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历程及其发展展望

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历程及其发展展望

　　【内容提要】文章指出当前情报学研究所呈现出来的“经济学化”研究趋势是经济学向情报学扩张与渗透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又一具体表象，并对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历程进行了回顾，对其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摘  要  题】理论探索
【关  键  词】情报学/经济学化/情报经济/情报经济学/信息经济/信息经济学

　　　　1　“经济学帝国主义”与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
　　近数十年来，经济学不断地向其他社会科学扩张与渗透，形成了许多以经济学方法作为分析方法或体现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学科。经济学界称这种现象为“经济学帝国主义”[1]。情报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界一直都存在着争议。文献[2]明确提出情报学就是一门社会科学；文献[3]则认为情报学是介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性边缘学科，这种观点在国内情报学界一度影响较大；而文献[4]则针对这种分歧，就国外的最新进展情况，对上述情报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作了综述研究，予以了有关问题以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指出国外情报学界目前依然有许多研究者把情报科学视作一门社会科学。尽管情报学的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定位至今在理论界仍未完全取得一致，但是不管怎样，情报学与社会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情报学本身就具有着社会科学的属性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学已经渗透、侵入到情报学领域已是不争的事实，情报经济学的产生如同法律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等学科一样已经成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又一具体表象。
　　“经济学帝国主义”对情报学的这种侵入与扩散换一个角度而言实际上也就是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趋势。情报学具有跨学科领域的本质。国外有研究者将情报学研究划分为三大领域：管理问题（如工作表现测评、个人技能、个人隐私）、核心活动（如数字图书馆、智能代理、交互性、情报检索、知识管理）、应用性（如工作流、文献管理、互联网与内部网），情报学这三大领域的发展涉及并依赖于多个学科领域：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范畴的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5]。可见，情报学研究所呈现出的经济学化特征就是作为其来源与支柱的经济学范畴的工商管理领域对上述三大领域的情报学研究发展施以影响与作用的必然结果。情报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与情报学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出现正是这种影响与作用的具体表象，它的向前发展则表明情报学研究的经济学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情报学是为了解决情报需求与情报服务而产生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作为信息产业的组成部分，情报工作的开展、情报事业的发展必然要涉及到现实经济问题，必然要认真地考虑其经济效益。尤其当处在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这个大背景下，情报工作更加强化经济核算与管理，突出经济效率与效益这一目标；整个情报事业开始市场化；情报产品不再作为一种福利品而是成为一种商品；出现情报产业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与情报经济这种新的经济现象已成为必然。纵览情报事业的整个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情报事业的发展历程也就是一部情报事业的经济化演进历程，情报产业与情报经济现象的出现是其最终必然结果，我们可以将它的整个发展历程简约地归纳成以下演进路线：情报工作的诞生、情报机构的建立与情报事业、数据库事业的形成和发展、情报事业的产业化、情报产业[6]，直至情报经济的出现。当然有研究者为了突出情报检索在情报工作与事业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如下的演进路向：情报（的产生）、情报检索（的出现）、情报检索技术及系统（的出现）、数据库（的产生）、数据库服务产生（情报服务产业）的兴起[7]，直至情报经济的出现。与上述情报事业的经济化发展演进路向相对应的则是，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顺应形势发展针对实践需要而不断向前深入推进。
　　　　2　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历程回顾
　　最初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与情报检索的评价研究相联系的，即主要是评价情报检索服务的成本与效率。随后，情报商品化、情报的价值与价格、情报传递的成本与效益，以及情报工作的效率与情报事业的经济管理也成为了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主要议题，再接着是情报市场、情报（检索）产业、情报事业的经济发展及其宏观经济研究等领域，直至最后作为一门学科形式关注整个情报经济现象，使有关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成果得到了系统化了的“情报经济学”的产生。情报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标志是1979年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国际性的情报经济学年会。经过20多年的发展，情报经济学已初具雏形，与情报研究学、情报检索学、情报咨询学、情报管理学等一道成为了情报学众所周知的重要分支学科。