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开题报告模板
研究生开题报告模板（一）一、简述
设计计划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边缘学科，它研究的是如何保证设计的优良度和高效性，以及如何指导设计的展开。在设计需要科学计划这一概念已成为现代设计界共识的情况下，我国业界内部对设计计划学的认识与研究，还没有跟上设计发展需要的步伐。针对我国设计教育现状，本书将就该学科的教学方面，提出一套科学的行之有效的设计计划方法。以期为设计类学生深入理解设计，更好地掌握设计的方法提供必要的指导。
二、学术价值分析
1. 选题依据
计划在今天已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大至国家事务，小至个人日常生活，社会各个领域都离不开计划，各类大大小小的成功项目，很大程度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导入，实施了相应的计划活动。计划学的兴起是知识经济时代资源整合化的大势所趋。而反映到艺术设计学的领域，我们可以发现，计划同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如何设计，如何保证优良的设计，这都需要科学的调查研究，需要精准的分析定位，需要详实的设计依据，需要合理的组织安排，这些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形式，风格的赋予层面的“设计”相异而相成的工作，就是设计计划的内容。而如何正确进行设计计划，存在着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在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成为当前学术主流的大环境下，设计计划应该可以打通各设计专业间的藩篱，为取得成功的设计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上的支持。
在设计先进国家，对设计计划方面已有一定程度的研究。尤其在设计方法研究方面，已取得比较成熟的结果，出现了一些有效的方法，如技术预测法，科学类比法，系统分析设计法，创造性设计法，逻辑设计法，信号分析法，相似设计法，模拟设计法，有限元法，优化设计法，可靠性设计法，动态分析设计法，模糊设计法等。这些方法侧重于不同的专业设计方向，而设计计划面临不同设计专业，更需要的是一种整合的灵活的解决问题的计划方法。这就需要我们针对计划自身的学科特点，从现有的成型的方法群中进行提炼，总结出一套适应现在情况的设计计划方法来。
2. 创新性及难度
本文将参考管理决策方法与相关设计方法研究的成果， 试图寻找一套对于我国设计师来说，明确可行的跨专业设计计划的方法体系。
本文致力于从简明实效的角度，为设计计划人员提供易于操控，而且便于和各个专业设计师进行沟通、交流的方法。要求该方法不仅对专业设计团队的计划环节有用，对个体设计人员的的设计工作也应具有指导作用。这就需要针对我国设计现状，从国内外各学科领域名目众多的相关方法中进行精心挑选，合理安排，科学综合的处理，创造出一套高效的计划方法来。虽然国外的相关成果业已成熟，但如何在众多不同侧重角度的方法中总结出理想的计划方法，需要我们对所有已知方法深入地认识和理解，同时明了我们设计各专业的工作规律，以期做到跨专业的有效性。
本文具有一定的难度。首先在对计划的理论性分析与研究中，需要树立对计划的正确理解与认识，进而廓清设计计划的概念。接着将在设计计划方法论层面的研究上，对设计计划及其方法论进一步阐述。鉴于国内现在并没有对设计计划有深入的的系统的研究，该书内容基本上属此方面问题的首次讨论，面临着缺乏大量相关经验及理论借鉴的景况，所以需要作者在目前积累的实践性资料和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中加以总结与深化。
本文最大的难度在于资料的搜集上，国内相关资料匮乏且本方向的研究缺乏交流的气候，而由于我院互联网情报系统的不完善和出于对技术保密的考虑，也很难从互联网上得到理想的资料。作者只能从书店，图书馆和其他专业的老师和同学手中求取所需要的信息。当然本研究方向的直接信息是很缺少的，更多是从其它方向的研究成果中搜集所需要的信息资料。方法的研究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课题，也需要从很多领域进行比较分，探索总结。而从一个学科到另一个学科的跳跃性研究，需要迅速转换思维及反复调整视点，这也对作者的思维技能，思考方式，学术视野及知识积累等方面的研究素质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3. 研究方案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由于国际设计交流间的局限和我国设计界的特殊情况，尤其是国内设计教育上的某种封闭性和滞后性，我国业界对设计计划方法的认知尚不够深入，还缺乏一套完整的，在教学和实践中简明且易于操作的设计计划方法。