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公文写作趣闻杂谈

古代公文写作趣闻杂谈

　　夫贵妻耻——古代公文写作趣闻杂谈
　　
　　作者/眭达明
　　
　　工部尚书吴中，山东武城人，有材能，然惟声色货利是好，宠妾数十，甚畏其妻。尝领诰命，妻命左右诵之毕曰： “此文天子自为乎？儒臣代草乎？”曰： “亦儒臣代草耳。”妻曰： “代草甚当。今诵之终篇，何尝有一清有一廉字？”中不敢怒。夫居官不廉，乃为妇人所诮，亦足羞矣。
　　
　　——《典故纪闻》卷十一，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1版第199页
　　
　　古代任命比较重要的官员时，要颁发一种类似现代的委任状或任命书的文书作为授官凭信。这种文书在北周出现时被称为告身，授官时即颁给本人。如《北齐书·傅伏传》记载：北周攻克并州，派人招降北齐名将傅伏，“授上大将军、武乡郡开国公，即给告身”。其后，这一制度由北周历经隋唐传至明清。
　　
　　唐朝的授官凭信也叫告身，但颁发程式比北周完备，授官按品级分册授、制授、敕授、旨授、判补五种。前三种颁发需经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最后由尚书省盖印付本。旨授经尚书省，分别由吏部（文官）、兵部（武官）授给。判补则由吏部颁发。中唐以后，官爵冗滥，出现空名告身；甚至未有告身，先给信牒。宋代嫔妃、王公、文武品官、内外命妇以及其他受封赠者皆给告身，由官诰院掌其事。元丰改制后，人品者给告身，无品者给黄牒。明清时，授官凭信被称为诰命或敕命。敕命有两种：一种称之为“坐名敕”，用于任命地位较高的文武官员，敕内要写明官职姓名，本官任满或因故去职时，敕命要缴回注销，接任官员再发新敕；另一种称之为“传敕”，用于任命地位略低的文武官员。这些官员的职权一般比较稳定，敕内只列官衔，不具姓名，本官离任去职时传给后任，敕书仍不丧失其现行效用，因而称为“传敕”。
　　
　　告身文书的形式与现代的委任状或任命书虽然颇为相似，但它的内容有许多不同。现代的委任状或任命书文字简单，只需写明任职者的主要职衔，而明清时的诰敕文书则要阐明所任岗位的性质，规定任职者的职权范围，对任职者提出工作要求等，作为明确责任和行使职权的法律依据。
　　
　　《明太祖集》收录了众多明初诰命文书范本，其中肛部尚书诰》全文是：
　　
　　昔圣人也朴，民俗亦厚，制不饰华。六曹之设，内工官居数中之一耳。其所司之工者，皆无异伎，国无奇役，然而工务虽筒，其成也必精，其废也必当。故一举而无再为，一废而无复造，所以民逸者多，劳者少，因是而官贤，称君圣德。
　　
　　今之人受职任事，则又不然矣。凡临事之际，必因公而役私，因私以弊公，于国则不利，与民为害，是有人神共怒，祸及身家，往往有之，未尝有福臻而愆消者也。然罪者已往，存者复为，是不隔禽兽也。所以古人重其事而选人，在福民之福，固国以奉天地。是以前贤能体君心，而以务事工，得家保而国昌。
　　
　　今朕设工部，实法古制。特以尔某为工部某官。当敬事，信工无弊，上下咸合。汝贞良哉！ （《明太祖集》卷四，黄山书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67页）
　　
　　相对于明初的诰命文书，清代任命外任官的敕谕（敕命），内容要丰富和规范得多。一份完整的清代敕谕通常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要写明受文者的全部职衔，包括兼衔兼职，以明确本人的权力、地位和品级，享受不同的政治与生活待遇。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十二月二十日清朝皇帝颁给台湾二品总兵官王巍的坐名敕，就写明他的职衔是“台湾总兵”。
　　
　　二是要写明受文者的管辖区域、驻扎地点及管辖哪些官吏等。如王巍的坐名敕内就写道： “兹特命尔镇守福建台湾等处地方，驻扎台湾府城。管辖本标中、左、右三营，统辖北路副将、台湾水师副将、澎湖水师副将、台湾城守营参将、南路营参将、南路下淡水营都司、北路淡水营都司各营大小将领及守御等官，俱照题定经制事例管辖。”
　　
　　三是要写明受文者的全部工作任务并提出相应任职要求，这是敕谕内容的主体。如王巍的坐名敕内就写道： “尔须操练兵马，振扬威武，申明纪律，抚恤士卒，严明斥堠，防遏奸宄，修浚城池，缮治器械，相度地势险易，控制要害处所，责成该汛弁兵力图保障。各营额兵，务选补精强，毋容积猾老弱糜饷。一应本折粮饷，听该管衙门给发。所部官丁，必须严加钤束，秋毫无犯，使兵民相安，不得借打草放马为名，骚扰农业。如遇寇警，即统兵戮力剿捕，不得观望，致误军机。”敕谕详细规定了任职者的职责和要求，以便官员明确自己肩负的使命和应做的工作。对敕谕中没有授权的临时性工作古人也考虑到了。如王巍的坐名敕内就写有这条补充规定： “敕中开载未尽事宜，皆申报总督、巡抚、提督参酌施行。”这实际上是授予王巍一定便宜行事的权力。
　　