理论界就认为包括情报经济学在内的共计11门具体的分支学科共同构成了情报学的整个分支学科体系[8]。对于情报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国外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情报产品和情报服务的成本分析、情报的价格、情报服务的效果与效率、情报传播的成本——收益分析、情报价值的实例分析、情报和生产力的宏观经济研究以及情报服务的增值过程、联机检索的经济问题、情报处理的经济问题等9个领域[9]，而国内的学者则将其归纳为情报价值的研究、情报商品属性的研究、情报产业的研究、情报市场的研究、情报资源分配与管理的研究、情报效益的研究、情报成本与价格的研究、情报经济管理的研究、情报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情报学与经济学关系的研究这10个方面[10]。但通常我们一般将情报经济学研究归纳为情报商品与情报市场研究、情报经济效益研究、情报经济管理研究、情报产业和信息化社会发展研究这4个方面，围绕上述4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国内阶段性的集大成著作中得到了一定的反映[11]。这些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进一步证实“经济学帝国主义”存在的同时，也更加明显地表明了情报学研究的经济化特征与趋势。
　　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面向新千年的20世纪的情报学“经济化”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情报经济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被纳入到“信息经济学”这样一个更大、更为宽阔的范围内加以研究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情报学的“经济学”研究从围绕某一主题零散地开展研究，如情报的经济问题[12][13]、情报市场[14][15]、情报产业[16]、情报商品[17]等等，发展到体系化地、系统地进行研究，如相应地正式出现了以“情报经济学”命名的理论著作[18]（以上举例均指国内的研究情况，不涉及国外的情况，以下举例与此相同），这是一次飞跃。现在又由情报经济学的系统化研究发展到站在信息这样一个新高度，在信息经济学这样一个更大的范围、更为宽阔的视野内系统化地研究情报经济学[19]，则又是一次飞跃。在实践工作中，“情报”与“信息”是难以绝对区分开的，而“情报”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知识信息，一种情报信息，因此将“情报经济学”纳入到“信息经济学”中进行研究，这表明了情报学“经济学化”研究的向前推进与发展。情报经济学在信息经济学中的定位是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分支学科，具体地讲，就是信息经济学是以一切有关信息转换的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和内容的，而情报经济

学则仅仅只是其中的有关“知识与情报传输系统的经济研究”[20]，或者说，仅仅是其中的有关“知识信息服务的经济研究”[21]。当前情报经济学已经很少单独作为对象进行研究，而是更多地将它纳入或者说融入信息经济学中，以信息经济为对象予以研究。对于这一点，有人提出了这么一种观点，认为曾经流行于图书情报界的情报经济学之所以会销声匿迹，其原因就在于情报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不能成立的；情报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是同一门学科，二者具有同一性；这是由于两门学科共一个英文学名因而在学术界造成的学科分类混乱现象[22]。毫无疑问，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情报经济学作为信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而被纳入到信息经济学这样一个更大的范围之内进行研究，并不能否定情报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存在的事实，二者不是同一学科[23]。实际上，情报经济学的发展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作为其上位类学科的信息经济学的影响，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也同时促使情报经济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方面不断得以拓展和创新。对于由情报经济学拓展演化而来的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有研究者从经济行为中的信息活动、信息产品与信息服务、信息系统和信息市场、信息产业、社会信息化这5个方面对信息经济学所取得的进展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和归纳，描绘了经过20世纪的大发展，面向21世纪的信息经济学的新景观，指出“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信息经济学带有浓厚的信息学（情报学、文献学、图书馆学）色彩，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经济学则带有浓厚的经济学味道了”[24]。总的说来，20世纪情报学视野中的信息经济学研究其涉足领域主要围绕着信息与信息资源、信息商品、信息市场、信息营销、信息产业、信息经济效益、信息投资、信息工作经济管理、宏观信息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信息经纪人等主题而深入展开[25][26]。
　　20世纪的情报学“经济学化”研究所取得的新发展所体现出来的另外一方面特点，在于它随着所处社会经济这个外围大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它所运用、移植的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以及由此而来的它的实践取向随着经济学自身发展而得以发展。还是以国内研究为例。大致地说，国内经济在改革开放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初期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从1992年起至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内的情报学理论与实践工作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所处经济环境的烙印，而随着上述经济环境的发展而发展。