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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册沈从文与九妹
童年·少年
岳萌是父母养育过的九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出生于1912年,比沈从文小10岁。童年的九妹是快乐的,她是家里的心肝宝贝,尤其受母亲宠爱。沈从文早期写的两篇小说《玫瑰与九妹》和《炉边》中回忆亲情,三岁到五岁间的九妹是其中的主角。当玫瑰花开时,九妹“时常一人站立在花钵边,对着那深红浅红的花朵微笑”;她又把许多玫瑰花瓣用信寄给在长沙读书的大哥。二哥和六哥被户外卖小吃的吆喝声所诱惑,九妹又去向母亲“游说”满足他们的“馋嘴”欲望等,那形象稚气可爱、聪明可人。有九妹在,家庭充满祥和快乐的气氛。
由于父亲长期流亡在外,欠下巨额债务,家道逐渐中落。沈从文在1917年,不得不外出当兵。沈从文十分思念九妹,他的堂兄返家,他叮嘱堂兄一定要去看望九妹。堂兄看他可怜的样子,安慰道:“到八月十五中秋节,你也可以回家探亲,那时可以帮九妹买许多好玩的东西。”1920年底,他所属的土著部队被歼灭,幸免于难的沈从文到芷江投靠亲戚,谋到一个收税员的工作。母亲在家乡无所依靠,于是变卖掉房产,带九妹来和沈从文同住。卖房所得的三千块钱交沈从文保管,不幸的是,沈从文爱上了一个姑娘,结果这笔钱的三分之一被姑娘的弟弟骗走。等他发觉时,姐弟两人一齐失踪。沈从文自觉没有颜面,悄然出走常德。
沈从文1923年夏天来到北京闯荡。因湘西极其混乱,九妹同父母随军队在鄂西边境一带辗转流离。4年后的1927年,沈从文脚跟稍稳,就把母亲与九妹接到北京。一来照顾母亲,二来为了妹妹的前途,此时九妹已经十五岁,长成大姑娘了。1928年初,沈从文到上海谋发展,旋即把母亲和九妹接来同住。沈从文初到上海的生活是窘迫的,小说《楼居》里写到母亲生病,无钱医治,九妹不适应大都市的生活常常哭泣以及他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流着鼻血拼命赶稿子的情形。1929年7月间,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的母亲担心连累沈从文,把九妹留下,只身返回故乡。同年9月,经徐志摩推荐,沈从文被胡适聘到上海公学任教。这是他的文坛地位获得广泛承认的重要标志,经济状况也因此大为改观。1930年秋,沈从文转往武汉大学任教,1931年秋,去青岛大学任教。1933年夏,沈从文来到北京,与杨振声一道编纂中小学教科书,同时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一跃成为文坛赫赫有名的“京派”盟主。摆脱了贫困的九妹一直跟在沈从文身边,随着沈从文名声越来越大,九妹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学业与交游
1927年,九妹到北京时的初衷是希望有机会读书。九妹自幼聪明好学,更胜六哥岳荃一筹。《炉边》中,岳荃在母亲面前炫耀背书,背到中途忘了,九妹嘲笑六哥,自己把那课文一字不差背完。从《炉边》和《玫瑰与九妹》看,三五岁的九妹已经有足够的智力和哥哥周旋。母亲深爱九妹,无奈已经没有任何余力供她上私塾或新式小学。到了15岁的年龄,九妹受系统教育,学一技之长,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事情了。但令人费解的是,沈从文为九妹选择了法语专业而非实用的技能。九妹虽天资聪慧,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又毫无基础,学法语无疑是费力且难以预料结果的选择。沈从文似乎很有信心,专门请了一个大学法语系四年级的学生教她。他为妹妹预许了将来读书的一切费用,并希望她将来能去法国深造。沈从文到上海公学任教后,九妹在那里借读,除继续学习法语外,还学习英语和编织。在青岛大学,九妹也仍然是插班借读,继续学习法语。法语和英语学习生涯没有让她掌握这两门高深的学问,却培养了她高傲的心性。 沈从文文坛地位不断提高,交往圈子日益扩大,九妹在他身边,自然加入其中。1931年1月,胡也频被捕,沈从文为营救胡也频四处奔走,后又陪同丁玲护送遗孤回湖南她母亲处寄养。在整个过程中,九妹留守上海,把以胡也频名义准备好的3封电报和7封信一一发给丁玲母亲,以隐瞒胡也频遇害的消息,并催促丁玲母亲早日放丁玲返回。同年7月,沈从文到北京谋职,由九妹陪护心神未定的丁玲住在上海。时局风诡云谲,九妹为二哥分担忧患,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沈从文的朋友圈子中,巴金对九妹记忆尤深。巴金1932年9月应沈从文邀请,到青岛大学做客,在沈从文的宿舍住了约一个星期,写了短篇小说《爱》。沈从文常和他一起去散步,九妹有时也一同去。巴金在一篇纪念沈从文的文章中深情地回忆起那段经历:“我在他那里过得很愉快,我随便,他也随便,好像我们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他的妹妹在山东大学念书,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他对妹妹很友爱,很体贴,我早就听说,他是自学出身,因此很想在妹妹的教育上多下工夫,希望她熟悉他自己想知道却并不很了解的一些知识和事情。”