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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人生态度/姚建宗

时间：2023-02-20 08:34:49 法学理论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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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人生态度/姚建宗

法治的人生态度

姚建宗

摘要：法治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与生活式样，时刻与现实的人的当前生活与命运密切相关。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与秩序追求,它反映着现实的人的生活立场与人生态度。法治的人生态度的基本特色体现为悲观主义、保守主义、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法治的人生态度与法治始终处于彼此塑造的双向互动之中。
关键词：法治人生态度保守主义悲观主义现实主义个人主义
Subject: The Attitude of Living to the Rule of Law
Abstract: As one of the living styles of mankind, the rule of law has
always been being relative to the realistic person's life at present and
their future fate, and it reflects realistic persons' standpoint of living
and their attitude of living. The Attitude of Living to the rule of law
includes many dimentions, such as pessimism, conservatism, realism and
individualism.
Key Words: the rule of law the attitude of living pessimism
conservatism, realism, individualism

从人性角度来看，在终极存在的本体意义上，我们认为法乃是人的存在及其本质的一个维度，从而也就成为人的生存式样之一方面；同时，作为与人在本质上同一而不可分割的（否则无以区别于其它动物）人的法的生存式样，又有在人的生活之中显现的必然趋势，就其可能性而言，它自然表明，法也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然而，在本质上作为人的生存式样与生活方式的法，其在确定的时空维度之中的规范落实、制度安排、组织与机构设置，以及所有这些因素的组合方式及其实际操作和具体效果，却是千差万别的；也就是说，在本质上作为人的生存式样之一方面与人的生活方式之一形态的法，在由历史、现时和未来构成的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中具有多种可选择的现实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法治乃是现实的人对作为人的生存式样和生活方式之一的法的多种现实可能性的一种选择，正是这一兼顾了历史、现时和未来的时空因素的选择，使法治无可怀疑地成了现实的人的一种现实的生存形式与生活方式。所以，法治也就必然反映着现实的人的生活立场与人生态度。
一、法治立足并奠基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法治的存续自然关乎现实的人的当前生活与未来命运。因此，法治也就鲜明地体现了现实的人的人生态度。

作为一个客观的社会事实，我们得承认，就常态情形而言，人类社会的特殊性并不是单个的个体的人的孤立的存在与活动，而是一个个单个的个体的人的相互关联的存在与彼此发生影响的活动，这种相互关联的存在与彼此发生影响的活动，在客观上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成恒常而普遍的关系，这种由观念、行动与行动结果构成的关系的复杂网络与结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或者人类社会。显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与结构即人类社会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意义沟通、离不开由这种理解和沟通所形成的共识，当这种就人自身的行为及其目的所形成的共识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维持并自觉遵循时，这共识也就成为人们在思想观念与行为及对行为进行评价方面的习惯，习惯的演化发展为规则，尔后再产生出法律。也正是这些基本的人的生活共识、习惯、规则和法律，既使人们的生活有序化并形成人们可欲的社会秩序状态，又使这种社会秩序状态或者说人类社会得以持存与发展。
所以，加塞特（J·Ortegay
Gasset）认为"秩序并非一种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压力，而是一种从内部建立起来的平衡"。(1)哈耶克也认为"人的社会生活，甚或社会动物的群体生活，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个体依照某些规则行事。随着智识的增长，这些规则从无意识的习惯(unconscious
habits)渐渐发展成为清楚明确的陈述，同时又渐渐发展成更为抽象的且更具一般性的陈述"，也就是发展成法律(2)。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维尼在《当代罗马法体系》中亦曾强调："人生存于外在世界之中；对人来说，这个生存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与那些和他在天性及归宿方面相同的人之间的接触和交往。如果要让自由的人能在这种接触和交往中共存并互相促进，而不是互相阻碍对方的发展，那么只有通过接受一个看不见的界限方能实现。在这个限度中，每一个体的存在和作用都能获得一个安全的、自由的空间。决定这个界限和由这个界限所确定的空间的规则就是法律。"(3)也正是在同一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反复告诫我们："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4)所以，"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做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末我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5)显然，这些不同的思想家的各不相同的语言表述，实际上阐释的乃是同一的思想观念与理论主张，即法律是也应当是源于并生存和发展于人的真实的生活之中的。因此，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我们做如下推论应当是正确且合理的推论，即：从人的现实生活之需求中提炼出来的规则，当其转化为法律时，这法律毫无疑问是良法（符合道德正当性与事实合理性），以良法为至上权威对社会实行良法统治，就是法治。所以，从事物的本来逻辑来看，法治始终且必须立足并奠基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而且也只有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中，从现实的人的具体生活场景及其现实需求与法治的原则、规范、制度、组织机构及其组合方式与具体运作的密切联系之中，法治的理想和原则才能真正向人的生活真实回归，才能充分实现于人的生活实践之中。在谈到英国实行法治的情况时，哈耶克就说过："从公众舆论接受一理想到该理想为政策所完全体现，其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或者说需

