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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和正在发生的故事
见到陈雁，是在北京一家公司的教育软件推介会上。 当时她正动作麻利地往来宾手中分发资料，脸上挂着职业的微笑。同行的一位熟识她的朋友不经意地告诉我，陈雁本是山东某县的一名优秀教师，后不知何故，辞职跑到了北京，在中关村干起了软件销售的工作。 我心中一动，会议一结束就找到了她。 “原因？很简单。像我一样的外地教师都先后调离了那个学校。我没有钱也没有关系，只有辞职。”她掠了一下头发，脸上的表情非常轻松：“我们那儿辞职的多着呢！” “教师工资应该不低啊！就这么说辞就辞了？”我奇怪地追问。 她不置可否地一笑，不再回答，转而把目光投向窗外。黄昏中，一群鸽子正在向不知在哪儿的家飞去。 困惑之余，我把电话拨通了几个熟识的城市…… “我干到老也不会有什么出头之日” “原校的档案就是办不过来” 刘亮，２９岁，曾在鲁南靠近苏北的一个小镇中学里奋斗过两年，现在深圳一家公司任业务主管。 “我刚分配到那儿时，校长对我还蛮好的，使我这个外地的农村人觉得很温暖。但很快他就发觉我和他不是一道的。”刘亮的声音有点沙哑，流露出一丝无奈。“在我刚去的头两个月，校长找我谈了几次话，问我有没有听到对他不利的言谈，然后嘱咐我如果听到一定要告诉他，而我总是说没有，３次后校长就不来找我了，然后我就开始感觉有点不妙。” 使刘亮感到“不妙”的是校长开始调整他的宿舍。起初他是和另一个教师同屋，后来就让他搬到了另一间较破一些的房子里。祸不单行的是，刘亮后来又在上级的备课检查中出现了“失误”——备课内容较简单，于是就干脆被调整到操场角落靠近厕所的器材室里。 “一到夏天，宿舍和厕所是一个味儿。而且那器材室还是个危房。”刘亮苦笑了一下说。起初同事跟他开玩笑，说他可以“躺在床上数星星，看雪花了”。“但要是到下雨或是冬天可就没有这种‘浪漫’了，我就得在被子上盖一块塑料布。” 两年后，刘亮和同校的一位女教师恋爱结婚了，当他们满怀喜悦地以双职工的身份向校长申请一间宿舍做新房时，校长的一句话浇得他透心凉：“你还要什么房子！城里那么多商品房，随便买一套不就行了！” 刘亮说，他们学校外地人占很大一部分，而且都在一线，但无论是年终评优，还是校领导班子和中层干部改选，外地人是从来靠不上边的。“所以校长这样一说，我就想，虽然我教学是最好的，但我干到老也不会有什么出头之日。于是我趁暑假跑到广州探了探路，回来就递了辞职信。”刘亮回忆说。时隔两个月，他打开自己的“宿舍”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屋内地面上被老鼠掏出的两座小山似的土丘和床上连堆成片的老鼠粪便。 “但我真的很感激那个孙校长。”从刘亮的语气中听不出是揶揄还是诚恳，“他首先使我知道，原来世上还有这样的人。另外无论从生活上，还是意志上，那两年他都给予了我无情的锻炼。这都是我今生最宝贵的财富。没有他，我不会有今天。”刘亮说，他准备明年春节回去一趟，“给他送两瓶酒，好好谢谢他。” “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感觉在哪儿教书都一样，但现在看来，出来还是对的” 刘晓刚，曾任教于湘西南一所省重点中学，１９９０年调入深圳某重点中学。 “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很容易满足，从未想过要到这儿来。”电话中的刘晓刚，说话一如本人，诚恳而憨厚。 “我有个同学先来此校，工作很踏实，校长特别信任他。他一直感觉一个人在这儿太寂寞了。”刘晓刚说。１９９０年，恰好这所学校缺教师，朋友就拿着发表了他的文章的《中学语文教学》等杂志找到校长，向校长推荐“一个比他更强的人”。于是校长拨通了刘晓刚的电话。“那次通话就让我感觉校长是个特别干脆的人，我马上请了６天假到了深圳。” “我都没试讲就进班上课了。原来的学校知道后要开除我，市教委也卡得很紧，后经多方协调才调出档案。”到１９９２年，刘晓刚的爱人、女儿也随后落户深圳。“我们那儿实在太穷了。”刘晓刚感慨说。 去年，记者到深圳出差，曾顺便到刘晓刚家里小坐几十分钟。其时，他刚买了新房，坐在他家的阳台上，隔江可见香港的万家灯火。“一些以前的同事后来也到深圳来看了看，感觉我走还是值得的，虽然工作的压力比在内地大了许多。” 