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研究综述

郑观应研究综述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和实业家。其生平活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密切相关；其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外交、文学、教育、法学、新闻等诸多领域。曾对康梁、孙中山、毛泽东等人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也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迄今出版、发表了一大批有关研究郑观应生平和思想的专著、论文和资料。本文拟对1949年以来郑观应研究的概况，分门别类，进行简要的介绍，以期对进一步深化郑观应的研究有一定的帮助。
　　　　一、专著、文集
　　1981年，夏东元出版了第一部研究郑观应的专著《郑观应传》。1996年，作者又在原书基础上补充、修订成《郑观应》。[1]作者立足于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揭示出郑观应思想体系和实践活动的历史进步意义。作者指出，郑观应思想体系的核心是：欲攘外，亟须自强；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该书认为，郑观应把“攘外”作为救国的头等大事，把“振工商”作为富强的根基，把“速立宪法”作为达到富强的政治保证。这一思想体系，在19世纪下半期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作者运用历史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从社会经济形态变革的历史背景中去把握郑观应的思想发展脉络，进而从郑观应的思想体系框架内探究其社会实践的动机和意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线索将郑观应的思想和活动穿联贯通，揭示历史人物性格演变的内在逻辑，论证了郑观应思想和实践的历史进步性。从而作出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揭示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的历史评价。1997年，易惠莉出版了《郑观应评传》，[2]对郑观应的思想和生平，作进一步深入的分析和研究。2000年，邓景滨出版了《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3]为第一部专门研究郑观应诗歌成就的著作。
　　文集方面，1982年和1988年，夏东元编辑出版了《郑观应集》上、下册，[4]收录《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盛世危言后编》、《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待鹤山人晚年纪念诗》、《香山郑慎馀堂待鹤老人嘱书》等书。该书收罗宏富、校勘精良，为研究郑观应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此外，尚有1995年邓景滨编的《郑观应诗选》。[5]
　　　　二、郑观应生平与思想的综合研究
　　1957年发表的王炳义的《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6]和1958年发表的王永康的《郑观应其人及其思想》，[7]是较早对郑观应生平与思想进行较全面研究的文章。王炳义的文章指出，作为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改良主义者，郑观应认为要使中国真正富强，必须进行变法维新。其改革方案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着“振兴商务”，进行“商战”，从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出发。经济上，主张实行保护贸易的关税政策，准许民间自办企业，并且要求朝廷加以保护；发展机器工业；开采矿产，举办近代交通事业；发展农业生产等。政治上，主张设立商务公所，以保护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学习西方议会制度和创立宪法；革除原有政治机构的腐败、贪污、冗官太多等弊端。在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也提出改革措施。作者指出郑观应的思想代表着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到戊戌变法以前改良主义的思想。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主以中学（君主），辅以西学（立宪）”，是一种君主立宪论。他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并与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思想上的斗争，打击清政府的君主专制政体。同时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极力呼吁自强救国。因此其改良主义思想具有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映了当时广大爱国人民的要求，对以后的改良派产生一定影响，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但郑观应的思想也存在着对封建统治的依赖、对帝国主义的幻想、理论上落后和复古主义”倾向等局限性。王永康的文章认为，郑观应是一个商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具有较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所以他在经济上特别提出“商务”、“护商”和“商战”的主张，在政治上也强调议院政治的重要性，他所反映的资产阶级要求是较同时代的人更为迫切的。郑观应从中国儒家唯心思想体系出发，提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实际上，就是要在政治上维护封建传统，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他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基本依据。郑观应在经济上，从振兴商务的角度出发，要求发展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财政金融业，不但强调商品流通，而且注意商品生产；在政治上，主张在中国实行议院政治；在外交上，主张依照国际公法，修改或废除中国与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文化教育上，主张改革科举制度，推行实用教育与普及教育。作者还分析了郑观应与顽固守旧派在经济上、政治上、体用关系上的矛盾与斗争，强调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性。
