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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资”就业的法律风险及对策
“零工资”就业的法律风险及对策
乐嘉波
“零工资”就业是指大学生与用人单位达成“零工资”约定到用人单位工作的“曲线就业”形式。《2010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收到有效问卷4903份）显示：约18%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接受“零工资”，时限最短一个月，最长为半年。[1]
一、“零工资”就业现象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零工资”就业现象的出现可归根于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人才市场供大于求压低了劳动力价格、大学生自我定位高工作难寻、区域选择不平衡东部人才扎堆、传统教育模式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等。
当然，用人单位对工作经验的要求才是“零工资”现象出现的直接因素。用人单位不愿接受创利能力不强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打出“有工作经验者优先”的招牌，甚至将“工作经验”作为录用的必要条件，而毕业生刚出校门，少有机会获得“工作经验”。因此他们不得不采用“零工资”就业的方式，用汗水换取经验，以符合市场的要求。
不过，“零工资”就业现象存在一定合理性：
1、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零工资”就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实的就业压力，是毕业生面对严峻现实采取的“曲线救业”的措施。
2、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社会劳动力资源得到了及时的运用，减少了很多“毕业即失业”、新兴劳动力资源闲置的现象。
3、就业者可以获得隐性收益从而有利于今后的就业，这也是最重要的。
二、“零工资”就业的法律风险分析
在“零工资”就业是否合法的问题上，法律尚无明文表述，学界仍有分歧，有些学者基于契约自由的私法原则等推断出“零工资”就业合法，也有些学者基于其违反同工同酬的劳动法基本原则而予以否定。
我们认为，“零工资”就业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它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具有不确定性，用法律风险来对其进行表述似乎更为妥当。而厘清“零工资”就业法律风险的关键在于要明确：“零工资”就业关系是否属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法律关系，以及劳动法律关系是社会法关系还是私法关系？
（一）“零工资”就业法律关系是否属于劳动法律关系
第一种观点认为，“零工资”就业的大学生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显然，《劳动合同法》界定劳动关系与否的标准是“用工”，即使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成立劳动关系。
第二种观点认为，“零工资”就业双方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一方提供劳动力、另一方提供劳动报酬的社会关系，它包含债权债务关系、人身权关系和物权关系三层关系。[2]在债权债务关系上，“零工资”就业者不享有劳动报酬请求权等权利；在人身权关系上，用人单位并未完全将“零工资”就业人员纳入到生产经营中，人身关系并不紧密；在物权关系上，用人单位单方面取得了“零工资”就业者的劳动力，而劳动者却没有取得劳动报酬的物权。用工关系不能等同于劳动关系，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勤工俭学、兼职、实习、帮工、学徒、承揽关系等也具有“用工”的形式，但人们一般不将其作为“劳动关系”来考虑。
在实践中，有一则案例[3]：2006年，某企业“零工资”招聘某毕业生。两月后，学生不幸滑倒、脚腕骨裂，花费5000多元，老板去看望并给予1000元营养补助。学生痊愈后要求公司报销，被拒后，找到劳仲委申请仲裁。老板拿出协议，以证明双方并非雇佣关系，但该协议被认定无效。公司除赔偿该学生医药费外，还要为其补交三个月社会保险。但在更多地方，“零工资”就业现象灰色的存在着，合法与否并不清晰。
（二） “零工资”就业协议中“零工资”约定的有效性
《劳动合同法》第十一条、第二十条分别确立了同工同酬和最低工资原则。那么，“零工资”就业的双方关于“零工资”的约定是否有效，即是否违反了劳动法关于同工同酬、最低工资的规定呢？
从双方法律地位来看，“零工资”就业关系是一种平权型法律关系，“零工资”的约定是否适用劳动法则取决于该关系是属于私法关系还是社会法关系。若“零工资”关系属于私法关系，则适用“意思自治”的原则，在私法领域“法无明文规定即自由”，双方达成的约定符合意思自治，应受法律保护。但若“零工资”关系属于社会法关系，从而要受国家意志的约束的话，“零工资”约定便违反了《劳动合同法》关于同工同酬、最低工资的强制性规定，此约定无效，用人单位仍承担相应义务，就出现了上文案例中的情况。
（三）“零工资”就业的法律风险分析
综上所述，“零工资”就业协议的有效性取决于以下两点：1、“零工资”就业关系是否属于劳动法律关系；2、劳动关系属于私法关系还是社会法关系。
