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缘的断裂和续接

复旦缘的断裂和续接

            复旦文脉，断也难忘，续也难忘。      入学复旦，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回忆中最清晰的是毕业前复旦文脉在我身上的断裂，毕业后的续接。      1955年开始，自己在名师荟萃的外文系悉心攻读。十分充实，快乐。1956年，提倡独立思考，号召向科学进军。心里甜滋滋地躬逢其盛。      1957年，风云突变。钟情的同学是同班的团支部书记。她在上呈的书面思想汇报中坦认了几个“一闪念”，最严重的是：“毛主席将来也可能犯错误。”据此，被打成右派，时年二十一岁。我觉得这不公平，不愿和她划清界限，私下依然约会。1958年，都以为反右运动已经结束，自己又无仗马之鸣，却被系领导补为右派。（离奇的是二十一年后改正时，外文系党总支书记正式告知在复旦校党委当年的反右档案中竟没有我的审批材料！）      “戴帽”后，首先是罗织罪名，批倒批臭。继之以惩罚性的体力劳动。挣扎于狭窄的生存空间，惊悚于动辄得咎的恐惧之中，人格尊严，扫地以尽，战战兢兢，遑论学业。1962年“摘帽”了，分配到师院附中任教。好景不长，遭遇“文化革命”。作为“摘帽右派”，难逃一劫。人身的凌辱，内心的压抑，半夜梦回，只觉得心上泛起一阵阵的苦水。幸好1976年，石破天惊，一扫政治阴霾。领导信用，同事友善，终于卸下包袱，平等做人了。但是我的心底深处仍有一片很深的阴影，那就是由于专业潜质的退化而根植的自卑，或者说，由于自我价值的失落而忍受的伤痛。      转折出现在1979年，恩师林同济教授找我恳谈三次，激励我明确方向，立志奋起。1981年调入海关高校后，受到器重和鼓励，争分夺秒地教学，进修，读书，写作。      但是，底子毕竟是亏了，学业的复苏，艰难竭蹶。那时，待之以诚、援之以手、雪中送炭的有三位复旦同学。首先是陆谷孙。1984年，我撰写了一篇论文：《头韵》。发表前，陆谷孙拨冗为我仔细修改，眉批脚注，无不精警透辟，还写了长信，指出今后研究方向。沿着这条路走，七年以后，片断的笔记就形成了我的第一本专著《英语修辞赏析》。      1985年，公派出国进修。陆谷孙十分高兴，立刻打电话给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英文系系主任，安排接纳。这所大学正是林同济老师的母校。他在1980年回去讲学前，应邀会晤胡耀邦同志时说：“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次出国访问会让我的国家受益的。”不料，心脏病突发，竟然倒在美国的客座讲坛上。我抵达不久，他的胞弟林同炎过访，赠以同济师的最后六篇讲稿，细读之下，发现其中内容正是他反复对我说的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的第二次解放，对中国未来的期盼和信心，以及“中国心灵”和西方文化的融合。追忆吾师，谔谔一士，才高八斗，历尽坎坷，一腔报国之忱，仍如春蚕抽丝。捧读遗著，心里一阵热，一阵酸，一声叹，哽咽维艰。      翟象俊教授则是另一位牵着我的手走出学业低谷、治愈心底伤痛的复旦同学。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引领我走过一段幽暗的门廊，摸上徐烈炯教授的家门，带我拜访陈光磊教授，以求解难释惑，指点入门。我撰写论著时，象俊总是以最快速度搜索各种渠道提供所需的资料。依托他的强大支持，初稿出来了。象俊溽暑中奋战一周，从头到尾、逐字逐句逐标点，巨细无遗地校订全书。匡误，指点，补充，处处鞭辟入里、照亮篇章。此后，回答问题，提供教材，介绍动态，联系出版社，支持我的学业回归如一日。      再一位是学长任治稷。1976年起，治稷几乎每星期带我读一本重要新书，常和满座饱学之士纵论文学音乐摄影绘画艺术史，拓宽审美视野。1979年，与他合作撰写了我第一篇发表的英文文学评论。      复旦文脉，断也难忘，续也难忘。历史上的政治迫害令人心寒胆栗，但是斗争无情人有情，自己不仅受惠于复旦同窗二十年来如一日的切实的专业提携，更沐益于他们暖人心扉的仁厚真挚和对人的尊重。      或可告慰师友的是自己驽马勉追，终有寸进。1992年起，国务院授予“政府特殊津贴”，海关总署两次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上海侨办评为“优秀侨界知识分子”，2002年，获本校最高奖项“师范奖”。在感情生活上，当年没有拆散的一对苦命人，相濡以沫，终成眷属，长相厮守。2003年10月，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成立，庆典极一时之盛。大会开始，陆谷孙院长逐一点名介绍来宾。晃动在眼前的是一片欢愉，春风，笑脸，掌声，华灯，花卉，直觉是弃子回归，重进家门了。复旦，毕竟是我的母校。      百年校庆之际，谨陈两点刍议。      第一点，盛世修史，此其时矣。在复旦校史上，务必实录“反右”和“文革”对本校的影响。不要忌讳，不要规避。尽管中央在理论上确认了相关的“失误”，在实践中，也正在推出令人欣慰的体制改革，以求从制度上保障法治和人权，但，也应该看到造成过去那些错误的深层次原因还有待更深刻的分析和揭示。随着见证人相继下世，新生代对苍黄旧事关注递减，那些信念异化、集权过度和公器滥用的惨烈教训，事实上，正以惊人的速度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悄然淡出濒于湮灭。我认为，一个成熟的、理性的社会和大学，应该继承那些刻骨椎心、血泪斑斑的政治遗产，庶几国法有以立则，人心有以儆戒，通过负面的惕厉，坚定正面的理念，进一步建设我们的政治文明。去年，柏林的中心城区，插上一千多根丑陋的钢柱，也是为了拷问德意志民族二战时的灵魂和良知。      第二点，百年树人，意怀风骨。现在的大学改革，着眼于把教育办成现代化的产业，但不要忘记：复旦人应该有怎样的脊梁骨？我想，“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的复旦薪火，应该包含西学严谨和儒家仁义的结合，对家国的深情，对宪政的诉求，对事业的奉献，对权威话语的质疑，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对人的尊重，对宽容的认同这样一种人格力量。祝愿母校在传播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与文化的同时，延绵本土的人文精神和民族元素，把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风骨接入大学改革的神经纤维和新锐才俊的细胞骨髓，导入复旦第二个百年，第三个百年，乃至垂于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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