现为深圳“十大杰出青年”候选人的夏献平任教于深圳育才中学，他也和刘晓刚一样，本来并未刻意地想到深圳来。“我在安徽带过１０届高三，本来不想过来，感觉在哪儿教书都一样。但１９９４年爱人、孩子都过来了，我也就糊里糊涂跟着出来了。” 他坦言：“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既没有值得后悔的地方，也没有值得兴奋的地方。” 夏献平深有感触地说，到深圳来的人，都是本来在内地感觉还不错的人，但到这儿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虽然自己的经济状况比在老家相对要好些，视野开阔了，生活乐趣也多了，但是工作压力、心理压力同样也大多了。” 据夏老师介绍，深圳市现在规定，不再调入边远地区或地市级以下县市的优秀教师。“在控制内地落后地区的教育人才外流方面，这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是否是另一种歧视呢？” “日子过得实在太紧巴了”“怎么没有一个领导问我们为什么要走呢” 尚日东，３４岁，原苏北某县城的小学教务主任，现任教于苏南一重点公办民助学校。 “我是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师毕业的，原来工作的那所小学虽处在县城中心，与县直小学相隔很近，但它仍属于乡镇。”尚日东说，“一开始，我真的是想在那儿踏踏实实地干些事的。校长虽待我不错，但他有很多事情都是搞暗箱操作，校委会什么事情都不公开进行。我提出一些创新设想和改革思路，他也都说很好，但就是从来没有落实过。” 真正促使尚日东下决心离开的，是他感觉“日子过得实在太紧巴了”。 他的工资由“国家标准”和“地方补贴”两部分构成，２００１年教师工资调整时，国标部分倒是涨了几十元，但地方补贴部分的２００多块钱却转由乡镇发放，但乡镇没有发。这样“涨工资”的结果就是比原来的工资还下调了１００多元。“一样教学，我比在隔壁县直小学工作的同学少２００多元。”他很是不平。“我的教导主任津贴一学期５个月才１５０元。像我这样的地市级学科带头人，每月应有１００元教研津贴，县直学校都是由学校发，但我们学校从未兑现过。后来买房欠了很多钱，爱人又下了岗，孩子上学都成了问题。总感觉自己虽在城区上班，但还是低人一等。” 终于，不甘于“低人一等”的尚日东于２００３年携全家“跑”到了现在的这所学校。 “我本来是县里的青年名教师，地级市的学科带头人，江苏省骨干教师培养对象，但现在什么都不是了。”谈到目前的状况，尚日东的声音低了下去，“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这儿的房价特别高，要是买房子的话，月供就得２０００多元。”尚日东的爱人被学校安排到后勤工作，夫妻俩现在分别住在集体宿舍内，“我们４个人一间宿舍，那３个每晚鼾声很响，我根本睡不着，我自从毕业后就没有睡过集体宿舍，没想到现在又回到了从前。” 交谈中，我感觉到尚日东的情绪有点消沉，“以前，我还梦想着过几年评个特级教师，但从我决定离开的那一天起，这念头就断了。”但他表示：“反正我是绝对不会再回去了。既然户口都迁了，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时我第一次听见他笑了起来：“其实换个环境也挺好，锻炼一下自己的适应性。什么时候学校不要我了再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些流动教师中，有很多人都是像尚日东一样的上世纪８０年代的中师毕业生。 “当年这批教师工资低，所找的对象大都是工人，而且恰好是最先下岗的那批工人。一个教师的工资支撑着孩子上学、家庭支出，是很难维持下去的。这些教师现在都是业务骨干，素质较高。当他们感到再不走家庭就要垮了的时候，他们还能有什么选择？” 说这番话的人也是一位“流动”了的中师生。据他说，他曾有机会到教委工作，而最终选择了离去。“我其实不想走，很多人之所以选择离开，是在当地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为什么没人去想他们为什么要走呢？”他的语气有点激动：“其实这些流失的教师不一定需要多少钱，只要你给他那个位置就够了。有的特级教师退休后被聘到上海去，为什么本地不聘他呢？仅仅是工资问题吗？”他认为，一些内地的教育主管部门既要尊重已经走了的人，不要再以各种借口来要挟他们，也要尊重现在还没走的人，制定的制度应更人性化一点。 “在南方，表面工资是高一些，但实际上工资的含金量并没有质的增长。我现在１年的工作量，相当于在家１０年，而收入只不过是原来的４倍而已。老家里几万元就能买一套房子，现在几十万才能买得到。” “老家有的人骂我们忘本，说我们不懂得奉献。都是在中国，都是在培养中国的孩子，而且我们比以前更努力了，这有什么错？”他反问道。 “我觉得我还年轻，发展的空间很大；从孩子的角度来说，这儿也比内地好一些” 刘会宇，３６岁，特级教师，原在苏北某县城小学任教科室主任，现任教于深圳一小学。 “南方一直是我向往并期望发展事业的地方，而且我的身体不好，这里的气候非常适合我。” 起初，刘会宇曾在深圳的这所小学上过一次课，给学校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该学校又主动与他联系，再次请他来上课，并正式表达了希望他过来的愿望。 “我觉得我还年轻，发展的空间很大。从孩子的角度来说，这儿也比内地好一些。这是自己发展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在今年２月份从原单位出来了。”停顿了一下，他补充说：“我走的是绿色通道，由政府部门出面把档案给办过来的。爱人原来在幼儿园工作，我现在的学校也把她安排到这儿的幼儿园工作。其实我本希望到北京工作的，但北京无法安排家属问题，住房也是一个天文数字，综合考虑后就放弃了。” 一切从头开始的刘会宇感觉压力很大，但他还是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学校对教学要求非常细致，自己是特级教师，总想着使自己拿出来的文章、讲出来的课要与这个称号相称。要是到５０多岁评上特级教师，混几年就过去了，现在我还有那么多年的路要走，虽然累一些，但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认为，人在流动的过程中能取得更多的经历，而经历是一种流动的教学资源，这对个体、群体来讲都是必不可少的。 “其实就是一个环境问题，包括经济环境、生存环境和精神环境等。”在谈到流动的原因时，苏州市教育局教研室的袁卫星这样概括。坚信“学校给我搭多高的梯，我就登多高的楼”，袁卫星从苏南转战苏北，现在又到了苏南，“只是出于年轻人的‘闯’劲，想换个环境调整自己，拓展个人的发展空间，不完全是为了钱。” 从安徽一所高校调入广州大学的副教授刘松萍也从自身的角度谈了一些看法：“内地不像广州那么包容，城市的大环境氛围是很重要的。教师待遇是一方面，高校的知名度高了，拿到好课题的机会也就多。另外在广州个人的自由度也比较大，不像内地官风很重，没有自我发挥的空间。” “我只是想尽量让自己生活的社会层次高一些” 李加辉，３０岁，原在一所省重点中学任教，后考研成功，现在省城文化局工作。 “我出身农村，以前工作的学校福利待遇虽好，但我不甘心自己就这么定下来。” 李加辉坦诚地告诉记者：“看人家风风火火，出人头地，活得有钱有地位，我就想尽量让自己生活的社会层次高一些。” 但要想达到这一“社会层次”又谈何容易，眼看着同事有的调入政界，有的考上了公务员，有的去经商，他开始挖掘自己的学习潜力准备考研。结果当年一举成功。 “在我研究生毕业时，省城有几个高校要我，但我没去。”李加辉毫不隐晦自己的态度，“做老师的日子实在是平淡如水，就算当上教授又能怎么样？还是没人在乎你。” 当然，他之所以不选择高校，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以前在学校里，奖励几十元钱都要费很多的劲。就算到高校工作，收入要比我现在高出近１０００元钱，但高校教师得多少年才能攒够一套商品房的钱。我现在就已分到房子了，这对我来说是最关键也是最实在的。” 李加辉告诉记者，现在他到下边单位指导工作时，“挺能找着感觉的，至少被别人看重啊！”语气蛮自得。 “校长不能成为官员，他是教育者，应做好自己的教育工作” 宗秀生，曾历任北京４所公立学校的校长，现为民办北京嘉华学校校长。 “在公立学校，根本做不到按自己的教育理念办学，按教育方针又完全实现不了，我已经把学校带向最高峰，再往后就完全是耗费青春了。”宗秀生解释说：“我的个人追求已经到了头，但距离我的理想又还很远。” 他认为，物有所值的“值”有两方面内涵，干自己想干的和付出、所得要匹配，比如经济收入和待遇等。“很多人说，教师走了，扔下孩子不管。但那不是他缺德，是国家的工作没做到位。