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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队伍管理现状问题调查分析

时间:2023-02-24 14:21:25 调查报告 我要投稿

公安队伍管理现状问题调查分析

  【内容摘要】 本文利用公安网上民意调查数据,客观分析当前公安队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公安民警思想动态,探讨几个公安管理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字】 公安 管理 调查 分析                                           前 言     公安机关担负着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职责,公安队伍的管理水平,决定了队伍的凝聚力与战斗力,直接影响着公安机关保一方平安职责的落实。对公安队伍的管理现状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掌握分析广大公安民警的思想动态,将有助于我们发现问题,调整队伍管理方针,做好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为了实现公安队伍的长远管理目标,我们必须以高度的责任心,对存在问题不掩盖、不回避、不护短,客观剖析当前公安队伍管理中存在的各种弊病。     为了获得民警思想动态的第一手资料,我借助公安内部网络,在公安网上开展了一次队伍管理现状及民警心态的民意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希望各级公安领导能够实事求是,对队伍管理现状进行重新定位和深刻反思,制定合理的队伍管理政策,促进公安队伍整体工作开展,确保公安队伍更好地履行工作职责,保一方平安。                                            综合分析     在当前社会治安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公安机关为维护社会稳定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充分肯定。以下问题的讨论,笔者侧重于对存在问题或不同看法的讨论分析。     一、当前社会现状及治安形势的客观评价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部队、警察都是专政工具,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警察是调和、平息社会矛盾的工具,警察所承当责任的大小,与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当前公安队伍所承担的工作任务,正与我国当前社会矛盾紧密相关。我们必须从分析当前社会现状和社会矛盾出发,分析社会治安形势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首先,决定社会治安形势的主要因素是由社会矛盾,即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失业、贫富分化、腐败、种族问题、黑恶势力等因素决定的。公安机关对社会治安的管理,只能对治安起着一定的控制缓解作用,只治标,不治本。单凭公安机关无法化解社会根本矛盾,也无法平息矛盾激化带来的社会治安恶化。从国际上看,俄罗斯、阿根廷、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卢旺达等国家由于社会矛盾积聚、激化,远远超出警察机构的控制能力,社会治安的急剧恶化是十分必然的。     当前中国基本的国情,经济保持较高速度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但是,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动保证社会治安的稳定。相反,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存在矛盾和危机日益突出:贫富分化、腐败、地区差距、失业、下岗、农民贫困、邪教组织等问题特别突出。广大农民处于低收入阶层,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大量农民进入城市找工作。城市的就业问题因为近年国企下岗、经济转轨等原因而日趋严峻。“中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已达到7%的警戒线”。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指出,过了这道线,社会就承受不了,老百姓会不满,社会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严重的会引发一系列反社会行为。     