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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诞生之往事
北京人艺 供图
人艺第一版《雷雨》自１９５４年上演以来，就成为中国戏剧史上最光辉的一页。现在，北京人艺第三版《雷雨》正在紧张地排练之中。在该版《雷雨》建组时，第一版《雷雨》的老演员汇聚一堂，为年轻演员讲述了他们当年排练《雷雨》中的一些往事。 朱琳：艰难体验老年劳动妇女感觉 现在已经８０多岁的老艺术家朱琳曾经在第一版《雷雨》中扮演鲁侍萍。当时，成长在革命年代里才３０多岁的她要体会一个在旧社会中饱经沧桑的老年妇女的心态，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观众们一直对朱琳在《雷雨》中的表演称赞有加，其实，在《雷雨》刚刚开始排练的时候，朱琳根本就演不下去。“我越是体会人物，越是觉得对鲁妈这个人物不能理解。我觉得她和周朴园完全是两个阶级，周朴园曾经抛弃她，她应该十分恨他，并立刻离开他的家。但剧本中的鲁妈却没有走，她似乎对那里还有许多留恋。这一点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到最后我简直就演不下去了。” 有一天，被“鲁妈”困扰多日的朱琳病倒了，她正躺在床上休息，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原来曹禺来看望她了。曹禺拿了一个板凳做到她床前，耐心地给她分析鲁妈这个人物。曹禺说：“你看，在她和周朴园碰面的小屋里，有那么多家具都是她很熟悉的，屋里还摆着她这一生中惟一的一张照片，她心里不明白周朴园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抛弃了她，又为她保存着原来的一切。在这个家里，还有她的大儿子周萍，一个母亲离别了儿子２０多年，自然不愿意离开刚刚重逢的孩子。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鲁妈当然想走却走不了。” 曹禺的这番话拨开了朱琳眼前厚厚的迷雾，她开始逐渐领会到鲁侍萍那复杂的内心。“有一次我到中戏听课，听老师讲了一句话：一个人对他最初的爱情是永远也忘不了的。我开始发现鲁侍萍虽然已经不再爱周朴园了，但印在她心灵最深处的一些东西产生了一些特殊的感觉，那个她一生中惟一爱过并恨过的男人使她‘走不动’”。 为了进一步找到感觉，朱琳每天晚上都抱着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在小院里溜达。由于她曾经在无锡生活过，她便把小院想象成无锡的住宅，把她当成那个怀抱着孩子，流落街头的鲁侍萍。在清冷的月光下，她开始能够领会到鲁侍萍心中的愤懑和屈辱。 ?? ??吕恩：在“袁世凯的总理”家中寻找繁漪身影 老艺术家吕恩曾经在第一版《雷雨》中扮演繁漪，当时她的状态比朱琳还“惨”。朱琳扮演的鲁妈怎么说也还是个无产阶级，但吕恩扮演的繁漪却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当时我们是以阶级斗争思想为指导在排戏，党政工团每天都要来找我谈话，帮我分析人物，但他们越分析，我越不知道该怎么演。别人每天进排练场都是高高兴兴的，而我却是哭丧着脸。等都排到第四幕了，我实在演不下去了，跑到总导演焦菊隐那里痛哭失声。焦菊隐先生说，什么都不要想，你该怎么演就怎么演吧。” 繁漪是个很复杂的人物，她是个资产阶级，周朴园是她的皇上，他说的话是不能反抗的。 但她却和周朴园截然相反，她身上带有那种冲破封建罗网的可爱之处。然而，在那个年代里，谁又能体会出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太太的“可爱之处”呢？一次偶然的体验生活，将吕恩带入了繁漪的精神世界。 当时，《雷雨》的不少演员都去在袁世凯政府里当过国务总理的朱某人家里体验生活。朱家是个大户人家，有着和《雷雨》中近似的大宅院。朱家有个“二奶奶”，是朱儿子的小妾。吕恩说：“她穿得就像剧本中的繁漪一样，老穿着绫罗绸缎的旗袍，显得特别雍容华贵。可是她的丈夫有外遇，在外面和情人住在一起，她一个人独居了１６年。她每天就像个机器一样，早上９点给大太太请早安，晚上９点请晚安。