1933年秋,巴金因筹备《文学季刊》来到北京,他见到了新婚不久的沈从文夫妇,也与九妹重逢。巴金在北京居无定所,沈从文就邀请他到自己的寓所住了约两个月。当时沈从文正在写《边城》,巴金在写短篇小说《雷》,无客人时二人各自.写作,来客人时则一起会见客人,每到这个时候,九妹就会端上香茗,然后在旁边静静地听,间或插一两句话。1940年7月,巴金从上海来到昆明看望女友萧珊,居住三月,1941年巴金又从重庆来到昆明。这两次巴金在昆明期间与沈从文交往颇多,还曾携萧珊去沈从文在呈贡乡下的家小住过数日。见到九妹是极平常的事,但热恋中的巴金却没有片言只语再提起九妹。 著名作家施蛰存对九妹也留有印象。那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张兆和带两个孩子及九妹,在香港待船,准备取道越南去昆明。施蛰存正从上海来,也要到昆明去。沈从文委托施蛰存与她们结伴同行,以便照应。一路虽鞍马劳顿,所幸顺利到达。施蛰存颇为幽默地说这是他“平生一大功勋”。
恋爱中的九妹
晚年的张兆和对九妹的“美丽”仍记忆犹新,她曾对笔者发出惊叹:“九妹可美了。”有一张沈从文兄妹与母亲的合影照片广为流传。照片中的九妹身材娇小,面容清秀,一双与她年龄不太相称的忧郁的眼睛低垂着。读者能见到的九妹的另一张照片是与丁玲的合影。那张照片上,丁玲坐着,膝上抱着一个婴儿,站在她身后右边稍后一点的,就是九妹,穿一身朴素旗袍,相貌俊秀。照片很大,九妹整个身材和相貌很显眼,大有喧宾夺主之意。就是这张照片,吸引了当时还在湘西流浪的刘祖春的注意,为日后与九妹的恋情埋下了伏笔。 1933年夏,沈从文携张兆和及九妹来到北京时,九妹已经21岁,以那个年代的习惯,早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张兆和结婚时24岁,《边城》中的翠翠爱上傩送时只有十三四岁。新婚的沈从文坐在秋天的院落里,伏在洒着斑驳阳光的桌子上写他的代表作《边城》时,能不为妹妹的婚事忧心吗?1997年,笔者曾先后数次拜访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张兆和先生。谈起九妹,她似乎颇有怨气。她告诉笔者,沈从文和她曾为九妹介绍过在燕京大学心理系任教的夏云(夏斧心),但九妹“心太高”,二人的关系没有能够维持下去。
刘祖春,乡土作家,后参加革命,解放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1934年的刘祖春,在沈从文的资助下来到北京求学。沈从文看出这年轻人的文学天赋,指引他踏上了文学之路,把他造就成为颇具特色的乡土作家。刘祖春的小说《荤烟划子》、《佃户》、《守哨》等,写湘西城镇、山野、水上人事哀乐,处处见出沈从文的影响。从1934年到1937年这几年间,刘祖春一直是沈家的座上客。刘祖春贪恋沈家宁静和谐的气氛,对九妹也逐渐萌生了爱意。许多年后,他回忆起与九妹初次相见时的情形,仍一往情深:“从文的妹妹岳萌从东屋晚出来一步,掀开门帘,站在那里微笑,看着我这个刚从家乡才到北京的同乡年轻人。”而九妹对刘祖春显然也有好感,他周末去沈从文家,作陪的总是九妹。她喜欢听刘祖春和沈从文谈话,有时自己也发表意见。沈从文和张兆和把这一切看在心里,他们十分乐意推动二人的关系。在4月里一个周末美丽的黄昏,沈从文建议刘祖春随他们一家人去中山公园散步。大家一起在回廊上坐了一会儿,沈从文与张兆和就借故走开了,把九妹和刘祖春单独留下。两个羞涩的年轻人在黑暗中谁也不肯先说话,这时一起游客嘻嘻哈哈走过来,他们急忙跑掉了。
1937年,刘祖春从北京大学毕业。此时他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加上日益严峻的华北局势,刘祖春决定参加革命,他与九妹的爱情需要一个了断。又一个周末,刘祖春从沈从文家吃过饭回家,九妹坚持相送。他们一起沿着横跨北海与中南海那座汉白玉雕栏石桥漫步。刘祖春讲到华北面临日本侵略者的蹂躏,讲到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并透露了自己要去山西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的念头。九妹她以自己的决心表达了对刘祖春的爱情:“我什么都不怕,到哪里去都不怕。”她秀丽洁白的面孔望着晚霞衬托出来的北海白塔的轮廓,显得异常严肃而坚定。但刘祖春明白,革命意味着可能会抛头颅洒热血,自己死不足惜,而连累一个思想精神并未做好准备的姑娘,理智告诉他:“我没有这份权利,也没有这份勇气。”1937年7月27日这天,他赶到沈家,找张兆和借20元钱作为路费。九妹见到这情形,显得有点不知所措,她望着刘祖春,脸上有惊慌,有痛苦,有惊疑,有责备。刘祖春能说什么呢?那个战火纷飞的年月,个人的命运被时代的大力推动着。他从张兆和手里接过钱,匆匆离去,自此便成永别。九妹送刘祖春的一张相片也丢失了,但从九妹那里借来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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