此外,境内邪教组织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是社会稳定的极大隐患。                     1998年,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提出,两年内使深圳社会治安明显好转,2002年初,公安部提出力争二三年内使社会治安有明显好转,这体现了政府与公安领导对社会治安形势的重视和整治的决心。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是十分困难的。在公安网上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73.1%的民警认为二三年内社会治安跟现在差不多或更差,这表明,不仅社会群众对治安形势深表忧虑,公安机关内部对治安状况的好转也是信心不足。分析中国目前的国情,几年内,不大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富分化、失业、地区差距、城乡差别、邪教组织等问题,公安工作会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即使公安队伍加大打击力度,也难以扭转社会治安的大趋势。目前刑事案件破案率不到15%,而且还有大量的隐案、积案。受各种客观因素所限,警力、经费等都不可能在几年内有大幅增加,破案率不可能有大幅提高。退一步说,即使破案率达到100%,所有犯罪分子都被抓获归案,中国也没有足够多的监狱关押犯人,没有足够多的警察看守犯人,没有足够多的粮食和经费养活那么多犯人。     因此,笔者的结论是:在中国主要社会矛盾没有根本解决之前,社会治安难以有明显好转。                 二、队伍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在网上调查中,80.3%的民警认为政治学习没有取得效果,这一点应该引起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反思。近年来公安系统开展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从政工部门的总结及各种媒体报道上看,公安政治教育年年出经验,年年上台阶,但从网上调查看,大多数民警并不认同近年开展的一系列教育活动。笔者认为,目前队伍政治思想工作存在以下误区:                     (一)个别领导对政治教育工作目的认识有偏差。为何要开展政治学习?政治思想工作是队伍管理的润滑剂,主要目的是解决队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高队伍的凝聚力和工作积极性。但当前个别领导把开展政治学习教育作为一种个人“政治资本”和“政治宣传”手段。政治教育搞得声势越浩大,越有利于向政府、向上级领导表决心、汇报和邀功。个别领导开展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我局政治教育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和表扬”,为了向上级表现自己管理队伍的能力和决心,从中谋取政治利益。因此,政治教育表现在形式上华而不实,内容上     “假、大、空”,政工部门不客观掌握反映队伍现状,民警思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说,政治教育的指挥者开展教育的主导思想出现了偏差,学习教育是很难有实际效果的。                      (二)公安队伍内部的信任危机。近年来公安队伍接连出现高级领导沦为阶下囚,上至公安部副部长,下至某公安厅副厅长、某市公安局长等纷纷堕落,对公安队伍震撼很大。从积极的方面看,体现了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和成效,从消极的方面看,引起了公安队伍内部的信任危机。看到自己敬畏的领导腐败堕落,看到有的领导说一套做一套,广大民警产生了信任危机。因此,台上领导在高唱倡廉,政治教育讲得头头是道,台下民警在心里都打了个问号:“这世道,谁信谁?”。领导的表率作用差使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以普通民警为教育对象的政治教育引起广大民警的反感。公安机关中最容易腐败的,是掌握管人、管财、管车、管户口、管出入境等实权的领导,但是这些领导往往在政治教育中以“教育者”自居,被教育者的是广大的无权无职的普通民警。腐败者为廉洁者上辅导课,是政治教育中经常出现的怪异现象。     (三)空洞的说教,民警实际困难得不到关心。在网上调查中,86.5%的民警认为上级领导对民警不太关心或不关心。公安队伍经常召开政治教育、支部会议、民主生活会,但这些会议通常成了领导的“一言堂”。领导读完了文件,开始了说教,说完了,会议也就结束了。基层民警工作、生活中遇到很多困难,如身体状况、政治待遇、配偶就业、分房问题、家庭问题等,这些困难很少得到领导的关心和帮助。      (四)政治教育方法存在争议。                     