经初步调查，当前学界内仅有的几本相关著作，也仅限于对西方某些设计方法与程序的简单的介绍，没有很专业地从计划的层面进行系统阐述，而市场上连篇累牍的相关书籍主要是从市场营销和工商管理方面着手，对设计类诸专业的设计计划，并不具备现实指导作用。所以亟待有这么一套专业性较强的设计计划方法及其论著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本书的出现将对设计计划这一门新兴学科，起到填补教学用书空白的作用。而从技术的角度而言，本书的完成也有相当的可行性，在分院近几年来的设计策划课程的教学中，已为之积累了大量新鲜的实践性，经验性资料。而分院的教育架构，亦为这个跨专业的研究项目做好了充分的人力物力资源上的准备。
4.预期成果
本书预期字数为12万字，分为理论与方法两大版，仅阐述设计计划的相关内容，更重要是推出设计计划的概念与方法。所涉及范围主要包括管理学，决策学，认识论，方法论，创造学，心理学，行为组织学，人类学，社会学，设计学，史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最终将完成一本集科学有效的方法程序，大量生动案例及实际操作指导于一身的，具有教学指导作用的专业书籍。现在本书工作已大致完成资料收集阶段任务，在下阶段三个月的时间内，我将就所收资料进行分析总结，完成方法程序的完善工作。
附一、全书基本构架
设计有序---设计计划学方法研究
前言
一、思维的奥秘
1. 神奇教练的解决之道
2. 全脑运动---人脑思维的奥秘
3. 理性思维程序化
4. 日常生活中的思维程序
二、设计有序
1. 系统设计系统---浅析设计（责任编辑：1041）
2. 设计有序---设计计划学的兴起
a. 设计计划学的需要
b. 设计计划学的发展与前景
c. 设计计划学的角色
3. 设计计划方法论
4. step to step---计划的展开（全书之重）
5. 一起来吧（具体案例）
6. 计划书
a. 操作方案书的要求
b. 实施方案书的要求
c. 计划书的构成
d. 计划书的表现技法
7. 十八般武器---计划工具介绍
研究生开题报告模板（二）
一、立论依据
1、论文的研究意义：
《故事新编》作为鲁迅小说创作链条上一个独异的文本，自从问世以来一直备受争议，其文体归属问题、油滑问题以及评价问题在学术界成为一个悬而未解的难题。相对于《呐喊》、《彷徨》和《野草》的研究的造诣和深度，《故事新编》在鲁迅研究系统中一直处于研究的薄弱环节。
重返《故事新编》的研究的历史现场，我们发现大多数研究者忽视了《故事新编》的独异性，试图把《故事新编》机械地纳入《呐喊》《彷徨》的研究系统，从而消解了《故事新编》研究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同时，在《故事新编》的研究系统中，研究者把视角定位在思想文化研究即内容的层面，而对于《故事新编》独具特色的形式研究处于弱势地位。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研究本体的叙事迷宫拒绝谨严的文学理论框架，从而给阐释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另一方面，是研究者忙于照搬外国理论，生硬套在文本之上而常常显得捉襟见肘。如何找到一条佳径坦途锲入《故事新编》文本，在阐释之中既贴近文本，又不消解文本本身的复杂性与系统性，这是《故事新编》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和难题。
鲁迅《故事新编》的反讽，是一个显而易见却往往被人忽视的诗学问题。而且相对于《呐喊》《彷徨》二小说集的“反讽”研究，《故事新编》的反讽阐释明显处于滞后状态，而且研究者忽略了《故事新编》创作中反讽维度（广度和深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事实。我们认为，反讽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它更是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是一种更高的世界观系统的外延性展示，是一种能够联通文本与作家精神视阈的手段。因此，对《故事新编》的反讽作一番梳理，进而更深层次探究这种话语体式与作家心理、精神结构的对应性特征，从而打通文体演变与精神、文化关联域之间的内在联系，探讨鲁迅晚年个体精神结构与文体创造、生成之间的关系，这将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课题。
2、国内外研究现状：
《故事新编》研究现状：
《故事新编》自问世起，就一直以其异质性成为争论的焦点：