　　1964年，邵循正发表《论郑观应》[8]一文，对郑观应的生平活动和思想的若干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在郑观应与买办的关系上，通过比较郑观应与买办唐廷枢、徐润经历、思想的异同，指出郑观应首先是一个爱国忧时，不满社会现状的封建知识分子。他虽然寄身买办阶层，但和一般买办并不气味相投。在郑观应和洋务派关系上，指出他们既存在合作共事，也存在观点上鲜明的冲突。关于郑观应向西方学习及其失败的问题，作者是认为《易言》和《盛世危言》分别代表郑观应19世纪六七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向西方学习的见解。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主张更广泛地学习西方的“天学、地学、人学”，主张设立议院。但甲午战争以后，其思想日趋保守。他以中国民智未开，力主不可亟开议院，反映了改良主义者向外国资产阶级学习的愈来愈没有出路。作者还分析郑观应和盛宣怀集团分歧和合作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郑观应政治思想的迅速退化以至反动的影响。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有关郑观应思想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夏东元连续发表《郑观应思想发展论》、[9]《论郑观应的一身四任——再论郑观应》、[10]《郑观应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思想家》[11]等文章，对郑观应的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郑观应思想发展论》中，作者指出，郑观应思想的精髓，首先是他的变法救国和重点防俄；其次是注重兵战，更注重商战。作者还通过郑观应兴办企业所采取的形式，反映郑观应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抵制的一面，也有依靠的一面。关于郑观应与盛宣怀的关系，作者认为由于两者在经济利益上密切联系，因而在诸多政治、经济问题上，观点一致。但由于郑观应毕竟是一个要反对侵略以救世为志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家，故在实行立宪、设立议院等问题上，与盛宣怀又有分岐。对于郑观应不同时期的设议院行立宪主张的评价问题，作者指出甲午以后，郑观应主张缓行立宪，这与康梁等人为了避免维新运动的阻力把设议院暂不提到日程的思潮以及迎合江苏藩司邓华熙的意见有关。而1900年郑观应又力主速行立宪，这固然与维护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有关。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郑观应的立宪以收民心，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论郑观应的一身四任——再论郑观应》，通过对郑观应既是外国洋行的买办、又是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并兼任洋务企业的重要职务等四种交叉身份的剖析，指出买办可以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而民族资本家、改良主义者同洋务派也有着同一性。郑观应能从一个买办变为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主要是由于他

在青年时就有较为强烈的爱国思想。至于郑观应参与洋务运动，则是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参与洋务活动来实现其富强救国的主张的。作为主导面，郑观应是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思想家》则通过对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救国道路的探求的勾勒，以及郑观应“富强救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分析，指出郑观应把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作为达到“富强救国”的两根杠杆。这两根杠杆实际上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两面旗帜的胚胎。
　　吕杰的《一部资产阶级的福音书——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12]认为，郑观应的思想包含：倡言商战以卫国，为本国资本主义辟路；学习外国经验，促进本国资本主义发展；主张政治改革，为资产阶级争取参政权。作者指出，郑观应的思想尽管有诸多的局限，但它对摧毁封建顽固思想的堡垒，传播爱国主义，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促进新生产关系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在19世纪末的思想界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近代史上，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闪耀着特有的光彩。汪熙的《论郑观应》[13]指出，就思想格局而言，郑观应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有识之士的“变局”思想，主张以西学培养人才，否定以孔孟之道为基础的封建科举制度；提倡议会政治，否定封建君主专制；鼓吹既学习西学的“长技”，也学习西方的人文科学，包括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政法制度，从而达到他的前辈和同辈所未能达到的认识高度。