1、定下“落后分子”硬性指标的政治教育。在某项政治教育中,定下了硬性的指标,规定离岗培训和辞退的民警分别必须达到多少比例。指标层层下放,各单位按总民警数的比例计算不达标民警的指标。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做法在一些部门引起了很大的混乱,有的单位出钱给不达标民警“精神补偿”,有的领导转移矛盾,让民警相互投票决定让谁下岗,造成民警之间相互处心积虑,队伍凝聚力和民警积极性受到很大打击。                     2、损害公安形象,伤害民警自尊的政治教育。在深圳,有的公安部门为了使民警安心工作,领导带领民警便衣到人才市场求职,结果都找不到好工作。领导借机教育民警:“你们素质都不高,有警察当已经很不错啦,有本事你们就走人,没本事就要安心做好工作”。民警自尊受到很大伤害:“我把青春都奉献给警察职业,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了,单位领导还要迫我走人”。“警察求职”这项教育活动得到上级领导肯定和表扬,各大报纸也做了宣传,老百姓一看就摇头:“原来警察的素质这么低,难怪找不到工作,难怪案子也破不了”!这种政治教育实际上对警队来说,起到了反面的效果,不仅损害了公安机关的整体形象,而且伤害了广大民警的自尊心、积极性和集体荣誉感。在民意调查中,有12.7%的民警选择政治教育的效果是“逆反作用”,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3、过于繁复的政治教育,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安业务工作的开展。如近年开展的政治教育,一般由上级拟定教育方案,要求某项教育要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有阶段目标。每个阶段各单位都要有动员、实施方案、辅导、封闭学习、自我剖析、互评、单位及个人总结。在教育期间,机关民警每天上班的主要任务就是参加学习会议和写自我剖析材料;基层办案单位的民警,大量待办的刑事、治安案件只能暂搁一边,办案数明显下降;窗口服务部门,在窗口摆上“下午政治学习”的牌子,群众办事找不到民警,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每个民警在学习中要有专用的笔记,在教育的每阶段要写不少于2500字的自我剖析材料,在单位会议上自我查摆问题,剖析不深刻或字数不够的材料要退回重写。一个教育下来,每个民警要写一万字的各种材料,写满一本以上的笔记,还要复习并集中参加考试,不通过者参加离岗培训或辞退。公安机关内部分工很细,大多数民警的职责很有限。如有的民警的单位中只负责录入电脑,有的民警只负责文件收发。要这些业务单纯的民警从思想根源深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写出一万字的剖析材料,根本没有内容可写。于是,公安网上流传开“通用版本”的各阶段剖析材料,只要拷贝下来,改上自己的名字即可。虽然在教育中强调处理好“工学矛盾”,实际了过于繁复的教育还是影响了工作。政治教育本来目的是为了提高认识促进工作,如果片面强调形式,操作繁复,占用时间过多,反而影响了业务工作的开展,实际上是本末倒置                   三、警察的职业属性及权利义务     (一)职业属性:警察是一种职业。所谓职业,就是“个人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按照管理学原理,人是“经济理性人”。对每个选择就业的人来说,从现实和理性出发,首先考虑的,是想找一份收入高、风险低、前程好的职业,这种择业标准也是社会认可和接受的。大多数人参加公安工作,首先是把警察作为一种职业,以谋取工资待遇解决生活来源,保障家庭收入。但是当前公安队伍一些领导对“警察是一种职业”存在模糊意识,由此产生了“只讲奉献、不求索取”的管理理念。实际上,“只讲奉献、不求索取”只能作为一种理想的愿望,如果作为一种行政的强制要求,落实到相应的制度安排,必然会违反管理学基本规律,造成管理目标与客观实际相脱节,使制度性安排形同虚设。当然,为了培养就业者端正的工作态度和作风,职业道德的教育是必须坚持的。职业道德教育可以提倡奉献精神,但同时也要有相应的精神上、物质上的补偿。换个角度看,教育者如果为了集体利益无止境牺牲个人利益,实际也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在就业中,人们总会自动将自己的职业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对自己的职业和前途进行定位和评估。在网上调查中,84.3%的民警如有机会或有工作能力愿意调离公安机关或自己创业,只有15.7%的民警表示愿意一直从事警察工作。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讯号,这说明队伍中多数青年民警并不十分安心本职工作,一旦有更好发展机会,许多人会“脚底揩油”。深层次的原因分析如下:     1、横向比较的不平等待遇造成警思想不稳定。