1936年1月《出关》在《海燕月刊》发表，即形成一股评论热潮。有以为是攻击某人的，如上海一小报说：“这好像是在讽刺傅东华，然而又不是。”有以为是作者自况的，丘韵铎称，读了《出关》，“脑海里”“只是一个全身心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鲁迅也加入了评论的行列，他在致徐憋庸的信中称邱韵铎“曲解之后，作了搭题，比太阳社时代毫无长进”“，后来又在《"出关”的关》一文中反驳了上述说法，称《出关》是写“孔老之争”了。应当指出的是，关于《故事新编》中的人物影射谁、寓指何种势力，种种猜测和推断在《故事新编》的研究史上从未中断过。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仍有人解读出了《起死》的“现实意义”。
对《故事新编》的文类归属，即是“讽刺小说”还是“历史小说”，也争论得沸沸扬扬。持前论者如徐懋庸认为，“《故事新编》其实都是现代的故事，对于历史而言，真是信口开河的，所以这到底总该是一种新式的讽刺小说”，冯雪峰也说《故事新编》是“寓言式的短篇小说”。“李桑牧认为，“作者虽然写着历史题材，但从作品的具体内容考察，这样的作品却不能归入历史小说中去。”持后论者如常风，“鲁迅先生是想将过去的圣贤还他们一个是有血肉和我们凡人一样的本来面目”，说明鲁迅是作历史小说。茅盾在《（玄武门之变>序》中如此评价：“用历史事实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自‘五四’以来，已有了新的发展，鲁迅先生是这一方面的伟大开拓者和成功者”，“他的《故事新编》在形式上展示了多种多样的变化……”。雪苇的论文《关于<故事新编>》，在疏理《故事新编》的史料来源上作了开创性的工作，指出《故事新编》“所描写的事物从故事的内容甚至细节大都有古籍底根据，而且杂采傍搜，被综合的材料很不少。”“吴颖则重申：“《故事新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先出现的一部杰出的历史小一说集”。
此外，《故事新编》的“油滑”问题也一直困绕着研究者。因为鲁迅对“油滑”的态度暧昧，却又坚持了十三年，所以相关研究也纷繁复杂。大致说来，对油滑的态度分为三种，一是心折派；二是臧否交加派；三是批斥派。心折派认为“油滑”是鲁迅的独特艺术构思，是一种创造性的表现方式。周凡英就认为“所谓‘油滑之处’，完全不是游离于作品之外，或任意羼杂进去的，而是与人物的塑造，与主要人物的形象及其环境关系的描写，紧密联系着的。”而对“油滑”褒贬交加则占了多大数，如常风、茅盾、冯雪峰、唐弢和王瑶等人，认为“油滑”有其独特的功用，但同时又伤害了小说的艺术价值和批评的杀伤力。值得一提的是，王瑶把“油滑”同戏曲中的“二丑”艺术联系起来解读，令人耳目为之一新。对“油滑”进行批驳进而否定《故事新编》的价值的言论，也散乱地存在。近年来，对“油滑”作价值定性的言论偏移到对“油滑”作理性认知的阶段，郑家建认为“要理解、分析‘油滑’问题，就必须从本质上重建对作品的世界观尝试和艺术意识的把握方式，即必须把‘油滑’理解成是一种观察人生世相的特殊眼光，是一种对社会、历史、文化独特的认识方式；必须把‘油滑’同作家主体内在心灵的深度、复杂性和无限丰富性联系在一起；必须把‘油滑’同艺术想象力的异常自由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必须看到‘油滑’同中国发间诙谐文化的内在关系。”
当然，进入新时期后的《故事新编》研究已经进入多元并存的研究态势，思想文化、民族学、人类学视角下的《故事新编》研究欣欣向荣，而且出现了很多很有价值意义的研究成果，对整体认识鲁迅思想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鲁迅小说及其《故事新编》的反讽研究现状：
西方的反讽理论系统性地介绍到中国，还是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的事情，所以在中国本土，把反讽独立于讽刺这一理论范畴来观照鲁迅小说的研究还是九十年代之后的事情。自《故事新编》发表以来，对其讽刺性一面无任何争议，只是在体裁分类时就其情感指向和题材选取等二方面的分野出现了差别。对鲁迅的讽刺艺术，研究者都有大致相当的认识，大概缘于鲁迅自己有专文如《论讽刺》、《什么是讽刺》、《从讽刺到幽默》等对讽刺进行拟定，许多研究者都发现鲁迅的讽刺的真实性、日常性和夸张性的特征，但往往出于系统整合鲁迅小说讽刺艺术的需要，对三部小说集进行了概览式的描述与认定，从而否认了《故事新编》独具的异质性的特点。就《故事新编》的讽刺而谈的专著还未见，但是篇章却散见地存在。
把反讽剥离出“讽刺”来观照鲁迅《故事新编》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见。相对于《故事新编》研究，鲁迅小说《呐喊》、《彷徨》研究最为系统，研究方法最为科学，研究成果最为丰硕。这种“偏科”研究的现象影响了《故事新编》研究的广度和厚度，使得其成为一种有待研究界进一步挖掘和丰富的研究课题。对鲁迅小说的反讽研究，也出现了这种研究不均衡现象。研究者大多数把反讽研究对象定位于鲁迅《呐喊》和《彷徨》二部小说集上，帕特里克·哈南对鲁迅这二部小说集的反讽（中文本翻译为“反语”，其实是“反讽”的误译）技巧进行了追根溯源式的勘探，用比较文学的眼光细读式地对《呐喊》《彷徨》逐篇进行了分析，并分离出鲁迅和其他日俄作家的内在性的影响性关联。他剥离出“情境性反讽”、“描述性反讽”、“并列性反讽（即结构反讽）”这三个维度，对这二部小说集进行了细致地扫描，但可惜的是，他只从技巧性层面对鲁迅小说进行了解读，并未探索其技巧后面的精神性因素，这应该是缘于其对鲁迅的偏见，他说道，“鲁迅各种反语技巧都属于一种艺术观念，而非哲学观念——它们都不构成任何‘反语的人生观’。”；最为可惜的是，他对《故事新编》的讽刺艺术在篇末的注解中零星提及，却并未把笔触放到更远的鲁迅晚年的这部小说集子。
