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帮政府带孩子

我帮政府带孩子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北京的天空正在酝酿第一场雪的时候，阳光下的广州仍是一如既往的温暖。     信力健迎着这夕阳，不缓不急地走在白云区的一个小区里，但就在他准备走进该小区的配套学校——信孚教育集团旗下的黄石学校时，门卫挡住了他，他的助理跟上来解释说：“让他进去吧，他是信孚的老总。” “不能怪这新换的门卫不认识我，我一个多月没有来这所学校了。”信力健挠了挠头，笑容里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但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得意：“我是超然老总，学校是完全交给各学校校长管理的。”     的确，作为下属２０所学校的教育集团老总，本该无比忙碌的信力健无论何时都显得异乎寻常的洒脱而悠闲。      “我与教育局是委托代理关系，是自带干粮帮政府带孩子。”  信力健所去的黄石学校是白云区一个小区的配套学校，１９９７年时，区教育局在同时建好了两所学校后，就把其中初建好的一所学校交给了信孚。“就像一个人生了两个儿子，自己养了一个，把另一个给了我！”信力健开玩笑说，“我与教育局是委托代理关系，教育局是这所学校的生父，我是养父，我等于是捐了一个校长，然后自带干粮帮政府带孩子。” 据说另一所学校启动时已花了大概１０００万，加上新建的教师宿舍，每年１００多万的支出，６年来政府已投入到那所学校近５０００万元。“这所学校就是我领养的一个公办学校，因为我们的收费和公办学校一模一样，也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完成了小区学龄儿童的正规教育任务，但我们没要国家一分钱。”信力健介绍说，信孚采用这种方式和白云区合作的学校已达７所，一年为政府节约大概５０００万元左右，“就相当于我每年纳税５０００万。”对这一涉及教育效益和成本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好像还没有深入地展开探讨。 在黄石学校的办公室里，信力健环顾着办公室里的书架、电脑等办公设备，踏一下脚下的地板，摁一下墙上的吊灯开关，语气里很有点自言自语的味道：“其实要算花在这所学校的费用很困难，如果没钱赚，这所学校很难办下去，如果说有钱赚，那也都变成了这些设备。而且为改建校园，逐渐添置东西，我们已先后投入了几百万。”看着窗外掩映在绿叶红花之下的亭台轩榭，记者已是很难想象出当年毛坯校园的模样。 “但我最大的收益是赚到了为社会服务的机会，赚到了办学的权益，赚到了我的教育思想的推广，也赚到了我办学规模的扩大。”信力健笑得憨厚而充满智慧。 走过这所学校的各个教学班，记者注意到每个教室后部的内侧角落里都有一张教师办公桌，学校刘校长解释说：“在我们的学校，班主任是在班级里办公的，这样和学生接触的时间就长了，可以随时有选择地关注学生。“蹲”下来的教师就能和学生在同一个层次上，成为学生学习的合作者。” “不仅如此，黄石小学人数少，可又在原来已设双班主任的基础上，增加外籍班主任，这样一文一武、一中一外，六年循环一次。”信力健认为，这样做会更专注学生作为“人”的成长，使不同家庭背景下的学生都能按照学生自己的步伐前进。“过去我们的班主任都是轮番上阵，就像在车间里一样，每人一道工序，这是把学生当作产品，是违反教育规律的。当然，这与办学者的目标定位和个人素质有关。” 的确，作为一个培养人的事业，教育其实对办学者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我们当前社会的资源配置似乎出现了一个错位：很多有文化的人没有钱，许多有钱的人却又没文化，又有钱又有文化的人一般又不考虑办学。“在国外，知识分子的薪水是非常高的，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才会去做教师。校长的工资、地位未必比总统的高，但他是培养总统的，总统教学不行校长也不会让你呆在学校里，但我们做不到这一点，这是中国很值得思量的一个问题。” 信力健对此颇为感慨：“应该让真正有钱的人去办学校，让最优秀的人去从事教育。”      “素质不高的国民就是国家的负资产，我办学就是要办培养优秀国民的国民学校。”  “信孚教育集团现在中、小、幼一体化，从孩子三岁启蒙学做人就开始教育，并且把民族文化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在自己一面书墙的办公室里，信力健的目光掠过每一册书的书脊，“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排斥域外文化，信孚最大的希望是能培养一种多才的、能够在国际环境下生存和工作的人，他的文化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无论同白人、黑人，还是同欧洲人、美洲人都能够在一起工作。”