１９５３年，我在他们家认识了她，她见到我就感觉特别亲，因为平常根本没人和她说话，有很多的痛苦压在心里。后来在１９５６年的时候，这个二奶奶在家中自杀了。”这个“二奶奶”让吕恩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孤苦的资产阶级妇女形象。由于经常到那里体验生活，她很快就有机会领教到资产阶级家庭“夫权”的威严了。 “有一天，我从他们家出来，还没走到大门口，老爷子的小太太和那个二奶奶就追上来了，她们抓住我说，您别走，老爷子要留您吃饭。我说我怎么能和资产阶级一起吃饭啊，你们可是批斗的对象啊。她们两个当时眼泪就下来了，跟我说，您要走了，我们可就不好过了。我一看这样，只好先吃饭，再回去向组织汇报。在饭桌上，两个女人根本不准上桌吃饭，老爷子的小太太站在桌旁夹菜，那个二奶奶连屋子都不能进，大冬天也得在外面回廊里站着传菜。在饭桌上我觉得特难受，我老觉得他们家那种气氛压得我难受，也就是从那以后，我开始找到了繁漪的感觉。” 吕恩这样评价繁漪这个人物：对旧社会那个背景来说，繁漪的可爱之处是她对自由理想的追求。由于她见不到别的男人，因此她见到周萍就紧紧抓住不放。她不能容忍周萍的离开，你把我救了，却又要把我推回去。她这种不妥协之处，恰恰是她最可爱的地方…… ?? 郑榕：曾把周朴园演成“木头人” 老艺术家郑榕曾在《雷雨》里扮演周朴园，他一开口就给这次第三版《雷雨》的新演员提了几点建议：“这次剧院给了你们４个月的排练时间，非常充足。但我都有些担心，就怕在这么长时间里老去分析人物。我建议你们先不要排练，先把布景搭好，到里面去生活，用旧式的大茶壶、茶杯喝水，真正在布景里生活几天，让自己成为剧本中的人。第二你们也不要上来就背台词，要找到人物的感觉，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 郑榕这样说，是因为他曾经在一版《雷雨》排练时吃尽了苦头。“那时斯坦尼出了有关肢体动作表演的理论，但没有被翻译过来。后来长春铁路请了两个苏联专家来教课，人艺就派了两位同志去学习。他们回来的时候带回了几本白皮书，还给我们上课。”其实，当时国内对斯坦尼理论的理解有所偏差，大多数的演员都认为要对人物做最理性的分析，并通过肢体动作表现戏剧的主题。 “我们为《雷雨》做了整整一个月的理性分析，”他几乎是痛苦万分地说道：“这一个月的理性分析让我手也抬不起来了，茶杯也拿不起来了，路也走不了了，我整个就成了一个木头人。那时候表演老琢磨怎么在每个动作中演出封建社会的腐朽、资产阶级的上升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一个动作想把所有这些意义都演出来。”郑榕说到此，身边所有的老演员都捧腹大笑。 变成“木头人”的郑榕，彻底把理性分析贯彻到了他的表演中。“你们能看到我两个版本的录像，第一个是“文革”期间拍摄的，你们能看到我的手不停地哆嗦。在周朴园逼迫繁漪喝药那场里，我就想演出他封建地位受到挑战的样子，于是等繁漪说她不喝药以后，我就开始憋情绪，憋到手开始哆嗦，然后手指尖也开始哆嗦，最后连脚趾头尖也开始哆嗦。” “还有一次我到天津演出，为了表现周朴园代表的封建社会，我一上台就绷着脸。别人跟我说，周朴园是两年没回家，他想到太太和儿子肯定是很高兴的，你绷着脸干什么？” 最逗的是周朴园和鲁妈在屋中相见的一场戏。为了能够留出足够的空间表现和鲁妈相见的惊讶，他故意和鲁妈离着八丈远，等一看鲁妈关窗户，立刻大叫道：“啊！侍萍，是你！”这种设计招来了全场观众的笑声。 后来，人艺请来苏联专家亲自教授斯坦尼的理论。苏联专家特别强调了人物的主观愿望是戏剧动作的基础。从此，郑榕才开始抛弃对周朴园的理性分析，去努力体验他的心理过程。他这才明白了周朴园回家时的兴奋，对妻子与儿子反叛的愤怒都是由于封建礼教深入在其心间。“封建社会不是把吃人写在脸上，而是有自身的一套伦理道德，我们不能张牙舞爪地去表演这些人物。大家千万不能再走我们的弯路。” 后来，郑榕对自己的表演做了很多的调整。他表演出周朴园归家的喜悦、对太太不听话的不解和愤怒，和鲁妈相见时也更加自然。他希望他在表演中犯的错误和闹出的笑话能成为年轻演员们的前车之鉴。（王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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