九十年代初，朱寿桐就鲁迅与契诃夫小说的反语技巧从三个方面（叙述反语、情境反语和效应反语）进行了比较，从而发现了植根于不同语境下的不同作家，因其思想上的本源性差异所产生的技巧上的不同，对很好的认识鲁迅的反讽技巧有着独到的阐释。而温儒敏则就《狂人日记》中的反讽结构，即小说的“序”在全篇中的结构意义进行了探讨，认为这篇小说是“鲁迅反讽结构最为复杂，而且运用得最为精密巧妙和扑朔迷离”。并就反讽所获得的审美效果进行了精到的评价，认为是导致多层意义交织，营造了悲愤冷峻美学风格和悲剧性反讽的意味。
奥地利学者特拉普则用专文对《故事新编》的反讽问题之一——“历史自反性讽刺”问题进行探讨，即”由讽刺通过时代距离而形成的一种“元反讽”现象和“元反讽化过程”进行研究”。文章从时代性的反讽这一过程中，发现“鲁迅《故事新编》对传统神话的移植，构造出精神史、历史和语言层面的时代性叠化”，从而形成了反讽，意在表明“处于现实中的我们永远隐遁在荒谬之中”。汪晖在《反抗绝望》第六章中多次提及鲁迅小说中的反讽，可惜的是，这些篇章文章只是从具体艺术手法上或者是具体的作品解读上来发现反讽的技巧性和意义性，还远未发展到用一种统筹的反讽眼光去统括鲁迅小说的野心，即用反讽整体解读鲁迅及其作品意蕴。
九十年代中期，叶世祥提出用一种新的角度解读鲁迅小说，这便是反讽。他尝试着从修辞学、美学、哲学这三个层面谨慎地运用反讽概念，以《故事新编》的“油滑”为起点，对鲁迅小说的反讽进行了二个方面的观照，即言语反讽和情境反讽，并对鲁迅作为反讽家的形象进行了定位，认为鲁迅《故事新编》的反讽狂欢是鲁迅思想、精神极度痛苦的一种外在渲泄。叶文因此通过反讽把作为文体家的鲁迅和思想家的鲁迅进行了深层次上的对接。只是对《故事新编》的反讽狂欢仅用语言层面的反讽来取代“油滑”有欠妥的一面。
杨剑龙则用反讽观照鲁迅《呐喊》、《彷徨》小说集中关于乡土小说的部分，他从宏观的角度即性格的反讽、结构的反讽、描述的反讽和主题的反讽四个方面探讨了鲁迅乡土小说的反讽艺术。他认为，鲁迅是一位充满了反讽精神的作家，他对下层社会的人们充满了真诚的悲悯和同情，哀其不幸；同时也为他们的精神麻木愚昧而不满和愤懑，怒其不争。鲁迅是站在一个思想家的高度去思考民族命运的，去探索国民性弱点的，鲁迅对下层社会的人们是以一种俯视的、居高临下的反讽精神予以观照描写的，他与他作品中的人物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反讽手法的运用，增强了作品语言表达的艺术张力，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使作家的情感更为含蓄深沉。他细细地剥离了鲁迅反讽艺术的影响源，认为鲁迅受到果戈理、显克微支、森欧外、夏目漱石、安特莱夫、契诃夫以及中国晚清小说《儒林外史》《镜花缘》的影响。他认为反讽手法作为一种从容冷静深沉的针砭手法是与鲁迅对乡土的爱憎交织相矛盾的情感色彩相关联的，也是鲁迅使作品中展示的人和事不至于过于凄惨悲哀和给人以过多的重压之感的艺术手段，反讽手法在悲哀的与幽默的、凄惨的与谐趣的、沉重的与轻松的等等因素中调和平衡，它是作为启蒙者鲁迅复杂内心和矛盾心理的反映。
新世纪初，张雪莲在《反讽的意义——对<故事新编>的现代再评价》中，条分缕析地对《故事新编》的反讽类型进行了分析，分别从直接矛盾式反讽、天真质朴式反讽、自我暴露式反讽、事件反讽、浪漫反讽、言语反讽等六个方面逐一检视，认为，鲁迅是运用了反讽手法来敷陈历史，从而将历史、现实与个人的主观态度结合在一起，表现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态度。《故事新编》的表层意义在于颠覆历史显文本，深层意义便在于通过对历史显文本的颠覆，解构中国传统文化，解构人心中的历史，解构“由于岁月的迁移以及语言和习俗的变化，流传到我们的原来的事实真相已被虚伪的传说遮掩起来了”的历史。其对《故事新编》的反讽诠释对接米克的《论反讽》中的理论范式，在一定程序上拆解了《故事新编》反讽运用的复杂性和鲜活性。
近年来，对反讽诗学的研究越来越呈热门趋势。龚敏律则在梳理西方反讽诗学在现代中国的译介与影响一文中，认为学界在反讽诗学对现代作家影响的研究方面仍然停留在反讽诗学的修辞意义上，没有对现代作家与反讽诗学的关系进行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层面上的探讨，他认为有关西方反讽诗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研究仍然是一个富有拓展意义的理论课题。他认为鲁迅的作品中反讽源流植根于存在主义哲学鼻祖克尔凯郭尔和尼采，而且反讽不仅仅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气质，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精神境界。而这种精神质素三个核心命题即否定性、自由感和悖论性都在鲁迅思想精神深处弥漫着。因此他认为鲁迅的每一部单个作品通过反讽构成一个圆浑的整体，而他的整个生存状态、心灵结构、人格主体通过反讽构成一个完满的整体。