这可以从诸如《论计划经济下的竞争情报》[27]、《市场经济与情报信息工作》[28]这一类学术论文的文题及其内容得以清楚地反映。又如，我们国家自1958年建立起科技情报事业，一直到改革开放，都与前苏联与东欧国家一样，由于实行的是单一的传统计划经济，对商品经济持否定态度，因而理论界严格遵循前苏联情报学家米哈依洛夫的观点：“科学情报不是商品”[29]，而不将情报当作商品，认为社会应无偿使用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产品，整个情报机构属于非经济性、非赢利性的社会公益性事业机构。但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取向经济改革的向前推进，情报开始商品化，情报理论界及其实践体现——情报机构与情报事业也相应发生转变，于是乎曾经作为计划经济棋盘中一个棋子的情报机构也开始相应地进行情报体制改革，使之转型为作为市场经济大家庭一员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性实体”[30]。再如，即使同样是探讨“情报经营”的论文，通过对其内容的分析，也会明显地发现有的烙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痕迹[31]，而有的则烙着“市场经济”的痕迹[32]。
　　　　3　情报学“经济学化”研究的发展及其未来展望
　　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在早期还仅仅只是引入经济学中的效用、效益等概念，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投入—产出分方法等这些基本方法，借鉴当时流行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合同制等经济实践模式，作为其研究基础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是劳动价值论，而研究所用的经济学范多也还是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阶段模式[33]。但是随着经济学自身理论研究的向前发展，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所运用的经济学概念、方法，以及基础原理，甚至是“范式”、整个的理论体系也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为了更加深刻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以情报（信息）商品价格的形成基础这一问题为例。信息商品的定价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情报理论界与实践界。总的来看，有关信息商品的定价基础，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垄断价格论[34]、效用价格论（使用价值决定论）[35][36]、价值决定论（价值价格论）[37]。前面的两种观点尽管很早就同价值决定论一道被提出，但是由于受所处外部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与束缚，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从整体上说国内情报学界对前两种观点持的是否定或批判的态度，而对价值决定论则持肯定或者说维护的态度。长期以来，国内经济学界奉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为“圣经”，不敢越雷池半步。受经济学界这种认识的影响，国内情报学界对于情报（信息）商品的定价基础问题也采取了与这一时期经济学界相一致的做法，即不容置疑的主流理论观点是“劳动价值论是信息商品价格的理论基础”[38]，而对其它观点横加批判，或者依然以劳动价值论为主，借鉴其它观点进行“折衷”，如有研究者就认为信息商品生产过程所具有的不同于物质商品生产的非重复性这一特殊性决定了信息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在事实上具有了同一性，二者在信息商品中是等价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信息商品价格的形成基础既是信息商品的价值，也是它的效用（或使用价值）[39]。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价值决定论与效用决定者进行“折衷”，其分析方法与研究框架依然还是属于价值决定论范畴，其实质是在价值决定论的范围内进行局部的修补与改良。随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1993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开始建立，一批充分体现上述精神与认识的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纷纷出版[40][41]。可以说，这些认识在改变国内经济学界原有的旧观念的同时，正在日益成为理论界新的主流观点。与此相对应，国内情报学界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也开始对长期以来处在主流地位的将劳动价值论作为信息商品价格基础的这一观点予以重新的审视，这一迹象早在国内经济学界开始争论要不要捍卫传统的劳动价值论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显露，如文献[42]就从价值决定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或者说价值规律出发，通过论证劳动价值论（价值规律）所面临的危机和价值决定论对信息市场的种种误导，明确地对长期处在“话语霸权”状态的信息商品价值决定论提出了置疑，指出在马克思提出劳动价值论的时代，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是微不足道的，而在其后的100多年时间里，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这些理论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补充和发展。因此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大力提倡信息商品的价格市场决定论，以此来取代长时期在情报学界处于主导地位，流行一时的信息商品价格价值决定论。
　　除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自身发展会推动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向前发展之外，国内经济学界对于西方经济学的重新审视与评价也极大地促进了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目前，随着国内较以前更加注重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引进，越来越多的

