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分灶吃饭”、“包干制”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实施，形成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由于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不够规范，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1、收入过度上收，支出重心下移，加重了县（市）支出压力。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地方财力的调控力度。此后，又通过所得税分享改革、出口退税改革集中地方财力。直接承担较多具体事务的县（市）级财力份额反而呈萎缩之势。以**县为例，1994年地方财政收入2,800万元，2005年全口径一般预算收入达6,415万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只有3,908万元，11年增加1,100万元。另一方面，原体制中已明确由上下级财政共同负担的支出项目重心下移。比如：义务教育是一个受益范围超越地方行政区域的纯公共产品，不管是在“统收统支”时期、还是在“财政包干”时期，义务教育经费都是由各级财政共同负担。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支出责任逐渐下移到县及县以下政府。据国研中心一份调研材料显示，农村税费改革前的2000年，义务教育投入结构是乡镇78，县级9，省地市11，中央2。“农村教育农民办”的问题比较突出。农村税费改革后，又提出了“以县为主”，把主要支出责任明确到县。再比如：社会保障。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广就业、多补助的收入分配制度，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支出全部由国家和企业承担，个人未形成养老积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后，由政府来偿还历史欠账问题不可避免。但是，支出责任在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中未予明确，社会保障支出责任基本上由地方财政“兜底”承担。由于人口进入老龄化时期，社会保障收支缺口呈逐渐扩大趋势。此外，地方政府还要负担下岗职工安置、困难企业军队转业干部补助支出。以**县为例，2005年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达2,628万元，占全口径财政收入的41。还有公检法司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等都下移到县级。据统计，县级政府用21的财力，养着70的事。使县级财政入不抵出，不堪重负。
2、强制刚性支出与项目配套，形成了巨额财政债务。上级运用行政权力，以法律、规章、制度、决定等多种形式，强制要求下级政府执行上级各部门确定的财政支出标准。如：农业、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支出要高于财政增幅；卫生、计划生育、文化、科普以及公检法装备等要执行上级确定的标准。同时，强行要求专项配套。比如：农业发展、乡村道路建设和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建设项目，都要求县级财政拿出配套资金。操作上动则专户存储，实行报帐管理。通常越是配套能力较强的地方，拿到的专款也越多。大多县（市）政府一肩挑百姓的期盼，一肩挑财政的压力，为了不敢落后，不吃亏，只有举债搞建设。这实际上存着一个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相背的问题。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政府债务目前大致估算为117000亿元左右，其中60为市及市以下地方政府债务，特别是部分县、乡债务余额达一般财政预算收入的几倍。**县的县、乡债务接近2.5亿元，是全口径财政收入的4倍。
3、上级替代决策，时常引发不稳定因素。我国财政决策一直采取“行政一致型”决策模式。大到财政管理体制的确定，小到具体项目的开支标准，其决策都在政府内部完成，且以上级政府行政命令为准。如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标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发放标准、社会养老金发放标准等等，都是由上级政府发文明确。“上级出政策，下级出票子”、“上级请客，下级买单”的现象在财政收支领域比较普遍。这一做法的结果是，干部群众找身份、找政策、要酬金，引发了不少上访事件，加剧了不稳定因素。每一项政策出台，县（市）级政府都要拿出足够精力和财力“扑火”。
迫于上级政府不断传递的财政支出压力，下级政府总是采取多种途径和手段加以“应对”。一是抬基数，混收入，扩大收入留存空间。凡是要增量集中的收入，基数年就一定会出现超常规的增长。此外，混淆收入，也是下级政府常用的一种手段。通常表现为，以收费形式挤占税基；在征收环节调剂，优先满足地方税种；税种混库，将上级分成的收入往不集中的收入项目上靠。二是多要钱，少配套，向上转移财政负担。由于上级政府财政职能肢解，大量专项资金分散在各有关政府部门，且资金分配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这让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转移支出负担成为可能。“先哭的孩子有奶吃，会哭的孩子多吃奶”，“跑部跑省”、“跑部钱进”成为另有一番意味的专用术语。一个县一年要花掉上百万元的行政成本，但这也值，项目不跑是要不来的，给谁都是给，不要白不要，白要谁不跑。一些地方拿不出配套、就搞虚列支出。三是多借款，少还债，逃避实际支出责任。利用上级财政通过往来款清算扣款难以真正到位的政策空间，平常尽量向上级财政预借更多的财政往来资金，应付各项开支。以年终财政赤字的形式，将本应
自身承担的实际支出责任上移给上级政府。同时，为了应付地方财政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向上级政府借入专项资金，力争多借、少还、迟还或是不还，倒逼上级政府承担支出责任。
上述问题的存在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有相悖之处，有背于国家财政体制改革的初衷。建议：
1、健全地方预算法案。按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要求，健全地方财政管理法规。针对地方财政的特点，健全《财政预算法案》和《财政转移支付法案》。以法律形式理顺上下级政府之间财权、事权，落实财政收支责任。应将公务员工资、义务教育支出、社保资金支出纳入省级统筹支付范围；对财政补贴县取消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地方配套支出。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2、完善民主决策程序。按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规范财政决策程序。在健全的法律框架约束下，改革现行“行政一致型”决策模式，实行公共财政决策权的分权归位。将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税收制度、重大财政支出、政府举债等重大事项决定权移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减少替代下级决策行为。
3、加强财政制度建设。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要求，健全地方财政管理制度。建立稳定、可靠的地方税制，规范地方财政收入行为。完善财政支出绩效约束机制，提高政府效能和财政支出效率。建立新型政府总体预算体系，强化政府资源总量约束。建立政府债务管理和风险评价制度，有效化解和防范财政风险。
4、建立上下协调机制。建立健全财政收入增收激励和财政支出约束机制，增强上下级政府之间的整体合力。兼顾政治、经济、社会相关配套改革的整体推进，减少行政层级，控制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减轻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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