在网上调查中,86.3%的民警认为公安机关的福利待遇比其它国家机关差。93.1%的民警认为工作压力和工作强度比其它国家机关强度大。从政治资源方面比较,以深圳公安为例,一万多人的队伍,占深圳所有公务员将近一半的数量,才是个局级单位,而市政府其它局级单位有的只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同样一个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市政府,按照正常晋升,很快就是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以上。如果分配到公安机关,可能毕业十年后连个副主任科员都不是,因为公安系统晋升级别指标十分有限。按职位数比例,在公安当个科长比在市政府当个处长的比例还小得多,公安机关科、处级领导的平均年龄比起其它机关领导的平均年龄大得多,留给公安民警的个人发展空间十分有限。这种政治资源的不平等配置埋没了大量的人才,并使公安民警在晋升、工资、住房、教育、地位等方面处于绝对劣势。另一方面,政治资源的劣势并没有得到其它形式的补偿。在网上调查中,94.3%的民警认为超时加班应该按国家标准补加班费。公安的职业性质决定了外勤民警经常加班加点工作,但是超时加班很少有加班补助。     仅仅通过“教育整改、统一思想”是不是就能改变思想作风呢?警队为什么会存在厌战情绪?因为警察也是“经济理性人”,一些警察把自己的职业与海关、税务、工商等职业相比。很明显,警察的待遇差、晋升难、强度大、时间长、危险性高。通过对比,心理产生不平衡。正是这种不满情绪,使民警队伍思想不稳定,一定程度上导致个别警察工作积极性不高,或是警风警纪不正,或是以权谋私。所以说,不平等的公务员待遇,是目前公安队伍不安定因素的根源。                     (二)警察的权利和义务。九十年代以来公安机关进行了一系列正规化建设,严禁刑讯逼供,严禁“乱没收、乱收费、乱罚款”,减少收费项目,部份职权明确划归属海关、工商、城管等单位执法,新闻媒体社会群众加强了对公安机关的执法监督。这些都是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权利与义务应该是对等的,在警察权利调整的同时也应同时对警察的义务进行调整。在当前形势下,警察的权利越来越少,义务却是越来越多。在网上调查中,有52.9%的民警认为警察的未来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1、“有困难找警察”提法是否妥当?公安机关提出“有困难找警察”和“有警必接”。人的“困难”有很多方面,没钱没工作是困难,没户口没房子也是困难,家里水龙头坏了没人修也是困难。目前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公安警力普遍不足,许多刑事案件因为警力不足影响侦破。另一方面,却有许多公安民警响应“有困难找警察”号召,动用警车警力,在公务时间帮群众搬煤气,修水龙头、送小孩,并且受到了新闻媒体的肯定和宣传。有一位警察因为群众家里门反锁了,帮群众从阳台爬上楼开门,结果失手摔死了,成为单位的模范“英雄”。还有大量警力忙于为上级领导的车队开路,为名歌星的演唱会作保卫,为游乐场所充当看门人。各级公安领导是否应该反思,怎样利用有限的警力和资源,才能对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     2、“全天候待命”是否妥当?按照现行《人民警察法》的要求,警察下班了,还是警察,就算不佩枪,不着警服,不带警察证,如果遇上刑案,同样应该负起警察职责,否则以“逃兵”治罪。有的警察提出:“我们保护人民,谁来保护我们”?相比之下,一个教师下班了,没有责任要教邻居的小孩读书;一个税官下班了,没有责任对街头偷税的小店收税;一个工商局的干部下班了,也没有责任查封一间无牌发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公安机关的某些领导对权利与义务的认识是不足的,片面强调了义务,忽视了对等的权利,为了取得宣传效果,为整个警队戴了高帽。这种脱离实际的唱高调实际上是十分有害的。过多、过高的承诺分散的警力,影响了办案,到头来承诺无法兑现,反而受到更多的投诉。群众投诉警察,使警察的威信降低,降低威信的警察,又更容易引起群众的投诉。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这种循环的结果,就是全社会都认为警察承诺不到位,全社会都对警察不满意。如果能够重新明确公安机关的权利和义务,警察该做的义务一定做到,不该做的坚决不做,公安机关就不会背上沉重的包袱,所受到的投诉也会大大减少。     四、几个问题的思考     (一)对公安“先进经验”的衡量和评估。从公安新闻媒体报道看,公安工作年年出经验,年年上台阶。这些先进经验是怎样产生的呢?笔者的调查结果是:先进经验通常是新上任领导创造的。新局长到任一个新的岗位,首先保持队伍稳定,对前任局长的工作表示肯定,对局内的领导进行调查摸底;第二步,逐步对局内领导班子的分工进行调整,任用一些新的中层干部,对原有规章制度进行修改,对前任局长所创造的先进经验逐步进行淡化;第三步,召集智囊团,以某单位为试点,推出新的先进经验和典型,在各大新闻媒体广泛宣传。