　　四是要写明受文者服从哪些上级的领导和指挥，哪些问题需向上级请示执行，哪些问题需和其他有关官员咨商决定或联名执行，这也是敕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些不仅是一般的工作方法，也是严格的纪律要求。如王巍的坐名敕内写道： “尔仍听闽浙总督、福建水师提督节制。”又说： “如招抚事体重大，即申报总督、巡抚、提督，奏请定夺。”
　　
　　五是明确不能插手和干预职权范围之外的事情。如王巍的坐名敕内写道： “一应钱粮词讼、民事，俱系有司职掌，不得干预。”
　　
　　六是在敕谕正文的最后写明训诫条文，让官员铭记于心，时刻自儆。如王巍的坐名敕内写道： “尔受兹委任，须持廉秉公，殚力奋勇，歼寇固圉，斯称厥职。如或贪黩乖张，冈循怠忽，纵寇殃民，贻误封疆，国宪具存。尔其慎之！” （王巍坐名敕见《明清史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员工福利委员会1972年3月再版戊编第3本第211页）
　　
　　由此观之，明清时的诰敕文书既是皇帝授予大臣的职权证明书，也是皇帝授予大臣的责任委托书，同时也是大臣行使职权、开展工作的凭证和国家考核官员政绩及实行奖惩黜陟的依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敕谕文书正文的最后写上一段训诫条文（明朝的《工部尚书诰》结尾处也写有少量训诫文字），对官员示以儆戒，无疑能起到约束官员奉公守法的作用。
　　
　　当然，在贿赂公行、官吏贪腐成风的大环境下，仅靠一纸任命书训诫约束，其作用十分有限。正因如此，才会出现文头引文中所写的一幕：皇帝颁发诰命文书给吴中，又一次提升他的官爵。吴太太将诰命夺过来，让人读给她听，然后问吴中： “诰命是皇帝亲自写的，还是秘书代笔？”吴中说： “应该是秘书代笔。”吴太太说： “写得非常恰当。”吴中说何以见得？吴太太说： “听完整篇诰命，何尝有一清有一廉字？不就是说你吗？”吴中历来畏妻如虎，听她这么一说，更是不敢做声。
　　
　　在妻子眼里，吴中显然不是做大官的料，皇帝用这样的人，不是瞎了眼就是用人政策出了问题。于是丈夫的官做得越大，吴太太越是感到耻辱。知夫莫若妻，相信吴太太的判断不会有错。
　　
　　俗话说“夫贵妻荣”，吴中的妻子却“夫贵妻耻”，真是太有趣了。
　　
　　吴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而让自己的妻子如此瞧不起？
　　
　　《明史·吴中传》和《明宣宗实录》中说：当了二十多年工部尚书，后来又官至太子少保和少师的吴中，在负责北京故宫和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三代皇帝陵墓的营建过程中，虽然“职务填委，规画井然”，并且“勤敏多计算”，获得了皇室的肯定和赞赏，但对工人师傅刻薄无情，像劳改犯一样管束，一点也不体恤。他还私自将宫殿建筑材料送给权势人物建私宅。他自己也捞了不少，并养了许多情人。于是在皇帝眼里，吴中是个能人，社会舆论却一直鄙视他，在妻子心目中更是毫无地位。再结合文头所引用腆故纪闻》中的说法，可见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都认为吴中是一个有能力、有政绩却无口碑的人。他还是一个好色之徒。贪官背后都有女人，古今皆然。
　　
　　如此贪得无厌又品格低下的一个人，也就怪不得被妻子瞧不起，要对其升官进行讽刺挖苦了。
　　
　　当然，吴太太叫人读丈夫的封官诰命，没有听到“清廉”二字，便讥笑他“何尝有一清有一廉字”，显然是一种借题发挥，故意加以讽刺和挖苦。诰敕文书很少对任官者的道德品行作出评价，只规定受文者的职权范围和任职要求，皇帝颁给吴中的诰命没有使用“清廉”二字，是很有可能的，实属正常。
　　
　　不过从上面引用的王巍坐名敕的内容来看，训诫条文中是使用了“廉”字的。清朝的公文和公文制度大多沿袭明制并有所完善和发展，而明朝皇帝颁给吴中的诰命在训诫文字中却没有使用“清廉”二字，难道真是作者有意为之？诰命文书都是出于儒臣（秘书）之手，如果真是公文作者有意不用“清廉”二字，那么起草这份诰命的秘书就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他认为像吴中这种无清无廉的官员，在颁给他的诰命中是不配使用“清廉”二字的，否则就会弄脏这两个神圣的汉字。
　　
　　吴太太自己不看诰命而要别人读给她听，说明她不识多少字甚至是文盲。受国家教育培养多年的高官丈夫不如文盲妻子懂得为官之道，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在听读过程中，吴太太对清廉二字如此关注和敏感，表明她对丈夫的道德缺陷早就深恶痛绝。吴中身边有这样一个“廉政贤内助”，本来可以让自己少犯甚至不犯错误，事实本身却不是这样，真是让人感慨良多！
　　
　　依靠夫人反腐、搞“廉政贤内助”什么的，看来完全行不通。要解决干部腐败问题，还得要有好的用人机制，必须在建章立制上想办法、下功夫，否则难免成为笑柄。
　　
　　（作者单位：江西省粮食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