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荣辱观体会-举报者的荣与“耻”

社会主义荣辱观体会-举报者的荣与“耻”

又一位举报医疗腐败的医生伤心了。

　　据新华社3月21日报道，四川达州市开江县医院原外科医生肖启伟，2004年底实名举报揭开了当地医药机构部分领导和医务人员收受商业贿赂的盖子。然而，一年来处境艰难，57岁的他不得不提前退休，远走他乡。

　　这是继湖南娄底“为民医生”胡卫民、上海“打假医生”陈晓兰、哈尔滨“良心医生”王雪原之后的又一位医界英雄。他们的遭遇也惊人地相似：被业界视为“异类”、称作“叛徒”，处境更是尴尬——胡卫民挑战的“问题院长”居然转正，他本人只能愤而辞职；陈晓兰数度失去工作，退休金与医疗保险尚无着落；年轻的王雪原倒是吸取了前辈教训，他“站出来时就预备从此远离医疗行业”……

　　胡卫民、陈晓兰、王雪原的义举，赢得公众集体致敬。他们所揭开的盖子，也坚定了中央反医疗腐败的决心，提供了反腐切口。但是，举报人如出一辙的生存困境无疑在提醒：在一个潜规则还大行其道的环境中，抗争难度超出想象。

　　对肖启伟们众口一词的声援，与他们的现实窘境形成强烈反差，这本身就是对医疗监管体制的尖锐批评：杜绝潜规则及种种腐败行为，理应是监管机构的题中要义。这些部门的失察、失职及至少数人的失格，导致目前的医疗腐败“冰山”更多要依靠良知医生的挺身一“揭”；而这些医生的举报风险，本该由相关部门主动化解，举报行为理应得到鼓励与表彰，然而，如今非但未能获得，反要他们承受压力。

　　反腐难，反一个遍布潜规则的腐败现象，难上加难。这类腐败，往往利益链条环节交错，利益团体捆绑密切。局中人想挑战潜规则，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抗争要“得罪”的，不只是腐败的始作俑者，还将是潜规则既定利益的获得者，以及潜规则利益的未来获得者。在高层重视与舆论压力下，就算暂时没有明显的“秋后算账”，但来自上下周围的各种若明若暗的压力，则难以闪躲，如同一脚陷入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无物之阵”。

　　捍卫了公众利益的肖启伟们，却无法获得一个哪怕是普通人的正常处境。这已经不只是个人悲剧。如果个体基于良知与正义的抗争，会为自己带来难以承受的风险成本，甚至还必须以牺牲个人利益作为代价时，那么，我们怎么可能期待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挺身而出、扬善抑恶？

　　而当越来越多的人处于失语状态，潜规则势必变成显规则，为恶者愈加肆无忌惮，即使如肖启伟们，恐怕也只能选择屈从于不公平的现实语境，轻者随波逐流，重者为虎作伥，我们又怎么去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肖启伟决定离开当地时，说：我这个举报分子离开医院后，大家可以更放心地搞回扣了——此言何其沉痛！腐败行为得不到彻底铲除，固然可怕，更可怕的，是公众引以为荣的肖启伟们，却成了同行的“耻辱”，将使以后的肖启伟们集体沉默。

　　反医疗腐败，反商业贿赂，树“八荣八耻”观，能不能就从给肖启伟们一个“好下场”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