为实现自己的这种理想，让更大范围的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步伐前进，让更多的孩子从小就享受到信孚对“人”的成长的关注，信力健一口气办了１２个贯彻他这种理念的幼儿园。信孚慧雅幼儿园就是其中一例。 这个幼儿园原本隶属于广州市手表厂，但没有教育优势的企业不可能提供较高水平的幼教。由于本厂的学生很少，作为体现厂里职工福利的幼儿园又无法向社会开放，手表厂每年都要给予它很多补贴，幼儿园成了厂里的一个沉重的经济包袱。 １９９６年，信力健将这所幼儿园以每月２万元的房租纳入信孚旗下，然后重新从社会上聘请了优秀教师，开始面向包括手表厂在内的周围区域招生。他们以英文和艺术教育为载体，以注重孩子的人格塑造为核心，使幼儿园很快从原来的不到１００人达到现在的３００多人。 “整个广州市场化程度很高，很少有高收费的幼儿园，我们和公立的幼儿园收费相差无几，每月也就是３００元左右。”在孩子们的叽喳声中，慧雅幼儿园年轻的冯园长这样大声地告诉记者。 “教育是贯彻一种文化，一种智慧，而不仅仅是教授一种知识，使学生在成人后能运用知识造福社会是最关键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幼儿园开始抓起。”一边说着，信力健和记者走出了幼儿园的大门。门口是一个脏乱的菜市场，不但有小贩嘈杂的叫卖声，还有随时可能泼出的污水。步行在这样的街道，信力健的表情凝重起来，他转过头看着我，语调也有点低沉：“国家是国民的国家，国民是国家的国民，我办学就是要办培养优秀国民的国民学校。因为从根本上说，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国民素质的竞争，素质不高的国民就是国家的负资产，所以那些低收入人群的孩子尤其应该得到关注。” 在外来人口聚集最多的广州市海珠区，信孚１９９７年所办的以招收外来打工子弟为主的康乐学校，可谓是信力健这种教育理念的最好注脚。 “我们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家长从事什么行业的都有，所以我们除完成国家规定的课程外，还根据学生实际和社会需求开设了多项校本课程，对于打工子弟来说都非常实用。”康乐学校的何校长搬出本校编写的十几本书向记者介绍。康乐学校不但自编教材开设了介绍保险、投资等内容的理财课，传承中国国粹的国学课，国民意识培养的公民教育课，还在各班开设了每周一节的特色课。比如针对学生平时可能遇到的意外情况、突发事件，开设了作紧急处理的日常护理课；为引导学生珍惜生命，爱惜生活，开了生命起源课；为联系家长和学校，掀起了以潮州的功夫茶、潮州菜为内容的潮文化研究课等。每个教师还根据自己的知识特点，结合社会的实情，开设了传媒信息、影视欣赏等主题教学设计，而且都作为校本课程固定下来，现在这些课程已达到该校学生总课程的５０％。 “一直以来，我们的教育设计就有很大问题，要么是考上大学做统治者，要么就是考不上做生产工人，我们国家很多学校的课程也几乎全是为升学而设。为什么不能根据孩子本身来设计教学内容呢？我们培养的学生当球星不行吗？当围棋高手不行吗？”在谈到康乐学校的课程设置理念时，信力健认为，只要培养的学生能真正为自己负责，为社会负责，人格独立，道德完善，知识广博，兴趣广泛，气质高雅，就是我们教育的最大成功。“不一定当官才是成功嘛！” 由于打工子弟生源杂，流动性强，这就造成了他们的学习水平差异很大，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其实也是学生家长最为关注的。“我们办学是看家长满不满意，而不是看政府满不满意。”信力健说，康乐学校采取的是非常灵活的分层分类教学，不同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在某一学习阶段的学情，自由选择不同学习程度的班级。“这就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学生因成绩较差而产生的自卑感，也有利于学习竞争。我认为这才是符合人才培养规律的，为什么非得要按照学习进度一刀切地培养学生呢。”在夕阳的映照下，他脸上的遗憾分外明显。 指着等着接送孩子的１２辆大巴车，信力健告诉记者：“康乐学校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打工子弟学校，有７０个班级，３５００名学生，其中有５００多人要坐校车上学，每年仅校舍租赁一项就得２００万。曾有领导建议我给各班级配上电脑等现代化设备，钱从何处来？