要很长的时间。法治这个理想的实施便是一例……无论如何，法治理想得以巩固的主要时期，乃是18世纪上半叶，当时法治的理想正渐渐地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6)正因为法治与人的生活实践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我们认为，法治的存在和践行的确真切地关乎着现实的人的当前生活与未来命运。法治本身由于必然地反映了人的真实的生活需求与愿望，也就理所当然地鲜明地体现了人自身的人生态度。由于法治在事实上和逻辑上都是现实的人的一种现实的生存形式与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法治所反映出来的人自身的人生态度，看作是法治的人生态度。

这里，我所谓的法治的人生态度，乃是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状态，作为塑造这一社会秩序状态的规范设计、制度安排与组织形式的有机组合及其运作，也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所反映或者折射出来的，人对其自身命运或前途，对其自身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的根本看法与可能把握。换句话说，法治的人生态度，乃是现实的人通过法治机制认识、理解和把握自己当前和未来生活之根本利益，满足其自身生存、发展和完善的基本需求的比较一贯而坚定的立场。在认识和理解法治的人生态度的基本内涵时，我们必须明确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法治的人生态度表达的是现实的、具体的人的人生态度，而不是抽象的、无具体时空存在的"人"的"人生态度"。也就是说，这里的人是在时间维度上具有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处在历史的延续性中的人；从空间维度上讲，这里的人包括了实行法治的所有地域空间中的人或者所有认同法治的人。因此，他们都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人。

其次，法治的人生态度表达的是在法治之下现实的真实的人的整个人生的态度与立场，即是真实的人对其自身的现在的当前生活与未来的理想（或可能）生活的总体看法。因此，法治所关涉的人生是真实的人处于连续统一性之中的人生，也是包括了真实的人当前与未来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人生，而不只是真实的人的人生的某一个或者某一些侧面。同时，它也涵摄了人生的所有积极的方面与消极方面、正面与反（负）面、好的方面与坏的方面，等等等等。

再次，法治的人生态度表达的是真实的人对其整个人生的所有领域的全面体验，即，法治的人生态度既涉及真实的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道德生活以及更广义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又包括了人的生活的公共层面与私人层面，即真实的人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既包括了真实的人对自身、对他人、对社会的生活态度，又包括了真实的人对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生活立场。总之，法治的人生态度具有极其广泛的包容性。

就其功能和作用而言，法治的人生态度主要表达的是真实的人在法治之下对自身之生存和生活的方式与意义的比较稳定而一贯的立场、态度与看法。因此，法治的人生态度也就是在法治之下的真实的人的观念认识系统、思维分析框架与选择行动指南。

从构成成分与确立方式和途径这种综合角度来看，法治的人生态度是个人因素、社会因素与国家（政府）因素、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彼此契合与不断协调的结果。或者说，从基本途径或确立方式来看，法治的人生态度首先是个人、社会与国家就法治下的人生立场彼此契合、相互妥协的结果。详言之，在法治之下，就人的生存与生活而言，法治的人生态度有且也应有这样几个基本的观察视角：

第一，个人视角。这是从现实中的一个个单一的、活生生的人的真实需求与愿望出发，对法治的方方面面--法的规范、制度、组织机构及其组合方式与具体运作的切身感受与体验，这种感受和体验作为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经历，反达来又成为个人思考其法治下的生活的种种可能与可行的选择与安排的背景与参照。从而在这种不断地进行感受、体验与反省、思考，并不停地校正、修补、丰富其可供借鉴的经验背景与参照的过程中，个人逐渐形成了比较稳定而一贯的有关法治之下的生活的人生立场与态度。这可称之为个人的法治的人生态度。