张芸则把鲁迅推到反讽者的高度，她认为反讽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同时也是一种认知方式和人生态度。作为人生态度的反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高度的主体自觉性和主体意识；其二、无限的绝对的否定性。鲁迅的创作过程是审慎的过程，创作主体意识时刻在场，因而其作品呈现出高度的创作者的主体性；鲁迅身处的现实在他眼中已经完全丧失了有效性、实体性，现实对他而言已成为一个荒谬的世界，鲁迅以他所身处的现实来反抗这个现实本身，因而他对现实的否定是彻底而绝对的，这正是反讽的人生态度。她从鲁迅的创作实践中仔细地寻找出反讽修辞与鲁迅思维结构、精神特质相对应的部分，从而很好地在文本与创作主体之间互动阐释中，整体诠释了作为反讽者鲁迅所具有的人生态度。
二、论文大纲
引论
《故事新编》的写作历时十三年，自问世以来一直以其“先锋性”的艺术表现而受到文学研究界的广泛关注，鲁迅所谓的“只取一点因由而随意点染”而成的“非文学概论”之类的历史小说，却成为鲁迅研究中的一大难点。对《故事新编》的伟大创新意义，早在六十年代唐弢先生就指出：“任何属于传统形式的凝固概念，都不能约束它，绊住它。因为这代表着一种新的创造。”无独有偶，钱理群、吴晓东也称其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无可仿效、无法重复的“现代奇书”。既然《故事新编》作为鲁迅小说创作链条上一个独异的文本，那么谨严的文学理论是无法容纳这种开放性文本的，因此需要阐释者不断地变更视角与立场，去重新打量鲁迅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引入反讽介入鲁迅《故事新编》是一种新的方法观的尝试。
1. 反讽理论的鲜活性
反讽概念是个西方语用词汇，其历史悠久，内涵丰富，至今仍然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中的延伸性概念。传统观念的反讽涵盖了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昆体良以来反讽观念的混合，主要还停留在修辞学层面“言在此而意在彼”、“为责备而褒扬或为褒扬而责备”、“说与本意相反的事”是其基本内涵。字面意义与隐含意义的并列对举，成为反讽得以形成的前提。
在反讽超越传统修辞学界限向形而上扩展方面，弗·施勒格尔的浪漫反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弗·施勒格尔那里，反讽由于与其力图拯救人类灵魂的主张相联系，成为人生与诗合一的重要手段，所以具有了形而上的色彩。“哲学是反讽的真正故乡，人们可以把反讽定义为逻辑的美：因为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在日头的还是书面的交谈中，只要是还没有变成体系，还没有进行哲学思辨的地方，人们都应当进行反讽”。
而在克尔凯郭尔那里，反讽已经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哲学的殿堂，他在《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中从反讽主体与现实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反讽者的主体认知，并将反讽定义为“无限绝对的否定”，并提出了反讽者的“世界反讽”的世界观，它否定现实存在的有效性，完全体现着与现实的相矛盾相冲突的过程。 “新批评”派把反讽作为诗歌的结构原则，瑞恰兹便提出了诗歌必须经得起“反讽式观照”的理论主张，也就是说，在诗歌中“通常互相干扰、冲突、排斥、互相抵消的方面，在诗人手中结合成一个稳定的平衡状态”。布鲁克斯认为，诗歌应被当作一个由对立面构成的、具有张力的、矛盾和反讽的结构来加以分析因为反讽不仅能表明对异质因素的承认，而且还能表明异质因素的统一。在《反讽—一种结构原则》中，布鲁克斯对反讽作了更为明确、详细的界定，他认为反讽即“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
韦恩·布斯、华莱士·马丁则从叙事学层面对反讽进行了重新界定。他们深入分析了反讽所造成的距离效果。“所谓反讽，意指作者选取的叙事角度，是一个与作者自己信念和规范完全不同的截然对立的‘不可信’叙述者，这个叙述者身身有明显的缺陷，他冷嘲热讽，着意欺骗，但他表面上所要否定的东西，恰恰就是作者要肯定的东西。”