政府又不给，总不能分摊到这些流动人口的孩子身上吧。”他感到有点想不通：“现在很多人要么给学生吃肉，要么就饿死他，为什么不先努力让他们全吃上饭呢？” 据了解，广州市海珠区每年投在公办学校的教育资金达３亿多元，但没有一分钱落到该区的众多民办学校头上，虽然这些学校已承担起当地三分之一的义务教育任务。      “我的理想是做教育，这和学校是高楼还是茅屋有什么关系？”  在当前的民办教育领域中，很多人投资办学几乎都在沿用一个固定模式：先建豪华的校舍，再作铺天的广告，然后就是让人咋舌的收费。作为中南民办教育龙头的信孚则截然相反：偌大的一个教育集团，属下２０所学校，竟没有一间是自己投资建设的校舍。而且总裁信力健对此竟也很不以为然：“那些人只是做房地产而已，我的理想是做教育，产权是不是我的并不重要，我的作用是连接校长与老师，帮助学生、服务学生、教育学生而已，这和学校是高楼还是茅屋有什么关系？孔夫子三千弟子，哪儿是他的固定教育场所？” 当然，接触过３５种职业，熟谙经济运作的信力健对自己的办学模式有着更深层的思考：“我们全部租赁校舍就可以低成本扩张，企业经营讲究成本递减、效益递增，规模产生效益，现在我们无论做新闻发布、品牌打造、资本营运，我代表的是２０个学校，这就是集约成本。”他认为，教育需要整个社会的帮助和支持，现在的一些民办学校不景气，除了不懂教育规律外，很大程度上是资金运转不灵造成的。为此，信孚教育集团成立了帮助融资的投资公司，负责教师培训的管理公司以及教育研究院，三位一体地对企业进行集约运作。 “其实不仅是民办学校这样操作，公办学校也应该建立现代企业式的学校管理制度，这是很关键的一点。”传统的各区县教育局决策权、执行权等各种权利集于一身，裁判和队员，原告和被告都是它，但对于民办学校来说，它却又只是业务指导单位，这个制度设计容易出现很多问题。 “而且现在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定位、分工好像也颠倒了。”信力健眉头皱了起来，语调也一下高了上去：“立法是站在多元的角度，要求政府、办学者、家庭、社会等所有人都要遵循的，办学者依法办学，行政部门依法行政，大家都是平等的主体。现在应该出台一个细则来规范、指引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实施，而不是由教育部门代替司法部门来做司法解释。” “法律还规定公、民办学校要一视同仁，但现实中在哪儿体现了呢？民办学校的教师没有福利分房，没有退休金，没有医疗保险；同样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同样按照规定收费，民办学校没有国家所拨款项。而且规定‘学校不能抵押’，当然它是从保护学校的目的出发，但这个政策其实仅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而已。”他认为，学校不能抵押就无法融资，就没有资本的积累，就缺乏抗风浪的能力，就不能做大、做强。现在很多民办学校处在崩溃的边缘，都是因为后备资源和其他资源的严重不足。“所以说政府这个好的愿望并没有达到一个好的目的。” 针对当前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现象，信力健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建议：与其尽力地想办法搞公平，还不如承认这种现实搞一个调整。“富人的孩子不应该是很自然地去读优质学校，他们享受了优质教育资源，就应该回报社会一笔费用，然后把这种支付分给穷人。” 在采访的最后，每期必读《中国教师报》的信力健对本报为中国教师所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提了几条中肯的建议。他说教育是属于思想精神领域的东西，作为国家级的教育媒体，《中国教师报》应再多发表一些前瞻性的内容，介绍一些西欧、北欧、美洲等各国办学中的好的经验，让中国人看到不同制度下的教育模式。另外还应建立一些校长的联谊，搞名师工程，把校长和教师推上前台，放在阳光下面。“新西兰的校长每年聚会一次，把每人的不同思想放在一起进行碰撞。这是社会应有的局面，既是我们这些人的心愿，我想也是《中国教师报》的心愿。” 说完，满面笑容的信力健递给记者一张自己的名片，记者注意到，这位中南五省民办教育龙头的总裁名片上面没有任何社会职务。似乎看穿了记者的疑惑，信力健大笑着告诉记者：“我既非人大代表也非政协委员。对我来说，没有什么身外之物是我所努力攫取的，我只是好好地活着，做着我自己想做的事而已。” 直到本文完稿，我还在琢磨，一个人是否真的外延越多时内涵就越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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