第二，社会视角。这是从现实中的由单个人的集合或者说由单个人的观念、行为相互影响形成的关系结构与网络系统，它的基本形式是一个个由个人结成的社会团体与非政府组织的系统，属于个人与国家（政府）之间的中介或中间的层次。这一个一个的社团或组织都有各自的需求、愿望与目的，它们对法治的各种原则与要素的组合及其实践运作，显然也有自身的不同于单个的个人的切身感受与体验，这种感受与体验当然也就成为这些社会团体与组织的生活经验与经历，这些经验与经历在它们彼此的交流与理解之中，自会逐渐形成占主导地位的有关法治生活的共识，这些共识当然会成为这些社会团体和组织思考其在法治之下的种种可能与可行的选择与安排的背景与参照。正是在各种社会团体与组织的这种在法治之下不断进行生活体验与感受，并不断进行交流以形成共识而又反复地校正、修补、丰富这种彼此的共识，以形成其活动与行为的可资选择与借鉴的背景与参照的过程中，社会自会形成其占主导地位（即社会普遍认可）的有关法治生活的立场和态度。这可称之为社会的法治的人生态度。然而，所谓社会，不过是单个的真实的个人的一种生活情形，因此，社会的法治的人生态度实际上不过是另一个层次或者另一种意义上（集合或者聚合形态）的个人的法治的人生态度而已。

第三，国家（政府）视角。从本来意义上讲，法治本是社会生活自发形成的规范与制度自然演化的结果，其现实的存在与运作也基本上是以自然的、渐进的方式进行的，国家（政府）的力量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限制，在法治生活之下，国家（政府）的力量是比较被动和消极的，因其根本目的以个人的权利为依归，故其实际的法治生活地位尚无法与个人相比；而在现代社会，许多实行法治或者宣称实行法治的国家，其法治的实行基本上是以国家（政府）的力量自上而下地强制以一体化的方式推行的，国家（政府）在法治生活中扮演着极其主动和积极的重要角色，个人的权利虽享有或主张享有神圣的法律地位，但个人在法治生活中应有的主动积极姿态尚需国家（政府）引导。但无论如何，在法治生活中，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不容否认，这就是：不管法治的具体类型（即国家的角色如何）怎样，国家（政府）本身依其对自身的功能定位，而必然对法治有着如同个人和社会般的感受与体验，这种感受与体验当然会成为国家（政府）对待法治和在法治之下活动的前提、背景与参照，若这种体验与感受成为国家（政府）的比较一贯而稳定的对待法治及自身在法治之下的行为选择与实际行为的立场，则构成国家的法治的"人生"态度。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从个人、社会、国家（政府）角度确立其法治的人生态度时，无论是在这一过程之中还是在作为该过程的结果的人生态度，都必然包含有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所谓客观因素即是在个人、社会、国家（政府）形成各自的法治的人生态度之时，作为其对法治下的生活予

以切身体验和感受的各种环境因素（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精神和观念环境及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是客观而不以主体的意志为转移的；所谓主观因素即是在个人、社会、国家（政府）形成其法治的人生态度时，其对自身所处的客观环境和法治及法治之下的生活情态的认识和理解、其对自身在法治之下的生活的愿望和期待，又是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的。这样，在既包含了客观因素又包含了主观因素的个人的法治的人生态度、社会的法治的人生态度和国家（政府）的法治的人生态度的反复不断地整合与协调之下，便必然产生一种以个人为基础而融合了个人、社会与国家（政府）三方立场的法治的人生态度。由于法治的人生态度是以人对其生活环境因素和法治生活的认识、理解与实践限度为依据的，因此，它必然是以人对人性的基本估计与考量为基础。