在后现代叙事理论中，米勒则从语言的反讽角度，认为反讽悬置意义线条，而且悬置任何中心，甚至包括无穷远处的中心。在反讽的作用下，主体性和主体间性都不复存在。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罗蒂在后现代语境下发展了反讽哲学，并把它视为接近“真理”、“自由”的必然过程。
2.反讽在《故事新编》研究中的适用性
2.1反讽理论的多重视阈与《故事新编》的复杂性相契合
《故事新编》的复杂性与前瞻性，无法用经典的现代性理论或者单一的后现代理论去观照，也无法脱离其特定的时代语境与鲁迅创作心理去超然的品评《故事新编》的内涵与价值。反讽，作为一种理论视角，从文学批评的容量上看，其涵盖了从文本修辞、叙事学到哲学等三个方面的层次，而且各层次之间能够互相打通包融，互动阐释；从其跨越的文学批评的形态上看，其经历了现代与后现代二个阐释维度，二种思维模式的跨越实则是一种互为补充和丰富的过程，从而能够更好地阐释作为“先锋性”很强的《故事新编》。
2.2反讽是鲁迅小说创作中一以贯之的手法
2.2.1鲁迅的反讽认知
“反讽”是一个舶来品，没有资料表明鲁迅接触过反讽理论，但对鲁迅对广义的反讽即讽刺，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认知体系，专门谈讽刺的文章包括：《论讽刺》、《什么是讽刺》、《从讽刺到幽默》等对讽刺进行拟定。而对漫画和版画的讽刺艺术，鲁迅也有比较多的真知灼见。在与林语堂等人关于小品文的论战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鲁迅对“幽默”的相关的认知。
2.2.2反讽：从《呐喊》、《彷徨》到《故事新编》
从《呐喊》、《彷徨》到《故事新编》，反讽作为鲁迅创作手法，一直贯穿于鲁迅的创作过程中。他们都具有相同的“精神气质”：描述性言语的反讽、冷静的叙述笔调、悲喜剧的审美风格等等。但前后期小说创作明显呈现出一种嬗变的态势：1、叙述人的退隐，《呐喊》、《彷徨》的第一人称叙事完全让位于《故事新编》中第三人称叙事，鲁迅作为隐含作者在《故事新编》中俯视剧中人物，必然导致反讽距离的生成；2、反讽的广度：从《呐喊》、《彷徨》和描述性言语反讽、情节反讽中侧重于人物性格反讽，个别篇章的结构反讽到《故事新编》中全方位多角度的反讽语境、反讽主题的构造，作为反讽人的作者身份开始明确；3、反讽者主体精神向度演变：由《呐喊》、《彷徨》期“听将令”，用“曲笔”到《故事新编》时期的“游戏之作”中的真我流露，主体的自由精神在小说中得到极致散发，鲁迅的戏谑天才得到真实的展现，从而为《故事新编》“反讽场”的形成提供了主体精神的保证。
（一）、《故事新编》反讽的文本分析
1.言语层面的反讽：
反讽修辞学认为言语反讽即为语言的能指和所指发生分裂而形成的一种效果，其最为原始的表现方式为“言在此而意在彼”。在《故事新编》中言语反讽表现在：鲁迅往往用大量的描述性语言（夸大陈述、克制陈述、正话反说、反话正说、谐谑调侃等方式）对所描述对象形成反讽；戏拟古代典籍、历史传说、方言、外语、口语和不同阶层人物的标志性语言，甚至现实中某一类型人的真实嘴脸等方式构造反讽；悖论性语言的运用等手段形成反讽。
在《故事新编》文本中，言语反讽更表现在不同语言形态在文本中形成不同的碰撞和对话，从而构造出一种多声部多维视境对立并统一的有机整体。表现为方言和白话、官话和俚语、外语和方言等不同语言形态的存在，在不同意义折面上互相拆解意义而形成的一种反讽效果。
2.叙事层面的反讽
叙事层面的反讽定位于人物塑造、情境生成和文本结构等层面的反讽叙事。《故事新编》的中突出的表现在三点：
2.1人物反讽：人物塑造中具有对立性质的人物双双出场，在《故事新编》中八篇文章中往往是建构者/破坏者、英雄/小人、复仇者/昏君、先驱者/庸众、进取者/退隐者双双登场，从而在二种对立的人物行为的冲撞中，互相消解各自存在的价值意义确定性，从而形成二元互衬又互相解构的结局。同时，《故事新编》中擅长于扁平人物的塑造以及类型人物的塑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反讽效果。
2.2情境反讽：情境反讽也称非故意反讽和无意识反讽，它不像言语反讽那样让人明显感觉到反讽者的存在，它主要指存在地叙事结构之中的事态或事件本身呈现出的反讽性。鲁迅《故事新编》小说中的情境反讽主要产生于人物行为本身的悖谬。女娲、后羿、叔齐伯夷、禹太太、文化山上的学者们以及庄子在面对汉子的难题时等等行为都是一种悖谬性的展示。
2.3结构反讽：这里的结构仅指狭义的文本结构，主要指作品的材料组织、布局谋篇、情节安排、叙述线索、叙事模式等，而不是指文本的思想结构、精神图式或文本中事件、人物的具体情境。结构反讽就是设置对立或背离的结构图式或段落与段落之间的反差，以此凸显故事深层的反讽意蕴。简言之，就是结构上存在直接意诣和隐含意诣两个相异的结构系统，深层意诣指向表层意诣的裸露处并形成反讽悖反。《故事新编》的结构反讽源于二种：一是历史隐文本对《故事新编》显文本的反讽；二是《故事新编》文本结构内部的结构之间的对立与消解，篇头与篇尾的对照中，否定型叙事模式嵌入其中。
3. 主题层面的反讽
3.1颠覆英雄叙事模式，向日常叙事推进