以这种体、用观为基石，郑观应提出了他的政治和经济纲领，那就是在君主立宪的体制下的民富和国强。关于郑观应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关系，作者指出郑观应在戊戌变法时期，对康梁的关系是冷淡的，甚至有点敌意，证明他是立宪派的右翼。辛亥革命前夕，郑观应反对保路运动，说明他已成了时代的落伍者，关于郑观应抵御外侮思想，作者认为郑观应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瓜分危机的估计，对清廷投降政治的揭露以及抵抗外侮的政策建议，是比较有远见、有胆识和中肯的。他在这一方面的著述和活动启迪过很多人，不愧为强调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者。关于郑观应与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作者认为发展资本主义是他的“民富”与“国强”的灵魂。其最大功绩是向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判与揭露，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呐喊开路。他把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问题直接联系起来，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提出来，这在当时是很突出的，称得上是鼓吹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此外，作者还对郑观应与盛宣怀的关系、郑观应的晚年际遇进行分析和介绍。
　　90年代以后，夏东元发表了《郑观应与中国近代化及其超前意识》，[14]指出郑观应所处时代的中国近代化，就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并相应地进行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改革，其中尤其是变封建专制为民主制即君主立宪议会制的改革。郑观应的思想不仅与此潮流相吻合，且有不少超前设想。具体体现在集抵御外侮、振工商、改良政治于一体的思想体系；突出“商战”的重要地位，主张“大开门户”，兴办“万国公共商场。”胡波的《同光时期郑观应民本思想初探》，[15]认为郑观应的政治思想，既具有民权民主思想的倾向，又带有浓厚的民本思想特征。他不仅自觉地运用儒家民本思想去解读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文化和思想学说，而且有意地借用民本思想的话语来为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民主政制在中国的推行，保驾护航，指出议院、立宪、君民一体，是西方各国富强之本，主张在中国设议院、行立宪、伸民权、实行君民共主。民本思想既是他接受民权认同民主的基础和衔接点，又是他追求富强救国的精神助力，但同时还是他维护清王朝专制统治、抵制革命的借口，其思想认识水平一直停留在民本和民主之间。姜义华的《郑观应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发端》，[16]则通过郑观应《易言》和《盛世危言》所体现的思想主张的深入分析，指出郑观应是近代中国最早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贺立华的《书生人格的现代转型——论郑观应的当代价值》[17]从人格转型这一新角度切入，认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首次打破中国人传统的思想模式，将商品经济观念提升到“富国强兵”的重要地位；同时他又是“商战”出色的实践者，其行动本身对中国长于“务虚”“论道”的书生人格具有大于话语启蒙的价值。他的“君主立宪”、“设议院”等改革主张，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独裁，其中的西学参照，打开了他世界性的文化视野，提升了他跃入工业文明的思想境界；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底蕴深厚的人，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浸润了他的人格精神，也给了他“商战”行动的智慧。作者指出，郑观应是中国书生人格真正完成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想家和先行者。易惠莉的《郑观应与他的家族》[18]，则通过对郑氏家庭的详细介绍及其对郑观应思想活动影响的深入分析，指出过多的家庭责任和义务的承担，除了消解他事业的成果，还必然异化他对其事业蕴涵着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的承担；同时也必然异化着他的个性。这也是他的事业在获得一定成功后即开始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是他在复出后不得不完全依赖盛宣怀的原因之一。家庭传统既是辅助他事业成功的翅膀，同时也是他事业成功的沉重负担。此外，丁凤麟的《论郑观应和薛福成思想的“相与呼应”》、[19]李德超的《郑观应与王韬》、[20]李志刚的《郑观应与中外基督教人的交流及对传教的主张》[21]等，在题材的拓宽和分析的深入方面，也颇见新意。
　　　　三、郑观应与戊戌维新运动
　　夏东元的《略论郑观应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矛盾表现》[22]指出，郑观应对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的态度，同一贯主张相左，表现了多方面的矛盾。其一，政治改革方面言论本身的矛盾。他行立宪的意志是坚定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有时说马上设立，有时说等到开民智之后。其二，言与行的矛盾。郑观应把行议院制度作为救国关键，却在行议院制提到实践日程的时候退缩不前。其三，发展经济的进取性与内政改革的消极性的矛盾。郑观应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经济活动特别积极，是一个爱国者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挽回利权的强烈反映。他与康梁变法所要达到的这方面的目的是一致的。