二、法治乃是现实的人面对自身及其生活环境所做出的规范性生活的一种可能选择，它所体现的现实的人的人生态度是一种综合的、多维视角的、对法治之下的人生的复杂看法。

法治的人生态度是以对人的人性的基本估计与考量为基础的。因此，法治的人生态度的形成与维持始终是以人对自身的人性事实的认可为前提。这种人性事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所有的人的人性之中必然包含着善要素与恶要素，这两种要素也大致呈平等分布，只不过外显形成与程度在不同场景中表现不一，其中的恶要素基本上无法根除，因而只可能加以控制；另一方面，所有的人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基本事实，即人本身是脆弱的、大体上平等的、仅具有极其有限的利他主义倾向、也只具有有限的理解力与意志力，同时人的生活的资源也是有限的⑺。这其中，特别重要的乃是脆弱而大体平等的人的理性的有限性无法克服。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尽管从表面上来看，人类的文明进步都是以人类的知识的范围和总量的增加为基础的，但真实的事实恰好相反，"一般而言，人不仅对于自己为什么要使用某种形式之工具而不使用他种形式之工具是无知的，而且对于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此一行动方式而不是他种行动方式亦是无知的。人对于其努力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于他所遵循的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那种习惯，通常也是无知的。这种情况很可能既适用于未开化者，亦适用于文明者。"因此，"主张个人自由的依据，主要在于承认所有的人对于实现其目的及福利所赖以为基础的众多因素，都存有不可避免的无知(inevitable
ignorance)。"⑻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对自身人性之恶要素与善要素的无把握、无信心，而且对自身理性之能力及知识的范围与有效性抱持怀疑态度，所进行的一种不可能是优中择优（人对何为优、何为最优是无知的）而只可能是次中择优的选择之一。由此决定了法治的人生态度明显地具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法治的人生态度始终以悲观主义为基调。法治本是现实的人针对自身的本性事实，以防范人性之恶要素、控制人性之恶要素为目的的一种规范性生活方式与社会调控和社会治理手段，法治的存续自始至终都是以人对自身本性的恶的阴暗面的坦率承认、对其根本有害于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消极后果的忧虑甚至恐惧、以及克服自身本性之恶的阴暗面的消极后果的愿望为条件和内容的，因而它实际上乃是刘军宁所说的消极的政治观即防恶的政治的一种可能的实践形式。⑼承认人性之恶要素的阴暗面，表明人对自身、对自身的法治的生活的不安、焦虑或者恐惧，正因为认识到自身以及自身的生活具有如此之多的不确定性，所以，现实的人才会有对诸如法治之类的规范与制度选择并一如既往地践行。对于人的这种"焦虑"有学者做过这样的说明："焦虑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存在者能意识到它自己可能有的非存在。这句话可以简要表述为：焦虑是从存在的角度对非存在的认识。这句话中的'存在的'，不是指关于那产生焦虑的非存在的抽象知识，而是指对于非存在是人自身存在的一部分的认识。即产生焦虑的，不是对于普遍的短暂性的认识，甚至也不是对于他人之死的体验，而是这些事件对于我们自己不得不死这一潜在意识所产生的印象。焦虑就是有限，它被体验为人自己的有限。这是人之为人的自然焦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所有有生命的存在物的自然焦虑。这是对于非存在的焦虑，是对作为有限的人的有限的意识。"⑽蒂利希在这里表达的见解与哈耶克所说的人的"无知"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然，无论是"焦虑"还是"无知"都表达了人对自身阴暗面的认识、理解与接受，"由于对黑暗面的这种接受，个体不断地想起他的素质的相对性、他的存在的世俗本质及他对本能和内驱力的共同依赖；在这个过程中，他变得人道化"，而且，也"正是当生活的黑暗面被接受时，新经验的可能性开始展现。"⑾借用张灏教授的见解，我们认为，法治的人生态度的悲观主义基调实际上也就是法治生活中的人的一种深深的"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或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⑿法治的人生态度以悲观主义为基调，表明了现实的人对待法治之下的生活所持的是一种谨慎的态度，他们始终是以一种忧虑和不安的心态来观察、认识、理解并加入法治的规范、制度与组织建设的，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现实的人才逐渐建立起对法治的制度性信任与信心，并清醒而理智地接受为此而不得不付出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代价。

其次，法治的人生态度以保守主义为其鲜明色彩。信奉法治的人们坚信，尽管所有的人在人性上都有善有恶，人的观念和行为正是人性的体现，但所有的人的行为及其社会关系又并非完全是其自由意志的体现，相反地却反映了客观存在的某种超越于具体的人和事的实在的、不可变更的永恒原则，正是由于有了这永恒的原则，法治的规范、制度与组织以及法治的观念、意识和精神才得以产生并得到有效的维持。正是基于这种基本认识，法治的信奉者和法治生活的参与者，始终相信社会制度的发展是人的生活经验与教训的不断增加、在连续的试错实践中得到的，一句话，包括法治在内的制度进步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人为建构的结果，因此，信奉法治也就当然地十分尊重社会的传统，因为传统正是历史中的人的生活经验与教训。同样，既然人在人性上是平等的，都有恶的本性、都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黑暗面，也都对自己及其生活的全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茫然无知，那么，在法治之下生活的现实的人就不能不以极其审慎而谦逊的方式来行为和做事，在日常生活中，信奉法治的人们在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上往往显得犹疑和顾虑重重，很少有豪迈果敢的行动，他们总是把眼光放得较低，凡事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正因为如此，信奉法治并在法治之下生活的现实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以如同身受般的同情态度来对待不同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也就是坚持普遍的多元主义立场，而且，他们始终相信并坦然接受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甚或国家（政府）都始终是不完善的，因而人的现实生活也始终是不完善的。这种保守主义观念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个人始终是弱者，而国家（政府）却始终是个人和社会的潜在的与现实的威胁，因此，法治的保守主义观念一直对国家（政府）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