如前所述，关于这两个问题，目前均有争议，尚未取得广泛共识，正是此种不确定性决定了“零工资”就业所潜伏的法律风险：若认定“零工资”就业法律关系为劳动关系，且属社会法关系，从而认定“零工资”协议违反劳动法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那么受益者是劳动者，用人单位将承担法律风险的后果，不仅要支付劳动报酬，且需支付相应的劳动保险费、工伤医疗费用等，就如同上文的案例一样；相反，若认定“零工资”就业关系不是劳动关系，属于私法关系，那么受益者是用人单位，劳动者将承担法律风险的后果，一旦发生相类似于案例中的意外，将难以寻求法律保护，对劳工权益的保护不利，实践中恰恰是这种情况占多数，被报道的毕竟是少数。而无论何种结果，社会也因此承受风险，因为企业和劳工利益的失衡都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
因此，对“零工资”法律关系和“零工资”约定的模棱两可的理解导致了实践中法律适用的不一，对企业、大学生和社会都存在风险。对此，我们建议相关部门应该作出明确的解释或者出台细则，以平衡相关的利益、降低风险。
三、其他国家（地区）毕业生就业政策借鉴
事实上，其他国家（地区）也存在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为解决这一难题，这些国家（地区）都已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值得我们借鉴。
（一）青年就业工程[4]
法国在1997年推出“青年就业计划”，在3年内向青年就业者提供35万个就业岗位，为每个岗位提供为期五年的80%的工资津贴。
英国在1998年启动“国家就业运动”，向青年就业者提供3种就业选择，包括：6个月全日制工作或者部分时间工作附带一天培训；在环保部门或者慈善机构工作6个月；进修当学徒6个月。如青年拒绝接受安排，将暂时取消其失业补助。
比利时政府为鼓励用人单位多招收青年就业者，规定长期雇用25岁以下的青年的企业免缴2/3社会保险费。
（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5]
在英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指定专门人员同企业保持联系；在澳大利亚、德国和瑞典，每个雇主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都有一个顾问作为固定的联系人，每个顾问手中都掌握着一定数量的求职者名单。
（三）团体培训计划[6]
在澳大利亚，政府也积极推行团体培训计划，主要针对初进市场的学生或学徒工，各团体培训组织承担雇主的责任，保证被培训者的雇佣、培训质量。该计划的目标是创造更多的初次雇佣关系，促进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学生及学徒的就业。而所需的经费也部分由澳大利亚政府补助。
（四）青年职场体验计划[7]
2008年，台湾地区推出“青年职场体验计划”以协助青年顺利实现与职场接轨。该计划由用人单位提供短期见习机会，政府补贴青年见习津贴，作为毕业青年从学校到职场的转衔机制，减少青年的摸索时间、培养其就业能力。
综上所述，各国（地区）的就业政策呈现如下特点：1、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共同推进；2、积极提供实习、培训机会，注重学校与职场的接轨；3、就业促进政策的多元性、系统性、持续性；4、政府的补助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零工资”就业的对策
对“零工资”就业问题的根本解决，应从大学生就业难的深层原因分析，借鉴域外的有益经验提出相应的对策，以降低法律风险、维护就业市场的秩序。在此，我们谨提出以下建议，希望能够有所贡献：
（一）优惠政策鼓励招录毕业生
用人单位不肯录用应届毕业生的原因在于缺乏工作经验。对此，政府可采取优惠措施，鼓励其定向招录毕业生。例如，建立“就业储备基金”，发放给定向招录毕业生的用人单位，作为职业培训的补贴；适当减免定向招录单位的一部分社会保险费，作为定向招录工作的激励机制。
（二）建立失业救济、就业鼓励、创业扶持的综合保障体系
登记失业后可以领到失业保障金，我们认为，单纯的发放失业保障金不符合比例原则，也不利于大学生就业，应该建立失业救济、就业鼓励、创业扶持的综合保障体系，积极鼓励失业人员积极就业、创业。比如可以规定，登记失业后6个月内找到工作或自主创业的，政府给予相应的奖励或补贴。
（三）重视高校职业培训
《职业教育法》第8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在就业前或者上岗前接受必要的职业教育的制度”。(fanwen.weiyujianbao.cn)高校基本都开设了职业规划课程，但不应流于形式，应重视与社会衔接。比如，法学专业的学生可参与到“律师进社区”之类的活动，在校期间就跟随资深律师走访社区，为市民提供法律帮助，积累经验。
（四）加大“服务西部，服务基层”的优惠力度
其实有不少大学生愿意支援西部，但由于担心生活得不到保障，望而却步。针对这种现象，国家可加大“服务西部，服务基层”的优惠力度，为支援西部的大学生提供更多的政策优惠，鼓励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中西部建设当中。
五、结语
当围绕“零工资”就业现象进行分析时，人们容易忽视用人单位对工作经验的前置性要求是否合法的问题。《劳动法》第68条、《职业培训法》第20条均规定了对准备录用的人员进行职业培训是用人单位的义务，但用人单位却通过提出“工作经验”的要求，将责任转嫁给了社会、毕业生。工作经验的前置性要求是否必须，是否是就业歧视，是否违法？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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