然而，郑观应在政治改革的实践上却是消极的，同康有为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其原因是郑观应是企业经营家和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实践家；在经济活动中与洋务运动骨干盛宣怀利害与共；政治思想理论与康有为相同，而在行动上跟着盛宣怀转。作者还对郑观应向盛宣怀报告梁启超行踪的问题加以说明，认为称郑观应陷害维新人士梁启超仍然论据不足。因为盛宣怀接到郑观应密告时并无协捉康梁的任务；英日等国对康梁维新派采取庇护态度；郑与康梁政治观点相同，不致于“落井下石”；盛宣怀本人对梁启超也颇为欣赏。武曦的《郑观应与梁启超、经元善——兼评其对戊戌变法的态度》，[23]则通过郑观应对梁启超和经元善的密告事件的考察，指出郑观应只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家、思想家，并非改良主义实践活动家。他诬蔑康有为为“叛逆”，向盛宣怀密告正在追捕中的“奉旨要犯”梁启超、经元善。其作为与写《盛世危言》时如出两辙，被人齿冷。作者认为郑观应要置梁启超于绝境，内因表现在对戊戌变法的态度；外因反映在他与盛宣怀的关系，而归根结蒂是不赞同康

梁的变法。对于郑观应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倒退表现，作者指出主要原因在于郑观应名曰改良主义，但他毕竟是从买办、洋务派中过来的，除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还夹杂着买办、洋务派的劣根性。两者驱使他成为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而多年的宦海生涯，也使他成为一个于封建不舍汲汲的功名迷。李向东的《浅谈郑观应的两次不义之举》，[24]也认为郑观应对梁启超和经元善的密告事件，是他人生的两个污点。吴雁南的《郑观应的变法观与心学》，[25]则着重探讨他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其变法维新思想与心学的关系。作为维新思想的先驱，郑观应借用心学把变法维新说成是“天心”，圣人之心，强调“天之心在民”的思想主张，以“天心仁爱”，指斥时弊，要求改革，呼吁揣摸仁爱之天心，实现世界大同。传统心学的影响，对于他陶铸变法维新思想理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此外，作者指出，在郑观应的变法维新主张中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在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中，郑观应取兼容并蓄，吸其精华的方针；其二，爱心学的影响，郑观应把便民得民心作为变法维新的出发点和归宿。
　　　　四、郑观应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
　　钟卓安的《郑观应与孙中山》[26]认为，在兴中会成立之前，郑观应以爱国为根本，商战为核心，开议会、立宪法为精髓的思想，无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还是在系统完整性方面，都为孙中山所不及，不愧为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是，随着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接二连三的惊世骇俗的表演，郑观应的历史地位便相形见绌。辛亥——壬子年间，孙中山终于以革命家和胜利者的形象矗立于世，这更是郑观应所不能比拟的。但郑观应始终不改爱国初衷，一生致力实业救国事业直至生命最后一息还在为教育救国而努力的品德，仍然十分值得后人肯定和纪念。黄明同、张冰的《郑观应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承传》，[27]则从商务与商战、税制改革、农业与垦荒、货币与银行和交通建设5个方面，探讨郑观应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承传关系。
　　夏东元的《辛亥革命前后的郑观应》，[28]深入剖析郑观应在辛亥革命前后思想上的矛盾发展。作者指出，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以后，郑观应的思想核心虽然是富强救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但在政治上的君主立宪主张，则是与时代不相适应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他镇压会党起义；积极拥护清政府的假立宪，极力反对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沦为政治上的落伍者。但是，作者又认为，由于郑观应一生是坚定的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致中国于富强之境为出发点的爱国主义者，因此，他在政治上落伍的同时，经济主张上仍有积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赎回粤汉路权和商办集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在政治上也有可取之处，表现在民国初年对共和制的赞同和对北洋军阀专制独裁极端仇恨的态度。
　　　　五、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活动
　　作为近代杰出的维新思想家和实业家，郑观应的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与实业、经济密切相关，其理论中涉及经济的成份最多。特别是他提出的“商战论”，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更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在郑观应研究中，有关其经济思想和经济活动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郑观应综合研究的文章里，已有专节对其经济思想进行研究。而对郑观应经济思想为题的专文，较早的则是1980年史全生发表的《论郑观应的经济思想》，[29]作者指出，两次鸦片战争以后，郑观应及时地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主张，以资本主义挽救国家的危亡，初步提出救国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两大基本任务，切中时弊，适应当时中国的客观要求，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他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比他的先驱者们更前进了一步。