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行为，这和党性没有关系，我们不能反对人对自身价值的追求。” 他认为，公立学校的校长更像一个官员，每天开会、总结、汇报，都是搞形式。“校长不能成为官员，他是教育者，应做好自己的教育工作。” “教育不是做官！”江苏省昆山市教科室的储昌楼也坚守着这一信条。他本是江苏海安学校的正科级干部，但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储昌楼却总把自己定位于一个教书人。“这其实是观念上的问题，在那个圈子里很累，我也担心自己会变。”他希望能够换一种工作环境去更好地反思教育，审视教育。“如果换一种文化，再融入另一种文化，对个人自省是有好处的。”于是他“跳”到了昆山。 “我们不能一概地认为流动的教师就是不爱家乡，他们有的只是在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像我，我现在的工资没有以前高，但这是我个人的追求。我正努力在海安、昆山两地教育界之间架一个桥梁，把它们联结在一起。” “我一当上教育局副局长就感觉不自由，不如以前干业务时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做” 陈庆军，４７岁，特级教师，曾任山东省临沂地区教育局副局长，现任山东现代实验学校（民办）校长。 “陈庆军的离职对当时的临沂教育界是一次地震。”临沂一中的一位教师这样告诉记者。 １９８２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陈庆军应该说有着辉煌的经历：１９９４年被国家教委聘为普通高中课程方案编订组成员；编订过全国高考《考试说明》和中学历史教科书；连续多年被国家教委考试命题中心聘为高考试题评价组成员，多次参与撰写高考历史试题评价报告；而且是《高中历史教学大纲》的主要起草人。他与华东师范大学聂幼犁教授被并称为“南聂北陈”。 但就是这样一个前途无限光明的教育局副局长，却在最有创造力的４０岁时辞职了。 “我是干业务出身的。１９８４年就被调到临沂地区教研室任教研员，下辖１３个县的历史教研工作。”陈庆军的语气不急不徐，似乎总在斟词酌句。当时的陈庆军有一个想法：把教师们的优势集中起来，便可形成大的优势，让每个老师都借鉴大家的成功经验，就把集体的优势变成了每个人的优势，这个学科的教学水平就能很快提高。这样，高水平教师的经验得到了推广，低水平的教师得到了学习、提高。 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在陈庆军主持下，临沂市在山东省第一个建立起骨干教师管理制度，完全以教师的水平和成绩为参数，评选真正的地、市、校各级骨干教师，他们在政治上享受同级优秀老师的待遇，三年一个任期。地级优秀教师在评职称时则可以破格晋级。陈庆军严肃地说：“以往的职称评定论资排辈现象非常严重，学历、年限是重要参数。从不到课堂去的能评上高级职称，在一线流汗的反而连中级都评不上，这很不正常。”这一制度的实施大大提高了教师的积极性，临沂很快涌现出一大批真正意义上的骨干教师。一位临沂的英语特级教师发自肺腑地告诉记者说：“没有陈庆军当年的骨干教师制度，就没有我的今天。” １９９４年，陈庆军众望所归地成了教研室主任；１９９６年底，在激烈的提拔竞争中，他又成了地区教育局分管业务的副局长。 “我一当上教育局副局长时就感觉不自由，就觉得这个位置不适合自己。”陈庆军说，当时教育局一正四副五个局长，只有他一个是干业务出身的，而且又最年轻，一些事情不像以前干业务时那样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做。至于具体在哪些方面“不适合”，陈庆军不愿再说。 据说，当时深圳市教研室拟让他过去做主任，但临沂教育局没让他走。山东几个地市的教研室联名推荐他到山东省教研室，也因种种原因最终未能成行。 “后来我就想，还是去学校吧，在学校应该还是有用武之地的。”于是，１９９８年当地一所私立学校缺校长时，陈庆军毅然辞职，跑到私立学校当起了校长。 谈到当年的经历，陈庆军深有感触：“每天事务性的应酬实在太多，感觉很累。