第四步,在全局开展政治教育,推广先进经验,并上报上级领导,取得上级领导肯定。由此可见,之所以有“先进经验”,是因为新领导需要有“先进经验”来体现自己的政绩。新任领导要想树立威望,必须推出自己一套新的管理方法。建国几十年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年年在摸索,年年在改革,年年有新经验,各搞各的经验,长期没有稳定统一的工作规范,造成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吃药打吊针的状态,起码不是个健康的人,一个单位长期处于变革之中,内部的消耗更是难以估计。以往事实证明,各种宣传报道宣扬的“先进经验”多数并不能长期维持,换了领导,自然分崩离析。笔者认为,公安工作应从“人治”转向“法治”,应该依靠健全的法律和工作规范而不是某位领导新的“点子”。建立工作规范是一个系统工程。依靠法律,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对各项公安业务进行充分调研,自上而下建立一整套稳定的工作规范。领导如果能够不折不扣把现有的工作规范落实到位,已经是很大的政绩,没有必要每个领导都推出自己新的一套办法和经验。网上调查中,64.7%的民警认为各级领导的水平不高。尽管公安队伍“先进经验”很多,但是领导的总体水平并未得到民警的普遍认同。    (二)作风与文风。公安系统警力从来源可分为三类:一为部队派,二为学院派,三为社会派。目前公安系统的中层以上领导,多数是部队转业干部,沿用了部队的军事化管理。部队作风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队伍纪律严明;二是上下等级森严;三是领导绝对权威。在部队作风要从正反两方面看,一方面,军令如山,令行禁止,保证了公安队伍的战斗力;另一方面,绝对权威也容易结成决策失误。当前公安系统有一种风气:凡是领导讲的,都是对的,下属只要执行,不必问原因。在部队,在战争年代,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在特定时代和政治环境是正确的。但在和平年代,在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公安,履行管理社会治安的职责,当前的社会形势是复杂多变的,犯罪分子在暗处,公安民警在明处,因此要不断调整战术,充分发挥公安民警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所谓“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公安领导采取家长式的管理和拍脑袋决策并不能提高工作效率,反而使民警丧失工作积极性。     另一方面,从管理学的角度分析,管理学家斯特格迪尔提出领导行为的结构维度和关怀维度。结构维度强调组织的需要和任务安排,关怀维度强调尊重下属意见。最高的工作效率,就是高结构维度和高关怀维度的结合。因此,领导只有将工作安排和对下属的尊重结合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     文风方面,当前一些公安队伍管理方面的文章,大部分出于宣传的目的,内容“假、大、空”,缺乏实际调查数据,往往与实际情况相脱节,影响了队伍管理方针的制定和上级领导的正确决策。每年各单位的年终总结,都是“形势一片大好”。各单位辖区发案年年在下降,治安年年有好转,老百姓却不认账。说假话编假数字的可以成为先进,实事求是的反而受批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提出来“反对党八股”。国家提出从“讲政治”高度抓好数据统计工作,但公安刊物及新闻媒体上仍重复着数字游戏,一些真正反映问题的公安论文,反而无法发表。                     (三)职位与警力补充问题。在机构改革中,往往不是设定职位,根据职位挑选人员,而是考虑要安排多少干部,解决多少待遇,需要多少职位,再根据人员多少设定职位。机构改革越改机构越大,每次机构变动都成了解决一些人待遇的好时机。     深圳的招募新警工作也有一些问题,缺乏长远的整体计划。通常是在警力紧缺的时候,一次性大规模招警,然后过许多年后,再次短时间内大规模招警。深圳在1995年成立巡警支队,1995年和1996年从毕业生、待业青年、保安员等大量招警。1997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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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减少面向应届大学生的招警工作,每年只有很少量大学生进入公安系统,大量人才被拒之门外。2002年,深圳市公安局从应届大学毕业生招收530名警察,这是自1995年后最大规模的扩充大学生警力。在当前警力紧缺的情况下,新警的招收对整体工作开展有着重大意义。存在问题是,大规模突发性的招警,造成公安系统警员年龄出现断层。1995年招收的巡警,当年民警平均年龄25岁以下,如今平均年龄超过30岁,队伍已经明显老化。