特别是他的“商战”口号喊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心声。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郑观应提出了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促进生产，充分发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桥梁作用等一系列经济理论，基本上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一定的科学因素。1981年，汤照连发表《郑观应学习西方发展民族经济的思想》[30]指出，郑观应是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进步思想家。他相当完整地提出了学习西方，建立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革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抨击李鸿章等洋务官僚在洋务运动中实行官督商办，压制和排挤民族工商业的行径，主张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有利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措施；要求以商业为中心全面发展国民经济，并对商、工、农等各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初步论证。其见解和主张，可以说是对19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代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所作的全面总结，并为稍后戊戌变法运动中维新派的经济纲领奠定基础。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
　　对郑观应“商战论”的研究，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1984年，常汝琪的《郑观应的商战论》[31]指出，郑观应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就是提出了“商战论”。其“商战论”有下列几个特点：主张跟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针锋相对的商业竞争，抵制外国侵略；强调“以商立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提倡西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商战论”的进步意义体现在：它始终贯穿着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而主张富强救国这一爱国主义思想主张；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商品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以后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奠定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影响过以后许多杰出的爱国者和革命者。同年，郑学益的《郑观应的商战论》[32]也认为，为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郑观应不但提出加强国防力量，以“兵战”防御外国的军事侵略的主张，而且还要求大力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以增加“商战”能力，有效抵抗外国的经济侵略，并且强调要把“商战”放在首位。郑观应的“商战论”并不局限于单纯的狭义的商业范围中同资本主义列强进行斗争，而是要求以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为中心，在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扫除“商战”的障碍，郑观应的“商战论”把限制和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洋务派官僚垄断政策作为商战的首要前提。1992年，王相钦发表《中国近代重商思想的杰出代表——郑观应》，[33]在分析、介绍郑观应重商思想的形成、发展、特点、内容的基础上指出，郑观应的重商思想，突破了中国几千年来重本抑末，重农轻商传统经济思想的束缚，对中国近代商业思想政策的转变和自然经济分解，商品经济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在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他最先明确提出了商战思想，以辨证的关系论述商战与兵战之间的关系，这种抑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商战思想，适应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步潮流，不但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要求，而且也符合当时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共同愿望。从而，也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94年，程连升的《郑观应“商战”思想新论》[34]则强调，郑观应“商战”思想是一个旨在采用资本主义方式全面发展国民经济的纲领，其中心含意是通过增强中国近代实业及其市场竞争力来战胜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用富强救国代替单纯的兵船救国，而绝非纯粹的重商主义或贸易立国论。2001年，汤照连的《郑观应：近代“商战论”的代表者》通过对中国近代“重商”思潮发展演变的考察、分析以及郑观应“商战论”的主要内容的系统介绍，