西方经济学理论，甚至是前沿理论被引入到情报学的研究中来，这也极大地推动了当前情报学研究的经济学化发展趋势。例如，运用从经济学的“母体”中脱胎而来的市场营销理论来竞争情报研究[43]；运用经济管理领域的供应链管理理论来从事竞争情报研究[44]和（情报）信息服务模式研究[45]；运用经济管理领域的另一热点理论——流程再造理论来审视网络环境下的情报工作[46]。又如，引入当前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对情报（信息）经纪业进行了深入探讨[47]。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情报学研究中对于博奕论理论的引进。自从1994年三位研究博弈论的经济学家荣获了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博奕论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学思想和方法，被经济学界广为运用，成为当前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有研究者敏锐地抓住这一前沿，将博弈论引入了竞争情报研究[48]。更有研究者指出“经济学中研究的信息其实质就是情报学意义上的‘竞争情报’”，“经济学（特别是引入博弈论后的经济学）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了竞争情报的作用方式”，通过介绍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市场结构理论里的“库诺特”（古诺）模型在引入博弈论后的几种演变模型，对竞争情报进行了深入探讨，强调了要充分利用博奕论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加强竞争情报研究中的情报分析手段[49]。此外，作为市场经济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竞争理论也与竞争情报研究联系了起来[50]，在竞争情报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环境相适应的竞争情报理论体系，从而为竞争情报实践提供高水准的理论与操作指导，已经成为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与此同时，将曾经流行一时的情报经济学纳入其中的信息经济学研究在走向21世纪之际也有了新的发展与突破。这种发展与突破主要是沿着以下3条主线进行的：
　　(1)第一条主线是有关信息资源、信息经济等的基础理论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较以前有了突破，更向前推进了一步。情报或者说情报资源，作为情报学的研究对象，被纳入到信息资源这样一个层次更高、视野更为广阔的范围加以审视和研究。围绕信息资源的系列经济学考查自然成为了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在研究的早期信息资源的经济学特征被认为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人类需求性、稀缺性、使用方向的可选择性等这3种所有经济资源都共同具有的一般经济学特征，和共享性、生产中的不可分性、使用中的不可分性、不同一性、驾驭性等这5种只有其自身才具有而其它经济资源所无法替代的特殊经济学特征[51]。而现在信息资源的经济属性被认为是稀缺性、预算约束性、边际性、外部性和非竞争性等，除此之外，信息资源作为一种无形资源还具有作为人类开发利用有形资源的中介、提高有形资源的利用率以及减少其消耗、一定程度上替代有形的物质资源、拓展人类可利用的有形资源的范围、创造新的物质资源等重要经济功能[52]。两者加以比较，当前对于信息资源的经济属性无疑较以往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除经济学特征之外，信息资源的经济学配置问题也是近年来该角度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一大突破领域。毫无疑问，信息资源的配置是信息经济学的主要内容[53]，早期这方面的研究总的来说侧重于对信息资源配置的具体问题与方法的操作层面进行分析，如信息资源配置的质量问题[54]、信息资源的区际配置[55]、信息网络（信息资源）的区位整合[56]等。随着研究的深入，西方经济学中的福利经济学理论，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帕累托最优”理论被引入信息资源的配置研究中，当信息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时，我们则认为此时实现了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它具体地表现为信息生产、信息市场与信息产业三方面在经济效率上具有着有效性[57]。然而，运用帕累托最优分析资源配置，其前提是所配置的资源必须是实物形态的资源，它们只能“替代”而不能同时空“共享”。而信息资源不具备物质资源那样的时空惟一性特点，将帕累托最优理论用于分析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或者说配置效率时，必然存在着先天缺陷。因此，理论研究的缜密性迫使我们必须深入地探讨信息资源有效配置中“帕累托最优”理论的适用性问题[58]。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信息资源的配置效率时，必须将知识产权要素纳入进来作为一个经济参数予以考虑。信息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其实质意义也就在于信息资源做到了充分共享，使信息内容取得了时空分布的社会效用最大化。随着研究的向前发展，所有用户对某一公共物品的收益之和即资源共享的“联合收益”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理论被引入了信息资源的共享研究领域[59]，这是当前信息资源共享研究得以继续向前深入发展的一个新亮点与突破口。2001年武汉大学马费成教授所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共享的效率研究”获得批准立项，有关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的“联合收益”及其成本测定研究已经同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共享效率的测评指标及模形研究、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模式及对策研究一道被视作是完成这一重大课题而需要努力加以解决的三大难题[60]。另外，由于信息资源配置具有“公共性”等，因此，信息资源配置中往往会出现“市场失灵”现象，这就需要进行“政府干预”，但政府干预市场的同时也会产生“政府失灵”。这样有关信息市场失灵与相应的政府干预，以及如何防范由此带来的政府失灵，而建立有效的政府干预机制，并使市场与政府干预手段有效地相结合等研究成为了当前信息资源的经济配置研究中的又一大突破口和又一新的闪亮点。[61][62]。