戒心，并坚持用符合个人愿望和人类生活的永恒原则的法律来限制国家（政府）的权力及其运作，并时刻保护着个人生活的必要空间。

再次，法治的人生态度以现实主义为基本立场。信奉法治的人们相信，法治是迄今为止相对来说更加符合人的本性和需求的较好的规范性制度安排，法治之下的生活是相对比较合理、比较有意义的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之下的生活很可能不是最好的生活形式，但绝对不是最坏的生活形式。因而在法治之下生活的现实的人们基本上都认可、接受这种生活，并小心谨慎地维护着这种生活，他们特别重视从历史和现时之中得到的经验，并希望而且也身体力行地从点滴的积累获得进步，倡导并践行在秩序稳定的和平环境中通过渐进的改良或改革来改善目前的生活状况。然而，信奉法治并愿意在法治之下生活的现实的人又并非是没有理想、没有对未来生活计划进行安排的人，他们都满怀着对理想生活的希望，只不过认为理想的实现必须始于当前的足下，理想的完成需要漫长的时间，更需要脚踏实地的不断努力，所以他们把理想分解为一定的片断，从一个个小片断的真实实现之中最终向理想靠近，因此，他们反对在现实和当前全面构建并通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在全然不顾自身的历史与现实条件的情况下践行"乌托邦"理想的蓝图，或者说，法治的人生态度的现实主义立场是根本拒绝那"在场"的"乌托邦"的。由此当然也体现出法治所具有的那种对人的生活远景的有限的、谨慎的乐观主义情绪。正因为如此，法治特别关注对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特别关注对现实的人的财产权利和自由权利的充分而有效的保护。

最后，法治的人生态度以个人主义为其根基。从价值位阶来看，法治奉行的不是社会优位观更不是国家（政府）优位观而是真实的个人优位观念，因此它特别关注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特别注重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真实的、独立自主的、平等的且自我负责的个人也就构成了法治的真正的主体基础。所以，法治的人生态度的个人主义基础也坚定地表明了，真正的法治必定是立足于真实的个人之中的有"我"的法治，只有在作为"我"的真正的"个人"基础上，才会有法治对"他"、对"社会"、对"国家（政府）"的规范性制度安排，这样的法治才是有"人"的真正的法治。因此，法治的人生态度坚持以真实的个人以及真实的个人的真实的生存、发展与完善的正当需求优先。这是与人既有利己的本性又有利他的本性而利己本性是其人性基础的事实一致的。因为，"如果社会是以放弃个体生命为代价的话，这种社会对人类生活毫无价值"，国家（政府）"唯一合适的道德目的是保护人们的权利，即保护他们免受暴力侵犯，保护他们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对个人及其权利和自由的保护正是法治的根本宗旨，也是法治之下的一切社会政治制度、组织与机构设置的正当根据与充分理由。从其意义与内涵来看，个人的"权利"首先是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存在的，它是"用来确定和准许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自由"，兰德认为，"只存在着一种基本权利（所有其他的都是它的结果和推论）：人类对自己生命的权利。生命的进程是自我生存和自我创造的行动；生命的权利意味着有权作出自我生存和自我创造的行为──它表示：可以自由地做由理性存在所要求的所有行为，以支持、促进、实现和享受他自己的生命（这些就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权利的意义）。"对待真实的个人及其权利的态度也是区分法治与非法治的关键：在法治之下，"个人权利的原则从道德的领域到社会体制都得到了表现，它作为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作为人类免受集体蛮横的力量的打击，以及把强权置于权利之下的方法"；在非法治之下，所有的制度"都把人作为他人目的的可牺牲工具，而社会本身就是目的"，同时，这些制度"也认为人的生命属于社会，而社会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处置个人，只要它愿意。他所享有的自由是借助于社会的喜欢和同意而达到的，随时可以被撤销。"由此亦可知晓，法治的人生态度的个人主义旨趣，实即表达了社会和国家存在的真正原因乃是以真实的个人为基础和前提的，离开了真实的个人，无论是社会还是国家都不具有独立的正当合理的存在根据和充分理由。就个人自身而言，在法治之下生活、信奉并践行法治，其首要前提也是珍视自己、珍视自己的存在及其权利和自由，而不是完全的利他与奉献，因为"不珍视自己的人，也不会珍视他人或他事"，所以，"只有理性利己的基础──公正的基础──人们才适合于一起生活在自由的、和平的、繁荣的、仁爱的和理性的社会中。"由此可见，法治对真实的个人的存在、权利和自由的关爱、人们对法治的信奉与践行，也体现出了其所包含的理性主义的因素，正是在这合理的理性主义的基础上，高扬个人主义才成为法治的人生态度的坚定立场。