指出薛福成、马建忠的“重商”观点，特别是王韬的“兵力商力并用论”，是郑观应“商战论”的先行思想材料。郑观应的贡献是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商战论”这一新概念、新思想，而且作了较充分的论证。他既做到兼容，又做到创新，难能可贵。
　　此外，关于郑观应经济思想中的官督商办观、市场观和时代特点等，也是不少学者颇感兴趣的课题，1984年，徐元基发表的《从〈商务叹〉看郑观应对官督商办的态度》[36]，通过对《商务叹》不同版本的异同和郑观应从事官督商办企业经营活动的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1900年以前，郑观应基本上是赞成官督商办的，并始终为官督商办企业尽心效力，仅对官督商办制度的弊病作了一定程度的批评；而1900年以后，开平、电报、招商三局相继发生一系列重大变更，郑观应也蒙受打击，于是他先后指责“官夺商权”、“官督商办势如虎”，表示了极度的愤慨。而《商务叹》抨击的具体对象，系指袁世凯及其亲信杨士骧、邮传部以及张翼等人。郑观应并没有停留于就事论事，而是提高到对官督商办制度的批判，并进一步提出了对封建专制政体的指控。1995年，李坚的《郑观应的市场观》[37]认为，郑观应建立在商战理论之上的市场观是以正视中国历史进程发生巨变的“变局观”为出发点，反映了他为使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国内、国际市场拥有一席之地所做出的积极探索和认真思考，为近代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加入市场竞争奠定了思想基础。1996年刘仁坤发表的《略论郑观应的市场经济意识》[38]认为，郑观应破除传统观念，提出了“国以商为本”的思想主张，进而提出了建立上至“商部大臣”，下到各级“董事”的完全独立于政治体系之外的自成体系的商务管理体制，并就改进股份制、市场竞争、市场营销提出具体的新设想，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增添新的内容。1999年，杨华山的《论中国近代早期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郑观应个案研究》，[39]指出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个性特征。第一，政治功利。郑观应身为近代企业家，他经营企业的主要目的不是谋求个人经济利益，而是将振兴工商、富强国家以与世界各国争强竞胜置诸首位。第二，借鉴创新。中国早期的现代化是对列强的学习和模仿，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始终结合中国实情，择取各国优势，有针对性的引进创新，甲午战后则更注意对日本经验的吸纳；同时他又以弱小国家的反面教训为中国的镜戒。郑观应经济思想的特点反映了近代早期中国社会的过渡特质。2000年，杨华山又发表《郑观应近代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探论》，[40]认为郑观应的近代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先进文化和思想的引进，西方经济思想和经济方式与中国古代的经济、理财思想是郑观应形成近代经济思想的两个重要出发点，郑观应的经济思想正是中西圆融的结晶。2001年，张泽洪发表的《买办郑观应的爱国意识和民族资本家的本质》，[41]则从买办的角度切入，通过对郑观应长达20年的买办生涯的考察，指出郑观应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其买办生涯一直是积极向上和进步的；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化前驱之一，他“集投资者与管理者于一身”，推动步履维艰的中国近代化迈出了不可或缺的一步。
　　对于郑观应的经济活动，也有不少学者撰文研究。杨华山的《郑观应与汉阳铁厂》、[42]颜廷亮、赵淑妍的《黄世仲和一九○六年的反郑风潮》、[43]黄逸平的《郑观应与中国棉纺织业近代化》、[44]戴鞍钢的《郑观应与晚清漕运改革》、[45]顾柏荣的《郑观应与上海机器织布局》[46]等，对了解郑观应的实业实践，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帮助。
　　　　六、郑观应的哲学思想
　　1986年，朱光甫发表的《郑观应哲学思想简论》，[47]较早对郑观应的哲学思想进行专门的论述。作者指出《道器》、《〈盛世危言〉自序》等篇，是郑观应哲学思想的代表作。郑观应通过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管理科学的吸收，从事借用中国某些传统形式来变革中国传统哲学尝试，因而使自己的世界观具有若干近代哲学的特征，为中国哲学史增添新内容。在本体论方面，郑观应首先提出带有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色彩的“道”范畴，并把“道”归结为物质性实体，从而闪烁着机械唯物主义的光芒。同时他又把伦理道德规范的“中”作了非科学的抽象，并把这个抽象化了的“中”也规定为“道”的内涵，因而其哲学变革还深受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束缚。在认识论方面，郑观应对我国传统的名实关系、知行关系等理论，赋予了西学的内容，主张学以致用，行而后知。在发展观方面，郑观应提出了具有新学内容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常与变等问题。他从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出发，认为人既能改造自然，也可仿行西法，从事于对社会的改造。在常与变问题上，郑观应提出“以西学化为中学”的命题，在发展观上具有着质变的意义，但是，郑观应最终还是肯定了“器可变，道不变”，从而在方法论上陷入形而上学。总之，郑观应的发展观是一种承认渐变乃至承认突变，而又歪曲突变的渐变论。这是资产阶级既要求改造封建生产关系，而又妥协于封建等级制的形而上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哲学在机械唯物论的倾向中，包含有联系、发展的思想特点。作者认为，就哲学史而论，郑观应哲学是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发展圆圈的开端，在中国近代哲学中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并对后来的严复、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产生直接的影响。