作为历史文本中《故事新编》的主人公，大都是古籍文献和大众文化传播中文明起源时代的精神象征，不管是女娲、后羿、黑衣人、大禹，还是叔齐、伯夷、老子、墨子、庄子等，均是以某一文明精神的开创者而进入史传典籍。中国传统的写作方式则在一种道德观的烛照下，把他们奉为救世主和先贤圣哲，从而在不断地历史叙述中使其神化或者非人化，从而赋予了他们更多的神性。传统叙事模式则在此种观念的引导下，追求叙事的宏大性，是一种大叙事，也是一种元叙事。鲁迅则超脱这种大叙述模式，是一种小叙事，是一种日常叙事。主要表现在：鲁迅不关注于叙事的道德性，摆脱了单纯的伦理教条的感化与宣传；日常事物和俗事进入叙事，使得传说中的神、英雄和先贤遭遇了现代普通人所遭遇的一切烦恼和忧愁，神成了人；神圣的、宏大的价值系统被零碎的、琐碎的小系统置换，从而褪去了神、英雄和圣贤赖以立命的语境。
3.2削平时空深度，质疑意义的完整性、连续性
现代性理论表明，意义的存在必须在一条时空递进的链条上才能给予证明。但《故事新编》的时间线索和空间线索已经完全杂揉，这是一个并不具有实体性存在的陌生语境。在这里，没有时空的标示，所以意义便失去了依托的价值基础。《故事新编》采用大量的拼贴手法，取消了神话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界限，过去、现在、将来被置于同一平面上，在古今杂揉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鸿沟被抹平了。意义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被人为的断裂，导致意义悬浮、价值虚无。
3.3对人存在的反讽性审视
与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理想生存不同，《故事新编》所展示的是另一种生存景观。鲁迅着力描写的是人生存中的“烦”，这在存在主义哲学的始祖克尔凯郭尔那里就是一个关于人生存的关键词，它把“烦”上升到人生哲学高度给予观照，而鲁迅则在具体文本上具像化了这种描写。另外，鲁迅着力于人生存的荒谬性状态的描写，《故事新编》的主人公被无缘无故地抛掷到一个被改变了以往生存环境的语境，绝对地孤独无助，从根本上没有存在的理由，但又不得不把已经“在世”这一事实承担起来，独自肩负起自己的命运，这正是其存在的荒诞性之所在。即使肩挑重担，并最后取得了成功，但最后或者是消失了自己的精神力（如禹）；或者是与昏君的头融为一处，并成人众人观赏的对象（如黑色人）、或者反被人利用，宏大的劳动成为庸众的天下（如女娲）。这种崇高与卑下、理想与虚妄、伟大与渺小之间的对抗中，总是前者让位于后者，总是前者被后者同化，从而抹平了二者之间的距离鸿沟，消解了奋斗的价值与意义，这构成了《故事新编》人物荒谬性存在。反讽性审视最终化解了人生存在的意义深度。
（二）、《故事新编》反讽与鲁迅深层思想
1.鲁迅的反讽世界观
其一，作为世界观的反讽是主体对所存在的现实世界呈批判和对抗的姿态的，作为主体的作家否定那个时代，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他自己也属于他所否定的那个时代，而在他否定他自己时代的同时，也否定了自我，认为自己应当同自己所处的时代一同消亡。鲁迅的历史中间物意识恰恰是属于这样一种反讽世界观价值系统的。“有我不乐意的在天堂，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鲁迅更愿意在死火里速朽，连同他的作品一起。这种历史中间物意识的衍化构成了鲁迅生命中最重要的世界观体系。
其二，鲁迅思想中常常缠绕着二种想到对立的概念范畴，生和死、有和无、光明与黑暗、进取与退走、希望与绝望等在一种对立转化的过程中构成意义的张力，这种无法拆解的二元恰恰成了鲁迅思想深处不断纠结的矛盾源泉。在鲁迅这里，二二对抗之后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归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你你的。这种不可能解决的冲突在鲁迅内心不断冲撞和抗争，恰恰成了鲁迅所以复杂情感的来源。这种悖论性渗透在鲁迅对传统文化、现实人生和内心体验之间，从而构成了鲁迅反讽的世界观。
2.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情感认同与现实批判的理性选择
作为国学修养深厚的鲁迅，对传统文化自有一番情感上的认同，从鲁迅藏书、鲁迅旧体诗创作和其学术研究的旨趣上，都可以发现鲁迅心理上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以老庄儒墨等传统价值观的情感上的体认与归附。但是，在现实的斗争层面上，理性选择批判态度并激烈对抗。二者价值立场的天渊之别反映了文学创作上，便发生了有趣的现象，比如鲁迅笔下有二个庄子形象，一个是《汉文学史纲要》中史人物存在的庄子，那个“其文则江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以及“蔑诗礼，贵虚无，尤以文辞，陵栋诸子的“超世抗俗”的先秦哲人；一个则是作为共时现实参与社会文化进程、与中国国民劣根性有着深刻因果关系、堪称现代“伪士”鼻祖的负面思想形象。而对把老子的送出关，作者立意与作者文字间的情感指向之间存在明显分裂，情感上同情老子但在价值立场上仍然把它送出关去。这种矛盾也反映在《采薇》中，当阿金姐用流言击打伯夷叔齐的语境里，分明后面站着一位隐含作者对其进行批驳，但对于伯夷叔齐的迂腐和死守僵死论条的“笨牛”劲的批判态度，也同样存在于文本中。这二种情感的缠绕和交织恰恰够成了《故事新编》反讽因素的生成，相辅相成的二种对立情感并没有在文中得已有效解决，而仍然以一种“对话”方式和谐共存于《故事新编》文本内部。
