就固定在一东一西。
……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能连续几年月不厌倦地吃同一个菜的人捍卫秩序的决心。做为一个多年的职业军人，袁世凯深信秩序才能带来效率。做为一个长于实践的官员，他最得意的是自己的管理能力。他习惯于把一切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然后象弹钢琴一样分出轻重缓急，有条不紊地一一处理。当他的案头堆积了如山的文件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就象一位音乐大师，有着进行一场精彩演出的不可扼止的冲动。他数十年官僚生涯的最大经验是做事一定要按部就班。《剑桥中华民国史》精辟地指出了他的政治个性：“他迷恋规章制度和程序规定。他鼓吹官僚主义纪律，重视行政管理经验甚于其他长处。他不信任自发性和不受管束的政治行为。设计统治结构，配备可靠的官员，是他治理中国弊病的秘方。”
“他可以等待时机，但他要消除不可预料的和不正规的事物的强烈欲望，证明是令人生畏的。”
虽然袁以新派著称，喜欢西洋玩艺儿，然而他却娶了九个姨太太，并且偏爱缠足女人。他让女儿们接受新式教育，学习外语、体操、地理，却规定她们在家里只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并且为她们包办婚姻。他虽然一生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却只信中医，不信西医。他欣赏西洋理性，却迷恋中国经验。
虽然他推崇西洋政治，事实证明，他对西方政治运作并不真正了解。他羡慕西方政治中的效率和秩序，但是对议会的制约却无法忍受。这种制约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紧张，一种有益的敌对，然而，在袁世凯的经验和逻辑中只有天无二日，只有你死我活。他不能理解混乱和活力、敌对与健康的关系。
象大多数不了解西方的人一样，除朝鲜外一生没有到过他国的袁对西方社会的美好想象中有着许多想当然的成分。他只看到了美好的一面，却没有注意到背面的弊端。他理解的共和是：“共和政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因而共和是秩序和效率的象征，而不是象现在的民国，一片混乱。五 在退让忍隐同时也是观察了一年多以后，袁世凯认为他已经了解了这些革命党人的底细。他推崇西洋，然而看不起那些穿着西装的革命党人。他们浮躁幼稚，急于求成，除了夸夸其谈和“捣乱”以外，别无本事。他们从西洋生搬硬套来的那一套，在中国社会根本行不通。在中国，必须用中国的方式来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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