　　1992年，方志钦发表的《郑观应〈道器〉平议》，[48]则认为郑观应以《道器》作为其代表作《盛世危言》一书的首篇，实为点缀门面以防御顽固分子攻击之作；《道器》篇虽然反映了郑观应世界观中保守的一面，但与其诸种改革主张并无直接联系。作者指出郑观应不是卫道者而是改革者，郑观应主张国家富强之本，在开议院，中国应仿效英、德两国议院之制，实行君主立宪，其余各种兴革都不过是末。作者认为不应把郑观应的哲学观点与政治观点混为一谈，指出郑观应的世界观非常复杂，并从思想来源、哲理、践履等方面分析造成郑氏世界观与社会政治观自相矛盾的原因。作者强调郑观应服膺“道不可变，器可变”的传统观点，写了区区一篇《道器》，不过重复前人学说，并无创造发明，实为表达之作而已，对《盛世危言》全书主旨无实质性影响。不管郑观应认为书中提供变的是“道”还是“器”，总之是希望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国家，这才是变的实质。
　　　　七、郑观应的文学思想
　　尽管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曹思彬就已发表《郑观应的反美诗歌》，[49]对郑观应的诗歌进行初步的介绍，但直至80年代之前，人们对郑观应的研究基本停留在政治、经济诸方面。80年代之后，研究的触角开始深入到郑观应的散文、诗歌领域，在诸多有关中国近代文学史的著作中，对郑观应的散文成就和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曹思彬的《爱国诗人——郑观应》，[50]也较早对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进行初步的探讨。
　　90年代以后，邓景滨先后发表《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51]和《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52]作者先全面阐述了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指出郑观应在诗歌与社会关系方面，主张“直记时事”、“寓意规谏”；在诗歌与感情关系方面，主张“吟咏性情”，“畅叙襟期”；在诗歌与形式关系方面，主张“不拘格调”、“不取法古人”；在诗歌与语言关系方面，主张“力扫靡词”、“文字尤贵显浅”。在近代诗歌口语化和白话化的道路上，郑观应确乎比颇负诗名

的黄遵宪迈进一大步。其次，对郑观应诗歌的内容进行分析归类，指出其中以实业诗最负盛名，它反映了振兴实业的目的、内容、措施和保障。最后，论述郑观应诗歌的特色和价值，指出郑观应诗歌的风格既有慷慨激昂、豪气干云的一面，又有恬淡清和、温醇朴实的一面。其诗具有“不立崖岸，不尚修饰，随事隶词，称情而言”的特点。认为郑观应诗虽以直抒胸臆为主，但亦不乏形象生动、富有诗意的描绘。其诗歌在题材的开拓、触觉的敏锐、思想的深度诸方面，堪称走在同时代诗人的最前列。郑观应诗歌中最具特点、最有价值的是实业诗，其价值在于展现了中国近代创业史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揭示中国近代振兴实业的一系列宝贵经验，开拓了旧体诗题材的新领域。此外，《郑观应诗选》精选了郑观应各类诗歌的代表作，有助于了解郑观应诗歌的概貌。《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分“图像篇”、“研究篇”、“评议篇”和“资料篇”四部分。其中以“研究篇”和“评议篇”为全书重点，最富学术价值。“研究篇”以《郑观应的文学地位》为开卷，提纲挈领地点出郑观应在散文、诗歌和小说三类文体上的成就，确立其作为文学家的历史地位。接着对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进行全面而深刻的研究，阐述了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特色和价值，并且还对郑观应关于澳门和邓世昌的诗作进行论述。“评议篇”则收录10多位学者对《实业诗人第一家》及《郑观应诗选》的评论文章。
　　郑红群的《诗情如杜甫，雅韵若青莲——试论郑观应的诗作》，[53]也对郑观应诗歌丰富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艺术特色进行论述，指出其诗歌具有革弊自强与忧民自怜的文学精神，慷慨激昂与恬淡清和的文学风格、不事雕琢、质朴无华的语言特色。李文初的《关于郑观应诗歌的评价问题》，[54]则在肯定郑观应诗歌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尤其大量反映工商实业的作品，拓宽了诗歌的表现领域；诗中洋溢着抵御外侮，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的同时，分析了其诗歌在艺术上的缺陷及其原因。
　　此外，还有学者对郑观应的军事、外交、法律、教育、文化、新闻、人才、养生、医学思想等进行专门的探讨，发表了一批有关的论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50多年来，有关郑观应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就研究成果的数量而言，据不完全统计，50余年间共发表专著、文集、论文、资料达249篇，可谓硕果累累；就成果的时间分布而言，其中50-60年代为13篇，70-80年代为43篇，90年代以后为193篇，呈不断推进的势头；就涉及的领域而言，包括郑观应的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外交、法律、教育、文学、人才、新闻等诸多方面，可称题材广泛。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资料的搜集、整理，有待完善。郑观应一生勤于思考、勤于著述，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著作、书信、手稿等。夏东元的《郑观应集》，收罗宏富，为目前研究郑观应最有价值的资料集。但该书所不收的《陶斋志果》、《修真四要》、《中外卫生要旨》等著作，在价值和影响上虽不及《盛世危言》等书，但它们对读者全面研究郑观应的思想仍有帮助。此外，散落在各图书馆等机构的郑观应书札，未被《郑观应集》所收者，数量也不少。这些资料对研究郑观应的内心世界无疑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值得认真整理出版。其次，研究领域有待拓宽。郑观应一生交流广泛，其上司、同僚、朋友，对其思想、活动的影响巨大。将郑观应与其交际圈中的重要人物进行比较研究，无疑有助于郑观应研究的深化。此外，除经济思想外，对郑观应的研究在不少方面尚显薄弱，这些均有待广大学者的继续努力。
　　收稿日期：2002-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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