再过几年,一支平均年龄40岁的巡警,还能保证战斗力吗?今年突然大规模招警,500多名警员处于同一年龄层次,几年后,同一时期结婚,同一时期分房,同一时期晋升级别,到时公安机关能够同时解决那么多人的待遇吗?今年由于招警数量过多,时机不适,500多个职位只有700多人报名。笔者估计,除去笔试及视力、体能测试不达标者后,录用比率极高。与此对此的是,税务、工商等单位招考公务员,由于提供职位少,报名人数多,录用比例只有几十分之一。可见,在保障录用警力的质量上,公安系统由于名额过多而丧失了选择性,这对提高警队的整体素质是十分不利的。长期以来,公安机关的招警工作缺乏对队伍警力的评估和长期计划。因此,笔者认为,要提高公安机关警力的整体素质,政工部门应该对公安队伍警力年龄、学历、专业组成等进行调研,结合深圳市人口及城市发展需要,每年保持一定数量,有计划地补充高素质警力,优化警队的警员配置,避免警队内部的年龄断层。                 五、警民关系及服务作风的思考    (一)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导向作用。目前报纸的报道大多带着倾向性,正反面反差较大,或是倾向于正面的宣传,或是倾向于问题的揭露。客观来讲,成绩与问题都是存在的,我们应该既不否定成绩,也不掩盖、回避存在问题。有的报道宣传的痕迹过于明显,老百姓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有的报道则为了制造新闻效应,夸大地揭露警队黑暗面。公安工作需要群众的配合,如果群众对公安机关抱着否定和抵触情绪,则对公安工作的开展十分不利。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进行宣传,以事实为依据,让群众信服,使群众从心理爱戴警察,支持公安工作。公安机关在做宣传工作时,应该把握尺度,不应夸大成绩,也不应自我丑化。如“警察求职”这类的宣传,实际上反而损害了警队的整体形象。还有的把队伍内部每年查处多少违法违纪、辞退多少民警作为“成绩”向社会宣传,实际上留给群众的第一印象是公安队伍管理存在问题多。笔者认为,目前的宣传工作,一是要向社会正确传达治安形势的严峻,争取群众的支持和谅解;二是客观反映公安工作的重要性和巨大的工作量,取得政府的人才、财力、物力支持。三是反映民警工作的疾苦,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危险和任务的艰巨,对民警工作表示肯定,对队伍进行精神安抚。至于案件下降多少,治安好转多少那些宣传,说了老百姓也不相信,不如不说。     (二)公安机关的社会服务职能。如何密切警民关系,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改变观念。现阶段公安机关要实现职能转变,从社会管理职能逐步转变为社会服务职能。既是服务社会,就应该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制定出符合群众利益的便民措施。警察的工作社会面最广,需要跟广大群众打交道的,很容易会得罪群众。有的警察工作方法简单,处处以“管人者”自居。比如在进行户口登记时,午夜时分大力地敲打老百姓的家门:“再不开门我就踢进去了”!警民关系受到很大伤害。     另外,要注意工作效率和服务态度。群众到公安部门办理有关手续,“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每次得不到详细解答,正常的手续往往要跑很多次。在网上调查中,69.3%的民警认为公安机关整体效率运作较低或极低。可见,公安机关的整体工作效率不仅群众不满意,公安民警自身也有所体会。     例如,今年深圳市暂住证的申办,手续十分复杂。政策规定了几类人可以办理暂住证,但是,由于实际情况复杂,归纳的几类人并没有把所有正常居留的情况全部归纳在内。也就是说,许多正常居留按正常渠道办不了暂住证,只能通过找关系或其它渠道办理。群众无所适从,反映强烈,导致刚出台的政策一改再改。实际上,如果换个角度制定政策,办理暂住证的问题并不难解决。我们可以参考法律的制定,法律上不犯罪的行为是不能穷举的,而犯罪行为是可以归纳穷举的。法律上归纳出所有犯罪的行为,没有归纳到的,则不构成犯罪。任何人可以做法律不禁止的事情。与此类似,我们可以归纳出所有不符合办暂住证的情形,没有归纳到的,则视为可以办证。这种政策制定的办法,才是真正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急群众之所急。公安机关所有政策的制定,都不应从自身角度出发,应该转换角色,制定方便群众而又不违反原则的管理办法,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三)“良治”照顾弱势群体利益。当今社会阶层分化日益严峻,贫富分化日益悬殊。社会形成“赢家通吃”的界面,有钱有地位者强强结合,更加有钱有地位,影响着政府决策。没钱没地位者在政治上缺乏代表,在社会上没有发言权。社会阶层的形成和两极分化,是极大的不安定因素。公安机关担负维持社会秩序的职责,应该善于缓解社会矛盾,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乞丐、擦车仔、卖花女、妓女、伤残人员、贫困者等,应该给予同情、关心和帮助。