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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典》能不能收录英文缩略词
《现代汉语词典》能不能收录英文缩略词江苏吴应海
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敏生、“五笔字型”发明人王永民和翻译家江枫等在内的100多名学者联合签名举报，称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出版的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录“NBA”等239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违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第594号令）等法规。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种声音纷纷出现，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第一视点：
破坏汉语纯洁性 收录洋文不恰当
即便不谈是否违背相关法规，现代汉语词典收录洋文也是极不恰当的事情。尽管对于“CPI” “PM2.5”等经济生活中广泛使用的英文缩略词，一些公众可能不知道其确切含义，将其收入汉语词典，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词典的作用不仅仅是方便人们使用，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规范语言文字。
不可否认，语言文字是社会交际的工具，从甲骨文到古汉语到现代汉语，汉字不断演变，并在开放性中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但无论怎样改变，都应该有一个底线，那就是方块汉字绝不能被拉丁字母取代。
尽管汉语具有自我清洁和净化的能力，尽管我们要警惕过度的人为的“规范”可能扼杀汉语生命力，但适度的、引导性的“规范”是必需的。在某种程度上，词典是保持语言文字纯洁性的最后堡垒，诸如“NBA”等英文缩略词，无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如何频繁，它的本质也是洋文，将其收入现代汉语词典，当然会破坏汉语言文字的纯洁性。
其实，英文词典也收入汉语词汇。据报道，《牛津英语词典》中现已收入1 000多个中文词汇。然而在《牛津英语词典》里，你却找不到方块汉字，所谓中文词汇，都是英文拼写，比如“功夫”为“kung fu”， “走狗”为“running dog”， “炒面”为“chow mein”。这样的处理方式，既增添了英语的活力，又无损英语的纯洁，值得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者借鉴。
如果说拒收“剩男”“剩女”是因为编纂者认为这些网络词汇“不尊重人”、有负面价值，那么收入大量“洋文”，无疑体现了编纂者服务经济生活的意识，二者其实如出一辙，都折射出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者过度的“社会责任感”。有社会责任感当然是好事，但作为词典的编纂者，是否应首先立足于本职工作，回到语言文字本身上来呢？
第二视点：
担心外文词“破坏汉语”是文化的不自信
从语言的开放性来说， “NBA”等外文词进入汉语词典并无不可，甚至可以说，吸收外文词是与时俱进、兼收并蓄的体现。正基于此，借用外国语的字母词在我国历来就有，远的如X光，近的如DNA、WTO、GDP、CPI、PM2.5等等， “违法”行为可谓不计其数。如果词典收录NBA违法，这些外文词是否也该从生活里一并抹去呢？汉语也需从外文词中吸收营养，丰富自己，使之越来越有表现力。一味地盲目拒绝，结果就是成为一潭死水。
从语言的实用性来说，不允许词典收录外文词也不现实。语言作为表达载体，方便老百姓交流传播是其最重要的价值，官方媒体频频使用“美职篮”，很多球迷却将“看NBA”作为口头禅，且对官媒的称呼很茫然，何也？前者没后者更方便交流。外文词收录也好，弃用也罢，都不应只是书斋里的利弊权衡，应考虑到民众的接受情况和使用习惯，应与社会生活保持一致。
而且，我国法规似乎无明文规定，外文词不可编进字典词典。即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外国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和科学技术术语译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由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组织审定”，也是针对最初引进外文词而言，与词典在后附上读者耳熟能详的外文词方便查找，是两回事。
由此观之， “词典收录NBA违法”言过其实。收不收录，外文词都是客观存在的，只要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词典都有释疑解惑的责任，将热点外文词纳入麾下，没有违法可言；如果不收录，反倒有些失职了。(教学论文 fanwen.weiyujianbao.cn)笔者认为，担心外文词“入侵”母语，造成“最严重的破坏”，是文化的不自信。如果实在担心外文词“大举进军”会对汉字的纯洁度造成破坏，稍微控制一下数量、遏制滥用外文词现象即可，实在没必要刻意阻挡外文词进入我们的词典。
第三视点：
是文化原典还是文字工具
虽然“汉语”词典收录NBA、CPI等英文缩略词本身是有点儿错位，然而若着眼于词典的“工具”属性，当CPI、GDP，乃至A股、H股等“字母词”，频繁出现在“汉语”日常表达中时，一部号称最全面、最权威的词典中，却找不到它们确切的解释，则这套“工具”是不是有些不够称职？
这样的矛盾，不仅是《现代汉语词典》的纠结，也是语言文字本身时刻面临的纠结。文化属性与工具属性乃语言文字这枚硬币的两面，却又时常发生矛盾冲突。从文化属性的角度，往往强调维护语言文字的纯洁和传承，站在工具的角度，则更多着眼于方便和变通。前者显得保守，后者有些轻薄，但就是两者之间进两步、退一步的“二人转”，始终伴随着各种语言文字流变的全过程，而且任何一方的发力过猛，都可能让这个流变的过程出现失误或波折。
譬如，学者普遍认为，现行简化汉字存在的诸多弊端，就是当初设计简化方案时，工具性思维发力过猛所致，以致近年来“恢复繁体字”的声势渐长。然而，如果“纯洁派”自古便总占上风，过度简化的悲剧固然可以避免，但迄今被人津津乐道的“繁体字”，也会因为不如大篆那么古雅而无缘出现。
人类总是会在文化与工具、传承与流变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或者反过来说，只要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平衡点，在文化价值上便是“恰当的”。即使某种外力在某一时刻强力介入，往往也很难真的影响到这种自发的选择。
不可否认，对于弱势文化来说，这样的自发过程往往有些令人忧心，因为自发过程中形成的均衡点，往往会向弱势一方挤压。这也正是学者们上书反对NBA等西文字母词入《现代汉语词典》的最重要的出发点。
但既然是均衡点，自然就在不断地移动之中。我们从受宠若惊般地看着几个外国人在电视屏幕上用蹩脚的中文说相声，到现在满街都能遇到外国人用北京话买冰棍，这种均衡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位移。照此趋势，汉字、汉语出现在英国人、美国人的日常语言中，乃至最终出现在《牛津英语词典》中，也并非不可能。
说到底，在语言文字的双重属性中，词典理当更重视其工具属性。面对“字母词”频繁出现在汉语日常表达中的事实，《现代汉语词典》将其以“附录”的地位收入其中，是比较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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