这几个方面，乃是就法治的人生态度的主要内涵而言，并非对于法治的人生态度的全面而充分的准确概括。但它们都的确是法治的立论的核心与关注的焦点之所在。

三、法治的人生态度实际上正是人的人生态度在法治的各个层面的反映，而法治的践行又时时刻刻地在影响着人的生存与生活环境，从而影响着现实的人的人生态度。因此，法治与法治的人生态度是彼此塑造、相互共存的，它们处于一种双向的互动之中。

毫无疑问，在法治之下生活的基本上都是些具有七情六欲并且基本上是以自我需求和自我利益为优先考虑对象的世俗凡人，而法治本身也正是这些世俗凡人在其历史延续之中的生活里的一种既有意又无意、既自觉又不自觉的选择。这种选择又是人的生存与生活环境的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人的生存与生活环境的多种因素本身也是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的，并且它们也是在不断的演化与发展之中的。在现代社会，法律特别是法治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极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现实的人的生活环境因素，从而影响着现实的人的生活立场、生活观念、价值主张与生活态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及其政治法律实践的广泛推行，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与人自身的关系的看法，即为典型例证。当然，已经或者正在发生变化的现实的人的生活观念与生活态度也一定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现实的人对法治的规范、制度与组织及其运作的选择与设置，进而影响到法治的人生态度。

我们认为，法治是且必须是奠基于现实的人的生活场景之中的，人们之所以选择、信奉并践行着法治，乃是由于在法治的践行过程中，人们逐渐建立起了对于法治机制的规范性的制度性信任与信心。这一信任与信心的建立不是靠外在的强力压制、威胁与推动而可真正实现并长久维持的，这一信任与信心的建立乃是因为法治机制的运作使现实的人在其日常生活之中得到了法治的真正关爱与庇护，其生存与生活之权利和自由通过法治机制得到最大限度的落实并得到了充分有效的保障，使绝大多数现实的具有七情六欲的世俗凡人既得到了实"利"的优惠与生活的甜头，又对未来的生活前景抱有合理的可以预期的乐观与希望。因为作为私心颇重的一个个现实的世俗凡人，"他们的生活重心都是些个人的私事，是他们的健康、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朋友、他们的钱包。正是这些事情使他们

快乐，又让他们劳神"⒁，既然法治机制的运作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其现实的需求与关爱，现实的人们焉能不对法治机制抱有信心并加以信任？这种信任与信心也十分自然地就成了现实的人们的人生态度的一部分。

所以，法治必须立足于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必须时刻关注现实的人的具体的生活场景，并充分满足现实的人的正当合理的生存与生活需求。果真如是，则法治的践行与法治的人生态度便能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它们彼此型塑、彼此推动并增益对方。
而这，恰是一个法治社会的真正福音。

注：
⑴转引自[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3页。
⑵同上书，第184页。
⑶转引自同上书，第368页，第十章注释[1]。
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21-122页。
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83页。
⑹[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15页。
⑺[英]哈特著、张文显等译：《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193页。
⑻[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6、28页。
⑼刘军宁：《善恶：两种政治观与国家能力》，载《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⑽[美]P·蒂利希著、成穷等译：《存在的勇气》，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⑾[德]埃利希·诺伊曼著，高宪田、黄水乞译：《深度心理学与新道德》，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⑿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4页。
⒀爱因·兰德著、秦裕译：《新个体主义伦理观》，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2、33、37、31页。
⒁刘军宁：《大道容众，大德容下》，载《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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