3.鲁迅虚无的人生体验与绝望抗争的人生态度
鲁迅对自我的审视和自我存在状态的体悟是现代作家中少有的，他对自我存在的虚无感的述写散见于他的《野草》诸篇章中，这种对自我存在状态的自觉抒写是经过双重过滤之后的产物，一是现实斗争中主体对现实客体不断审视中生产出来的虚无体验；二是自我有意识对人的存在作形而上思考的结果。而在这种体认中，鲁迅困扰于人生荒诞性的悖论描绘，疑虑于启蒙者之于被启蒙者的意义，然而终究只是延长“醉虾”的苦痛；过客明知前路没有终点，但仍然却要不断的走；“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仍然是空虚的暗夜”，战士举起了投抢，但终于陷入无物之阵的境地。而这种体验在《故事新编》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但鲁迅在现实层面上，对这种虚无的人生进行了绝望的抗争，他向文坛怪象、复古逆流和丑恶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讽刺，对包围他的世界投掷匕首和投抢。他一生致力于“立人”思想和“中华民族的脊梁”式人物的寻找，从而在《故事新编》中树立了墨家的实干精神作为现时的良剂，同时在民间文化中寻找到“黑衣人”式的侠气充实民族精神肌体。
（三）、鲁迅《故事新编》反讽技法探源
1.中外反讽艺术的吸纳与转化
鲁迅曾谈及他的文学创作之路，曾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并说“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欧外。对于反讽这一艺术技法，并没有固有的反讽技法的借鉴与整体的位移，鲁迅对于其的技法吸纳完全在潜在的隐暗的层面上进行，鲁迅冷静的叙述笔调、轻松戏谑的讽刺策略等等都与果戈理、显克微支、森欧外、夏目漱石、安特莱夫、契诃夫以及中国晚清小说《儒林外史》《镜花缘》的深层的联系。但在鲁迅这里，反讽技法经过特殊的认知后转化为鲁迅的“创造”，外国作家大多仅限于人物反讽，或者是反讽近乎于隐在的讽刺，鲁迅有意识地继承了这些因子，并把反讽扩展到叙事情境与文章结构层面，在《故事新编》中已经弥漫到整个文本；同时，鲁迅的反讽更隐秘，很难把握隐含作者真实的情感走向，这与鲁迅“忧愤深广”的情感指向和多疑、尖刻的思维特征是分不开的。
2.杂文意识和杂文笔法的渗透与转化
《故事新编》后期五篇小说的反讽维度较之于前期更为自觉也更为丰富，与鲁迅长时间经营于杂文创作所形成的杂文意识和杂文笔法是分不开的。就鲁迅杂文来说，《申报·自由谈》时期的鲁迅杂文更为成熟，其杂文意识和杂文笔法自然有一条渐进发展的路线，不同文体之间的互相转化是可能的也是真实存在的。在五十年代关于《故事新编》文体归属的大讨论中，伊凡认为“《故事新编》是杂文化的小说。”这是有一定依据意义的，《故事新编》与鲁迅杂文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别一个窍火者》就有相似的情节构造和笔法端倪。《故事新编》明显受到鲁迅杂文意识和杂文笔法的渗透与转化，表现在：作为文体越界的二种文体，都是不能被正统的文学理论所能涵盖的，鲁迅并不想把“杂文”和“故事新编”抬进文苑，这样“无体”杂文天马行空思想艺术出入于各种学科门类，杂揉各种艺术形式，而《故事新编》受到这种天马行空的思想力和包容力的影响，成了鲁迅又一个文体园地内的实验场。鲁迅杂文思维中擅长于刻划“个”与“类”，而《故事新编》中充斥着大量类型形象，从而与杂文系统产生了共鸣效应。杂文笔法上庄谐并用、雅俗并用的语言形态也转化成《故事新编》“油滑”语言的生成。
3.鲁迅个人调适与文体变异的结果
鲁迅对历史和现实的相似性有着深刻的体会，《故事新编》在二个方面进行了批判的努力，一个是传统文化中仍然在当今发挥效用的过时思想，一个是现今人仍然残留的历时久远的国民劣根性。历史和当下，过去和现时都存在着深层次的联系与观照，鲁迅必须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着眼去打量这种关联互动，而这二种互相缠绕着的矛盾如何辨析？作为主体的介入者必须在二者的临界点之上给予批判性观照，才能更为正确而合理的剥离出其荒谬性。这种临界点上的主体必须有一种眼光，即反讽式的眼光。这种反讽式的眼光需要主体具有更为深刻的思想脑力，同时也要有更为自由的心态。这种反讽式的眼光落实到具体的创作中便演化为一种“油滑”笔调，它也是鲁迅自觉选择文体变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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