那时我常想，我才４０岁，离退休还很远，难道我就要在这些繁琐而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务中荒废掉２０年？” “他要回来我们开车去接他”“教育要均衡发展，责任不在教师，而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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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苏北第一人口大市，徐州市这几年有不少教师流失了。徐州市教育局分管业务的副局长李玉良对此颇为痛心：“这几年由于徐州农村教师的收入比较低，一部分老师到了苏南，一部分到了上海、深圳等地。我们的经济与苏南、广东相比还不是很发达，但我们的孩子也需要名教师啊！” 他认为，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教师流动是一种人力资源配置的新方式。本地教育主管部门固然不忍心看着优秀教师外流，但想留住这些教师，单靠思想政治工作、行政手段的力量是很不够的。“我们必须有政策、有措施来切实提高这些人的津贴和待遇，让他们安心在家乡工作。” 李玉良说，这些流失的教师都是骨干教师，他们的流失对当地的教育影响很大。现在他们中有的在外面干得不错，也有的过得并不像原来设想的那样好。“我还是那句话，在外感觉不行就回来吧，这儿毕竟是家！”最后，他又强调了一句：“对于那些特级教师，如果他们愿意回来，我开车带着他的校长去接他！”其恳切之情，溢于言表。 “其实这是一个好现象，我们应正确引导它，只有人才流动了，才能使人才资源最大化地发挥效益，才能使社会充满活力。”国家督学、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局长李希贵对此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可以用提高教师待遇，均衡发展教育来解决这一问题。” 李希贵局长认为，我们要尊重教师自由流动的权力，政府也应该谋求全国教师工资、待遇、福利的统一。“教育要均衡发展，其核心要素就是教师要均衡，解决这个问题，责任不在教师，而在政府。” 有意思的是，潍坊市刚刚在全市６８个普通高中之间制定了一个“俱乐部”式的制度，大家在一起签了一个协议：有教师在互相之间流动时，流入方要交给流出方数目不等的教师培训资金，不同档次的流出教师有不同的标准，数目１万到２万不等。 “这就使流出教师的学校增强了继续培训青年优秀教师的能力！”李希贵局长笑着说。 采访札记 不可否认，一个地方大批教师的流失，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教育环境，其中的优秀者则更是使流入地锦上添花，流出地愈见落后。然而令人不得不深思的是，好多教师都是在走了之后才被认为是“人才”，才引起原单位及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让教师立志奉献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精神的，但我们在操作中往往忽略了这个前提。事实却早已雄辩地证明，与发达城市的区域魅力相比，我们的行政干预和思想说服是多么地苍白。 良好的环境对教师个体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计划经济时期的铁桶般的工作稳固也的确已不再适应我们的社会发展。目前，非师范院校毕业的人通过资格认定，可以从事教育工作，教育行业中的人跳到其他地方或者其他行业，也是一种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必然现象。逐步放开人事制约，让人才适当地、有步骤地合理流动，才能从根本上鼓励人才的脱颖而出。 我们提倡尊重每个人发展自我的愿望，但并非鼓励优秀的教师都选择到条件优越的地区去。教育毕竟是一个特殊的、有连贯性的行业，讲究的是可持续发展，它需要的是其中优秀人才的流动所带来的活跃而非动荡。这就需要从实质上加大教育投入，切实改善各地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教师境遇和师资培训条件，对教师多一些理解支持，多一些人文关怀，让越来越多的教师迅速成长起来，使更多的孩子都能接受尽可能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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