应该认识到,社会弱势群体的形成,主要是由社会不公正不合理造成的。弱势群体大多数是为生活所迫,没有人愿意一辈子做擦车仔、做妓女。因此,我们在执法中不能简单的把弱势群体定义为“坏人”或“犯罪嫌疑人”进行歧视和压制。社会矛盾应该进行疏导、缓解而不是强力镇压。在平时执法中应该尊重人权,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些民警习惯于欺软怕硬,看到对方有来头“有料道”的就不敢管,看到对方没文化没背景就滥用职权。如果弱势群体长期受得社会歧视和压制,很可能会激化矛盾,做出反社会、反政府的行为,酿成社会的悲剧。     (四)公安工作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在中国当前国情下,一个国家机关在政府中的地位,往往取决于该单位领导在政府官员中的地位。市(区)公安局长能否参加市(区)委常委,以及在常委中的排名,是公安机关在当地政府中地位的主要衡量标志。公安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大量的警力是外勤工作,大量警力在全国范围以至世界范围出差,所消耗的人、财、物,都是其它国家机关所不能比拟的。从数量上看,公安民警数占所有公务员总数将近一半。这样一个大单位,必须取得政府人才、物力、财力和政策的最大份额,才能保证单位的正常运作。举例说明,政府拨款100万支持当地法院,对该法院来说已经足够使用了。但如果给公安局拨款100万,由于公安警力是法院的8至10倍,100万对公安局来说是杯水车薪。因此,公安局长是否能在当地政府决策和资源分配中取得足够的份额,影响着该公安局整体工作的开展。公安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各级公安领导应主动向政府说明实际情况,争取政府人力、物力、财力支持。                                   总结与建议     总体评价:公安工作在新世纪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国内治安形势错综复杂,如果公安领导对片面乐观,几年后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的承诺不能兑现,将失信于政府,失信于人民。公安工作成绩与问题并存,成绩有目共睹,而存在的问题,涉及到整个公安工作运行机制,依靠某个领导的点子或某些措施的实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有不良的工作体系。党和政府必须有充分的决心,自上而下对现行体制、现行管理办法重新定位和反思,建立一整套科学管理体系和公安工作规范。笔者由于能力所限,只能提几点政策建议:     一、自上而下开展全方位的调研工作。调研工作应由公安系统以外的政府决策部门、法律专家、公共政策专家共同参与。依靠公安本系统人员内部进行调研,往往会受到各种利益集团及领导意志的影响,难以使调研充分客观。     二、借鉴国外先进的警务管理体制。而我国的警务体制长期处于改革摸索阶段,政策很不稳定。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警务体制建立了上百年,体系较为完整,政策稳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三、转变“人治”为“法治”。现阶段很多事件能不能办,决定性因素并不在是否符合政策,而在于领导是否同意,领导的一支笔往往可以凌驾于原则和政策之上。因此,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减少领导的审批权,从“审批制”过渡为“备案制”。另一方面,加强对领导审批权的监督,防止滥用职权。     四、提倡实事求是。对欺上瞒下,虚报成绩者进行查处,改变报喜不报忧的不良风气。     五、切实落实“从优待警”,解决民警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各级领导应深入基层,了解民警疾苦,与基层民警坦诚交流,解决民警实际问题。     六、有计划增加警力,逐步提高警员素质。根据城市发展趋势及治安形势的要示,充分评估现有警力,制定招募警力、优化警力配置的五年、十年计划。     七、重用人才,唯才是用。目前公安队伍中人才有流失趋势(从网上测评可以看出)。留住人才的主要途径唯才是用,全面推行竞争上岗,实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让”,为青年民警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其次是打破领导“能上不能下的机制”,让一些无才无德的领导提前下岗;第三是合理进行工作安排,充分发挥民警的特长,人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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