　　除上述信息资源的基础理论研究取得新的进展之外，情报学界在跨入21世纪之际对有关信息经济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同样取得了新的进展。西方经济学中有关外部性、公共物品、非竞争性、垄断、不完全信息以及产权等理论先后被引入信息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研究之中，如运用外部性理论研究和考查信息生产与信息服务[63]、运用产权理论，从产权的角度审视信息服务活动[64]等。而有关这一方面的探索在国内情报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武汉大学的马费成教授翻译的《信息经济学》一书中得到了较为全面详尽的反映[65]。
　　(2)第二条主线就是沿着从情报经济到信息经济再到知识经济这条逻辑思路演进。自从1996年经合组织(OECD)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专题报告中提出“知识经济”以来，知识经济成为了国内理论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国内情报学界早前对“情报经济”，而后是对“信息经济”的热烈探讨与关注也随之转移到了“知识经济”身上。一时间对知识经济本身的理论探讨，和有关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两者的关系与比较研究成为了情报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许多研究者就从情报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索。例如，有研究者就从与情报学密切相关的“信息学”与“知识学”，以及经济学、资源学这四个角度对知识经济进行了探讨，对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66]。而从情报学角度对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二者关系进行研究的论文则更是层出不穷，如文献[67][68][69][70][71]。至于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二者的关系，信息经济不家乌家培将已发表的众多论文中的观点归纳成以下四种类型关系：实同名异、大同小异、小同大异、实异名异，指出这四种关系中前两种是符合实际的，因而是正确的；而后两种难以成立，不尽正确[72]。毫无疑问，乌家培先生的观点是极其正确的，在通

常情况下，对于二者的关系，我们的看法是“知识经济的基础是信息经济”[73]，信息经济向前发展便会是知识经济。对于从信息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这种演进发展及其内在实质联系与相互差异，国内著名情报学家马费成教授特意以“从信息经济到知识经济”为题名，撰文予以了深入的探讨[74]。我们知道，曾经流行一时的情报经济由于随后被纳入信息经济的范畴而在当前变得销声匿迹，而信息经济又是作为知识经济的基础而存在的，由此可见，情报经济与知识经济及其有关理论研究之间是有着一脉相承的某种内在联系和逻辑演进的。对此，乌家培先生给予了肯定，明确指出：“前几年，国内把情报经济学改称为信息经济学，其实情报经济学同时也是知识经济学”[75]。
　　(3)第三条主线是向着电子商务与网络经济的方向演进。电子商务被视作是“21世纪信息时代的信息经济核心”[76]，这种将电子商务作为信息经济的新发展，而纳入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内的做法，较之将电子商务仅仅视作是一种“新型商务手段”[77]而言，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超越。电子商务是网络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或者说就是网络经济的核心，因此对网络经济的研究也就成为了当前信息经济学研究大力拓展的又一新领域，武汉大学的马费成教授在《情报理论与实践》杂志所做的“信息经济学”讲座中就专门以“因特网发展的经济分析”为题对网络经济研究领域进行了探讨[78]。还有研究者对两者的内在实质联系进行了探讨，从而得出了：“网络经济效应”是21世纪信息经济增长的主体效应的结论[79]。除此之外，基于拥塞理论的网络定价研究[80]、网络站点信息服务的经济学分析，如成本收益分析[81]等等也成为了当前情报学界对网络经济进行研究所到得的阶段性成果。至此，我们如果将上述当前信息经济学研究向前演进发展的后二条主线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就会不难发现有关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与网络经济三者的研究[82]很明显已经成为了当前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这一点已经很明显地体现在了当前的情报学教育，尤其是情报学研究生教育中，对此南开大学的王知津教授就作了有关的实证分析研究。王知津教授为了分析和研究我国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的研究方向，收集和查阅了包括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在内的28个情报学硕士点的招生目录，通过将各硕士点单位所设置的研究方向与教学课程合并归类为理论类、应用类、技术类、管理类这四种类型，从而得出了当前我国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的整体现状和发展趋势。在王知津教授的实证研究中，有关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俨然已经成为了当前我国情报学研究生教育中重要的理论类研究方向，这反映在整个的情报学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上就是其强烈地面向经济趋势[83]。总的来讲，当前这方面研究的发展势头是好的。随着20世纪末“昙花一现”的美国“新经济”现象的出现给情报学研究带来了启示，以及加入WTO为国内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可以预见，面向21世纪的情报学“经济学化”研究必将会在这块领域于不远的将来获得新的更大突破。
　　收稿日期：2003-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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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竹字头下加厂里加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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